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心去教书，用真正的汗珠来换取我应得的酬报。也许那些钞票才是真正属于我的。
长期会的本意在安定学人生活，在长期经援的安抚下，我这个小“学人”也分到一千元（配济、房子、图书费、车马费兼而有之）。这个数目，仅够维持一个学生的最低的生活．而不是一个“学人”的最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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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向胡适要钱（2）
一个学人的最低生活标准是一间安静的小房（不是十人一间的宿舍），深夜可看书（不是在宿舍偷点蜡煌），每月可以买几百元的书，看两场电影，吃一次老爷饭店（虽然我从来没去过）。……
我对生活标准看法是，一个敏感的青年人，他的精神已经痛苦太多，我们没有理由再要求他在肉体上、生活上，再吃更多的苦；没有理由说他租一间小房，逃开城市和俗人的喧嚣，每月花光一万个一毛钱是奢侈！……
没有人相信我穿的衣服没有一件不是老子的余荫，没有人相信我要筹还大学时代的零星旧债，没有人知道我为买书而存下半年吃早饭的钱……
也许我真该后悔我念这个研究所，每月四百元确公费，能专心研究什么？如果为生活不得巳去“汲汲于道路”，把青春的兴趣浪费在穿衣吃饭上，那倒不如干脆去近史所或“国史馆”来得好！（我不觉得我不够资格，至少“成绩单”不如我的同班同学都在那里受着“高酬”。）．因为那些地方至少把我的学力、兴趣与谋生打成一片，学问即在饭碗中，饭碗即在学问中，不必靠偷改作文或乱写稿子来赚外快。
我并不是计划告别学问。可是我知道学问对于我，目前简直是一件奢侈品。做学问需要大量的安定与气质，至少对我我这种“内多欲而外好学问”的人是如此……基于这种自觉，我觉得我不能再恋栈了，我觉得我不配做您的助手，您的研究室里也不该收容这么一个文化浪人，我的个性也不适合做学人的材料， 我好对偏锋，我不扎实，我没耐心，我不满现状，我在各方面都没有根，我像水面上的浮萍。……
我的性格似乎又不是安贫守素派，贫使我不安，素使我乏味，我知道我冲不出这层玻玻璃，不但冲不出，早晚还被苍蝇拍子下来，在我眼中，我的前程不过如此，既然这样，我何不干脆例行逆施，落个痛快？……
十个月来我不相信穷不能为学，现在我相信了，至少我相信它使我的学问的成绩大打折知， 过去我奋斗、我挣扎，为了不让米缸和当票困扰我做学问的情绪，现在我不奋斗了，不挣扎了，我决心去做一个中学教员，把我的青春与活力，埋葬在另一代的愚昧底下。疏远学问虽然痛苦，可是当我发现胃口和帐单使我不得不接受现实的时候，我只好安慰自己说： “这是暂时的！”虽然我明知道，青春也不是永久的。……
我知道我使您失望，我知道我对不住您。我倚恃着您的大度与好意太久了，在我即将离去的前夕，我不能不向您详陈始末，用眼泪来结束我这十个月的助理生涯，那是我对您的最好交代了。
从这封信我们不难看出李敖当时的窘迫状况，一代奇才，为生计所累，不能尽展其才，仅为生存而苦熬，难免他要另找出路，另做他谋，其实象他这样的人，现在仍在为生存奔波的又何止千万？贫困，不知使多少稍露锋芒即被吃饭压倒的奇才最终陷入泥沼而一生碌碌。
姚从吾老师读到李敖的信，竦然动容，马上写信给李敖：“提出一千元，送供需用”，并且一天连写三封信给萧启庆，让他去劝劝李敖不要着急，要作些长远的打算，在其中一封信中说：
李敖兄这些日子怕是够苦的了。一切以外的不凑巧，让他陷于困境，颇不应该。我昨天下午方领到研究讲座的补助费，特提出1000元，请你给他送去，稍济眉急，如何（并可便中劝劝他，研究一个办法。我想：明年1月间，大致均可好转了）？
他昨天又写一长信给我，很引起我的同情。但我已把款备好了，预备今天（礼拜六有课）给他，他又没有来，只有请您多跑一趟了。我很抱歉的是：1、兼任助理遭到意外的挫折。2、北商分校教书，也须等明年一月内或二月初方可确定。3、李兄个性强，又不随便接受他入的帮助，您又不在、无人劝解。4．我在北平时颇有办法。现在，往往自己陷于困境、一筹莫展。奈何！这一千块钱，请他收下，以供急用。…… ’
萧启庆那时正在复兴岗当兵，收到姚从吾的信后，在17日到21日间，给李敖写了三封信，最后一封说：
敖之：
昨日去台大访你，听说你已好几天没去了，结果遇着姚老，他又要我去新店“劝你”，我虽然答应了他，但因公路局不帮忙，等了半小时车都不停，一气之下，乃径自凯归复兴岗了，若遇老头，就说我去过了。
姚老要你径自和杨培桂“联络”，并要我把杨的地址转交给你，附在信里。
星期六的专题研究， 因姚先生有事，暂停，你不必去了。
星期日早晨我去拜访你。能否在府稍侯？
启 庆
廿一晨
陶老三来一信，也附在信里奉上。
杨培桂当时在台北商职教书，姚从吾打算让他接替李敖的助理职，而李敖接替他在台北商职的教员职务，算做私下交换，可惜后来商职同意杨走，却不同意李来。
信中提到的“陶老三”，指的是陶晋生。陶晋生是陶希圣的儿子，在历史系比李敖高三班，他和李敖一起给姚从吾老师做助理，后来留学美国。
这时姚从吾老师见李敖生计困难，认为陶希圣欠他的情，就想把李敖介绍到陶希圣主持的《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暂时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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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上胡适五千言书（1）
收到胡适送来的一千元，李敖激动之余，给胡适写了一封长达五千言的信，回顾了自己和严侨的关系、自己如何受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而在思想上达到新境界的情况。出乎他意料的是：这封信后来竟给他带来那么大的麻烦。
李敖大吃一惊：严侨没死！
李敖收到胡适救急送来的一千元和信后，内心的感动是可想而知的。
1961年10月10日，李敖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伏案给胡适写了一封五干余字的长信，推心置腹，情真意切，令人感动。
长信回顾了自己对胡适崇拜之情的发展过程，详细叙述了自己的身世，自己和严侨的关系、自己如何受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而在思想上达到新境界的情况。
只是李敖和胡适当时都没想到这封信后来竟会给李敖带来那么大的麻烦。
李敖在信中说：
老年人总爱把青年人当毛头小孩子，所以我们心眼儿的话都不跟他们说。你在这方面非常开明，所以“李敖先生”愿意请你听听他的故事。
我不喜欢假惺惺的谦虚，我自觉我个人的身世很有代表性，我觉得我个人的历史很可以代表现代中国的某一些青年人——他们怎样在长成，在选择，在迷乱，最后怎样在制式教育底下做了叛徒。这一段辛苦的过程中，多少青年人倒下去了，我是运气较好的一个，因此我还能自由地活着，活着讲我的故事。……
整个的初中我都陷在迷乱里，直到我进了高中，直到我碰到了我的老师严侨（以侨），我的生命才起了突变。严侨是严复的长孙，初到学校的时候，立刻使我们倾倒，他的热情与犀利，文理科的知识，英日文的熟练，都不是那些混饭吃的教员比得上的。很快的，我跟严侨建立了友谊；很快的，我知道了他为什么整天买醉——原来他是共产国民党！
……严侨死了，在他原来的神到自由主义的神的路中间，他倒下了。
“严侨事件”是我生命里第一次受震撼的事件，他的离去使人有很长一阵子心灰意懒， “严桥事件”对我是一个总结，它刺激我，使我重新给我自己结了一次帐。那时候的“李敖思想”是一个大杂烩，那时候的我，做过全台湾三民主义论文比赛的得奖人、台中市祝寿论文的冠军以及钱穆的忠实读者。一个中学生，收到钱穆写的信，送的书，竟没有变成钱穆的徒弟，竟在几年以后放弃了“钱穆的路线”，这不能不说是怪事吧？
如果我没有看过右派的左派的或是国粹派的书，而只看过你的书，而受你深刻的影响， 那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可是当我在右派的书堆里打过滚，在左派的远景里做过梦，又在国粹派的本位论底下受过欢迎以后，转而拿起“胡适文选”，这该是一件很有味儿的事。就老一辈的人说，在中国，没有第二个人能带给我这么大的变化，使我在迷乱里面。放弃了旧道路——那些使我着迷了好多年的老路。……
等我又大了几岁， 对你的看法已很少“人身崇拜”的痕迹了，我觉得我比较能够更清楚地认识你，了解你，你有许多使我失望的地方，也有许多地方非常可爱，我觉得你有点老惫，虚荣心与派系观念好像多了一点，生龙活虎的劲儿不如当年了，对权威的攻击也不像以前那样犀利了。我这种感觉只是感觉而已，我把它们多少表示在我给你的信和诗里， 我知道你不会介意的，我没有用看“太老师”的眼光来看你，我支持你，向别人为你辩诬， 使我在军队中得到“思想游移，态度媚外”的记录（我想你不知道军队中有着很盛行的“枪毙雷震，赶走胡适”的革命理论，这种理论同时还有蔓延成“枪毙胡适”的趋势）。同时我也批评你，我不忌讳，如果我远远站在一旁，诫惶诚恐地“执弟子礼”，或是满纸“道席”、“钩鉴”，那未免太俗气。我喜欢你，为了你是一个“人”，有尊严，有味儿，我受你影响和期望自己的，也无非是在权威和群众底下努力作一个“人”，不出卖自己，不低三下四，我喜欢麝，为了它们在必要时会毁掉自己，为了换取不妥协。有一次我向殷海光开玩笑，我说：“殷先生，你在台大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几个自由主义者，一受军训，全都变成国民党了，据我所知，他们有几个还是自愿的。凭这一点，你应该佩服我。”
也许我值得骄傲，为了我始终未曾放弃我的信仰，虽然受了不少苦，得了不少不方便， 可是我不在乎，如果我有点才干而不能照我的意思来“行道”，我会毫不费劲地背起我“自毁主义”下乡去。
我像不相信权威那样不相信传统，我是一个小人物，我不相信我能打倒什么，但是他们除非很费劲，否则也很难打倒我。我像一个王八，他们不理我，我可能冷不防咬他们几口，使他们气得血压高一高，如果他们勃然大怒操刀而来，那我就只好缩头不出，任他们花言巧语，我也是不妥协。我可能是一个最没出息的Cynic，在青龙偃月之下，自信不能做文文山或史可法，只好选择罗素的泄气论，不过套一句蒋总统的话即“不到最后毁灭关头决不 轻言屈服”，这一点总可得“最佳勇气奖”。……收到你限时寄来的一千元，开心之至，温源宁、朱文长他们都记述过你慷慨解囊的故事，今天我竟身受其惠。裤子既赎回， 可说句大话，就是钱本身是身之外物，你对人的体贴该考第一，你用你收下我送的书的事来“诱”我收下这钱，其实这是不能相提并论等量齐观的，钱是可爱的，可是我若收了，我不能打理由说这是不“苟取”，老祖宗们鼓吹“一介不苟取”，何况一千元乎？所以在这件事上，我要坚守固有道德——不能收。你既然这么好心帮我一个大忙，那么就让我把它做为一项借款，用它救一下急，周转一下，缓一口气，我决定在明年三月十二日还你，“你千万不要推辞”。这样办，又不过分贪财，又不过分猖介，又没有利息，又穿上裤子，真是再好没有了！
6．上胡适五千言书（2）
如果“谢谢”两个字能表达我的感动，我一定毫不迟疑地用它来表达！如果我不用这种字眼，请你允许我寻找另外一种表达的方式。
胡适收到李敖的长信，读后大为感动，忍不住把李敖的信拿给几个熟人看，“奇文共赏”。无巧不成书，1961年10月28日，叶明勋、华严夫妇去南港看望胡适，胡适又把李敖的信拿出来让他们欣赏，这对夫妇告诉胡适：严侨并没有死！他还在世，不但在世，并且已经出狱了！
胡适马上把这个惊人的大消息写信告诉了李敖。
1961年11月1日，姚从吾在台大研究室中，从皮包里拿出一封信，当面交给了李敖。信是胡适写来的：
李敖先生：
有个好消息报告你。 ． ·
严停云女士（《智慧的灯》的作者）和她丈夫叶明勋先生昨天来看我。他们说严以侨已恢复了自由了，现在台北私立育英中学教书。他喝酒大多，身体颇受影响。
我盼望这个消息可以给你一点安慰。
胡适没直接将这封信寄给李敖，而是在信封上写着“敬乞从吾先生便交李敖先生”字样，托人送给姚从吾，再由姚从吾转交李敖，其目的显然是怕被国民党邮政检查，对李敖不便。
李敖感慨道：“他真是个细心的人，细心得不露痕迹，真是老到感人！”
严侨没有死！
李敖又惊又喜。严侨死的消息李敖是从中央通讯社胡传厚的儿子那里听来的，而胡的儿子是严侨数学课上最红的学生，也是李敖的好朋友，而胡传厚与叶明勋很熟，所以李敖从来没有怀疑过那条消息的可信性，所以乍一看到胡适信中所言，他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严侨居然能“复活”——居然在保安司令部眼中能“新生”，在他的眼中能“再生”，
这真是李敖26年来所碰到的大奇事了！
他马上通过华严得到严侨的地址，当天下午就决定去看望严侨。这天李敖在《文星》发表了《老年人个棒子》，也就顺便带一本去，想让这位自己所崇拜的老师看看自己的文章。
严侨那时住在台北新生北路的陋巷里，是一幢老旧日式平房。
李敖敲开严侨的房门，严侨一看来人，立刻惊喜地喊着李敖的名字，跑过来，抱住李敖，流出了眼泪。
七年隔世，李敖感叹严侨真老了，“脸上的皱纹，头上的白发，口中的酒气，没有任何一点能证明那是42岁的壮年！”
一切都有了改变，除了他那炯炯的眼神和手中的酒瓶外，真的一切都有了改变。
问到被国民党抓去以后的遭遇，严侨绝口不向李敖谈在火烧岛上的事，只是摇头又摇头，痛苦地说：“不好受！不好受！你干万不能到那儿去！”
坐在破旧的藤椅上，严侨仔细看了李敖在《文星》上的文章，核对了几段译文，夸奖李敖翻译得好，最后他放下书，严肃地对李敖说：“我真的不要你这样写下去。这样写下去，你早晚要去那个地方！”
严侨回忆说：他被捕后，也十分担心李敖会出事。他判断李敖写给他的信一定同时被搜走了，那封信不满现实，攻击国民党，也许会给李敖带来麻烦。严侨说他前后坐牢，一去五年，为他是托严复之孙等原因之福，总算判得比别人轻。
严侨那天还告诉了李敖一些令人伤心感怀的事，以及他被捕后严师母北上投亲所遭遇的人间冷暖。严师母本是想投靠辜振甫，但辜家简直是把家门关了起来，说什么他们不欠严家什么，严家也不欠他们什么，大家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严师母无法，为了全家活命、只好把老大老二送到孤儿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