两天后，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梦想。房子在新生南路三段六十巷一号的陋巷小屋，小屋月租二百二十元，只四个榻榻米大，矮得双手不能向上举，李敖名之曰“四席小屋”。隔壁住着李善培，两人合买了一台收音机，又弄来唱机，把木板隔间挖一个洞，置收音机与唱机于洞口，两人谁都可以使用它。
房不在大，有之则行，斯是陋室，唯吾德馨。“江水皆东我独西”，李敖不以逆境和困厄为苦，反而十有“俯仰之乐”。天将降大任于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皮肤、空乏其身，李敖这些都得到了。他就是要在困境中独养一种大人物的苍茫心境，浩然之气。
他翻开《大藏经》，摊开《宋会要》，找出《东方学报》，他要在书城文海中掩埋他内心的波澜与寂寞。
1961年2月17日对李敖来说是一个伟大的纪念日：他于这一天住进了四席小屋，虽然第一月的房租是借别人的。第二天即有日记记载：
入夜在小屋中边整理边读写，伏大桌上，点一百支灯，听外面小雨声，想到多年奔波，今夜起聊得小休，兴奋得连撒三尿。
“四席小屋”开门就是陋巷，出巷即是台大。陋巷左右门对门共有小屋十多间，进入巷口第一间住着一个胖侨生，每次打他门前经过李敖都心生暗羡：他房里有一台小电扇，而李敖则买不起。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吃饭问题此时仍是“伟人”李敖最大的问题。李敖北上的时候，妈妈送给他二百元、三妹送他一张火车票，而助理薪水又迟迟发不下来，李敖全靠借钱维生，窘迫不堪。
一次在外遇雨，迫不得已，李敖坐计程车回来，这是李敖第一次坐计程车，想不到表一跳又一跳，李敖的心也随之一跳又一跳，车费跳到十元，李敖再也沉不住气了，连呼：“下车，下车！”穷困至此，连计程车都坐不安稳。
施珂在中学教语文，见李敖贫困，代为设法。他说语文老师们懒得改作文，愿以一本一元的代价，由外面承包。由他搭桥，李敖接了第一批活：五十本作文，他一口气改了二十本，赚了二十元。
李敖虽穷仍不改侠义情怀。一天，他只有一张吃一顿的饭票了，而李善培一张也没有，李敖就把饭票送给了李善培，谎称自己吃过了，害得自己饿了一顿。人穷到这种程度，只好赶写文章发表，靠稿费救急。于是，从三月到四月，李敖陆续写出《充员官》、《独身者的独白》、《爱情的刽子手》、《中国小姐论》等文章，分别发表在《中华日报》、《联合报》、《人间世》杂志等，聊辟财源。但李敖人穷气长，决不为钱而丧失自己的立场。当时有份杂志《幼狮学报》，是蒋经国救国团的刊物，稿费甚优，有人介绍李敖去投稿，但被他拒绝了。
李敖不但努力写作，也努力进修，有一段时间他忽然发神经，要把法文、德文同时学出个名堂，于是加入补习班，每周一、三、五学法文，二、四、六学德文，过了一阵子，有人问知情者：“李敖到底是法文好还是德文好？”知情者回答：“那要看你是星期几问他。”
穷则穷矣，但李敖不改其乐。在四席小屋读书、作文、请客、会友、拜师学艺或师友周旋、昼出夜伏或昼伏夜出，倒也紧张有趣。
李敖留有完整的“四席小屋”日记（1961年2月16日到6月19日），不妨拜读几节，与其同乐、同苦，体会他那新鲜活跃的生活景象。
二月十七日——夜与姚先生谈……随我自由研究，在一块大园地里随便种什么。胡先生说的也不一定对。姚的看法也不一定对，可能现在对将来就不对了……胡适之初有揽我之意，询我地址，姚知我写东西给胡之事，姚以我在军中，接胡信殊不便。目前四五月内姚只想给晋生工作，似不想给我工作。为不领干薪，姚拒绝了去年八月起给我薪水，结果六千元失掉了，姚老此作风甚令人佩服……胡问我老子名字，姚答不出。
二月二十一日——启庆早来，同赴校，借五百金，姚老头竟要我开借单，真是可恼可笑，思将珂手中之一百美金转借，乃去第九宿舍……
二月二十五日——去姚家还钱，老头儿吃喜酒去了。
二月二十七日——午与善培合宴启庆于寿尔康，归与启庆品茗谈，再赴校找姚老头，还钱他不受，他言对我之信任与能力之期许与赞扬，又写名片介绍蒋复璁，翻看东方杂志后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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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委蜕大难求净土（2）
三月一日——午前与晋生同骂老头儿，老头儿们惟恐青年人有钱。
三月二日——在福利社小坐，又亮来。转赴姚老头那儿，我攻讦（救国团）“幼狮派”，他劝我“广结善缘”，真乡愿之言也！
三月四日——第一次与姚个别谈话，他似仍不赞成我的婚姻研究，此人真迂！姚老头欲我读宋史，思作《宋代人物的地理分布》，用统计方法。
三月十一日——与姚第二次谈，甚洽，他甚至不知（胡适著）有The Chinese Renaissance， 甚赞同吾译，谓可设法印出，与晋生谈甚久。
三月十四日——晋生中午送来取款单，下午取三千元，生平第一次领到薪水也。姚老头约下午去值班，军文章事大令我不快，最后他的“一句话”也变为“不要告诉我”了，我今天真不愉快，真想挂冠去。我提出傅（斯年）、芮（逸夫）反击他，他说很难很难。老混蛋！（这天的日记背景是：三月十二日的《联合报》上登出我的《独身者的独白》，我拿给姚从吾老师看，他大激动，说做助理不可以在外发表文章！“一句话”，要发表文章大家就算了。我当即表示请辞之意，他忽然把话缓下来，改口说你去写就写吧，但是“不要告诉我”。）
三月十八日——午前个别谈话，姚给我带来宋史，并给我看他的本子中记不再过问我私事那一段，以及我批评丁文江传记等事，此公做考绩似是好手。彼言胡适问我在报上发牢骚，头绪甚多，不知何故牢骚？牢骚何所提？姚又言发表文章亦一佳事，盼用笔名。
三月二十五日——强起赴校，万万想不到老头儿竟花了3800元买了宋会要八巨册，他的热心，真叫人感动！他真会暗中办事情！ 不动声色把事办好。他问我读宋史情形，我委蛇一阵，遗旧作与之。
四月八日——姚持王洪钧文给我看，我立即想做一文抒感。姚攻击庄申甚力。
四月十五日——一早即被叫醒。与姚谈，我说张其昀做得太多，梅贻畸做得太少。
四月二十一日——晨起抄完给林海音信：…我现在的正式头衔是“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国家研究讲座教授助理”，专门给一个老头儿（姚从吾先生）打杂，跟比我大43岁的老派人物做事，自然免不了起纠纷。一天他忽然怒冲冲地问我：“你为什么在《小报》上发牢骚？胡先生（适）在医院里看到了，他问我李敖年纪轻轻的，发什么牢骚，整天挖苦女人，不好好搞历史，为什么？”他颇有干涉我写文章的企图，认为我既是“专任”的国家助理，就不该分心写小文章，认为我不该跟“那些文人”（您可以想象他说这四个字时所发的鼻音）来往。最后他发现我没有悔改的意思，很不高兴，我现在也萌求去之心，这可说是联合副刊的“外一章”罢？
四月二十二日——上午谈话，老东西谈留德往事，兴奋得一塌糊涂。
四月二十九日——午前与姚谈，姚言胡适（前）欲写信给我，他阻之，以我在军中也。
五二日——老姚冬天穿西装扇扇子，午间告我罗家伦欲延我去国史馆，他为我回绝，言我乱写文章云云。总之，他老头子扣住了我，别人休想染指矣。
五月六日——给姚看给胡诗，姚笑不止。
五月十三日——午前与姚大聊天，他骂女学生是“文化花瓶”，我大谈写历史家情史。 五月十七日——姚教我去福州街二十六号访胡，言胡又问到我，姚向胡说我不复为文矣。胡怪我文颓废，姚向胡言我努力，胡言年轻人当努力。
五月十八日——在老头儿室中一整天，看他44年的日记，记老李（玄伯）无耻，记老钱（又亮）反胡，记他偷看儿子日记。
从这些日记片段，我们可以看到李敖与姚从吾老师之间的许多有趣的画面，这些画面是矛盾而生动的，正是他日后写引起轰动的〈老年人和棒子〉一文的张本。这些画面充分体现了姚从吾作为老一辈对李敖这种青年人的善意怜惜以及难与沟通的矛盾，也体现了李敖两难选择的尴尬，一方面他深知老一辈对自己的殷殷厚望都是为自己好，另一方面他又不能接受这种好意。他要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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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要那么快乐干吗（1）
隐居在“四席小屋”，李敖决心做一个有知无欲的超常者。但看到、听到朋友在如火如荼地结婚、交女友，他内心何尝不起涟漪？何尝不觉得自己的山楼如同地狱？只不过一个更伟大的理想使他克制住了情感上的要求，为了这一目标，要那么多世俗的肉体快乐干吗？
“四席小屋”不错，李敖这样想，“四席小屋“很好，老鼠也这样想。每晚李敖伏案工作时老鼠为他伴奏，等他躺在床上后老鼠却比他更勤奋地工作，实在扰人；晚上如此，白天也美中不足。小屋因地处要津，每天客人不断，最多时一天有十四个客人，附近环境又太吵。老太婆、少奶奶、小孩子一大堆。结果李敖人虽在破巷，但自己却先“不堪其忧”起来。熬了四个月，决定下乡。选来选去，在新店选到了一间小房，背山面水，每月两百元。
6月15日，李敖将书装了一卡车，到新家报到。新家是新店狮头路十七号，李敖命其名为“碧潭山楼”。所谓山楼，其实很简陋，不但通过陋巷，还要通过臭菜场与臭河沟，房子只是一间五个榻榻米大的小房，不过是钢骨水泥的，绝无鼠辈在头上奔驰，也算不足中一美也。
山楼每月租金200元，而李敖每月的薪金在只1000元，但为了心灵的修炼，李敖宁愿花光每月的“一万个一毛钱”。
新店的乡居是李敖27年来最淡泊，最宁静的日子。他或一人徜徉山水之间，或入夜泛舟碧湖，或看廉价电影，一人极得孤寂之乐。他在房门外挂的牌子是：也许在划船、在看电影或在吃饭，反正没离开新店。
7月11日他写一《生活小偈》，颇能反映这一时期其生活的恬静悠然：
夜凉似水，几静灯明，小室独处，抽烟品茗，一念不起，心定神凝，静中读书，浩（改“悠”字亦佳）然忘情。
何况读书作文之余，还有“女坏蛋”偶然挑逗挑逗，使其可以放肆一谈，过足嘴瘾，调剂得倒也适当。7月12日李敖写有《女坏蛋的第一次试炼》：
下午研究所报名毕，将上车，鲍家麟等五个丫头忽莫名其妙地邀我，说请我吃冰，七嘴八舌，述我的“影子”，诸如平光眼镜、军中防言、帽中女人、信骂“莎岗”、遮日记给人看……不可胜数，我纵言反击之，极得豪迈之乐，我以凤梨酥、坏蛋论、狗眼看人低等论揄之，了无所忌，又言偷看老姚日记等事，使小鲍家麟以手帕遮小口大笑多次，真开心……
7月22日写有《打水仗回来的感想》：
今天是周末，我看了一场《陷阱》……下午大练水泥石礅，昨天做的，工本十九元，一定要练出一个伟大的体魄不可。晚饭番茄四只。独自泛舟归，三汉子三丫头已在座，又去划船，大打水仗，华俊惨败，客散伏案，已一时矣。
但表面上如此快乐的李敖内心实际上是极度寂寞的，在风平浪静表面下始终翻涌着惊天的骇浪。他一刻也没停止思考自己的出路：在青山里，在绿水边，在吊桥上，李敖仔细地思考自己的过去，自己的未来，细想自己应该走上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怎样去走这一条道路。
7月22日打水仗归来，李敖写下这一段感想：
似乎每件事都可以引起我的一点小感想，想到头来，所感者只是一种，就是不管别人怎样变化，不管别人怎样看我，我都不介意、不沮丧，我李敖就是我李救，我讨厌市侩之浮名，我讨厌被动，讨厌走这年青年男女所走的路，“命运”注定我要走我的路，而山居独立，正是一个起点，我高兴我竟在二十六年的“为外物所牵”的生活以后，竟能开始定上我真正该走的路。我不能不高兴，当然在这种高兴里面有着相当比重的孤寂与叹息，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是这么迷信我自己，迷信我自已所走的路！当我看到到陈其龙和他的女朋友，看到小丫头白白的膝盖，想到鲍家麟那白净聪明的小样儿……也许我也未尝不稍稍起一点“忮求之心”，但是这些“妄念”很快地就被我那对“重大的决定”的迷信打消了，打消得烟消云散，我看着善培送我的好烟好茶，想到我已经不再是一个温情和多情的人，也许我愈来愈变得理智与冰冷，对人淡漠，我没有办法不这祥变，只有理智的独行特立可以拯救我自己，我把我自己跟这些年轻人拉了条鸿沟，这是一条没有人肯去也没有人能走得好的路，可是我走了，它给了我永恒安全与成绩，这三项安慰是任何欲望太强心儿太浮的人得不到的。
7月31日写〈人间俗气一点无〉：
留学考放榜。引起我许多感触，我觉得在默察人生上面更向前迈了一步，好像我走的路，愈来愈跟他们隔得远了。我的思想现在显然是相当出世的，出世得觉得“许多事是盲动，许多话不值得说，因此我显然选择了喜欢独处与不爱多说的路，我打不起劲儿去热中人事，我毕竞是反派的人物，我不再能肯定世俗的荣耀与腾达，一个走到我这种境界的人，不会再有寂寞的感觉，我不伯孤独，我不怕孤立。
想到死亡与牢狱，常常想到死亡与牢狱，我为什么不去做我喜欢做的呢？我该笑“尘网”，在“尘网”中漏下来的没出息的“被遗弃的人”，我就是一个。我突然发现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犬儒派，除了不在木桶里面外，我实在找不出我走的方向与Diogenes有什么不同，这是一条多好玩的路，一条永远可恃永远清净的路。做点有灵性的事，说点精炼过的话，写几篇真正属于李敖自己的文章，无牵无挂，终此顽生，不亦快哉？
3．要那么快乐干吗（2）
当李敖搬到新店时，有的朋友说他顶多住一个月就会撤回台北，有的说最多两个月，他们的依据是：以李敖这样对女人热中的人，他绝对耐不住独居的寂寞，即使为了石榴裙也会乖乖而回的。
也许是怕朋友寂寞，也许是为了诱惑李敖回到尘世，在这期间朋友们给他介绍了很多女朋友，但李敖要么拒绝见面，要么见一两次就强迫自己快刀斩乱麻，重归“修道”生活。
但人非圣人，岂能无欲？看到、听到朋友在如火如荼地结婚、交女友，李敖内心何尝不起涟漪？何尝不觉得自己的山楼如同地狱？只不过一个更伟大的理想使他克制住了情感上的要求，为了这一目标，要那么多世俗的肉体快乐干吗？
7月29日在《病后小记》中有言：
昨晚独泛看月出，忽得呕疾，午后新汉得电，惊慌前来，马戈亦“掩喜“而至。今晚二人皆有约，皆跟小娘子快活去也。
准备考试，殊烦厌，此生将不复致力于此……我无法答复我的自问，我无法否定女人与人生的意义，理论上我无法自圆，但在实行上，我至少可以“这祥活下去”，虽然没有女人，可是还可以活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