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战’手段的信”
胡秋原告李敖的这场官司，由于法院是国民党的，后果可想而知。这官司前后拖了十三年，枯燥乏味亦有趣闻。胡秋原有一次在法院不称李敖之名，而叫“李匪帮”，李敖提出异议，后来才弄清楚，原来胡秋原叫的是“李诽谤”，可是他的黄陂土话发音发成了“李匪帮”，吓了人一跳。还意义次胡秋原加请法学家陈顾远做律师，谁知陈顾远不知是老糊涂了还是装疯卖傻，在法庭上竟然大说李敖的好话，气得胡秋原再也不请他了。
这场官司就这样一拖拖到1974年，其间所换法官的人数与出庭的次数，都举不胜举了，而这时李敖早以叛乱的案子，被关到警备总部军法处了。法院最终判决胡秋原的大量诽谤之言一律无罪，有罪的只是李敖和萧孟能。
但李敖并未气馁，反而激起了他“好讼”的性格。他觉得自己是在为争取言论自由，是正义的，于是再接再厉，屡败屡告，终于在三十多年后，找到机会告倒了胡秋原，法院判胡秋原赔李敖三十五万，李敖嫌少，坚持把他家贴上封条，至今封条犹在，而胡秋原已老得无力出庭了。曾有人劝李敖“得饶人处且饶人”，李敖的回答是：“三十年前，胡秋原整殷海光、整我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向他说这句话？”
李敖为人好勇斗狠、有仇必报，并且没完没了，于胡秋原案上可见一斑。他的朋友王企祥说得有趣：“你不能得罪犹太人！得罪了犹太人一如得罪了李敖，他跟你没完没了。”李敖听了大笑，说：“你终于学到跟李敖做朋友的窍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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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还得找饭碗（1）
李敖此时堪称“星”光灿烂，但却依然没有饭碗。
梁实秋伸出援助之手，却谣言四起，李敖前途仍旧未卜。
李敖看来真的失业了。
李敖离开了文献会，他又面临生活的困境。
本来《文星》多次邀请李敖加盟，但李敖都没有接受。
困境中的李敖虽然失去了职业，但依然锋芒不减，“星“光灿烂。这使一些人望而却步，但也使一些人慧眼识才。
5月8日，语言学家、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士李方桂来台，姚从吾老师请吃饭，席间客人表示对李敖的佩服和好感，想见一见李敖，李敖应约而来，大家一起在心园吃了一顿饭，在座还有毛子水、吴相湘等。
姚从吾、吴相湘老师绝口不提李敖离开文献会事，李敖也绝口不提。
5月26日。余光中对李敖说：“梁实秋先生听说你失了业，想替你找事。”后来李敖才知道，梁实秋不让李敖知道，直接写信给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和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李济，大意说李敖如此人才，任其流落，太可惜，该请李敖去他们那边。
李济和王世杰接到梁实秋的信后也碰过面，又去询问过姚从吾老师李敖“看得起看不起”他们那个冷衙门？
李敖表示基本同意。
得知李敖意向后，王世杰表示想先同李敖谈一谈，并盼姚从吾老师能陪同前去。
李敖是在姚从吾满口称王世杰“老师”的恭谨下，见到了这位“大官人”。
王世杰和李敖天南地北，谈了不少胡适的事。最后说：“现在李先生和胡秋原打官司，不知道可不可以等官司告一段落后，再来中央研究院？”
李敖听了很不高兴，就说：“胡秋原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通讯研究员，这官司还是他主动告我的，为什么他能从里面朝外面打官司，就不影响他的职务；而我从外面向里面打官司，就要对职务有影响呢？”
王世杰听了，一脸尴尬，无言以对。谈话最后不欢而散。但事情并没因此结束，姚从吾老师仍没放弃这一机会。
8月19日，姚从吾老师写了一封信给李敖，希望李敖忍辱负重，“不要误会”，耐心一点，接受史语所的职业：
……我礼拜二在南港住了两晚，黄彰健、陈磐安、徐芸书、刘世超都看到了。一般地说，都欢迎你能来南港，正式在研究方面放些异彩。一部分人认为胡某人头发也花白了，您把他骂的也够了，另换一个方向也好。只有极少数人另有偏见，反对您来南港；但他们势孤，又不敢明言，只有暗中放冷箭。上礼拜五芮逸夫先生请刘子健夫妇，我和济之先生坐在一起。谈到您的事：（1）他说：实秋写信给雪亭先生和我了，说的很恳切。他是不大管事的，承他建议，我们当然考虑接受。适之先生常谈到李敖，我也知道一些，留有印象。（2）停一回，他又说，您也是他的学生，虽然一次考了58分，一次考了62分，总算及格了。当年分数严，考七八十分的很少。（3）但过一会，他又说，有人说：“李敖把他的父亲气死了，您意如何？”我说：“这样严重的消息，我今天第一次听到。这怕是恶意中伤吧！我记得他曾有一长函给适之先生，送了一篇副本给我，只说到父亲死后，有人强迫他披麻戴孝，他表示异议。气死父亲，怕是由此传讹的。还有一点，李敖每月寄给母亲五百元，听说现在仍照寄。”上边所说的冷箭，这一谣言，也是一例。
今天晚饭后子水先生来谈。说：上午与济之兄闲淡，也说到了您的事情。李说：“雪亭先生看报，知道李敖与胡秋原的讼事，要和解了，这样就可以决定了。”毛先生并说：“这可不是条件，希望李君不要误会。”
8月20日，李敖写了一封长信答复姚从吾老师，一方面对老师辛苦为自己周旋找工作表达谢意，另一方面表示放弃这一机会，以保全自己的一身傲骨：
从吾老师：
昨天接8月18日三页赐信，深觉知我者莫过老师，在飞短流长中为我苦心掰画者亦莫过老师，内心的感觉，自然不是几个“感动”“感谢”的词儿所能表达的。
我思索至再，决定南港事不必再使人为难了。在胶着状态下，目前似乎正是“与人刃我，宁我自刃”的时候。
…… 前些日子，“国史馆”的姚渔湘先生同我说：“罗家伦先生表示在官司过后可去‘国史馆’任职”；昨天下午，文献会高荫祖先生向法官说：“过些日子（实际是官司过后），我们李敖先生再来帮忙。”
老师您看：在官司没了之前，没人敢“赏”我一碗饭！
我可大言：凡在官司没了之前、犹豫给我这碗饭吃的，在官司过后，我绝不回头来吃这碗饭！——这是古话所说的“贫贱者骄人“！这是一个有人捧骂无人敢请的臭文人的一点臭架子！……
也许，我的“罪状”多得很。可是，我多希望那些张九龄诗里“相猜”的动物能够真正发掘出我的“真面目”。——他们若吸到我的骨髓，击中我的“劣迹”，我就悻悻然小丈夫，也心服口服。可是，他们像长舌妇一般的搬弄的是什么？能使我不暗中好笑么？能使我这没修养的人不出尔反尔么？
所谓文化论战以来，即以我们师徒二人而论，老师试想：真正了解我们之间的关系的有几人？真正相信姚从吾没从背后捣鬼的有几人？老师再想想：谁会想到您从来就是反对我乱写文章的？谁会知道您压根儿就是一个老是努力阻止我“闹事”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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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还得找饭碗（2）
外面谣诼如彼，我内心的感慨还多着呢！他们谣言说一个“教育机关”（台大）支持我，可是我亲眼在法院看到钱思亮校长写给胡秋原“立委老爷”的委琐信——一封毫无大学祭酒风度的信，——这就是“教育机关”对我的“支持”！他们又谣言一个“研究机关”（“中研院”）支持我，他们写这段文字的时候，自己用的却正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办公桌！而我呢？想在“中研院”拿胡秋原在“中研院”的薪水的三分之一都拿不到！——这就是“研究机关”对我的“支持！”……
一年半来，因我而被冤枉的，曰胡适，曰姚从吾，曰吴相湘，曰殷海光，曰陶希圣。此五位先生，谁是好人，谁是坏蛋，天下自有公论，不过扯在我头上面说唆使云云，则完完全全是厚诬！ 我不甘心使此五人因我受谤，也不甘心我个人横被打手之恶名，故此诬陷奇案，我非打个水落石出不可！
南港学苑，乃某些清白学人养清处白之地，彼等因过分清白，反视李敖，自然双眉紧敛，忧心仲仲，或以引狼入室，殊非他们之福；但他们何不想想：引狼入室，固非他们之福，然而放虎归山，难道是他们之福吗？
人间趣事，如今可添一章。
多年以后李敖才明白自己被中央研究院拒绝的真正内幕：原来是怕立法委员胡秋原等人！
就这样，文献会请李敖出门、“中央研究院”又不准他进门，李敖看来真的失业了。
这一连串的时间并没让李敖绝望和灰心，却使他更深刻地感到：“原来一个人，坚守原则，不入国民党；坚守原则，跟国民党打官司；坚守原则，我手写我口，决心做国民党外，到头来会混得没有职业，混得已到手的职业失去、没到手的职业会泡汤。但是，这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些啊这些，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岂不都是求仁得仁的必然结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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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初为人父（1）
李敖断了财源，却有了情缘，一次偶然的相遇，成就了一番绝世的恋情。她叫王尚勤。
魔鬼在蹂躏小圣徒的过程中，使小圣徒也尝试着认识人生。王尚勤在成为小圣徒之后去了美国，并为李敖生下一个私生女。
李敖尝到了做父亲的幸福和焦灼，为此他不得不设计抢回来女儿。
在如此困顿紧张的生活中，只有当回到自己的陋室时，李敖才会感到一点轻松，因为一股暖暖的温情笼罩了他的小屋，一个体贴的美女正温柔地等待着他的归来。
她是王尚勤，是李敖孤独生活中的安慰。
在给王尚勤的一封情书里，李敖这样表白自己的爱：
我进入你的生命里，如果能跟别的男人有一点点不同，那就是我当你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在你身上打下了烙印。你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也许会有一段时间来回想你早年的风流艳迹，你会回想起许多男人，你会想到我，回想到我在你生命中所占的地位——那时候，我大概死掉很久了！
我时常想，我在你一生中，该占什么地位？对你的人生态度，会不会有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像一个小守护神，深深地支配着你，没有别的男人可以替代。在我的眼里，你是最能倾向我的观点的人。你能这样，并不是你智慧的反射，而是你灵光的一闪。你用这种灵光去照射一个不很简单的男人，赤裸的仰在他的赤裸底下，让他因吮吸你而得到生命的意义，使他更有光彩，更有个性，更像一个撤旦的化身。
魔鬼在蹂躏小圣徒的过程中，使小圣徒也尝试着认识人生。我希望我能慢慢影响你，震撼你，使你不单只做一个Piaymate，还要做一个“没有阳具的小异端”——纵浪大化，放流形骸，跟随真正的亚当去偷真正的禁果。我并不惋惜你在富贵荣华的社会标准中去蹦、去跳、去找大肚皮，我只是觉得，如果有暂时可以遗世独立的机会，而你却轻易地拒绝它，你就太不乖了！
因为王尚勤听到一些关于李敖的传闻，有一段时间不理李敖。李敖很着急，后来利用王尚勤6月22日生日大献殷勤，终换得美女千金一笑。
李敖喜出望外，给王尚勤订了一个大蛋糕，并在21日写信说：“明天下午五点半见到你的时候，希望小寿星打扮得像个新娘子，花枝招展，浅笑戏颦，不亦快哉？”
不久，王尚勤毕业，分到了花莲农校任教，李敖忍痛与她分别。但却从此陷入了焦虑与痛苦之中，他整天神思恍惚，夜不成寐，只好把一腔情思化为一封封情书。但王尚勤因为履新忙碌，走后三天才给李敖写了一封信，李敖一下子沉不住气了：“怎么直到现在还不见你的第二封信，是不是已经勾到了一个新欢啦？想到你没有带草帽去，所以‘吾家有女初长成’中的那种以帽子勾人的方法你不会用，所以我比较放心。”
但实际上他一点也不放心：“可是花莲一定有草帽店，如果有，我倒真希望花莲再着一次火，除了你的房子和你的教室，其他一切都烧掉——尤其是草帽店、咖啡室。”
转眼冬天来了，一向豪放的李敖竟想到王尚勤走时只带一床被子，就在台北买了一床太空被寄去，但又怕被子被“坏人“利用，遂附信千叮咛，万嘱咐，就差随被子一起到美女身边了：
我寄去的是双人被（单人被太小，不适合“小姑独处’，因为一个漂亮的女人睡在被窝里春情大动，咬牙切齿，哼呀乱叫，滚来滚去，绝非单人被所能遮盖，故非双人被不可），但是被并不意味你可在花莲勾引一个野男人来享用！如果一定要两人合睡，那么枕边一定得限于跟你同性恋爱的老修女！或者是一个省运会的选手，不过，我想，她的脚巴丫子一定比老修女臭。为了不上当起见，最好你先请IVORY肥皂的鉴定人——刘鹤先闻闻看（让老修女和短跑家坐在升旗台上，唱过歌后由刘鹤当场试验）
太空被藏有小型的“录音机”，你找不到。专门收听是否有男人的声音。你到台北后，我检查棉被，如果声音是先“啊”后“哼”，那一定是偷人了；如果是先“哼”后“啊”，
那一定是一个人了；如果是不“哼”也不“啊”或不“啊”也不“哼”，那一定是不假外宿，到花莲市区开旅馆去了。总之你小心着吧！
1963年3月，王尚勤辞掉花莲的工作，回到台北与李敖同居。
9月，李敖出版了第一本专著《传统下的独白》。
后来王尚勤到了美国，不久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了。1964年，李敖的私生女在美国出生了，听到女儿降生的消息，李敖马上寄去一张精美的贺卡，王尚勤写信来要李敖为孩子起个名字，李敖说：“我李敖是以文为生的人，就叫小文好了。”
陈鼓应后来打趣李敖说：“你女儿在美国出生，就是美国人了，你的目的，是二十年后，以‘美国人的爸爸’身份去美国。”
李敖哈哈大笑：“李敖会这么有远见吗？有本领把计划定到二十年后吗？二十年太长了吧？变化太多了吧？我靠小文出国，还不如靠老蒋回大陆呢！”
陈鼓应笑了：“李敖啊，李敖，你以为我是说你的‘大头’吗？我是说你的‘小头’哪！”
李敖欣然答到：“如今许多家长做‘小留学生’之梦，他们的‘大头’其实真不如李敖的‘小头’远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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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初为人父（2）
1965年，李敖厄运缠身，他不但又失业了，而且官司缠身。
此时，与他分别两年之久的王尚勤带着女儿回来了。她本计划将小文留在李敖身边，但见到李敖后又临时改变主意，把孩子留在了自己父母那里。
李敖很想把女儿接过来，但孩子的外公外婆喜欢外孙女，坚持不肯放人。
迫不得已，李敖和自己的小弟联合策划了一起“抢女”阴谋。
他们以约王尚勤的母亲带小文看电影为名，趁电影散场时的混乱，由小弟围着老太太周旋，李敖本人则带着小文有计划地消失在人丛中，这时李敖的弟弟才通知孩子的外婆“小文已被接回她爸爸那里了”。
当天晚上，一群警察来到李敖的住所，说有人报警，李敖抢了别人的孩子，待查明原委，警察只好放手不管了。
报警的是小文的外公，见李敖不肯放回孩子，小文的外公气得在电话中大骂李敖：“你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