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饷不继，守具缺乏，自然更加剧了将官的怯战情绪。他们逗留不前，战守不力，畏敌如虎，一战即溃。就连熊廷弼推崇为大将的甘肃总兵官李怀信，虽然久经沙场，屡立军功，史称“勇敢有谋”，“威名著河西”，然当其被委任为援剿总兵官，率师赴辽时，尽管经略连上奏疏，特地奏请皇上命李急行出关，帝令立即赴援，“兵部马上差人守催”，限于九月初八日出关，十二日抵辽阳，可是，限期已过，李怀信却仍然安坐甘肃，且投文兵科，要钱要马要兵，寸步未行，究其内心，“不过惮于援辽，另寻枝节”而已。号称勇将、大将之人，尚且如此，其他将官之贪生怕死临阵溃逃，更是不言而喻了。
其三，士气不振，人心惶惶，军民思逃。萨尔浒之战，十万大军数日尽没，开原坚城，顷刻覆灭，在心理上给予辽东军民沉重打击，兼之旧经略杨镐昏庸笨拙，束手无策，领兵将官畏敌如虎，使得辽民心惊胆战，昼夜不安，一有风声鹤唳，便仓皇逃散。早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六月末，开原刚一失陷，中固、铁岭、懿路、汛河数城，“妇女老幼，空国而逃”，永奠、新奠、大奠、阳、孤山、抚安、柴河等数十堡，不战自弃，“沈阳之民又逃，军亦逃矣”。七月初一，大学士方从哲根据辽东经略、监军的题本，上奏说：“铁岭、沈阳人民，逃窜几空，辽阳之危，只在旦夕。”《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八十四。赞画刘国缙费了很多心血，好不容易招募了新兵一万七千四百余名，分发镇江、宽奠、阳、清河等处防守，十二月，清河之兵，“陆续尽逃”，镇江、宽奠、阳，“亦有尽队而逃者”，总共只剩下三千余名老弱残兵。
由于以上原因，六月开原失守，七月铁岭被占，八月二十二日叶赫灭亡，辽阳、沈阳真是危如累卵，朝不保夕，这一点，在辽东经略熊廷弼和大学士方从哲等人的奏疏中，讲得非常清楚。九月初，熊廷弼特上长疏，极言“辽左大势久去，战守已无可支，备陈兵马军民器械将领不堪战守之状，以祈省览”。吏部等衙门尚书赵焕等，以“奴酋攻陷北关，经臣极言辽沈危急之形，无将无兵无马无器械，军民离心，不能战守，倘奴乘胜长驱，必薄都城之下”，“无限忧惶”，因而会合“大小衙门官员”，诣文华门，“直陈辽左垂亡，京师立蹙”，恳乞神宗临朝。
第一节 辽沈之战（2）
大学士方从哲，虽然平时一向庸碌因循，顺从帝意，也因形势险恶，特上《辽左溃散人心离散疏》，奏称：
昨晚接经略熊廷弼揭，极言辽左溃散之形，人心离散之状。……夫国家所恃以捍御寇贼保守边疆者，全在人心，人心不固，即金城汤池，甲士如林，刍粟如山，亦不能守。况该镇丧败之后，盔甲器械马匹，件件不备，火器全无，虽有几万伤残之卒续到赴援之兵，然皆露顶赤身，空拳徒步，以此当大敌御强虏，岂有幸乎。以是，上自将领，下及军民，无一人不为逃走计，无一念无一刻不为逃走计，目前若此，猝遇贼兵临近仓皇急迫之秋，岂经略一人所能整齐而约束者哉。今日辽阳之势，真累卵不足喻其危，山海蓟门之患，真剥肤不足喻其急。……廷弼自以势不可为，力不能支，请皇上早作区处，其情亦甚迫矣。……《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八十六。
正因为辽沈危在旦夕，难御后金，熊廷弼苦心思索，找不到救急良策，无可奈何，于九月初提出了放弃沈阳，专守辽阳的建议，上奏朝廷说：“自奴陷北关以来，人心逾溃，沈阳空垒，独力难支。据道臣韩原善、阎鸣泰及该城官生人等，咸欲归并辽阳，还兵自保，揆之人情事势，实不得不然。退缩自固，羞愤何言，倘邀皇上之灵，守得辽阳，俟明春二三月间，大兵厚集，再图恢复。”《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八十六。
这个方案，并不可取，辽阳离沈阳只有一百二十里，后金军进入空城沈阳之后，一天即可包围辽阳，几万残兵败将，怎能抵御八旗劲旅，这一计策，实属下策，可谓无策，但既然缺兵少将，就只有走这条绝路了。
综上所述，可以绝对肯定地说，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六月取开原、八月灭叶赫以后的几个月，是后金军夺取沈阳、辽阳进驻辽东的最好时间，不需要花费多大力气，就可达到这一目的。但是，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努尔哈赤并未挥师西征，而是安坐建州，按兵不动，错过了轻取辽东的良机，一年半以后，只是在率军猛攻、伤亡累累的情况下，才将沈阳、辽阳打下，付出了本来可以避免的重大代价。
二、 挥军猛攻
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军机兵情瞬息万变，努尔哈赤本来可以乘胜进军，轻取辽沈，但他没有率师继续前进，停了一段时间，这样一来，战守形势又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明朝辽东新经略熊廷弼整饬兵备加强边防，阻碍了后金的进兵。
熊廷弼，字飞百，湖广江夏（今武昌）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授保定推官，擢御史。廷弼身长七尺，有胆有识，才华横溢，秉性刚直，不畏权贵。他虽然身列文班，却因边患孔亟，积极钻研兵法，苦练骑射，连清修的《明史·熊廷弼传》，也赞其有“盖世之材”、“善左右射”，实为文武双全之能臣。万历三十六年（1608），熊廷弼巡按辽东，覆勘原任辽东总兵官宁远伯李成梁与巡抚赵楫丢弃宽奠等六堡新疆八百里之事，查明二人弃地驱民之过，疏劾其罪。熊廷弼早就看到建州发展迅速，必为大患，连上章疏，大声疾呼，奏请核边地，兴屯田，饬营伍，增士卒，联络南关北关，所言皆中时弊。后因事与某官相讦，听勘归田。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初萨尔浒惨败以后，因其熟悉边事，吏部等衙门连疏奏荐，于三月末特予起用，升任大理寺左寺丞兼河南道监察御史，宣慰辽东，六月又擢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佥都御史，代杨镐任辽东经略。
熊廷弼面对敌强我弱、危在旦夕的险恶形势，毫不畏惧，在大学士、兵部尚书等达官大僚畏敌成疾纷纷引病告退的浪潮冲击下，他毅然挺立，逆流而进，力挽狂澜，担起了拯救危辽的艰难重任，在短短的一年里，彻底扭转了危局，稳定了辽东，巩固了边防，增强了军力。这个奇迹之所以能够出现，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熊廷弼不畏艰险，亲自巡视边境城堡，收拾残局。熊廷弼尚未出京，开原失陷，刚出关，铁岭又失，沈阳及诸城堡“军民一时尽窜，辽阳汹汹”，他虽然仅仅带了几百名疲弱士卒，却并不畏难而退，反而兼程前进。八月刚到辽阳，即令佥事韩原善往抚辽阳，但韩“惮不敢行”。继命佥事阎鸣泰往，阎至虎皮驿（今沈阳城南），不敢前行，“恸哭而返”。熊廷弼乃躬自巡历，自虎皮驿，抵沈阳，复乘雪夜赴抚顺，总兵贺世贤以抚顺离建州太近，恐有危害，力行谏阻，熊廷弼泰然自若地说：“冰雪满地，敌不料我来”，遂鼓吹而入。时兵燹之后，数百里无人迹，熊廷弼祭悼死难兵将士民，招流移，缮守具，分置士马，耀兵奉集，相度形势而还，这对稳定民心，振作士气，起了很大作用。因而“人心复固”。《明史》卷二百五十九，《熊廷弼传》；《熊襄愍公集》卷八。几个月以后，为了巩固东南防务，熊廷弼又从奉集至威宁，历阳、宽奠，缘鸭绿江岸抵镇江城，复迂道看险山旧边，转渡夹河，登凤凰山寻莫利支屯兵处，再从镇夷、镇东、甜水站而归，往返十三日，行走千余里。
其次，确定了正确的抗敌方针。万历四十七年（1619）十一月，熊廷弼在巡视边城观察形势以后，上呈《敬陈战守大略疏》，提出“以守为稳着”，“守正所以为战”的根本战略方针，奏请集兵十八万，马九万匹，分驻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儿及镇江六处险要地方，每路设兵三万，置裨将十五六员、主帅一人，画地而守，无警就地操练，小警自为堵御，大敌互相应援，辽阳设兵二万，策应四方。这套战略布置，是十分正确的，发挥其长，克服其短。当时，后金军善骑射，士气高，惯于猛冲猛打，交战之时，万马飞驰，“铁骑冲突，如风如火”，瞬息而至，箭射刀劈，敌不及防，片刻即亡，萨尔浒之胜，即系一例。但他们缺乏火器，长于野战，短于攻坚，遇逢深堑宽濠高墙坚城，骑兵难以施展，只有使用计策，诱敌出战乘机歼灭，或纵间入城，从中破坏，开门内应，趁乱而入。开原之失，就是智取的成功。明军大败之后，斗志不旺，弓箭不佳，但火器众多，凭借坚固城池，据险扼守，以逸待劳，便可克服不善野战的短处，发挥枪炮的威力，依靠人多地广财源丰富的优越条件，打一场比资源，拼物力、人力，以守为主，由守而战的持久战，就能抵消敌之长处，暴露对方弱点，发挥自己优势，挡住后金军进攻，守住城池，稳定战局，再伺机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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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辽沈之战（3）
其三，征兵调将，赶制器械，修建城池。熊廷弼屡上奏疏，多方催督。征调川浙土兵，招募各方勇士，很快就改变了兵少又弱的状况，从区区两三万败残之卒，演变为拥兵近二十万的庞大军队。原来粮草奇缺，士卒饥疲，他督促部属，征集牛车三万余辆，“昼夜赶运”，“军中始有粮草”。萨尔浒惨败之后，“军无片甲，手无寸铁”，熊廷弼奏发京城大炮数千位，又增造大炮数千，枪炮数万，并打造弓箭，赶制双轮战车五千辆，每辆安灭虏炮两三位，以及“火箭火轮之类，无所不备”，自此军中“始有弓矢”，“军士始有攻守具”。同时，大修城池，辽阳墙垣，“城高厚壮，屹然雄峙”，城外挑濠三道，每道宽三丈，深两丈，濠外复筑大堤潴水。沈阳亦修缮加固，“城颇坚，城外浚壕，伐木为栅，埋伏火炮”。城外挖有与人身相等的陷阱十道，阱底密插尖木桩，陷阱之后挖有四道大壕，插满尖木桩，又树立用一二十人抬的大木头修筑的栅栏，沿内壕排列楯车，每车安置大炮两门、小炮四门，两车中间又放置大炮五门。奉集堡、虎皮驿亦开河建闸修缮坚固，时人称四城犹如“金汤鼎峙。其他要地，亦各各加固”。
与此同时，整军纪，斩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以祭死节官兵，诛贪将陈伦，劾罢庸懦怕死的辽东镇守总兵官李如桢。
在熊廷弼精心安排全力奋斗的影响下，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兵、马、将、粮、火器、军械无所不备，城池坚固，人心安定，士气有所振作，令严法行，“守备大固”，辽东转危为安了。后金国汗努尔哈赤及诸贝勒，见此情形，深知难以轻易取胜，只好按兵不动，待机而行。
明朝本可利用这一难得的好机会，继续增强实力，巩固边防，但明王朝腐朽已极，竟将赤胆忠心有勇有谋的熊廷弼换掉，自毁长城。尽管熊廷弼竭尽全力保卫辽东，功高过人，但他办事严格，求成心切，性格刚直，不徇私受贿，不逢迎权贵，不受压于科道，招致了一大批夸夸其谈的言官不满，惹怒了因循苟且的文官武将，内阁兵部对彼亦颇有意见。御史顾造首熊劾廷弼出关逾年，漫无定画，“尚方之剑，逞志作威”。御史顾三元接着上疏，弹劾廷弼“无谋者八，欺君者三”，言不罢其任，“辽必不保”。御史张修德更诬其破坏辽阳。虽然熊廷弼连上奏疏辩解，并伤心地说：“辽已转危为安，臣且之生致死”，但朝议仍定，于泰昌元年（1620）九月，罢革廷弼，听候勘问，改以辽东巡抚袁应泰继任。
袁应泰，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历任知县、工部主事、兵备参议、右参政，按察使和辽东巡抚，精敏强毅，善于治政，但他短于兵事，持法太宽，对熊廷弼所作，“多所更易”，又广招归降蒙古，这正为后金遣人诈降用间提供了有利条件。
努尔哈赤侦悉明朝经略易人，新官不谙兵法，决定大举征明，天命六年（1621，明天启元年）三月十日，亲率大军出发，十二日晨到达沈阳，在城东七里河的北岸造木城屯驻。此时，沈阳有贺世贤、尤世功两总兵官，各将兵万余，总兵官陈策、董仲揆引川浙兵一万余自辽阳来援，守奉集堡总兵李秉诚、守武靖营总兵朱万良、姜弼领兵三万来援，就军队总数而言，双方不相上下，兼之沈阳城坚濠宽堑深，枪炮众多，据城死守，本来是不会轻易攻陷的。努尔哈赤知悉单凭硬攻，难以奏效，战事拖延，辽阳明兵大批来援，更为不利，遂采取了智取与力攻同时并用快速解决战斗的方针。首先是猛攻沈阳，十三日，先派羸卒挑战，诈败诱敌。行伍出身的勇将明总兵官贺世贤，见敌疲弱，率家丁千余出城冲杀，宣称必“尽敌而反”。努尔哈赤一见敌入伏中，下令包围，“精骑四合”，贺世贤兵败返回，身中四矢，城中闻贺败归，军民大惊，“汹汹逃窜”，诈降蒙古乘机内应，砍断吊桥，截断归路，世贤战死，后金军乘势猛攻，尽歼守兵，攻下沈阳。努尔哈赤立即挥师迎战明川浙兵，陈策、董仲揆率兵死战，以万余对五万之敌，杀敌五千余，力竭而死，全军覆没。朱万良、姜弼起初畏战不救，后仓皇接战，一战即溃，遁回辽阳。一日之内，努尔哈赤率军败敌数万，攻下沈阳要镇。
努尔哈赤屯兵五日，论功行赏，将所获人畜分于官兵，先行押回建州。三月十八日，努尔哈赤召集八旗贝勒大臣，商议去向。他提出：“沈阳已拔，敌兵大败，可率大军乘势长驱，以取辽阳。”诸贝勒大臣一致拥护，议定，即统军前进，至虎皮驿，明军民俱弃城逃走，遂于此安营立寨。
努尔哈赤决定乘胜进取辽阳，固然是十分正确的，但这也表明，在此之前，他没有制订出迅速夺取辽、沈的全盘计划，不然就不会打下沈阳足足五天之后，才集八旗贝勒大臣议定下一步行动，而这一失算，又放过了轻取辽阳的良好战机。
沈阳一失，辽阳真是危如累卵。巡按张铨遣人飞奏明廷说： “辽之战将劲兵，半萃于沈、奉，半分应援，见今辽城，兵不满万，皆真、保、山东之兵，身无介胄，器不精利。……今贼克沈阳，无数枪炮火药，皆入其手，万一用以攻城，更可忧也。”“辽阳以北，居民逃走一空，烽火断绝，胡骑充斥。”军民逃散，兵不满万，如果努尔哈赤于十三日破沈阳后，不休整，立即挥师西南，十四日围辽阳，一天之内，即可轻取。但努尔哈赤计未出此，耽误了五天，明经略袁应泰、巡按张铨利用此机，飞速征调援军，撤虎皮驿、奉集堡兵回辽，五日之内，凑集了十三万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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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辽沈之战（4）
此时，论兵数，明多于金。论地形，明防守，得地利，辽阳城墙十分坚固，又引入太子河水，灌满护城深壕。熊廷弼在任时，曾准备了上万门大炮，其中七门，是兵部“协理戎政尚书”黄克缵专募能铸西洋吕宋大铜炮的高超工匠来京铸造的，最重的三千余斤，其余亦重千余斤、两千余斤，一发可击毙敌兵数百人，威力很大。十三万大军，战将数百员，枪炮众多，城坚壕深，防守相当严密。《武皇帝实录》卷三叙述辽阳守备情况说：“（明官）放代子河水于壕，塞其西闸，内列火器于城上，排兵四面，守御甚严。”朝鲜文献甚至记述了后金军望城生畏的情形，指出： “（八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