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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七大恨”（1）
天命三年（1618；明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天，发军征明，十五日攻下抚顺。
“七大恨”是明满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重要标志。“七大恨”的具体内容，在明满双方都有记载。四月二十二日，努尔哈赤“书七大恨之言”，遣四名被俘汉人持书，进呈明帝求和。《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六十八载：
（万历四十六年四月甲寅）建酋差部夷章台等，执夷箭印文，送进掳去汉人张儒绅、张栋、杨希舜、卢国士四名进关，声言求和。传来申奏一纸，自称为建国，内有七宗恼恨等语，言朝廷无故杀其祖、父；背盟发兵出关，以护北关；阳、清河汉人，出边打矿打猎，杀其夷人；又助北关，将二十年前定的女儿，改嫁西虏；三岔、柴河、抚安诸夷，邻边住牧，不容收禾；过听北关之言，道他不是；又南关被他得了，反助南关，逼说退还，后被北关抢去。及求南朝官一员、通官一员往他地，好信实赴贡罢兵，等语。
《满文老档·太祖》卷六载：
四月十三日，壬寅，巳时，八固山十万兵征明国，作书告天曰： 吾父、吾祖，于明帝边境，不折其草，不扰其土，而彼无故生衅于边外，杀吾父、祖，此一恨也。虽杀我父、祖，吾仍欲修好，曾勒誓于碑曰： 无论尼堪、女真，若越帝境，见之即杀，若见而不杀，殃及于不杀之人。如此誓言，明国背之，遣兵出边，护卫叶赫，此二恨也。自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年明国人出边，入女真之地侵夺，我以誓言杀其出边之人，彼不顾前誓，责我擅杀，拘我往广宁叩谒之使者刚古里、方吉纳，系以铁索，挟令吾献十人于边上杀之，此三恨也。遣兵出边，为叶赫防御，致使吾已聘之女转嫁蒙古，此四恨也。将吾数代看守帝边居于柴河、齐拉、法纳哈三路之女真所种田谷，不容收获，遣兵逐之，此五恨也。听取边外天谴之叶赫所言，备书恶言，遣人对吾施以种种侮辱，此六恨也。哈达助叶赫，两次来兵侵吾，吾报之往征，天将哈达赐吾，而天赐之后，明帝又助哈达，挟令吾必送还原处，叶赫将吾所遗之哈达掳掠数次。夫天下各国互相征伐，天谴之人败而亡，天是之人胜而存，岂有使死于锋刃者更生既得之俘获复还之理乎！……先因呼伦部会兵侵吾，吾始兴兵，天谴呼伦而祐我。明国助天罪之叶赫，如逆天然，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妄为判断，此七恨也。明国对吾欺凌羞辱甚多，实难忍受，故以此七大恨兴兵。祝毕拜天焚表。
《明神宗实录》和《满文老档》，对“七大恨”的载述，虽然详略不一，用词、语气有所差异，但基本内容是一致的，可以作为评论的依据。首先，对这七恨，需要做些核实工作，看看哪些是真恨，哪些并不能称之为恨。
努尔哈赤所说第一恨，杀其父、祖，这既是事实，但又不完全准确。觉昌安、塔克世确是死于明兵之手，但一系“误杀”，是战乱之中误杀，不是蓄意杀害。二则是明军为惩掠边“夷首”阿台，因而出边，攻打古勒城，并非“无故生衅于边外”，杀其父、祖。三则事后明臣即承认是误杀，送还遗尸，给予敕书三十道，使努尔哈赤承袭祖职，为都指挥，后又以其父祖有“殉国忠”，晋为都督佥事，“长东夷”，蒙受“殊恩”，这也可算是弥补其过之举。
第二恨为明朝违誓出边，“护卫叶赫”，这一恨有些强词夺理，难以成立。建州与明辽东守臣立碑刻誓，仅仅是指双方不要越界，以免因采参伐木引起争端，并不是规定明兵不能逾越边境一步，不能出边。须知，努尔哈赤管辖的建州地区，也是“天皇帝”的辖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女真各卫都督、都指挥，皆系明帝臣仆，其地皆为国土，明廷当然可以派兵进入女真地区，调解纠纷，惩治违法之人。而且，明朝为什么要出兵边外，援助叶赫？这一点，努尔哈赤自己是很清楚的。他在万历十九年（1591）斥责叶赫纳林布禄贝勒逼其投降献地时说： 昔我父被大明误杀，与我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送还尸首，坐受左都督敕书，续封龙虎将军大敕一道，每年给银八百两，蟒缎十五匹，汝父亦被大明所杀，其尸骸汝得收取否？《武皇帝实录》卷一。
努尔哈赤列举七年前纳林布禄之父仰加奴，伯父卿家奴被明总兵官李成梁斩杀之事，对比自己父、祖“误杀”后的“厚待”，来羞辱叶赫，这些固然是事实，但由此不是更清楚地表明，明朝政府并不是存心褊袒叶赫亏待于己！
第三恨，伐木之争，此事曲在明朝，确系欺人太甚，实为大恨。
第四恨，明遣兵出边助叶赫，致使努尔哈赤已聘之女，被叶赫转嫁与蒙古，这就是当时轰动于世的“老女”之争事件。万历二十一年（1593），叶赫布寨、纳林布禄贝勒等九部联军，为建州大败以后，第五年，叶赫、乌拉、哈达、辉发共同遣使，请求“更守前好，互相结亲”，愿以布寨之女布扬古贝勒之妹许与努尔哈赤，以纳林布禄之弟金台石之女许与代善，努尔哈赤遂备办鞍马盔甲等物为聘礼，又杀牛设宴，宰白马，盛酒、血，与四国“歃血会誓”，但不久，纳林布禄即背盟违誓，将金台石之女嫁与蒙古喀尔喀部斋赛贝勒，将布扬古之妹另许他人，初许哈达蒙格布禄，万历二十七年（1599）哈达亡后，又改许辉发拜音达礼贝勒，万历三十五年（1607）辉发灭国以后，又许与乌拉布占泰贝勒。四十一年乌拉亡，布扬古于四十三年（1615）将妹改许蒙古喀尔喀部巴哈达尔汉贝勒之子莽古尔岱台吉。布扬古之妹，艳丽多姿，是当时名传满蒙的美女，然而，佳人命薄，由于政治角逐，年方十五即已许聘，中经多次改聘，直到三十三岁，仍未婚娶，成为“老女”，最后嫁与蒙古，一年而亡，实为可悲。
第三节“七大恨”（2）
已聘之女，而且是异常漂亮的美女，不能迎娶到家，反而被悔婚另许，当然是一大恨事。但是，这究竟应该怪谁？是努尔哈赤及诸贝勒大臣责备的援助叶赫的明朝？不是，明朝在这一问题上，没有什么过错，不该负什么责任。以第一次悔婚改聘来说，这时明朝不仅不援助叶赫，反而因叶赫数侵哈达而申斥叶赫。叶赫纳林布禄及其侄布扬古之所以悔婚，原因有二，一为杀父之仇。九部联军失败时，叶赫布寨贝勒被建州士卒武谈“掩而杀之”，战后叶赫索要遗体，努尔哈赤竟将布寨尸体剖为两半，仅归还一半与叶赫。既杀其身，又辱其尸，这样的不共戴天之仇焉能不报，布扬古怎能忘此切齿大辱，其妹怎能卖身事敌。何况叶赫从仰加奴、逞家奴起，中经布寨、纳林布禄，到稍后的金台石、布扬古，皆骁勇善战、兵精将勇，素怀并南关（哈达）灭建州之志，怎能与努尔哈赤永结丝罗之好，昔日的订亲盟和，不过是一时的策略而已。这次的改聘，也包含了政治目的，是一种策略，企图以许与蒙格布禄“昔日所欲之女”为手段，来笼络哈达，乘机兼并，因而置婚约不顾，将女改许哈达。此后，叶赫将“老女”改许辉发，再许乌拉，皆大体上出于同一原因。这三次改许，可以肯定与明朝没有任何关系。
至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老女”之许与蒙古，此时明朝固然已经定下了扶持叶赫的方针，但这也是努尔哈赤逼出来的。明朝政府在相当长时间里，是保哈达抑叶赫以巩固边境。因此，万历十二年（1584）诱斩仰加奴、逞加奴，十六年（1588）又兴兵征剿，杀叶赫部众五百余，以后又多次训诫叶赫安分守法，不得轻举妄动。但是，努尔哈赤异军独起，扩展迅速，兼并“诸夷”，尤其是灭哈达、辉发以后，形势剧变，明才认识到建州才是真正的隐患，乃转而采取扶持叶赫，使其免于灭亡，牵制建州。而且此时辽东巡抚张涛也反对叶赫将“老女”许与蒙古。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布扬古将妹许与蒙古莽古尔岱时，明辽东边将还专门派人前往“谕止”，叶赫不听，于七月成婚。
由此可见，努尔哈赤所谓悔婚另许之罪，加不到明朝君臣身上，这个第四大恨，根据不足，难以成立。
第五恨为明朝不许收割柴河、三岔儿、抚安三路庄稼，此恨与事实出入很大。所谓柴河等地，原来都是哈达王台、蒙格布禄辖区，努尔哈赤灭哈达后，就遣派人丁，大量耕种哈达旧地，但是，明朝政府不承认建州灭哈达的行动，认为这是叛逆不法行为，而且因为这些地方邻近叶赫，易起争端，威胁叶赫安全，威胁明境安全，故一直不允许建州人员住种收割。万历四十二年（1614）四月，辽东巡按翟凤翀的奏疏对此讲得很清楚：
（建州五百余人，耕种刘家孤山等地。此地一再谕令撤回）奴投有不牧种之甘结，讵意倏忽变幻时来。……南关（即哈达）地界，王台存日，自威远堡起，至三岔儿止。后王台故后，猛骨孛罗（蒙格布禄）在时，至抚安堡龙潭冲止，三岔儿一处已为侵占矣。迨猛骨孛罗故后，俱属之建州，旧种之田味斯语也，又侵占抚安堡矣，分遣人牛，临边住种……今不论新垦旧垦，但系南关之地，则不当容建夷住种，有五利焉。一不得逼近内地，侦我虚实。二不得附近北关，肆其侵扰。……《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一十九。
万历四十三年（1615）正月，辽东巡抚郭光复亦上奏说：
……至如柴河、靖安、三岔、抚安四堡边外地，原系南关旧地，奴酋立寨开种有年，而上年驱令退柴河、靖安二堡地者，谓其逼近北关，以杜窥伺耳，但未曾立界，所以今春复来耕种。今奴酋遵我约束其文，愿照界镌碑，惟讨秋收将熟之禾，以后再不敢越种。随行两道，待镌碑后许之，即今将柴河、靖安、三岔界碑上镌番字书，自四十三年春起，不许来种。……《明神宗实录》内阁文库本，卷四十三，转引自《明代满蒙史料·明实录抄》。
两疏讲得十分明白，柴河等地，是哈达旧地，明不许建州侵垦（因为明根本不承认建州之并哈达），建州也一再上奏具结，并立碑于石，保证不来耕种，但说归说，做归做，不管是具的甘结，或是立碑为誓，都不管用，仍然年年派人侵垦收获。就此而论，这个不许收谷的第五恨，又是强词夺理，缺乏根据，难以成立了。
第六恨为偏听叶赫之言，遣人侮辱建州，此事乃指万历四十二年（1614）四月明使入境而言。《武皇帝实录》和《满文老档》皆载称，万历帝遣守备肖伯芝来，“诈称大臣，乘八抬轿，作威势，强令拜旨，述书中古今兴废之故种种不善之言”。但究竟作何“不善之言”，二书未叙。此事，万历四十三年正月兵部复辽东巡抚郭光复奏疏时，有所评述。兵部说：“今日筹辽，必以救北关为主。惟是奴酋反覆靡常，顷抚臣提兵出塞，遣羁酋佟修养性为间谍，遣备御肖伯芝为宣谕，谕之退地则退地，谕之罢兵则罢兵。……”《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二十八。看来，所谓“不善之言”，可能是肖伯芝宣谕抚臣意旨，责令建州退地退兵，不要耕垦哈达之地，不要攻打叶赫。照此说来，肖伯芝没有什么大错。因为，明朝政府认为，建州本来就不应该并哈达垦其地，不应该一再用兵叶赫。努尔哈赤把此事列为明朝对他欺凌侮辱的切齿大恨，其理由似乎不太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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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七大恨”（3）
第七恨为明朝责令建州退还哈达，恢复其国，褊袒叶赫，此事前已论述，谈不上什么恨。
总之，努尔哈赤所谓明帝欺人太甚的“七大恨”，只有第三恨伐木之争，明朝全无道理，第一恨杀父、祖之仇，明朝应负其责，但不是无故蓄意杀害，而是“误杀”，并且明朝还承认其过，有所抚恤和封赏，其他五恨，理由都不充分，根据比较薄弱，都难成立。
“七大恨”的具体仇恨，固有很多不尽准确之处，但努尔哈赤利用这七件事来说明的主要论点，来表达女真——满族对明朝政府暴政的愤怒，却不是没有根据的。“七大恨”集中反映了女真十分痛恨的两个问题，一是明朝政府欺凌女真，二是明朝反对女真各部的统一，这是千真万确的，是为两百多年双方交往的历史反复证实了的。明朝的所有皇帝，哪怕是沉湎酒色二十多年不上朝的昏君万历帝，都自命为承奉天命的真命天子，要女真尊他为“天皇帝”。辽东文武官将，也是高不可攀，贱视“诸夷”，称努尔哈赤为“奴儿哈赤”、“奴酋”，称建州为“东夷”，称蒙古为“西虏”，一切少数民族都是“蛮夷”，都是低贱之人，对之任意欺凌，百般盘剥。查收贡品，辽东边将“验其方物，貂皮纯黑马肥大者，始令入贡，否则拒之”。明将还勒令入贡女真献纳珍珠豹皮等土特名产。建州女真进入抚顺马市贸易，“例于日晡时开市，买卖未毕，遽即驱逐胡人，所赍几尽遗失”，实为公开抢夺。至于双方来往，那更是一在天上，一在地下，贵贱悬殊。前面曾经提到，万历二十三年（1595）十月，对于一个明朝小小的游击胡大受，努尔哈赤就尊称为“游府老爷”，求他将“老亦可赤忠顺情由奏与朝廷”。就是这个游击，第二年又命差人持书，宣示建州守法，不许攻打朝鲜，其《宣谕文》有下述言语： 以尔与朝鲜构怨，“故差官余希元前来宣谕”，“尔达子若不量而妄动，则所欲如缘木求鱼，所为如以肉投虎。况皇灵震叠，敌国议后，一举足间，而他日之大祸判矣”，尔“当敬恭承命，体领至意，传谕各众头目，自此以后，务要各守封疆，永遵禁约”，否则，“圣天子在上，顺抚逆剿……毋贻后悔”。一则大模大样地叫什么“宣谕”，二则既贱称为达子，还要加个犬旁，视如禽兽，三则勒令遵守国法，服从命令，否则大军征剿，从内容到形式，自事情到称呼，皆令人难以忍受，辱人太甚了。这只是小小游击的所作所为，至于威镇东北的辽东总兵官征虏将军，辽东巡抚，中央兵部尚书，以至“天皇帝”，其贱视女真的恶劣程度，更是不说自明。
对于这种被视如禽兽的极端低贱的恶劣待遇，女真无不痛心疾首，十分愤恨。《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一载，皇太极致书辽东巡抚袁崇焕说：“我两国之所以构兵者，先因尔驻辽东、广宁各官，尊尔皇帝，如在天上，自视其身，犹如神人，俾天生诸国之君不得自主，不堪凌辱，遂告于天，兴师征讨。”
天聪四年（1630），皇太极领兵出关，攻城略地，发布木刻揭榜的“七大恨”文，告诉汉民说：
金国汗谕官军人等知悉： 我祖宗以来，与大明看边，忠顺有年。只因南朝皇帝高拱深宫之中，文武边官，欺诳壅蔽，无怀柔之方略，有势利之机权，势不使尽不休，利不括尽不已，苦害欺凌，千态莫状。木刻榜文原件藏北京大学，转引自孟森： 《明清史论著集刊》，《清太祖告天七大恨之真本研究》。
《满文老档》还具体地总括了明满交往中，明朝官将侮辱女真族的情形：
昔日，太平时期，女真与尼堪（明国）贸易往来之时，不仅明国官员之妻子，就连小人之妻子，也禁止女真看到，藐视女真诸大臣，欺侮凌辱，用拳殴打，不许站在门口。明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