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每年太仓岁入银才四百余万两，加上“辽饷”加派五百二十万两，也不到一千万，而熊廷弼要调兵三十万，年需兵饷一千二百万两，从何而出？明臣多因饷费兵冗苦累全国而担心，纷上奏疏。御史徐景濂奏称：“如兵必满三十万，饷必盈千余万，而后大举，几阅春秋，恐点铁无术，饥寒溃敌，更可寒心。”《明熹宗实录》卷十四。刑科右给事中孙杰疏言：“且往年兵议十八万，饷议七百万，尚苦不凑，今兵需三十万，饷需一千二百万，恐竭中国财力不足供也。”《明熹宗实录》卷十六。
庞大的军费，怎样筹办？天启元年九月，署户部事左侍郎臧尔劝，奏上理财疏，提出十项建议，主要是从皇帝、王公贵族及军民身上打主意，要将年供内库的金花银一百万余两，拿出一半，解充辽饷，要叫岁禄八千石以上的亲王、岁禄六千石以上的郡王，将其超过的禄米捐助辽饷，要增加崇文门、北新关等所收税银等。这直接损害了帝王的私人利益，熹宗当然不会采纳，结果困境无法摆脱。
军饷浩繁，民力难支，广征兵士，亦祸害无穷，四川、贵州相继发生征兵激变之事。天启元年七月，科臣明世举捧檄起土司兵援辽，“诛索无厌”。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令土目带兵一万，诣重庆点阅，巡抚徐可求置之不理，谩言兵少，土兵伺候月余，“汹汹思乱”，而可求却滥施淫威，杖责头目，并欲“尽黥土兵之面，以别记验”，土兵忍无可忍，杀巡抚、道臣、知府、推官及总兵、参将一百五十余员，奢崇明随即兴兵，踞重庆，围成都，“川东、川西、川南四十九州县望风瓦解”。
第二节 西征广宁（6）
十二月，内阁首辅叶向高，以熊经略主守，反对速战，力言必集兵三十万，才能进军，致书廷弼，十分忧虑地说：“承教，辽事未可战，自是确论。然须当讲求三十万兵，势必不能集，海内坐此，骚动已极，若征调不止，其祸变恐不但蜀中，即使保得广宁，复得辽阳，而天下事亦已去矣。”王在晋： 《三朝辽事实录》卷六。果然，第二年二月，水西土同知安邦彦起事于贵州（延续了十七年）；五月，白莲教徐鸿儒举义旗于山东，各地兵变频仍。不久，又爆发了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明末农民大起义，明廷即将崩溃衰亡，叶向高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确有真才实学，熟知敌情，善于用兵的辽东经略熊廷弼，所上主守的正确方针，得不到朝廷的赞同，反因直言得罪了言官及兵部尚书张鹤鸣，失宠于明廷，被排挤，缺兵少将，一筹莫展，而夸夸其谈，巧言诡辩，腹中空空，不知用兵为何物的王化贞，却以速战速胜论，骗取了明廷的信任，独掌辽东军务大权，终于导致广宁失守。这场“经抚不和”之争，以及王化贞的得势，熊廷弼的闲置，最集中、最有力地表明了，明王朝确是腐朽万分，不能挽救辽东危局，无法抵挡金兵的进攻了。
三、 轻取广宁
天命七年（明天启二年，1622）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亲统八旗劲旅，西征广宁，二十日，围西平，二十一日取西平，大败明军于平阳桥，二十四日入广宁，明金第三次大战又以明朝惨败而结束。
明、清官员、史臣，以及近人论著，多认为此次明朝的失败，是由于“经抚不和”，此说虽然不无道理，但并未抓住实质问题，没有找出关键因素。经、抚不合，熊、王二人及其同僚好友，花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彼此舌战笔战，争输赢，定是非，比高低，互相攻击，固然对用兵有些影响，但并不能发生决定性的作用。总观当时战局，熊廷弼已失去主管辽东的大权，一切以王化贞之意为进止。王掌握了用兵之权，甚至在广宁失守前夕，明廷已决定升王为经略，让他名正言顺地独主辽东。因此，广宁之战，经略熊廷弼已不能过问军事，纯由巡抚王化贞主管，实际上是王化贞与努尔哈赤交战，是对王的战略、战术及其指挥才能的严峻考验。战争的结果证明，这个自命不凡的王化贞，虽被明廷吹捧为不畏强敌的大丈夫，独守孤城保全河西的大豪杰，力挽狂澜誓死报国的大忠臣，原来却是一个不懂兵法的门外汉，大言不惭哗众取宠的骗子，游手好闲不理军务的懒人，并且还是一个胆小如鼠见敌即溃的逃将，他的错误用兵方针和拙劣的领导才能，正是直接造成明军惨败的根本因素。
辽东巡按、监军御史方震儒，在战后上奏说，明兵之败，是因撤广宁、镇武之兵，调往西平，与金兵交战，使得广宁空虚，人心汹汹，河西失守。此说亦难成立。王化贞本来一向主张进击，不重防守，但几次出兵浪战，皆未成功。大战之前，军情严重，才不得不请熊廷弼商议战守大计。天启元年十一月十一日，熊、王及一镇三道会议于西平，王束手无策，只好向熊求教说： “前实不曾依奉公行，今只当辽阳初失，惟公指教矣。”廷弼着实教训了他一番，批评王不讲实效，只知浪战，最后又声色俱厉地对王说：“劝公内防而外谢之，一味密密厉兵秣马，储粮治械，干我正经事体，自隐然有不可犯之势，辽东尚可为也。”王化贞惟惟答应，“各道镇亦首肯，不敢对”。廷弼遂收集各屯涣散人马，议定以重兵内护广宁，外扼镇武、闾阳。王化贞驻广宁，命辽东总兵官刘渠统二万兵守镇武，援辽总兵官祁秉忠领兵一万守闾阳，令副总兵罗一贵率三千人马守西平。廷弼又下令，严禁临阵脱逃，规定：“贼来，越过镇武一步者，镇、道、将诛无赦。贼至广宁，镇武、闾阳不夹攻，掠右屯饷道，而三处不救护者，俱如此。”各处俱“缮隍坚垒”，勿浪战，“急则互相援，违者必诛”。《明熹宗实录》卷十七。
镇武堡，在广宁东南九十里，西平堡又在镇武堡东南，为辽河防线的要塞，右屯全名为广宁右屯卫，在广宁之南，偏东邻海，距广宁一百二十里。廷弼这样的布置，既注意发挥明兵凭城发射火器的长处，避免中敌圈套出城野战短于骑射的劣势，又针对官兵怯战好逃的恶劣传统，下死命令，严禁溃逃，有事互相应援，这种安排，还是不错的。
此次交战，八旗军队确数虽难查明，但可以肯定，数目不会太大。十个月以前，八旗一共才二百三四十个牛录，按一牛录三百丁计，约七万丁左右，进入辽沈以后，没有什么增加。新编了一批汉兵，人数不多，装备不良，而且很不可靠。兼之辽民激烈反抗，必须留下相当多的军队，驻戍各地。照此算来，努尔哈赤统领的军队，只有几万人。辽东巡按方震儒根据参将周守廉的塘报上奏说，攻西平的“奴兵五万，又益以新练辽兵四五万”。金兵五万之数，比较可信，至于“新练辽兵四五万”，显然是过分夸张。
明军人数，超过了金兵。经略熊廷弼有兵一万，驻右屯。巡抚王化贞统兵十三万，除去西平、镇武、闾阳三处兵三万余外，大都集聚于广宁。无论在军队数量还是武器装备上，明军都居于优势。
明军士气固然不振（详后），但猛将勇士并不乏人。甘州卫人罗一贵，以参将守西平堡，辽阳失，西平位列前线，“地最冲”，一贵“悉力捍御”。游击刘征，亦勇猛善战。辽东监军方震儒对二将特别称赞，上奏荐举二人驻守要地镇武说：“窃见诸将中，胆勇绝人者，无如游击刘征、参将罗一贵，若加以副将职衔，使各统兵万五千人，为死守计，撑持得住，明年便以大将与之，二将必有可观者。”《明熹宗实录》卷十五。王化贞亦赞同对罗一贵等，“破格加升，以鼓其气”。可惜明虽升罗、刘二将为副总兵，但仅令罗领兵三千守西平，并未授予重兵令二将统率，驻守镇武，大材小用，影响了战局。当努尔哈赤于天命七年（1622，明天启二年）正月二十日进围西平时，参将黑云鹤坚主出城交战，罗一贵劝阻不从，黑云鹤出战败没，金兵五六万大举攻城，罗一贵激励军民，“凭城固拒”，“用炮击伤者无算”，“打死奴兵无数，贼尸几与城平”。李永芳奉汗之命，使人持旗大声劝降说：“知道守城罗将是好汉，速降，同享富贵。”一贵大骂李永芳说：“朝廷何负逆贼”，并使人也持旗招金兵降说：“贼速降，免贼死。”金兵猛攻，城内“矢石火药俱尽”，金兵用云梯登城，守兵仍在城上、城北拼死巷战，“杀伤贼甚众”，一贵被射中目，“不能战”，外援又不至，乃向北跪拜说：“臣力竭矣”，自刭而死。罗一贵仅只率兵三千，便能坚守孤城，“相持两昼夜”，击毙敌兵数千，前所未有。方震儒为此专奏说：“西平之战，罗一贵有大功，杀贼数千，以身殉国，从来所未有”。《明熹宗实录》卷十五。后一贵被追赠都督同知，世荫副千户。
第二节 西征广宁（7）
如果总、副、参、游诸将，皆能如罗一贵这样以身殉国，拼死血战，那么尽管明军为救西平，从广宁、镇武、闾阳发兵往援，也不会一战即溃的。可惜的是，由于辽东巡抚王化贞的错误领导，严重影响了士气和民心，致使将士多无斗志，官民纷思逃窜。
想当年，开铁失守，辽东大震，熊廷弼就任经略后，立即察边情，修城堡，备器械，集粮饷，调军马，数月之内，使辽阳、沈阳两城固若金汤，战将云集，大兵屯驻，马上就转危为安了。而现在，王化贞掌权之后，唯知罔言欺上，“一切士马、甲仗、糗粮、营垒、俱置不问”，广宁重镇未加固，镇武、西平要塞未扩建，海运米豆百余万石，青草一千数百万束，分置右屯卫和觉华岛等地，未运至广宁，使得城池不牢，粮饷不继，军纪不整，“各兵沿村乞食，弓刀卖尽”，骑马倒毙。这种战不能战、守不能守的局面，在精神上使广宁军民受到严重打击，人心不定，将无固志，纷欲逃走。
天启元年十月，辽东监军御史方震儒叙述广宁情形说：
河西兵将，见河冰不开，夷情紧急，人人备好马思逃，而又愁经臣把住关门不放，于是有差人看一片石者，有差人看觉华岛者，臣密察之，情状甚真，而监军道亦数为臣言之也。
广宁城中，富家大户尽数西奔，提督王威又中风不起，一切兵马漫无头绪，且各兵沿村乞食，弓刀卖尽，臣虽有挑兵之谕，而至今未挑，以兵马逐村就食不便挑也。抚臣心慵意懒，三监军皆杜门，河西安得不危。《明熹宗实录》卷十五。
总理户、兵、工三部军需的兵部侍郎王在晋，亦上奏说： “今河西兵十余万，全无固志，一望虏兵，即思逃遁。”王在晋： 《三朝辽事实录》卷六。
督运军器至辽的工部主事张廷玉，“亦以出关所见人无斗志，纷纷思逃情形入告”。《明熹宗实录》卷十五。
因此，由于王化贞的虚夸、浪战、轻敌、无能和懒散，带来了如此严重的恶果，影响了士气和民心。这才是造成广宁失守，明军惨败的根本原因。
王化贞的昏庸笨拙，不分忠奸，任用非人，也是促使明军失败的重要因素。王最信任孙得功，孙系辽人，王招募辽民为兵，“出孙得功于狱，用为辽人帅”，“倚为心腹”，而孙却早有降意，终于败坏了战事。
正月二十日金兵攻西平，王化贞听信孙得功之计，发广宁军七八万，令孙统领，往会驻闾阳的援辽总兵祁秉忠，前援西平。熊廷弼亦檄令驻镇武的辽东总兵官刘渠，撤营赴援。三处兵合共有十万左右，比金兵还多，本来是可以决一死战的。但是，二十一日，双方交锋于平阳桥，刚一接触，孙得功即将所领兵士“开阵两分”，率先退走，“众遂大溃”，尽管刘渠、祁秉忠、刘征等奋勇冲杀，亦难挽危局，相继战死，明兵大败。二十二日，孙得功一还广宁，立即倡言金兵已近，即抵城下，城内虽有守兵一万六千余，但被孙得功等煽惑、恐胁，尽皆弃城而逃，“城中大乱”。孙得功、黄进等，封府库、火药库，备龙亭，欲生擒巡抚降金立功。在这兵民逃散，叛贼猖獗，危在顷刻之时，一向自命为精明练达有经国纬世之才的辽东大帅王化贞，却如在梦中，一无所知，静坐卧室，观书自娱，不是参将江朝栋闯入府内，挟王急逃，就将成为后金俘虏，斩首教场了。
孙得功、黄进（守备）等，把守广宁城门，遣七人请降，努尔哈赤在西平堡分赏官兵，二十三日离西平，二十四日至广宁，孙得功等率士民于城东三里外望城岗，抬龙亭，设鼓乐，执旗张盖，叩见“太祖”。迎入城中，驻巡抚衙门。平阳、西兴、锦州、大凌河、右屯卫、松山、杏山等四十余城官兵俱降。二月十七日，努尔哈赤命诸贝勒统兵守广宁，将锦州、义州等处官民迁于河东，回归辽阳。
第三节 辽东军民的抗金斗争（1）
一、 抗金斗争的历史背景
天命六年（1621，明天启元年）三月下沈阳、辽阳，第二年正月取广宁，八旗军进驻辽东地区，辽东军民反对后金汗、贝勒的斗争，也就迅速地开展起来。
辽东地区，久已开发。商、周时肃慎人在此地居住，战国时归燕管辖，秦设辽东、辽西二郡，汉初沿袭。魏置辽东五郡，隶平州，唐置盖、辽二州及九都督府，统于安东都护，后为渤海国。辽、金为东京，元改为辽阳路，设辽阳行中书省。明置辽东都指挥使司，革所属州县，设定辽、广宁、义州、东宁、宁远、海州、沈阳、辽海、铁岭、盖州、复州、金州等二十五卫，又置安乐、自在二州。按每卫编制五千六百名兵士计算，达十四万名，连带随营的余丁、家属，约数十万。明又令军卒屯垦。洪武二十七年（1394），命辽东军士“自明年俱令屯田自食”，随即改为全辽官军八分屯种，二分守城。永乐十二年（1414），变为三分之二守城，三分之一屯田。洪永年间，辽东军屯多达二百五十余万亩，年征屯粮七十一万余石。屯军的辛勤耕耘，农民的艰苦开垦，使得辽东地区的农业发展十分迅速。
辽东资源丰富，手工业也很发达。各卫皆有盐场、铁场，辖煎盐军、“炒铁军”数千名，年征额盐三百七十七万四百七十三斤，岁收额铁三十九万五千零七十斤。还有大批兵民私自开办的民营矿场。明辽东经略熊廷弼上奏抗金计策时，力主招募矿徒，建议对能聚一千的头目委署都司，能招五百人的委署备御、守备，这样，“将一呼而应，一二万兵可立致也”。一下子就能从矿徒中招兵数万，可见矿徒之多和民营矿业的发达。
《辽东志》总述明初到明中叶辽东社会生产发展情形说：“辽物产之丰，繇来尚矣。国初疮痍新愈，民习勤苦。百余年来，兵戢不试，事简俗质，是故田人富谷，泽人富鲜，山人富材，海人富货，其得易，其值廉，民便利之”。“故往时家给人足，都鄙廪庾皆满，货贿羡斥，每岁终，辇致京师，物价为之减半”。
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也兴旺起来，城市经济十分繁荣。以中小城市抚顺而言，它专与建州女真贸易，商业发达，商贾较多。努尔哈赤进攻抚顺时，定下计策，先令人传言，“明日有三千达子（女真）来做大市”，诱哄商民出城贸易。取城以后，“有山东、山西、涿州、杭州、易州、河东、河西等处商贾”，以“七大恨”之书付给，令彼带回，可见抚顺商业的发达。比抚顺更富的城市，还有很多。像金州、复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