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兴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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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兴起史- 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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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人揭发后,神宗震怒,欲令处死,后免死罢任。这样一个贪生怕死丧师辱国讳败冒功的劣材,竟被文武百官捧为克敌制胜安邦定国的大帅,从一个闲官,提升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荣任辽东经略,怎能不贻误军机。
  领兵冲杀的总兵、副总兵、参将、游击等将官,多系“婪秽之辈”,爱财如命,畏敌如虎,尤其是对新兴建州的八旗劲旅,更是久闻威名,谈虎色变。早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努尔哈赤还只是辖领建州女真的一部之长时,号称骁勇善战的明朝副总兵李如梅,就对建州兵的精锐感到恐惧,他郑重其事地警告朝鲜国王说:“此贼精兵七千,而带甲者三千,此贼七千,足当倭奴十万。……虽以十人来犯境土,即报辽东而求救。西北虽有达子,皆不如此贼,须勿忽。”吴晗: 《李朝实录史料》第2476页。以区区十人之数,就敢进犯边境,致使拥兵上千的各城游击、参将,仓皇上告总镇,乞求援兵,可见建州兵之精壮,锐不可当,也充分反映出辽东边将的胆怯畏敌思想。随着建州的迅速扩展,明将对八旗军更是异常畏惧。比如,历任宜府、延绥、大同总兵官的麻承恩,是将门之后,早年“更历诸镇,以勇力闻”,万历四十年(1612)辽事紧急,以原官入辽,听辽东巡抚、镇守总兵官调遣。这位专任“援辽”的总兵官,当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抚顺失陷,辽东总兵官张承胤率兵往援时,竟率本部藉口“调防清河”而匆匆逃走,致使张承胤兵败被杀,全军覆没。七月,八旗军攻清河,麻承恩又以开原檄调为名,领军离阵,“致清河将吏一时陷没”。
  万历四十六年六月,江西道御史薛贞上奏说:“近者杨镐疏中言,调到援兵,皆伏地哀号,不愿出关。又传塘报帖言,钻刺将领,见奴氛孔亟,都哭而求调。臣闻之不胜愤懑。”《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七十一。堂堂七尺之躯,以上阵厮杀斩人首级为专任的援辽将官、士卒,竟然伏地痛哭,乞求改调,不敢出关迎战,如此的畏敌如虎、贪生怯战,实为罕见,难怪御史“闻之不胜愤懑”了。
  赋重役烦,国穷民贫,君昏相庸,帅劣将怯,士气不振,人心思乱,这样腐败的明朝政府,怎能与新兴后金相争,这样松弛胆小的弱军,怎能打败兵精马壮的八旗劲旅,萨尔浒之战,只能以明军的惨败而告终。
    二、 新兴后金大败明军
  萨尔浒,位于后金都城赫图阿拉西一百二十里,今抚顺东大伙房水库附近,天命四年(1619,明万历四十七年),三月初二日,八旗军大败明西路杜松军于此,随即击破明北路、东路军,史称“萨尔浒之战”。
  明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十一日,辽东经略杨镐会集四路官将,告天誓师,欲于二十一日分路出击,因十六日天降大雪,跋涉不前,改于二十五日兴师,定于三月初二日在二道关会合。十万大军,战马成群,火器数万,声势浩大,怎能掩人耳目,因而“遐迩共闻”,“师期豫泄”。一向重视侦察敌情善于用间的努尔哈赤,对明军的动态早就了如指掌,全国皆知大战将临。与二十六年前九部联军三万来攻相比,那时,众寡悬殊,建州兵将“皆失色”,十分惊恐,军心不稳;现在,虽然面对号称四十七万的天朝“圣兵”,敌众我少,八旗劲旅却镇静自若,从容应战。出现这样大的变化,根本原因有二,一为保家保族,必战必胜。兵法所云: 置之死地而后生。现在满族正面临灭种族之灾,不打退明军的进攻,努尔哈赤家族固然要斩杀无遗,八旗官将士兵也在劫难逃,整个满族就要被彻底消灭,至少是大部诛戮,残存少数“顺民”,也必然要再遭明帝奴役,重新陷入明朝政府压迫女真的苦难深渊。这是决定民族生死存亡的一战,是反对明朝民族压迫,保护本族生存,争取继续前进的决定性一战,反压迫、求生存、图发展的战争正义性质,激励了广大满族人民拼死抗敌的强烈斗志,坚定了他们必战必胜的决心和信心,对大军压境无所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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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萨尔浒之战(4)
另一根本因素是,后金正处在兴旺发达迅速前进的勃兴阶段。三十六年以前,女真部落林立,贫穷落后,饥馑频仍,惨遭明臣欺凌鱼肉,社会停滞不前,人丁稀少,度日艰难。
  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以遗甲十三副起兵,经过三十六年的南北征战,由一个微弱小部,发展为辖地数千里,人口上百万的强大的后金国,分散的几百个女真部落合而为一,又吸收汉、蒙人员,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举国上下,练兵习武,竞图进取,一派兴旺发达景象。八旗劲旅,取抚顺,下清河,阵斩辽东镇守总兵官张承胤,所向无敌,因而对与明交锋,满怀信心,沉着应战。
  战争的正义性质,新兴国家、新兴民族的强大活力,八旗士卒誓灭强敌的坚定斗志,为击败明兵奠定了基础。而杰出的军事家努尔哈赤的正确指挥,又为重创敌军提供了有利条件。努尔哈赤身经百战,熟谙兵法,善于发挥所长,克敌所短,以少胜多。明军虽然四路进发,但又不完全是分散兵力,而是约定于二道关前会师,再集中进攻后金都城赫图阿拉,如果建州分军迎战,很难取胜,那时明兵会合,全师进击,赫图阿拉就危险了。努尔哈赤果断决定:“恁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采取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撤回各屯寨士卒,只留少数兵防御南路、东路,八旗劲旅主要迎战明西路杜松军。
  明军枪炮众多,利远攻,不便于近战,后金兵使用弓矢刀剑,长于骑射,利突袭决胜,不利于缓慢厮杀。明兵远来,人生路疏,粮饷难继,建州则生长于斯,险易尽晓,行动便捷。努尔哈赤充分地发挥了自己所长,尽量利用敌军之短,他不打列阵通报姓名、摇旗呐喊的正规之战,而是设下埋伏,诱敌入圈,突然奇袭。正当杨镐大张声势调兵遣将,行将出征时,努尔哈赤早已胸有成竹,“调度安排,机构周密”了。
  明军四路,以西路最为精锐。西路军主将杜松,乃将门之家,其兄杜桐,由末弁,以军功,升至大帅,历任延绥、宁夏、保定总兵官,授右都督,史称其屡败蒙古,“积首功一千八百,时服其勇”。杜松,“勇健绝伦”,由舍人从军,久历戎阵,遍体鳞伤,“刀箭瘢如疹豆几十朝时,间有红处,乃良肉”,屡立军功,升至总兵官,历镇延绥、蓟州、辽东、山海关,威名远扬,建州亦知其勇,“酋素畏杜,称曰太师”。更为难得的是,杜松还是一位廉洁大将,秉性清高,不巴结上司,不笼络权贵,他在奉命援辽师出潞河时,明告送者说:“杜松不识字武夫,惟不学读书人贪财怕死耳。”《明史》卷二百三十九,《杜松传》。但是,此人性急“尚气”,刚愎自用,图功心切。按照经略和各路将官的决定,三月初二日会师二道关,西路军应于三月初一出抚顺关,而杜松“欲贪首功”,又藐视建州,骄傲轻敌,提前于二月二十九日出边,日驰百余里,第二日,三月初一,即抵浑河。天色近晚,水深流急,人马渡河,溺死数十骑,诸将恳请留宿,监军张铨谏止,总兵官赵梦麟劝阻,杜松不从,挥军急渡,“水深没肩”,士卒“没于河者几千人”,车营枪炮辎重皆遗岸后。全军拥挤过河,飞奔前往,进入伏中,努尔哈赤亲率八旗劲旅,以两倍于敌的兵力,勇猛冲杀,在萨尔浒迅速消灭了西路明军,斩杀杜松、王宣、赵梦麟三总兵。随即转攻明北路军。马林率兵于三月初一夜,进驻尚间崖,离萨尔浒三十余里,闻听杜松兵败,士卒大哗。第二日,两军交战,明兵施放枪炮,八旗军奋勇奔袭,很快就击败敌军,马林领兵万余提前逃走。后金军又回过头来迎敌刘铤部队。
  刘铤,为勇将虎子,其父刘显,少年家贫落魄,曾自杀未死,投笔从戎,屡立军功,由一名小卒,升至都督同知、总兵官,历镇广东、狼山、浙江、贵州、四川。刘铤,初因父功,荫为指挥使,“勇敢有父风”,所使镔铁大刀,重一百二十斤,“马上轮转如风”,列骏马五十余,跳跃其间,“来往轻于舞蝶”,因功先后升任守备、游击、参将、副总兵、总兵,久镇四川,后因“军政拾遗罢”,万历四十六年(1618),以原官起用。刘铤一向依靠川贵土司士卒和川兵,累立军功,因而一再申请,征调四川、云南、贵州“各土司马步兵”两万余,“皆本官统驭旧人,矫捷善战”,但兵部复议,只准调“汉土官兵”九千余人,而且战前并来全到。刘铤颇有将才,又久经战阵,熟谙兵法,老成持重,行军之时,规定人人皆持鹿角枝,遇敌则置鹿角于地,“绕营如城”,“转瞬成营”,“虏骑不能冲突”,己兵“得暇列置火具,虏前队毙于火攻,则不能进”,己军乘间出劲骑格斗,疲则还营少休,不怕遭遇敌人埋伏,不怕敌军突袭。这样一员智勇双全之将,却因与杨镐有隙,“自前不相好”,受杨排挤,“必要致死”,指定他带东路军,仅一万余人,从宽奠出,道路遥远险恶,“重岗叠岭,马不能列”,粮饷不继,朝鲜从征兵一万三千,亦疲弱怯战。三月初四日,军至阿布达里岗,距赫图阿拉约五十里。这时,努尔哈赤早已遣派大贝勒代善,率诸贝勒大臣和八旗官兵,前来迎战,“设伏于山谷”。初五日晨,后金遣明降官,持所得杜松的“号矢”(号矢即令箭,经略授总戎,“以驱策偏裨者”),驰至刘营告急说: 杜松已抵“酋城”,“深入敌疆,虞攻之不继,敬遣材官某,请将军会师夹攻”。刘初犹豫,继而“心动”,恐杜“独有其功”,令诸将拔营前进,行二十里,耳听炮声隆隆,以杜将先入城,则己“宿名顿坠”,令士卒尽弃鹿角,急速前往,队不成列,进入伏中,代善挥令八旗劲旅突起冲刺,斩杀刘铤,明军措手不及,全军覆灭,朝鲜元帅姜弘立率众降金。南路军李如柏,因杨镐知悉杜、马二军惨败,檄令回师,仓皇撤退。明兵四路出击,三路败没,四总兵战死,阵亡道员、副总兵、参将、游击、都司、通判、守备、中军、千总、把总等官三百一十余员,兵丁死亡四万五千八百余名,丢失马、骡、驼两万八千余匹、头,遗弃火器大小枪炮两万件。闻名于世的萨尔浒之战,以明军彻底失败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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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萨尔浒之战(5)
萨尔浒之战,是明满关系发生根本变化的转折点,从此,后金获得了主动权,军心振奋,器械充足,战马成群,俘获众多,军威远扬,为取开原,灭叶赫,下辽沈,奠定了基础,而明国则君惊臣恐,官兵畏战,人畜火器损失巨大,兵无守志,陷入了被动困窘的逆境。
  努尔哈赤所使用的甲胄
  天命四年(1619)六月十六日,努尔哈赤率军进攻开原。开原东邻建州,西接蒙古,北与叶赫相连,是辽阳所恃“以断夷虏之路”,联络北关的军事重镇。开原是“古之黄龙府而元之所谓上都”,城大且坚,军民十余万,“物力颇饶”,金银财帛数百万。总兵官马林镇守,火器众多,照说是可以抵挡后金军进攻的。但是,萨尔浒惨败,严重影响了士气,“人心不固,兵气不扬”。加上,此时摄开原道事的推官郑之范,一贯贪婪横暴,盘剥军民,“赃私巨万,天日为昏”,以致“素失民心”。此人既贪财,又怕死,四路出征时,郑是南路李如柏部的“赞理”,见事不妙,随李狼狈逃回,眼看开原危急,却置敌不顾,继续克扣军饷,勒索士民。备御罗万言以高价买到军马,到郑处支领草豆饲料,“并无升束”,一日饿死战马二百四十九匹。把总朱梦祥到开原领钱粮,“一月不给,各军衣物尽变,马倒人逃”。上万马匹,缺少饲料,散放牧于百余里外,“贼至猝不及收”。因此,八旗军轻取开原,“易如拉朽”,斩杀马林等官将。紧接着,七月二十五日,后金军攻克了铁岭,生擒蒙古喀尔喀部名酋斋赛。努尔哈赤班师回京,略事休整,八月二十一日,又领军灭了叶赫,杀其城主金台石与布扬古贝勒,编户万余,大胜而归,后金军威,声震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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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辽沈之战(1)
  一、 坐失良机
  后金天命四年(1619,明万历四十七年),努尔哈赤于三月在萨尔浒大败明兵,六月取开原,七月下铁岭,八月灭叶赫,所向无敌,进展神速。可是,从此就按兵不动,直到天命六年(1621)三月才进攻沈阳、辽阳,足足有二十个月之久,没有发动大的进攻。出现这样的情况,并非由于汗、贝勒看到明经略熊廷弼调度有方,不易攻取,因此明智地暂时克制,集军待变。而是号称“英明汗”的努尔哈赤,在此时刻,不够英明,不太聪睿,决策上出了差错,贻误了战机,延缓了君临全辽的时间,给以后攻取辽阳、沈阳带来了不少困难。
  天命四年八月灭掉叶赫以后的几个月里,是努尔哈赤挥师西征,攻取沈阳、辽阳的最佳时间,这时明朝的窘困局面,为他成为辽东王提供了最好的机会,无需动用巨大的兵力,不必花费多少代价,不会遇到强有力的抵抗,就能轻取沈阳、辽阳,可以说是乘胜前进,势如破竹,易如反掌。这主要是由于以下三个因素。
  其一,明廷惊慌失措,调度无力。萨尔浒之战明兵的惨败,开、铁的失守,使得“朝野震动”。身肩军政要务的庸相方从哲,拿不出什么有力的对策,只是再三呈述“东事危极,京师万分可虑”,“京师之危,真在旦夕”,恳请神宗视朝,集臣会议军务,发给内帑,委任新人。昏君朱翊钧,听凭百官跪奏,藉口“头目眩痛,心腹烦懑”,不上殿理政,不召见群臣,还指责户部拖欠金花银两,又诡称“内库空虚,搜括无遗”,拒绝发放内帑。这样一个醉生梦死腐朽荒淫的老皇帝,配上一个顺从帝旨的庸相,怎能制定出拯救辽东危局的大政方针,怎能应付瞬息万变的军机要务!
  其二,残兵败将,畏敌如虎。万历四十六年(1618)三月萨尔浒之战,四路出兵,三路覆灭,虽然官府多方招聚,到六月,勉强凑有“败残新集士卒四五万人,皆有名无实”,开原之陷,损失又逾万数。七月铁岭失陷,八月叶赫被灭,明兵更加怯战思逃。八月底,辽东经略熊廷弼题报辽阳、沈阳情形说: 
  虽有总兵李如桢等专守沈阳,帮以河西冉光荣之兵,共有万计,而堪战者不过一、二千人。总兵贺世贤专守虎皮驿,应援辽沈,兵虽数千,而堪战者不过二千四、五百人。总兵柴国柱专守辽阳,虽有川兵及残兵零杂之众二、三万人,然皆无甲无马无器械,既不能战,而守城又无火器将领,中军千把总等官,俱贼杀尽,各兵无人统领,辽至今日,可谓无兵。《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八十五。
  熊廷弼后又补充说,大败之后,无车无牛无脚夫,没法运送粮草,致使全军严重缺粮,兵仗器械亦荡然无存,“军无片甲,手无寸铁”。沈阳重镇,能战之兵只有一两千。辽阳要城,残兵两三万,且无甲无马,无将无粮,“可谓无兵”。一向被誉为兵强马壮的辽东军事重镇,竟落得如此地步,真是可悲。兵少将缺,粮饷不继,守具缺乏,自然更加剧了将官的怯战情绪。他们逗留不前,战守不力,畏敌如虎,一战即溃。就连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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