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解体时代，所以大战的程度较轻，只限于背后的一些女人是非而已。李敖爷爷奶奶一直跟李敖一家一起住。做为一个媳妇，李敖妈妈对奶奶不错，奶奶临死前，缠绵病榻，每天给她擦身体的，就是这位二媳妇。但奶奶却说就李敖的爸爸和妈妈对自己不好，其他的儿子和媳妇最好，因为他们逢年过节总要聊拔几毛，送点小礼物之类，没想到老太太不赞赏日日照顾自己的二儿子和媳妇，偏偏对其他儿子媳妇大加称赞，这种是非不明， 是旧时代老太大的一个特色，也是家庭矛盾产生的最主要根源之一。李敖爸爸妈妈身受委屈多年，当然难免时有怨气。
实际上李敖妈妈的受气源还不止婆婆一个，她自己的爸爸妈妈也非等闲之辈，也都有几分非凡之处。
李敖的外祖父（李敖叫老爷）名叫张人权。他是哈尔滨警察局下一个分局的局长，为人耿直，不喜欢拍马屁。他的上司在台上，他不理，不买帐；他的上司垮了台，他却跑去“烧冷灶”。他长得身材高大，相貌堂堂，威严无比。他有一张大照片，一直挂在家里，照片中的眼睛不论你从那个角度望去，好像都一直盯着你，教人为之生畏。
就像崇拜爷爷一样，李敖幼时也非常崇拜外祖父这股大丈夫气，这副形象也深深植根于李敖的脑海中，成为他英雄崇拜的一个模范。他后来说自己“喜欢一种溢于眉表的精明英雄之气，两眼有一种锐利逼人的闪光，嘴唇紧闭，牙床咬紧，神情沉毅，态度坚决，一望就有一股慑人的奇气，轩昂不凡”，若照这样的描述画出来，不折不扣就是李敖外祖父挂在家里的那张大照片。
李敖的外祖母（李敖叫姥姥）是一位慈祥和善的胖太大，胖得象一棵千年古树，胖得三轮车夫都要问她要双份的钱。人胖自然腰难直，而外祖父则是衣着笔挺，背也笔挺。外祖父常常对老伴说：“把腰直起来，直起来”。
姥姥生了三个女儿，没有儿子。三个女儿中，老大是李敖的母亲。
姥姥不识字，但聪明过人，在世的时候，始终是李家的当家人。她当家始终是井井有条，在家也最有权势，经济实力最雄厚。真可谓“人不可一日无权，也不可一日无钱”，经济地位决定家庭地位。
姥姥的厉害还表现在虽不生儿子却始终在家庭中保持中心地位。外祖父当初曾以她不生儿子为借口，讨过三个小老婆，结果都因外祖母凶悍能占上风而告终。
有这样精明强干的母亲，李敖的母亲也很聪明好强，但谈到管家，却因母亲包办太多，而比母亲逊色多了。李敖外祖母去世后，妈妈一度试图继承外祖母的事业，将家管起来，而且大有青出于蓝胜于蓝的趋势，但几天下来，记帐的本子上老是不知钱花到何处去的记号，最后只好让贤，将管家的责任交托给大女儿，结果孩子不听话时，她往往说：“再不听话，就告诉你大姊去。”
李敖的妈妈学名叫张桂贞，毕业于吉林女子师范，是个有文化的妇女，论辈分是李敖爸爸的学生。
李敖的爸爸名叫李鼎彝，字玑衡，1899年生。生李敖时，他已三十七岁。虽然父兄都没读书，但他却考上了国立北京大学国文学系。他的本来籍贯是山东省潍县，因为读大学领吉林省公费，籍贯就改为吉林省扶余县。当时只是他一个人改，所以籍贯只他一个人是吉林扶余，家里其他人仍是山东潍县。这种情形，一直到1949年到了台湾，才被户政机关命令统一，从此李敖的籍贯也是吉林扶余了。
李鼎彝进入北大的时间是1920年，这时正是五四运动后第一年，正是北大的黄金时代。当时的校长是蔡元培，老师则有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等等，可谓名师汇集，也确实培养出不少后来很有成就的学生，如搞中国文学史的陆侃如、冯沅君，搞国语运动的魏建功，治哲学的冯友兰等。但李敖父亲本人书念得并不十分出色，但一些北大逸事却还是能津津乐道的。
李敖的爸爸于1926年从北大毕业，吉林省政府本想公费送他留学，他那时已经28岁了，归家之心愈加强烈，所以就拒绝了。
因为是“京师大学堂”毕业生，李敖的爸爸回到家乡，非常风光，立刻被聘为吉林六中校长。当时的东北虽然是张作霖当政，对知识分子却极好，对知识分子的重视与尊敬，也非日后的风气可比。在孔夫子诞辰的时候，张作霖常常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跑到各个学校，向老师们打躬作揖，说自己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亏诸位老师偏劳，特地跑来感谢等等。军阀们是不敢向教育界人士致训词的，也不敢颁发训词让教师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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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北小“遗民”（5）
李敖的父亲除在吉林六中担任校长外，也在吉林女子师范、吉林大学兼课。李敖的妈妈此时正在吉林女子师范读书，有可能认识李敖爸爸，只不过李敖爸爸是在高班上课，他妈妈在低班，没有直接授课而已。所以两人的结婚并非自由恋爱，而是靠“媒妁之言”。
李敖爸爸当时离婚不久，前妻是一位尹女士，人也很贤惠，可惜不能生育，不但不生男的，连女的也不生，这在传统大家庭里可是“罪莫大焉”，偏偏李敖的奶奶又是个生育能力极强的婆婆，两相对比，更让尹女士抬不起头来。后来李敖的爸爸给她找来医生诊断，但尹女士是旧式的中国妇道人家，非常“羞医”，不肯让医生看她的妇人病，最后郁郁而死。李敖小时候，逢年过节要同姐姐们折锡箔，装入大纸口袋，烧给死去的亲人，其中一袋，就是烧给这位尹女士的。
李敖的妈妈显然适合李家，她好象与婆婆比赛式的，一连串地生孩子，最后在总数上虽然不敌婆婆，但孩子成活率100％，却远非婆婆能比。
2．颠沛流离（1）
生逢乱世，人不如狗。
为了生存，李敖的爸爸带着一家十九口，从东北来到北京，后来又升为太原禁烟局局长，可不久就被捕，原来他一直在做着地下抗战工作。
李敖陪伴着爸爸，阅历大大增加，只不过在太原看到日本的相扑和戏，感觉恶劣极了。
令他感兴趣的是在瓷器上看到很多光着身子的男女，但又不许看。
他盲肠炎开刀，虽然疼痛难忍，却一声不吭。
不过他对爸爸的抗日工作的成绩却很怀疑，因为他太小。
此时的东北正处于黄金时期，土地肥沃，生活富裕。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广袤的国土尽陷敌手，“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老百姓饱尝亡国奴的辛酸和痛苦。
在这种情况下，李敖的父亲决心带领全家进行一次大迁徙：从东北迁到北京。
李敖的父亲做出这个决定是很需要勇气和魄力的。一是因为远离故土难免恋恋不舍，二是北京好虽好，但对这一家人来说一切都是未知数，三是此时李家已是家丁兴旺，老少加起来已达十九人，这样的家庭举家南迁，自然是浩浩荡荡，也自然是备尝颠沛之苦。但作为一家之主，眼看着家人在日寇的铁蹄下安全堪忧，生活无着，他必须负责。作出“迁京”的决定，也是迫不得已。
此时李敖才两岁，当然还体会不到国恨家仇和流离失所带来的痛苦，但苦难的种子已在他内心生根发芽了。
李敖的父亲虽然曾在北大念书，此时到北京也算故地重游，但处境、心情和十机年前毕竟有根本的不同，东北是根，北京是浮萍，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首要的工作自然是找到工作，解决全家十九个人的饭碗问题。当时李家的人计有：爷爷、奶奶、姥姥、爸爸、妈妈、五叔、三姨、四姑、老姨、老姑、大姐、二姐、三姐、四姐和李敖，外加大爷、大娘一系四位。
但北京此时也已是风雨欲来，找工作谈何容易。李敖的父亲四处碰壁，他去找过他的老师胡适，但是胡适没有理他，胡适对有成就的学生是很乐意帮忙的，但李敖父亲读书不出色，胡适对他没印象，自然就谈不上帮忙了。
找来找去。李敖的父亲总算在法部找到一份小差使，薪水虽然不厚，但有聊胜于无，吃饭问题总算解决了。
李敖的父亲此时真是辛苦，甚至连车也不坐，每天居然从东城走到西城去上班，只是为了省下车钱供家用。每天下班回来，他都在面包行里买两块面包，一块给全家最老的——爷爷——吃，一块给全家最小的——李敖——吃。他自己和其他的人，都看着，不吃。
一天爸爸回来，告诉家人他在皇城附近的柳树上看到有人上吊，大家倒吸了一口凉气，隐隐约约预感到什么不幸的事情又要到了。
1937 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鬼子的铁蹄又踏进了北京。
此时李敖全家搬到北京还不到一年。李家第一反应是继续往南迁，但李敖的父亲为这十九口的大家庭所累，再没有能力有所作为了。于是他派李敖的五叔做“代表”，到后方去，而他继续留在北京坚持地下抗日活动。早在“九一八”事变后，李敖的父亲就参加了马占山将军的东北义勇军的抗日工作，他当时是马占山将军的秘密盟员，这一身份，他一直保持到抗战胜利。
于是全家又第二次做了“遗民”，
李敖的父亲继续在法部做科员，不久机会垂青，在法部的一次移交事务中，他的才干得到了上司的赏识，开始大力提拔他，接着就是步步升迁，三四年的时间，他就升到了华北禁烟总局下太原禁烟局局长的职位。
1941年，李敖的父亲去太原上任，此时李敖已经6岁，也随父亲去了太原。事隔多年，李敖仍清楚地记得坐在火车上，前往太原的情形；清楚记得经过娘子关，自河北进入山西。火车有卧铺，自北平到娘子关的时候，已是晚上。第二天，到了太原以后，就住进禁烟局。
所谓禁烟，禁的就是鸦片烟，华北的鸦片烟，山西省是大宗，省会太原自然是最重要的管辖地。华北禁烟总局局长是北洋军阀要人万兆芝，首屈一指的太原禁烟局长这样重要的职位竟交给一个无名小辈当家，足见出北洋耆旧们用人唯才的肚量，但也说明李敖爸爸办事的才干。
当时的禁烟局不是一般的普通办公场所，其氛围的严肃、阴冷、庄穆、威严、神秘、古怪，给少年的李敖留下了特殊的记忆。
禁烟局一进门，就是一块方形的大操场。进门向左转，是一条走廊，走廊左边，有一间间小房子，新的水泥味道，扑鼻而来。走到尽头，再向右转，也是同样的房子，这些小房子是给戒鸦片烟的人住的，是勒戒所的规模。
进门一直向前看去，是车棚，一辆T字形的黑色福待，就是局长的专车。这辆车车门外有很宽的脚踏板，可以站人，尤其可以站上保镖。少年李敖在北京时看见过这样的车，不过那是“大人物”坐的。大人物坐在这种车里，车门两边站着保镖，保镖一只胳臂从窗外钩在窗框上，两眼圆睁，向路人盯着，神气活现，给李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现在，这样的车父亲已经坐上了，虽然这局长的车没有保镖，还是很威风神气的。李敖觉得自己的父亲也是大人物了。汽车在童年李敖眼中，成了区分普通人与大人物的标志，留给李敖的印象堪称根深蒂固，以至于后来李敖回北京读小学时，画的汽车最漂亮，让老师和同学惊叹不已，而对汽车的最初印象，就来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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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颠沛流离（2）
禁烟局进门一直向左前方看，有一道圆门，门后一个小花园，门边一间小房，正面一大排主房，李敖的爸爸、妈妈，大妹和李敖自己，就住在这一大排主房里。主房旁边有一道门，门外有一个长方形的大花园，花园后面，循阶而上，有一间高高的单独房子，冷清清的，有一点世外桃源的景象，也有一点鬼气。李敖每天都到这间房子来玩，这间房子，对李敖来说老有一种怪怪的感觉。李敖后来说：“40年后我写到这间房子，这种感觉，还是存在。”
太原没有自来水，洗澡要由挑水夫一次次挑来，倒在一个好大好大的搪瓷浴盆里。挑水夫是个小伙子，造型很像丰子恺“漫画阿Q正传”里的阿Q。有一次他向李敖要尿喝，说“童子尿”可以治他的病，李敖懵懵懂懂，也不知道他生的什么病，就给了他，但这个挑水夫最后还是死了。
李敖6岁时只在太原住了一年，但这一年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最深刻的是6件事：
一是鸦片烟，李敖称自己是见过大场面的人。禁烟局的鸦片堆一大操场，都是一块块砖头大小，排列成阵，使人怀疑到了砖窑。他认为任何毒枭，都不会比他看到过更多的鸦片。
二是第一次见到“女招待”。一次禁烟局里的一个同事结婚，李敖也应邀参加了，这也是他第一次看到宴会搭的喜棚。爸爸的日文翻译俞秘书（当时日本鬼子势力无所不在，禁烟局受日本鬼子控制，所以有日文翻译。）搂住一小女招待亲热，这是李敖第一次看到“女招待”。“女招待”类似今天的酒家女，特色是饭局中由女孩子来服务。刘半农说比照“吃馆子” “听谭鑫培”，“写黄山谷”的简化语言，可叫 “吃女招待”。国民党北平市长袁良曾想用大学女学生做‘女招待，给日本鬼子吃，其媚功可想！
三是看日本的国宝——相扑团到大原来表演，是俞秘书带他去看的，一个个特大号的大胖子使李敖大为惊奇，不过这种比赛并没让李敖感到多么有趣，因为他发现他们虚礼与赛前动作很多，只令人觉得好笑。那天台上台下，全场都是日本鬼子，后来回想起来，才恍然大悟：日本侵略中国，派来的鬼子可真不少。那天是他生平看到日本鬼子最多的一次，印象奇劣。相扑是日本的国戏，但它却是偷自蒙古人的一种竞技。相扑的场地，叫“土表”，是有一人高的方形黏土擂台，中有圆圈，任何一人被推到圆圈外面就算输，或者除脚底外，身体任何部分碰到擂台也算输。相扑前，力士进场，兜着五光十色的图案，表示身世。最后是总帅“横纲”出场，长得又壮又肥，他在台上，把对方根本给丢下台去，其巨无霸可想！
四是到太原最高点玩过一次。后来这地方有争夺战，阎锡山的许多军官纷纷自杀于此。阎锡山到台湾后，写“先我而死”四个字追念他们，这四个字，倒写得颇能传情。国民党把这些死难者当做“太原五百完人”来纪念，但他们是阎锡山的人，不是国民党嫡系。国民党嫡系精于逃难，死难非其所长，所以烈士缺货，很没面子。
五是参观过一家做香的工厂。看到香是从机器里一根根挤出来的，很好奇。
六是在太原公园里看过一条怪胎牛，这牛是五只脚，一脚从脖子下伸出来，真是无奇不有。中国历史上有“五足牛”的记录，见于《易传》和《汉书》“五行志。”中国古人认分五足牛的出现是上天警告统治者不要过分使用民力的意思，是一种不祥的讯息。
当然，太原使李敖好奇的决不止这些，不妨另凑成六事。
一是太原的城门。看惯了北京的城门，太原的城门就显得寒酸多了，不过让李敖姐妹印象最深的不是城门，而是城门边上站着的日本兵。中国老百姓走过城门时要向鬼子兵鞠躬敬礼。有一天他们乘汽车经过城门，看见鬼子兵正在打一个中国人的嘴巴，司机懂日文，告诉孩子们：那个人是因为不肯向日本人敬礼才被打的。小小年纪的李敖第一次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