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以后，张敏英成了李敖的好朋友。李敖做图书馆长的时候，张敏英成了他的副手。有一次，张敏英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李敖开玩笑地拉住她的小手，在她手心上轻打了一下，张敏英马上装出很疼的样子，李敖幸福得要死了，只觉得像要晕倒，其中感到的快感，令他毕生难忘。
1948年，李敖十三岁，他和张敏英小学毕业了。在毕业前，李敖的姥姥突然去世，李敖匆匆忙忙随家人回了东北老家，竟没来得及与张敏英及其他同学告别，不曾想一别就是几十年。
四十年后，小学同学章棕随中央交响乐团到台湾，给李敖带来了詹永杰的问讯，而当李敖侧面打听张敏英的情况时，他们则没有答案，也许章棕不愿把答案告诉李敖，朦胧下去也就是最好的答案了。
对这段如此美丽结局却又如此令人遗憾的初恋，李敖刻心铭骨，每一谈起，都充满真情：
4．魂牵梦萦的小情人（2）
对张敏英，我从来没有表示出我对她的情爱，我把一切都遮盖住了，我不知道她是否知道她是我魂牵梦萦的心底的情人，我一直把她视同我的初恋情人，虽然这次初恋，实在没有什么实绩可寻，但它一直在我心底，充满了美丽的回忆。我一生忧患，所存美丽的回忆无多，但是对张敏英的每一件，都是令我最感温馨，最感神往的。人生一世，能在这样清纯的、单一的回忆而不搀杂任何俗情与尘网，洵属罕见，而它却是罕见中的极品。我一生中的许多经历，都不想重过。但是如果时光倒流，少年可再，我梦魂所依，除此而外，却无复他求。——只为了她是我第一个小女生，只为了她是我永恒的小情人，只为了那一段少年奇情，只为了那一场春梦无痕的初恋，我愿在时光倒流中停止，在停止中死去，我并不希冀她做我的朱丽叶，但我若能长眠在她怀里。我就宁愿不活十三岁以后的我了。
外祖母的去世也意味着李敖家生活的一个重大变化，此时全家从内务部街老宅搬出来，住到了王家桢的后院，而李敖也在这前后完成了高级小学的学业，考进了中学。他报考了两个中学：四中和师大附中，两所学校都考取了，而且四中还考了个第一名。父亲代他去看榜，从榜尾开始找李敖的名字，却一直找不到“李敖”的名字，愈往上找愈担心儿子考不中，没想到“窝乐错”（这是爸爸的口头语，意为了不得），儿子竟高中榜首！回到家爸爸的那个高兴劲，让李敖至今都为自己感到骄傲。
1948年暑假后，十三岁的李敖进了北京第四中学初一，此时他野心勃勃，正计划写一部《东北志》的书，并开始收集资料，从谢帧的《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到张纶波的《东北的资源》、郑学稼的《东北的工业》，甚至外国人写的《日本在满洲特殊地位之研究》等等，都在他收集之列。一个初一学生就有这种水平与气魄，确属罕见。有这种程度的少年人，其骄傲自负，也确属当然。不过李敖的骄傲自负，都在他心里，待人接物，他仍旧一片冲和。不但冲和，并且还常开玩笑。有一次，他在班上恶作剧，搂住一位两眼含情脸蛋泛红的漂亮小男生大叫：“我爱潘金莲！”。
可惜“潘金莲”在怀里还没搂热，局势就发生了突变，国民党在北方的局面江河日下，北京岌岌可危，眼看着守不住了。李敖的父亲又一次面临生死抉择：是留下来迎接新生活，还是继续跟随国民党逃？
。。
5．远走台湾（1）
爸爸吃过国民党的亏，所以再也不敢脱离国民党的统治了。
李敖在上海继续读书，但却“小李飞刀“，被记大过一次。
背着一箱书追随国民党到天涯海角。
李敖的父亲已经变得谨慎和小心了，抗战胜利后，他因为抗日抗得早，抗得与国民党不合拍子，换来的差一点是被诬为“汉奸”而临牢狱之灾。国民党的政治和权术使他寒心，但他知道，做为一个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人，不爱国当然不对，但是爱国不爱在嘴上，而
要言行合一，可不是好玩的。——要爱国，必须与国民党永远在一起才行，你要单独去爱，不论你多少功劳，结果不用“汉奸”办你，就是党恩浩荡了。所以，在共产党将至，国民党将逃的关键时刻，他学乖了，他知道这次一定要抓牢国民党，与它永不分离，若是再为国民党所弃，后果将来不堪设想。于是他终于痛下决心，决定跟国民党逃难，无论到天涯还是到海角。
抗战胜利后，李敖爸爸曾在东北营城子煤矿当过总务处处长，期间帮过台湾人翁镇的忙，翁镇很感激，就说将来若时局不好，可到台湾，并在回台前留下了自己台湾家的地址，李敖爸爸刚开始也想直接到台湾，但他判断国民党虽战败，但剩余的力量，谅可维持和共产国民党“隔江（长江）而治”的局面，所以逃到上海，就差不多了。此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二二八事件的阴影，使李敖爸爸感到不安，他对台湾不大放心。他不愿见国民党杀台湾人；他也怕台湾人报复，一阵乱杀，杀到他头上。结果全家没直接来台湾而首先落脚上海，在上海耗尽了机会和财力，最后仓皇来台，积蓄所剩无几了。
这次李家全家分四批：第一批是爸爸自己，他先坐飞机到上海打前站，接着妈妈、大妹、小妹、弟弟、一位跟了李家一二十年的老佣人为第二批，也坐飞机到上海；然后是三姊、四姊、李敖第三批，为了省点钱，转到天津，坐轮船到上海；大姊、二姊原排在第四批，因为大姊刚考上捕仁大学医学系，刚选上系花，正在高兴；二姊在贝满女中念高三，毕业在即，认为可晚一点再走。这一决定，主要是四姑父的缘故。四姑父叫丁锡庆，是陈纳德飞虎队要员，他跟李敖爸爸说，如果局势急转，他有办法找到机票，使大姊、二姊立刻南下，爸爸相信了，不料，局势急转的速度，大大出人意料：北京被围城、北京被解放，除了有枪在手的高级国特等人之外，谁也搭不上飞机了！
等到李敖再见到大姊、二姊的时候，已经是四十四年以后，少小分别垂老逢，恍然如昨心怅惘。
1948年冬天，李敖和三姊、四姊，由五叔陪同，从北京到天津，沿途所见，满目创痍 。 这是李敖生平第一次坐轮船，所以很好奇，不断地在甲板上张望。船过山东时，远远的一片大陆，引起李敖一番感慨：爷爷那一代从山东北上，出发到东北，而他们这一代却绕山东南下，出发到江南。好像爷爷的一切努力，都完全作废了。
到上海后，全家住在工地附近，准备迁入新居。新居是一排小公寓中的一、二三楼，三楼住六叔一家，二楼住李敖一家。地点在上海虹口提篮桥附近，对面就是上海监狱，当然是个很烂的地点，但这一小房子，却已占掉了全家全部积蓄的大部分，所以不得不勒紧裤带度日。
因为此时两家十九日人中，谁都没有职业，所以局面很令人担心。当时物价又波动得大，所以李敖爸爸就买了可供几个月吃的面粉，堆在家里，买来美国救济品（大多数是大罐牛肉酱式罐头）做为主食，准备长期苦撑待变。
虽然家用紧缩，但是有一笔钱，李敖的爸爸却一定要花，那就是李敖的学费。爸爸坚持儿子的学业不可中断，于是在姊妹们都没钱念书的时候，李敖独自上学了。那时缉规中学正好有春季班，李敖于1949年1月25日考取，又从初一读起。
这一点让李敖终身感激，受益无穷，李敖概括为北大自由精神，也即老子不管儿子的精神！
缉规中学原名华童公学，是第三个成立中国童子军的学校，历史悠久。胡适在上海落魄的时候，就曾在这个学校教过书，后来因为喝醉了酒，打了警察，才自动辞职。这个学校后来为纪念清朝在上海的头儿聂缉规（曾国藩的女婿），就改名缉规中学。李敖第一次走进这所学校的时候，它漂亮的建筑就将李敖深深吸引住了，因为它比起北京四中他的母校来，的确太贵族了。它的建筑既优雅又精致，十里洋场的学校，与文化古都的学校，风格完全不同。贫富也完全不同。
注册以后，2月15日开学；一上课李敖就傻了，因为老师学生多讲上海话，而他不懂上海话，所以感觉非常不方便。尤其英文课，上海从小学起就念英文，英文课本是沿用几十年的“英文津逮”，内容比北京四中的“正中英语”深，李敖简直跟不上，更雪上加霜的是，教英文的女老师讲的是一口又快又阿拉的上海英文，这下子他英文不懂上海话也不懂，上课简直是受罪。幸亏回到家后爸爸替他恶补，过了一阵，总算稳住了阵脚。不过李敖很快就以自己在国文、历史方面的成绩令老师和同学刮目相看，所以还勉强不受上海佬的气，但一个长得人身马面的班长老是吃醋，不服气。一天中午休息时间，李敖正在教室刻图章，马面班长过来，说污辱的话，李敖大怒，说：“你给我停住，再说我就不客气了”。可班长哪把这个外来仔放在眼里，继续照说不误，李敖就随手举起刻印刀来，他边退边说，李敖就来个“小李飞刀”，班长一跑，刀正好扎进他的脚心；他立刻疼得大哭大叫起来：大家赶忙把他抬到医务室，李敖也跟在后面，只觉得脑子里昏昏的，心想这下子可闯大祸了。训导主任人高马大，过来问李敖：“是依干的？”这句上海话李敖听懂了，点点头，他哼了一声，掉头而去。后来马面班长给送到医院，住了好几天，费用全由李敖负担。学校方面说李敖行为粗暴，以刀伤人，记大过一次。只不过从此以后再也没人敢侮辱欺负李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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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远走台湾（2）
在上海这段日子，除了这次“飞刀“事件，李敖基本是能做到一心念书，没有任何游乐，也没去过电影院，只应邀去了一次王家祯家。王家帧字树人，吉林人，是张学良走红时候的红入，他早年在北大念书后转日本庆应大学，1930年做外交部常务次长，1931出席国联，1945年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国民党抗战胜利接收东北时，做东北生产管全局局长。他的太大是李敖老姨父的妹妹，与李敖家算是有一点“诛九族”也诛不到的远亲关系。他有两个儿子，叫大弟、小弟，年纪与李敖接近，常在一起玩。李敖一家转到上海后，王家祯一家也转到上海。大弟、二弟约李敖一起去玩，三个小男生参观了全国最高的国际饭店，金们大厦，大概上下电梯多坐了一两次，引起开电梯的上海佬怒目相向，上海佬的势利眼，上海的市侩气，使李敖至今记忆犹新。
但上海也有让李敖印象好的地方，那就是书店。早在读小学时，李敖就对商务印书馆等几家书店心向往之，这次意外来上海，正好借机参观商务印书馆的总部，大饱眼福；其他还有开明书店，此时正是最风光的时候，李敖也都去看了，并淘了不少廉价书，大部分是《现代问题丛书》和《新时代史地丛书》。
1949年1月10日，历时六十六天的淮海战役（国民党叫“徐蚌会战”）结束，国民党大将黄维、杜聿明等先后被俘。整个江北已经全部失守。局势的突变，使李敖爸爸对国民党能守江南的信心，大为动摇，国民党欲求隔江而治皆不可得了。那时候人人逃难、家家逃难，爸爸的北大老学弟张松涵全家，也搬到李家楼下。张松涵是兴安省政府教育厅长、太太戴树仁是国大代表，跟国民党渊源都深，准备逃到台湾。临走前劝李家也去台湾，李敖爸爸没怎么犹豫就同意了。张松涵到台湾后，立刻代李家领了入境证寄来，于是爸爸带着李敖立刻到市区买船票。
临离上海前，李敖爸爸将储存的面粉等都留给了六叔，又送了六叔一两黄金，所剩全部财产，只有几两黄金，全家九人，每人分不到一两，也就追随大官巨商，朝台湾逃难了。
当时上海已经是用银元的天下，银元有袁世凯像和孙中山像之分，叫“袁大头”、“孙小头”，民间自动变成了银本位，金圆券没人要了。市面上的情形是“大头小头；叮叮当
当。”李敖和爸爸在市面上加入客串银元黄牛，兑到船票票价，接着到船公司抢购，居然买到中兴轮的甲板上船票，非常高兴。
上船那天晚上，中兴轮全轮上下，已经挤得颇有黄浦滩挤兑黄金的密度，李敖背着自己的藏书，终于挤上了船。当晚就睡在甲板的行李上。第二天清早，船慢慢开出祟明岛，远处已经依稀有炮声可闻。
船上人多得要命、热得要命，一幅乱世流民图。船到海上后十三天，上海解放——李敖爸爸终于偿了追随国民党到天涯海角的宿愿，虽然追随得如此仓皇、如此狼狈！但是，这下子没问题啦，李某人再也不“汉奸”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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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抢去我的第一名”（1）
刚到台湾的李敖一家穷得连照相的钱都没有，但李敖读书的台中一中却是人才济济，李敖也交了很多各有奇能的朋友。
他也出过不少丑：一次烹饪比赛，他做的菜评判老师连尝都不敢尝。估计那是有史以来，唯一一次评判连尝都没尝就决定了的烹饪比赛。
1949年5月12日晚，李敖躺在难民船中兴轮的甲板上，和家人一起到了台湾，先行到台的张松涵到基隆码头迎接，当晚搭夜车赴台中，半夜抵达，大雨中分坐人力车直赴西区模范西巷张家。
刚到台湾，一切都是新鲜的。第二天天亮以后，李敖就和张松涵的儿子张仁龙、张仁园、张仁宁三兄弟试穿木展走路，走得歪七翅八，“丑态百出”。那时候台湾贫穷而淳朴，人穷得连皮鞋都很少有人穿，满衔都是日式木屐。
花了三台两黄金，李敖一家住在了模范西巷云龙里七十二号的日式房子里了。李敖爸爸在日记里写道：
5月25日：日过田间风味的生活，每日锄菜、购菜。如无经济压迫，亦乱世之挑源也。
遗憾的是此时全家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问题，父亲每天操劳的都是“囤积”白面、白米、杂粮、木炭等日用品，那种无安全感，跟在受害流亡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说此时生活大有“桃源”风味，只是苦中作乐而已。
爸爸四处找朋友帮忙，终于在北大国文系老同学、当时任“立法委员”的王墨林的帮助下，在台中一中谋得一国文教员之职。台中一中国文教员。正巧李敖以上海缉规中学初一生的身分，跳班考取了台中一中，也考取了台中二中。台中一中好，他就上了一中。摇身一变，进了初二上。那时初二上有甲、乙、丙、丁、戊、己六班，李敖编在初二上甲。
当时台中一中的校长是外号“金乌龟”的金树荣，他是福建人，当时四十六岁，他在1945年12月1日就到一中了，是接收大员，资格最老，热心办学，人也有霸气。当时一中师资集一时之盛，其中刚从大陆逃难来台的老师不少，这些人有的在大陆“此马来头大”，但是逃难到台湾，求食而已，自然也摆不起什么架子了。如程东白老师，学历是日本明治大学法学士，经历是国民党时的辽北省教育厅长，但来到台湾，只在一中混个夜间部教员！其他还如做过外交宫的郭大鸣老师、都本仁老师，也都纤尊降贵，混起穷教员来。李敖爸爸当时十一岁，除了五十八岁的余又健老师、五十三岁的陈椿老师，他是年龄最大的。其他老师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入，翁硕柏老师二十九岁，教国文；杨锦钟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