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严师母无法，为了全家活命、只好把老大老二送到孤儿院，把老三寄养给人，自己跑去做下女——并且是给外国人当下女，中国人是不敢请“匪谍之妻”做下女的！
严侨拿出酒，师徒二人26年后重同饮，酒后的严侨偶然使李敖看到往昔的风采，但李敖明显感到：老师变颓唐了。
看到严侨那三个命运多劫的孩子，李敖本想问问他们的情况，可孤儿院长大的那两个好象有点“谈院色变”，就好象严侨不愿谈那使他色变的事情一样，于是李敖沉默了，他在自己口袋里掏了半天，掏出100元，送给三个小孩子。
在谈话间，李敖将华严的书《智慧的灯》送给严侨时，严侨脱口而出：“那是什么狗屁！”李敖听了一惊：华严可是老师的亲妹妹呀！可转念一想，明白了严侨为什么如此愤激了！在来看严侨之前，华严本要李敖看过严侨后将看到的情况告诉他，但李敖知道自己回去将向华严交白卷了！
师徒两人都喝醉了。当李敖也醉熏熏地从严侨家中走出来时，已是月影西斜。
当天深夜，李敖给胡适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看到严侨后的感想，于五日后寄给了胡适。李敖称赞胡适“真不愧是“上夯碧落下黄泉”！，“居然使严侨‘起死回生’”，“把躺在我心里的酒鬼又扶起来了。”
然而，李敖虽因重逢严侨而欣喜，但是今夕何夕，人与心境都大大不同了，严侨在思想上自暴自弃，在生活上日益沉沦，日日以酒浇愁，李敖觉得两人在交往中已没有思想境界上的交流，而剩下人情和彼此的怜借了。
李敖最关心的是严侨的健康问题和经济问题。由于长年坐牢与酗酒，严侨的身体已每况愈下，健康明显在恶化。除了喝酒，严侨的香烟也抽得很凶，但每次抽到一半就掐灭了，他似乎对香烟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但又控制不了抽烟的冲动。对他来说香烟显然成了一种道具，使他掩饰内心的恐惧和痛苦的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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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上胡适五千言书（3）
经济上的窘迫显然更加强了严侨的痛苦和恐惧。李敖决定实实在在地帮助严侨，就为他提出了一个翻译计划，让严侨有计划地翻译些日文中有价值的作品，由李敖负责帮助在《文星》等杂志士发表。刚开始严侨很兴奋，也认真翻译了一些作品，但没过多久，就旧态重现，难以为继了，稿费在〈文星〉上也透支得不能再透支了。
1962年10月1日，严侨有一封给李敖的信，充分说明严侨本人的因厄和精神上的颓废：
敖：
债，债，债！每日过日都成问题了。介绍要学日语文的人给我教。天天为着找“吃饭的钱”忙而愁。青黄不接，把我整坏了。职业一时找不到，做小贩的本钱都没有。翻译东西不是单行本，稿费不够。文星的饯也拿过来了。钱是从“o—a”非常难的，拖车都要有本钱。 “三际未必真”，“实际和幻像之间很难找出界线”。我该是无所求，可是还缺些什么似的。“酒”的兴趣好像失去了。是“好”是“坏”很难断定。人家说“好”就算好吧！人无端地生，无端地活，无端地死——生死之间无端地做一些事（相关关系的遭遇）。空时（space—time）都是变数。对了，我忘了，我们是不能脱离所在的坐标系。所讲的话也能算是话。你好么？不可让自己紧张，尤其是下意识地。
两人重逢后，李敖只收到严侨这一封信。李敖真想再看到以前那个神采飞扬、才华横溢的老师，再和老师作一番精神上的交流，可惜这都已成往事。
严侨本来在育英中学有教职，但因为酗酒，最后连这仅有的职业也丢了，生计无着，严侨的酒喝得更凶了。
在期间李敖经常抽空去看他，送钱给他，李敖手中保存的一张1962年7月15日的荣星医院治疗单就很说明问题。这张单据上开注射费270元，药费35元，入院费120元，共425元，打八折340元。这些钱都是李敖支付的。
但李敖觉得这总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根本办法是使严侨重新振作，而要使他振作，李敖认为最关键的是想法让严侨戒酒，为此李敖伤透了脑筋。
最后，他决定仗着自己和严侨的一番师生之情与严侨彻底摊牌。李敖严侨的妹妹华严作证，在医院当面对严侨说：“老师，我要仗着你我多年的师生之情，逼你做一次选择了：这次出院后，除非你决心戒酒，我不会再来看你了。如果你觉得这几口黄汤比你学生对你的期许还重要，你就喝下去；否则的话，你就该振作起来，不要使我失望，不要辜负你的生命与才华。你这样做，是帮助你的敌人打倒你自己，我再也看不下去了。”
李敖这样做本意是要施加压力，逼严侨戒酒，但当华严通知李敖说严侨出院后仍不肯戒酒时，李敖说到做到，此后就真的不再去看严侨了。
1．为胡适辩护（1）
1962年1月1日，李敖发表为胡适辩护的文章《播种者胡适》，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真是星星之火，顿成燎原之势，而李敖也就在这丹火中百炼成钢。
李敖的生活开始不平静起来。他陷入一场文化论战的旋涡，而且成为很多人的靶子。
事情的起因与胡适有关。1961年11月16日，胡适在东亚区科学教育会议上发表《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英文讲演，后由徐高阮翻译成中文，发表在12月1日出版的《文星》杂志上。文章主张大力引进西方文明，以促进东方的文明。
这篇讲演辞发表后，被视作主张“全盘西化”的代表而受到了很多批评文章，甚至有人在“立法院”提出质询，一时大有“群起而攻胡”之势，而平时那些自称是胡适的学生或信徒者，此时则以维持“风度”为名，躲在家中，闭门不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敖《播种者胡适》一文在《文星》发表。
这篇文章是应《文星》杂志之约而写的，写成时间是1961年12月26日，发表时间则是1962年1月1日。此时距胡适讲演整整四十天。
文章充分肯定了“胡适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真价值和真贡献”，并表达了自己对胡适的无限敬仰之情。
李敖从五四新文###动谈起，明确表示这一运动的最大成绩是“胡适领导下的文学革命”，这个革命在建设方面的成绩，“第一是救活了当时瘫痪的国语运动，因为没有文学的国语就不会有真正的国语；第二把历年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变成了正宗的‘白话文学’，正名为‘国语文学’；第三产生了新的白话文学作品；第四介绍了欧美的新文学，给国语的欧化做了起点”。而既然“文学革命被肯定，新思想和新建设必然会跟着到来”，“它们明白地指出了一个思想的方向。”“这两三年的努力简直是奇迹，一篇文章带起一个思潮，一个思潮引起无数的响应而汇成一个运动，每个运动都以《新青年》为源头。这时候，胡适代表了开明的心声与良知。”
但李敖认为五四运动“对胡适来说可能是不幸的”，“五四运动把胡适所希望的一个单
纯的文化运动变为政治运动，扰乱了他那为中国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的梦想”。“胡适于是‘看不过去了，忍不住了’，‘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而‘发愤要想谈政治”。
作者接着概述了胡适“谈政治”的几个回合，随后总结说：“四十年来，能够‘一以贯之’的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间，没有迷茫、没有转变、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以外，简直找不到第二个。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肯定他的稳健与睿智，和他对中国现代民主思想的贡献。”
李敖还充分肯定了胡适在教育方面的成就，特别是到了台湾以后，胡适对科学与技术的推动，更是不可磨灭的功绩，李敖在引用了胡适在1961年1月29日在台湾“国
科学委员会”委员会议上关于科学的一段讲话后肯定四点火：“这才是胡适的真精神！能够抓到这种新精神而加以肯定，我们才能肯定胡适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真价值和真贡献。我们只消肯定他在文学革命的贡献、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民主宪政的贡献、学术独立和长期发展科学的贡献，我们就可以‘论定’他对我们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贡献了。”
谈到胡适的学术，李敖则进行了毫不留情面的批评。他批评胡适不在“全盘西化”上认真，却在吴稚辉笔下《〈国故〉的臭东西》上认真，认真搞他笔下那种‘开倒车的学术’，宁肯牺牲四五十条的‘漫游的感想’来换取《白话文学史》的上卷，毫不考虑两部著作对世道人心孰轻孰重，这是他的大懵懂！以他唱重头戏的地位，四十年来，竟把文史学风带到这种迂腐不堪的境地，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甩不开汉宋两学的对垒，竟还披着‘科学方法’的虎皮，领着‘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补助，这是多么不相称的事！”
李敖肯定胡适是一个“真”的人，一个热情的人，他“听说一个年轻朋友的裤子进了当铺，立刻寄去一千元”；他是“我们这时代的一个好人，他有所不为、他洁身自爱。”
以胡适今天所处的地位来看，他还不是一个过时的人，还是一个毁誉交加的新闻人物，“可笑的是乱骂胡适之的人和乱捧胡适之的人一样，统统抓不到痒处！”“说他叛道离经则可，说他洪水猛兽则未必。甚至在某几点上，我们还嫌他太保守、太旧式！”
李敖的这篇文章显然比其他那些批评胡适的文章客观公正，他没有因为胡适有恩于己而一味吹捧，也没有因胡适战斗性不强而对胡适大加抨击，他只是想还胡适一个真面目，想为胡适在历史上找到一个合适的地位。
但没想到这篇文章却引出了大是非和大麻烦，进而酿成了一场大笔仗，后来这次笔仗又分成了两个圈圈，一个圈圈是“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一个圈圈是关于播种者胡适的论战，真是星星之火，顿成燎原之势，而李敖也就在这丹火中百炼成钢。
《播种者胡适》发表以后，很快就有一些报刊转载。
1月17日香港出版的《自由报》上，发表了马五先生（即雷啸岑，为该报社长）的《由文章谈到胡适》，这是对李敖之文第一篇回应文章。马文认为“这是一篇好文章”，“褒贬意义都有，可算是缩影的《胡适评传》”。其他表示赞同或变相支持李敖之文的，还有香港《中国学生周报》中的若兰、《展望》杂志中的孟戈、台湾《作品》杂志中的苏雪林、《民主中国》杂志中的牟力非、《文星》杂志中的王洪钩、东方望、田尚明，此外口头支持和书信支持的也很不少。
1．为胡适辩护（2）
当然，反对这篇文章的浪潮也席卷而来，它们的大本营即李敖所谓的“三大‘评论’”，即《政治评论》、《民主评论》和《世界评论》。这些刊物上陆续刊登了很多攻击和谩骂李敖的文章，其中主要有任卓宣的《谁是新文化底播种者》（《政治评论》第10期，1月25日出版），郑学稼的《小心求证《播种者胡适》的大胆假设》（ 《文星》第52期，2月1日出版）。
任卓宣，即叶青，他此时正主办《政治评论》。任在文章中把李敖当作“捧胡的人”，他说：“我看了这些话，觉得捧胡的人，颂扬得太过分了；而对于别的更有贡献的人，真可称为‘我们思想界的伟大领袖’，则一笔抹杀。深信很多人对于这点会感到不平。就是与《播种者胡适》同时发表的《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的作者，也对捧胡的人平常那种过分颂扬和抹杀他人的事感到不平。为了为了历史事实，为了思想史和新文化运动史，必须有所辨正。而且我们对那些真正有贡献的人，我们思想界的伟大领袖，要表示一点客观的公道。”
郑学稼则在文章中说：“胡适未曾在十年代中对思想运动吹过什么‘风’”，因而他认为李敖的《播种者胡适》是“瞎捧”。
《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与李敖的文章同期发表在《文星》上，作者是胡秋原，文中观点与李敖文章也很不相同。
2月24日，李敖写了《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的答辩文章，文中说：“不幸的是，叶、郑两先生都不明了这点逻辑上的含蕴关系，都硬把我的意思解做胡适是‘惟一’的播种者，别人却没播过种。”接着他以大量例证，对叶、郑二人予以反击。此稿长两万余字，引据原始资料甚多，其气甚壮。对任、郑二氏而言，是一记强力的还击！
论争在继续。随后任卓宣写了《再论谁是新文化底播种者》，郑学稼写了〈论白话文和白话文学的运动——附答李敖先生》，而李敖却懒得理他们了。他对自己说：“算了吧！放他们去吧！”
1962年1月26日，李敖〈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发表在2月1日 出版的〈文星〉杂志。李敖称自己这是在提倡“西化运动和反对提出传统的运动”，是他“从事这种努力的一个起点。”此文的发表，将文化论战点燃得更加如火如荼。
1962年2月25日，叶青主持的〈政治评论〉发表周若木一万多字长文〈论中西文化问题〉，和莫辛的〈全盘西化论的提出及其评论〉，前文中称李敖是“胡适的鹦鹉”，“一方面为‘魔鬼的辩护师’辩护，又为‘蒙古医生’看病，可说是辩护者的辩护者、医生的医生，既乱捧又乱骂的双料货色。”后文则认为李敖的文章仍不过是“胡适之、陈序经‘全盘西化论’的翻版而已。”
1962年2月24日，胡适逝世；3月1日，〈文星〉第53期出版“追思胡适之先生专号” ，刊有胡秋原七万多字长文〈由精神独立到新文化之创造〉和一封“徐道邻先生来函”；3月10日郑学稼在〈政治评论〉第8卷1期发表〈论全盘西化和批发西化〉；3月25日，〈政治评论〉第8卷2期看出叶青〈全盘西化论之分析〉、〈再论谁是新文化底传播者〉两文，对李敖的观点继续进行批判。
当然，李敖也并非全然孤立，支持他的人主要有居浩然、殷海光等，他们或写文或写信，为李敖摇旗呐喊。
对批评自己的文章，李敖认为只有徐道邻和胡秋原是光明正大的批评，所以于3月27日写了《我要继续给人看病》，专门答复徐、胡二人。
从4月份起，论战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参加论战的人数比以前多了，方式也由单兵作战发展为集团作战，当然，这主要是指反对李敖的人，而李敖虽然也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但那都是人自愿的，而非李敖拉来的。
4月10日，任卓宣在《政治评论》上发表《文化创造论之确立》，声援胡秋原。4月18日，台北《民族晚报》发表《唯“美”人物》，含沙射影地骂李敖是说“一位‘狂热的西（美）化派’”，说他“用尽了尖酸刻毒的字眼，骂尽了近三百年来四十余名学者名家。”5月1日，徐道邻夫人叶一风在《文星》发表《谩骂不能推行西化》，说像李敖“这样激烈的主张‘全盘西化”，真是使他担心“没有了中国”。同期《文星》上还有梁容若的《如何奠定现代化基础》、沈国钧《“文化问题”底讨论与问题》。5月3日到6月1日，胡秋原在〈世界评论〉第四、五、六期上发表七万多字的《文化问题无战事》，5月3日的《世界评论》上还发表了林植的《日本曾是中国藩属吗？》和郑学稼《五四运动与虚无主义》。5月10日《政治评论》刊有任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