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考试，殊烦厌，此生将不复致力于此……我无法答复我的自问，我无法否定女人与人生的意义，理论上我无法自圆，但在实行上，我至少可以“这祥活下去”，虽然没有女人，可是还可以活得很景气，技术上既然没有什么困难，我反倒喜欢起“董事长”（孟大中）那句话来：“耍那么决乐干吗？”这句话真有它的分量，何况为了获得女人的肉体，不快乐的代价不是记忆犹新吗？唉，算了，算了，还是一个人过吧，“要那么快乐干吗？”
日来多申厌情（厌恶温情）之意，是乃大割（收割），悲情者，无动于衷也；无情者，不形于外也；信之为物，与李敖实不相称。故只好去之；去之唯恐不尽不坚，故厌之。
8月17日写《丽珍生日感言》：
送走又亮，已是下午，闭门静想，望着窗外的铁栏，如置身狱中。
是七巧，丽珍阴历生日又到了，决定无所表示，最后一次机会我也放弃了。
……
我的气息如此坚决，我甘心把我自己堕入孤独、小屋、幻想和工作里，我不太倚靠理论，我只信任“实行上没有困难”，我相信这一点，因此我几乎没有顾忌地放弃了大量的“快乐”（某些种类的，也许是合乎自然，可惜是高价而短暂的）。
刚才窗外一个穿浴衣的小女人即刻引起我的勃起。也许我这种强烈的欲念与我走的“中古式的寂静主义”的道路太不相称，可是至少在目前，我丝毫没有走回头路的企图。
……我在变化，成功地变化。过去的李敖将不认识今日的自己，我不能不惊叹于我的能力，我毕竟把我锻炼成一个我要变成的人，我不想后悔！ ．
事实的确如此。李敖称自己这一时期的生活是狄杰阿尼斯式的“犬儒主义”生活，但这种修道院式的自律、修炼是禁不住试炼的。所以，尽管当时他正紧张地准备着考台大历史研究所的研究生，但每当夜深人静，倚窗凭栏，往昔的温柔乡生活还是象一根无形的绳子，将他与过去、与世俗、与爱情紧紧地联在一起，所以一旦美女在前，而且有望上手，他的形而上还是狄杰阿尼斯，可是形而下却不狄杰阿尼斯了。当美女王尚勤与他偶遇之后，他搬回世俗尘世了。
4．老年人和棒子（1）
1961年11月1日，犹豫彷徨很久的李敖终于在《文星》发表《老年人和棒子》，从此把自己投进急湍里去了！
这是一篇行动的誓词，也是一代有为青年的宣言。犹豫的李敖消失了，以昂扬的姿态投入战斗的战士李敖正式走进了文化主战场！
两年前为了回避“罗”考研究所，李敖就没报名，现在，经过新店山居一段安静的准备，李敖终于考上了研究所。
事实上，李敖的成绩，在台大已经极为突出，识货的教授们早已谈“李”色变，“噤若寒蝉”。在李敖口试时，众教授（姚从吾会师在内）环坐，但没人“敢”提问题考他，最后，主试者文学院长沈刚伯问了一句：“你还要穿长袍吗？”遂在大家一笑状态下，考取了！
然而，李敖虽然做了历史研究所的研究生，但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和整个研究所的气氛格格不入，和身边一个个头发斑白、硕果累累的老学者格格不入。他尊敬他们，却总觉得他们付出的与得到的实在不相称，特别是对一直眷顾自己的姚从吾老师，李敖更是怀着一种复杂的感情，也就是从他身上，李敖得到直接的启示：决不能走姚老师他们的那条路。
1963年1月1日，李敖在《文星》第63期发表《十三年和十三月》，基本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这一立场：
多少次，在太阳下山的时候，我坐在姚从吾先生的身边，望着他那脸上的皱纹与稀疏的白发，看着他编织成功的白首校书的图画，我忍不住油然而生的敬意，也忍不住油然而生的茫然。在一位辛勤努力的身教面前，我似乎不该不跟他走那纯学院的道路，但是每当我在天黑时锁上研究室，望着他那迟缓背影在黑暗里消失，我竟忍不住要问我自己：“也许有更适合我做的事，‘白首下书帏’的事业对我还太早，寂寞投阁对我不合适，我还年轻，我该冲冲看！”
于是，在寒气袭人的深夜，我走上了碧潭的桥头，天空是阴沉的，没有月色，也没有星光，山边是一片死寂，一片浓墨，巨大而黑暗的影子好像要压到我的头上来，在摇撼不定的吊桥上，我独立，幻想，更带给自己不安与疑虑。但是，一种声音给了我勇敢的启示，那是桥下的溪水，不停的，稳健的，直朝前方流去、流去。我望着、望着，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我眼前的溪水已变成稿纸，于是我推开《窃愤录》，移走《归潜志》，拿起笔，写成了投给《文星》的第一篇文字——《老年人和棒子》。
《老年人和棒子》登出的时间是1961年11月1日，《文星》第四十九期。犹豫彷徨很久的李敖终于以这篇文章为里程碑，把自己投进急湍里去了！
早在读小学和初中时，李敖就立下了“用文字救世，鼓动风潮，关切苍生”的志愿。现在，他找到了实现自己理想和抱负的准确契机和方向，并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李敖此文源于王洪钧的一篇文章《如何使青年人接上这一棒》，此文发表在《自由青年》第二十五卷第七期上。政大外文系主任李其泰读后很受触动，就剪下来寄给自己的老师姚从吾，并写了一封推崇这篇文章的信，而姚则在研究室里将这篇文章拿给李敖看了，李敖匆匆看了一遍，对姚老师说：“王先生在文章里说得很明白，他说‘首先不必谈如何使青年接上这一棒，倒要看看如何使老年人交出这一棒’。站在一个青年人的立场，我所关心的是：第一，从感觉上面说，老年人肯不肯交出这一棒？第二、从技巧上说，老年人会不会交出这一棒？我担心的是，老年人不但不肯把棒交出来，反倒可能在青年人头上打一棒！” 因此他告诉老师自己想写一篇文章抒发一下读这篇文章的感想。
文章紧紧围绕老年人如何交出棒子，青年人如何接过棒子理论。李敖首先从台湾的形势分析入手，指出老年人交出棒子已是历史发展的大势。中国的青年一代，经过多年的战争，从50年代起，大体上已在比较安定和平静的环境里读书、学习、工作，到60年代已经基本成熟，已可以承担重大的担子，而老一代，无论学人也好，其他行业也罢，也都到了叫交出棒子的时候。
文章接着分析了拿着棒子的老年人的类别：一种人拿着“莫须有”的棒子，一种人拿着“落了伍的棒子”，一种人拿着“不放手的棒子”。第一种人除了麻将牌的技术外，大概什么也交不出来，所以不必担心；第二种人，李敖建议他们向胡适学习，永远做白头新人物，不要在年轻时代激进，老年时代冥顽不灵。李敖集中炮火批判的是第三种人。李敖反对“一面通宵打牌，一面‘我老了，看你们的了’的传统”和“一面庸德之行庸言之谨，一面舞着棒子‘杖于朝’的传统，也反对“只有老年为青年的安排与教训，没有青年自己的（真正的自己，不是‘代表’的‘模范青年’）的心声”这种不正常的现象。
文章犀利地批判了传统的伦理教育：
我们的传统是“君子”式的“儒”，在这种传统底下，为一般人所称道的人格标准竟是态度颛顼的厚重，庸德之行，庸言之谨，逆来顺受，知足安命，与世无争，莫管闲事，别露锋芒，别树敌，别离经叛道，要敬老。……这些标准上铸造出来的人格是可以想象的。
从我14岁到台湾开始，我亲身在这种世风，学风与文风里长大，并且亲眼看到这一代的儿童、少年与青年如何在长大，在恶补化的小学教育里，在模子化的中学教育里，在毫无性灵的大学教育里，在一窝蜂的留学考试里，我依稀看到这是一个悲剧的起点，一个恶果的下种，这个悲剧和恶果也许必须在这一代“当家”的时候才能明显地看出来。我们上一代承受了老祖宗们留给他们的悲剧的恶果，现在我们又要承受上一代，眼睁睁地静候他们的导演和耕耘。13年来，我对上一代的所做所为已经肤尝身受，我要坦白说，我失望透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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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老年人和棒子（2）
李敖明确表示了对“老年人”的失望：
对那些老不成器老不晓事的老爷们我不愿再说什么，对那些老着脸皮老调重弹的老奸巨猾们我也不愿再说什么，只是对那些以老当益壮自诩，以老骥伏枥自命的老先生们，我忍不住要告诉你们说：我们不会抢你们的棒子，我们不要鸣鼓而攻我们的圣人的棒子，我们不希罕里面已经腐朽外面涂层新漆的棒子——我们早已伸出了双手，透过沉闷的空气，眼巴巴地等待你们递给我们一根真正崭新的棒子！
这是一篇行动的誓词，也是一代有为青年的宣言。犹豫的李敖消失了，以昂扬的姿态投入战斗的战士李敖正式走进了文化主战场！
这篇文章发表后产生了很大的反响，随之在《文星》、《文坛》、《新闻天地》、《自由青年》、《民主评论》等杂志上都有相关讨论文章发表，青年人觉醒了，他们联合成一股力量，要和老年人进行一场棒子战了！
更重要的是，《老年人与棒子》的发表在使李敖看到自己实现理想的道路的同时，也使他更加难以忍受令人窒息的“纯学术”式的经院道路，1961年11月25日，他在给姚从吾老师的一封信中明确表明了自己的这一苦恼：
每当您刚走后，我关上研究室的灯和门，准备让夜色吞噬我的时候，我就忍不住在“高楼”中有点黯然，“大难”随时可以当头，可是由于您的支持，我总算觅得一块“净土”来安置我的肉体。我不是一个用功的人，我的身世与气质都使我怀疑我能否走纯学术的路，我的许多朋友是年轻人，年轻人自然有许多被老年人“奇怪”的苦恼，可是比起他们来，我的苦恼似乎更“错综复杂”。我用这四个字，并没有什么自豪的意思，摸索了这么多年，我毕竟发现我愈来愈渺小，而且糟糕的是，我又自甘于渺小，自知我不能不渺小，我用我那渺小的眼睛望着“高楼”，在我那渺小的头脑里，我是多么不愿浮现出陈子昂那首登幽州台歌呵！
5．向胡适要钱（1）
“没有人相信我穿的衣服没有一件不是老子的余荫，没有人相信我要筹还大学时代的零星旧债，没有人知
道我为买书而存下半年吃早饭的钱……”
踏上战斗征程的李敖仍被贫穷牢牢地压迫着，无奈之下，他给胡适写了一封信。
军号以吹响，战斗已打响，但李敖还是穷得叮当响！虽然他有了工作、虽然他写了不少文章，虽然他睡上了木版床，虽然他还在为学生改作文，但贫困仍象一块巨石牢牢地压着他。
虽然李敖现在给姚从吾老师做台湾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助理，但因为该会成立不久，一切还没有完全上轨道，所订一些规章不尽理想。在助理人员发薪上要拖上一阵子，李敖身受其害，忍不住了，但为了不使姚从吾老师为难，他直接“通天”：10月6日李敖直接写信给老师的老师胡适，向他抗议，因为他是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信中这样说：
我们做助理的人与研究讲座教授和领甲乙种补助的先生们不同，他们有教授、讲师的本薪，补助的钱对他们是“安定费”，是本薪以外的“补”与“助”，可是我们“助理级”的就不同了，早几天或晚几天发薪对我们所生的是不能跟他们比的，每月唯一的一千元，它是我们的本薪，它迟迟不发，对“专任”两个字是一种讽刺，并且使我个人不好意思再向姚先生借钱，使我三条裤子进了当铺，最后还不得不向您唠叨诉苦，这是制度的漏洞还是人谋的不臧我不清楚，说句自私的话，我只不过是不希望“三无主义”在我头顶上发生而已。
第二天胡适就回了信，信中说：
李敖先生：
自从收到你七月四日的长信和那一大盒卡片之后，我总想写信请你来南港玩玩，看看我的一些稿件，从吾先生说：“等他考过研究所再找他吧。”后来我见报上你考取了研究所的消息，那时我又忙起来了，至今还没有约你来玩。
过了双十节。你来玩玩，好不好？
现在送上一千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
你的信我已经转给科学会的执行秘书徐公起先生了。他说，他一定设法补救。
祝你好。
胡适 1961年10月7日夜
这张支票可以在台北馆前街土地银行支取。
收到胡适的信和一干元后，李敖非常高兴，也很感动。胡适的古道热肠给了他很大鼓舞，也使他更深地了解了胡适的表达胸怀。胡适此举，决不是因为李敖的父亲是他的学生，而纯粹是基于李敖的治学成绩，他有眼光看出李敖是最有潜力的台大学生。但也有人说风凉话，说胡适此举，意在收买人心。但他老先生这样做，对人有益，对己无害（除了少了一千元外），又何乐而不为？别的老先生，高高在上，会这样帮助一个年轻人吗？一比之下，就知道胡适的高人一等了。
为了救急，李敖只好动用胡适寄来的这一千元，但决定不把这一千元做为赠款，只做为贷款，以后一定想办法把钱还给他。
胡适的这一千元的确帮了李敖的大忙，但却不能根本解决李敖的生计问题，即使后来工资发下来，也是如此。助理薪水是三月一发，钱虽不多，却不准兼差，有时又不不准时发薪，寅支卯粮，也需有粮才成，可是从何支起？何况李敖夏天又考上了研究所，按任用助理的规定，助理是专任，研究生不能做，所以专任助理的一千元薪水也没有了，只能拿研究生的研究费四百元，这点钱根本不够李敖做研究和生活用。后来姚从吾老师想出一个办法，就是让一位中学老师顶替李敖助理职，而由李敖兼任教职，可学校不同意，所以最后也泡汤了；在考研究所之前，李敖自信考取后虽然丢了专任助职务，但因为研究生可兼助教，所以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不料等他考取后，沈刚伯为了抵制李敖，突然废除了研究生兼助教的规定，硬定另聘研究所外的人担任，后来李敖放弃研究所不念了，沈刚伯又恢复了研究生可兼助教制。
穷则思变，李敖心生一计，想变专任助理为兼任助理，兼任助理就可以兼职谋事；同时他还想到杂志社兼职，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
为此，他频频给自己的顶头上司姚从吾写信，上“陈情表”。
1961年8月27日，李敖在给姚从吾的信中表述了自己想到杂志社兼职的苦衷：
老师：
有一件事我一定得听听您的意见。
马宏样在大陆杂志社的事他想让给我，业务不忙，同时可增加点编辑经验。
生活方面，如果兼任助理500元和＇研究生＇研究费400元，杂志社600多元的薪水，可以帮助我改变一些现状：可以买儿本书（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大量买书了），同时还可以还还我几笔数目不小的债务。
但姚从吾显然不赞成李敖的打算，而是劝他“应志其大者，远者”，“不受三年苦，难得人上人”，并希望李敖以后在这些事上不要太随便决定。
1961年12月13日，李敖给姚从吾老师写了一封长信，其中说：
我决心去教书，用真正的汗珠来换取我应得的酬报。也许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