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宽宏恤众之心。如委政于弟，置兄不顾，未免僭越，为何使弟执政。吾若举用长子，专主大国，执掌大政，彼将弃其褊心，为心大公乎！遂命长子阿尔哈图图门执政。
然此秉政长子，毫无均平治理汗父委付大国之公心，离间汗父亲自举用恩养之五大臣，使其苦恼。并折磨聪睿恭敬汗爱如心肝之四子，谓曰： 诸弟，若不拒吾兄之言，不将吾之一切言语告与汗父，尔等须誓之。令于夜中誓之。又曰： 汗父曾赐与尔等佳帛良马，汗父若死，则不赐赍尔等财帛马匹矣。又曰： 吾即汗位后，将杀与吾为恶之诸弟、诸大臣。
如此折磨，四弟、五大臣遭受这样苦难，聪睿恭敬汗并不知悉。四弟、五大臣相议曰： 汗不知吾等如此苦难，若告汗，畏执政之阿尔哈图图门。若因畏惧执政之主而不告，吾等生存之本意何在矣。彼云，汗若死后不养吾等，吾等生计断矣，即死，亦将此苦难告汗。
四弟、五大臣议后告汗。汗曰： 尔等若以此言口头告吾，吾焉能记，可书写呈来。四弟、五大臣各自书写彼等苦难，呈奏于汗。汗持其书，谓长子曰： 此系汝四弟、五大臣劾汝过恶之书也，汝阅之。长子，汝若有何正确之言，汝回书辩之。长子答曰，吾无辩言。
聪睿恭敬汗曰： 汝若无辩言，汝实错矣。吾非因年老，不能征战，不能裁决国事秉持政务，而委政于汝也。吾意，若使生长于吾身边之诸子执政，部众闻之，以父虽不干预，而诸子能秉国执政，始肯听汝执政矣。执掌国政之汗、贝勒，其心必宽宏，公平待养部众。若如此挑拨离间父所生四弟及父举用之五大臣，则吾为何使汝执政耶？先曾思曰，命汝之同母所生兄弟二子执政，部众大半与之。……因此，对汝之同母所生兄弟二子，各给与部众五千户、八百牧群、银万两、敕书八十道。对于吾之爱妻所生诸子，部众、敕书等物皆少赐之也。……汝如此持褊狭之心，则将赐汝专有之部众、牧群等物品，尽行合于诸弟，同等分之。
故秋季往征乌拉时，知晓长子之心褊狭，不能依靠，令其同母所生之弟古英巴图鲁留下守城。春天再征乌拉时，亦不信赖长子，留下莽古尔泰台吉及四贝勒二弟。两征乌拉，皆不携长子，使留于家之后，长子与其四位亲信之臣议曰： 若以吾之部众与诸弟均分，吾不能生，愿死，尔等愿与吾共死乎？此四臣答曰： 贝勒，汝若死，吾等亦从汝而死。后汗父出征乌拉，长子对汗父出征如此大国，胜败与否，毫不思虑，并作书诅咒出征之汗父、诸弟及五大臣，祝于天地而焚之。继而又对亲信诸臣曰： 吾兵出征，愿其败于乌拉，战败之时，吾不许父及诸弟入城。……（其臣上告于努尔哈赤）聪睿恭敬汗以若杀长子，恐为后生诸子留一恶例，乃不杀，长子阿尔哈图图门三十四岁时，癸丑年三月二十六日，监禁于高墙之屋。两年后，见其毫无改悔，遂诛杀。
第二节 皇长子褚英的执政及被诛（2）
分析上述记载，可以了解褚英一生的基本情况，即军功累累，立为嗣子，执掌国政，争夺汗权，对父不满，被父斩杀。
第一，褚英对女真国的创立与扩展，建立了功勋。老档一开始就讲到，努尔哈赤自思，“若无诸子”，就不能聚成大国，执掌金政。这里明白无误地表述了努尔哈赤的建国兴邦，是与诸子征战效劳分不开的，尤其是褚英最早出征，屡败敌军，功勋尤著。
第二，褚英被立为嗣子，助父执政。《清太宗实录》等书皆说，“太祖初未尝有必成帝业之心，亦未尝定建储继位之议”，为皇太极理应继位为汗埋下伏笔，但是，上述老档的记录，有力地证明了《清实录》的说法是错误的，与历史实际相距颇远。其一，老档明确写道，努尔哈赤考虑到，“吾若举用长子，专主大国，执掌大政，彼将弃其褊狭之心，为心大公乎！遂命阿尔哈图图门执政”。一则让褚英“专主大国”，再则让他“执掌大政”，三则“遂命阿尔哈图图门执政”，可见褚英确系被汗父立为执政者。其二，褚英这个“秉政长子”对诸弟说，“吾即汗位后，将惩治违命的弟贝勒和各大臣”。努尔哈赤斥责褚英过错时也说，“委政”于褚英，是让他逐渐树立威信，以便部众“始肯听汝执政”。这都表明，褚英已被汗父立为嗣子，将来汗父死后，他就要继位为汗。
第三，褚英与汗父和四个兄弟激烈争夺统治大权。老档说褚英个性褊狭，故虐待四弟和五大臣，其实，这不是什么心胸狭窄的问题，而是褚英与汗父、四弟争夺军国大权。所谓四弟，是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和皇太极，都是有权有势的贝勒，他们辖有大批人丁兵将，多次领军出征，甚为汗父宠爱，是聪睿恭敬汗“爱如心肝之四子”。努尔哈赤除掉亲弟舒尔哈齐以后，各旗皆为其所有，他将一些旗和牛录分赐予子侄，使其承受专主，让他们成为牛录之主固山之主。但是，努尔哈赤握有最高所有权，他可以赐予子侄，也可以调换牛录，还可以收回。他这个聪睿恭敬汗是全国之主，是各旗之主，有权惩治或擢升各贝勒台吉。褚英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权力没有汗父那样大。褚英奉父之命执政，本身又是大福金所生的“皇长子”和汗位的继承人，亲辖部众五千户，一再领军出征，立有军功。因此，他可以“折磨”四个弟贝勒，“使其苦恼”，但他毕竟是四弟的同辈，原来都是并肩而行的贝勒，现在一跃而为执政之人，摆架子，耍威风，这些贵为固山之主，亲为汗之心肝的四个贝勒，很难心服。而且褚英还只是奉命执政，还只是继承汗位的嗣子，而不是真正的女真国汗，没有汗父努尔哈赤那样大的权力，不能支配其他弟弟拥有的牛录和固山。老档说，汗父死后，褚英将不赐赍财帛马匹与弟弟，他即位后要杀与其成仇的弟贝勒和大臣，这正表明此时褚英还没有这个权，既不能籍没汗父已经赐予兄弟的财物（实际上也包括部众兵将），又无权赏赐财帛人丁与弟贝勒和大臣，因为他只是一旗之主，还不是全国之主，没有那样多的人畜财帛，而且他还不能诛杀违命的贝勒大臣，汗父没有把这个权交给他。正因为是这样的局面，所以，褚英虽然可以“折磨”弟贝勒，而弟贝勒却不心服，反而联合上告汗父。如果是努尔哈赤这样行事，他们怎敢违命！他们怎敢上告！上有全国之主的汗父努尔哈赤，下有势力强大的四个弟贝勒，还有汗父亲自擢用的亲信五大臣，褚英的位子很难坐稳，统治权力受到了很大限制。褚英要想牢固掌握军国大权，万无一失地继承汗位，就必须限制、打击四兄弟和五大臣，这样一来也就可以架空汗父，逐渐掌握全部权力，而这一点，正是四个贝勒和五大臣不能接受的。因此，褚英的褊狭和虐待，四弟、五大臣的联合上告，实质上是褚英与汗父争权，与四弟争权，这是一场争夺汗权、削弱旗主权力与反夺权、反限制的激烈的###。
第四，褚英心怀不满，被父斩杀。四弟、五大臣上诉于汗，控告褚英的虐待及封锁消息，不让他们将褚英的所作所为向汗报告。努尔哈赤从万历十一年（1587）以遗甲十三副起兵，南征北战三十年，久经政治风霜，好不容易才建立了一个地广人众的强国。他深悉创业的不易，更知晓人心难测和权力角逐的残酷无情，三十来岁的褚英的如此行动和用意，怎能瞒过年过花甲老谋深算的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十分生气，对褚英厉声斥责，严加防备。褚英感到难继汗位，大祸将至，愤怒不平，忧虑万端，死念萌生，作表焚天诅咒汗父、四弟、五大臣，被父发觉，幽禁斩杀，年方三十六岁骁勇善战的广略贝勒，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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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大福金富察氏的休离（1）
努尔哈赤第二个大福金富察氏，名滚代，原嫁威准，是景祖觉昌安的三哥索长阿之孙。威准死后，大约于万历十三、十四年（1585—1586）再嫁与努尔哈赤，生莽古尔泰、德格类和莽古济格格。《武皇帝实录》卷一载，万历二十一年（1593）九月，努尔哈赤得知叶赫、乌拉九部联军来攻，因尚未天明，怕兵士夜出，震惊城中人，下令天明出兵。“言毕复寝。滚代皇后推醒太祖曰： 今九国兵马来攻，何故盹睡，是昏昧耶，抑畏惧耶？”这位与努尔哈赤曾经长期共患难创业建国的滚代皇后，在此以后，很长时间内，《武皇帝实录》中找不到她的材料，直到天命九年（1624）四月叙述景祖、皇后等陵从赫图阿拉迁至辽阳安葬时，才顺便写道：“其继娶滚代皇后及皇子阿儿哈兔土门灵榇，亦同移于此。”这位皇后何时去世？是年老病逝，还是因罪诛戮？按其记述而论，既是“继娶滚代皇后”，仍冠以皇后的尊称，又书其“灵榇”亦移于此，应是病卒，应是善终。可是，《清世祖实录》卷三却载称：“（顺治元年二月戊子）以大妃博尔济锦氏祔葬福陵，改葬妃富察氏于陵外，以富察氏在太祖时，获罪赐死故也。”这样看来，富察氏是有罪被诛了，但她究竟所犯何罪？何时赐死？仍系疑问。
近人唐邦治编辑的《清皇室四谱》卷二载：“继妃富察氏，名衮代。……天命五年二月，以盗藏金帛，迫令大归，寻，莽古尔泰弑之。”贵为皇后，富有全国，为什么会窃取财帛？为什么又要以此小过废除后位，迫令回居嫁家？为什么其子又要弑杀亲母？这一系列问题，在《满文老档》中，找到了合理的答案。
《满文老档·太祖》卷十四载：
（天命五年三月小福金）代音察又告汗曰： 不仅此事，更有要言相告。汗询有何言。代音察曰： 大福金曾两次备饭，送与大贝勒，大贝勒受而食之。又一次，给四贝勒送饭，四贝勒受而未食。且大福金一日二、三次遣人至大贝勒家，如此往来，谅有同谋。大福金自身，深夜出院，亦已二、三次矣。汗闻此言，遣达尔汉虾、额尔德尼巴克什、雅逊、蒙哈图四大臣，往问大贝勒及四贝勒。送四贝勒饭未食，属实。送大贝勒饭二、三次，受而食之，属实。又其他之言，亦属实。
对此，汗曰： 吾曾言曰，吾身殁后，大阿哥须善养诸幼子和大福金。以有此言，故大福金倾心于大贝勒，虽无任何事，却无故地一日二、三次遣人至大贝勒家。
每逢诸贝勒大臣在汗处赐宴会议之时，大福金即以金珠饰身，斜视大贝勒，众贝勒大臣皆觉而非之，欲告汗，又因畏惧大贝勒、大福金，而不敢告。
汗闻此言，不欲加罪其子大贝勒，乃以大福金窃藏绸帛蟒缎金银财物甚多为辞，定其罪。遣人至界藩山上居室查抄。大福金恐汗见其物多而又加重惩罪，急使人分藏各处，送往各家，以财物三包送至达尔汉虾山上之家。查者返回汗屋后，大福金即遣人往取送于达尔汉虾家之财物，该人误而未往山上之家索取，转向西边之家索之。达尔汉虾知觉，与该人同来见汗，告曰： 福金私自匿财，吾岂有领受之理乎？……（汗）遂杀受容财物之女阿哈。
继之又查，蒙古福金告曰： 阿济格阿哥家中二柜，藏有大福金帛三百，大福金常为此担忧，欲焚于火，欲投于水，以惜此帛，皆未果。闻此言，即往阿济格阿哥家查看，查出帛三百，持来。又于大福金母家查看，搜出存放于暖木大箱中之银，持来，大福金又告曰： 蒙古福金处，有东珠一串。遣人问蒙古福金，蒙古福金答曰： 此乃大福金给与，令藏之也。
又闻，以总兵官巴笃理之二妻，欲作朝衣，大福金给与精美之宝石蓝色倭缎。又给与参将蒙噶图之妻绸缎朝服一件。又报，大福金背汗，私自厚赐财物与村民。
汗大怒，唤村民至，令将大福金所赐之物尽数退回。又将大福金之罪，告于众曰： 此福金奸狡诈伪窃盗，人之邪恶，彼皆有之。吾以金珠，饰汝全身，又以人所未见之美帛，与汝穿着，汝乃不念汗夫之恩养，蒙蔽吾眼，置吾于一边，而勾引他人，岂不可杀耶？然若念此罪而杀，则吾爱如心肝之三子一女，将何等悲泣，设若不杀，则此福金欺吾之罪太多。言时十分悲愤，因曰： 杀大福金何为，彼诸幼子生病，尚需看护服侍，吾不与彼共处，将其休离，嗣后，此福金给与之物，无论何人，皆不得收受，无论何人，皆勿听其言，若违此命，无论何人听取大福金之言，领受其给与之财物，则不论男女，皆杀之。
于是，遂与大福金别离。
以上材料，加于大福金富察氏头上之罪有四： 一为勾引大贝勒代善，二为窃藏财帛，三为赏赐衣帛与二将，四为私赐财物与村民。老档的这段记载，很生动，很具体，有人证，有物证，讲起来头头是道，振振有词，似乎无懈可击，铁证如山了。可是，联系政局，深入分析，便可发现，这几条罪状，都不能成立。
这里着重讲讲与代善的关系问题，这是大福金富察氏的主要罪状。《满文老档》写道，努尔哈赤相信了小福金代音察的控词，认为大福金勾引代善，关系暧昧，以此为主，将其休离。但是，此说疑点有四： 其一，代音察的告状，只讲到大福金曾两次备饭，送与代善，代善吃了，她还陆续遣人到代善家，“谅有同谋”，大福金又曾深夜出院两三次。常言捉贼捉赃，捉奸捉双，送两次饭，有什么了不起的过错，身为继母，备菜送与儿子吃，此乃司空见惯的通例（入关以后，皇后、王妃，经常赐菜与诸子吃用，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礼节），怎能以此定为奸罪。所谓遣人至家，就必有同谋，为什么继母就不能遣人至子家，为什么去了就必然是策划阴谋？“谅有”二字，本身就是揣测之词，以此为据，则“莫须有”论亦可成立了。至于深夜出院两、三次，出去没有？到了何处？做了何事？仅此就能断定是与代善幽会吗？显然，这些罪状，皆缺乏根据，都是推测之论，甚至于可以说是“风闻之词”，就凭这几条，定不上什么通奸！
第三节 大福金富察氏的休离（2）
其二，调查者与代善及皇太极二人的关系，有必要剖析一下。老档写道，努尔哈赤派达尔汉虾、额尔德尼、雅逊、蒙噶图四人，调查此事，四人查后报告，皆属实。大福金给代善、皇太极送饭之事，固然可以查清，但代善吃没有吃，怎能确定，皇太极“受而不食”，又怎能查明。此事全在代善、皇太极两人的“口供”，本来是难以定案的，可是调查人却断定代善“受而食之”、皇太极未吃。为什么会得出不利于代善、有利于皇太极的结论？显然调查大臣有倾向性，看看这四位大臣的身份及其与代善、皇太极的关系，也许能解开其中之谜。名列第一的调查大臣是达尔汉虾，即努尔哈赤的养子扈尔汉，他和代善关系很不融洽，代善曾专门向汗父进奏不利于扈尔汉的“谗言”。扈尔汉隶满洲正白旗，此时白旗旗主是皇太极，扈尔汉当然要维护旗主利益，不会也不能做出危害皇太极的事。第二个调查大臣是额尔德尼，此人既是努尔哈赤重用的亲信近臣，又竭力拉拢皇太极，经常违背旗制，私往皇太极处，通报情况，交换意见，是皇太极争夺汗位的小集团的重要成员。第三位调查者是副将雅逊，此人好弄权术，爱作谎言，曾上文书向汗“求功”（即求升职），经审查，皆是将他人之功“伪为己功”，被定死罪，后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