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出现了相当多的“无主之阿哈”。这些“阿哈”就是汉族官绅地主的家内奴仆和穷苦佃农、雇工。汗谕未指出具体地区，而是命令专管辽东汉民事务的八游击、二都司清查，可见，在相当多的州县村屯里，地主富绅或死或逃，许多佃农、雇工、奴仆摆脱了业主、家主和东家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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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各守旧业”（2）
其三，这些“无主之阿哈”将主人的谷、草占为己有售卖与人的行为相当普遍，以致如不从速清查禁止，则将被他们出卖罄尽了，故努尔哈赤在八天之内，连下四谕，责令八游击、二都司赶紧清查和处理。
乡村如此，城市也不例外。天命七年（1622）正月二十四日金兵进入广宁，第三天，督堂就命令城内居民说：“无主之财物、人畜，以及店库所存之金、银、闪缎、蟒缎、帛、布、翠蓝布，各种物品，尔等所得甚多矣！今令尔等拿出，尔等取一半，另一半给予我等之有劳兵士。”《满文老档·太祖》卷三十三。
贫苦农民既能夺取无主之谷，就更有可能占耕死于兵火及逃走在外的地主的庄田，何况这些田地本来就是他们佃种佣耕的，当然不会抛荒不耘，一定会照样耕地种田收割庄稼，只不过是没有主人鞭责催租罢了。
劳动人民的这些反抗行动，打乱了旧统治秩序，破坏了原有制度，引起地主的极端仇视，但他们又没有办法。现在，后金实行“各守旧业”政策，强迫劳动人民将无主田宅退出来，不许再占，帮了汉族地主的忙，这是真正的反攻倒算。
第三，后金汗、贝勒从推行“各守旧业”政策中，得到了很大的好处。首先，这项政策的实行，表明了从前屈居偏僻山区的小邦之汗努尔哈赤，已经一跃而为辽东的最高统治者，对各行各业都有权支配，有权调拨，可以让拥护新汗之人“各守旧业”，也可以将反金之人祖业全部没收，一切皆由汗安排，辽民俱为汗臣仆。后金辖区，尽系汗土，全为汗民。
其次，汗、贝勒拥有辽东全部土地的最高主权，霸占了全部无主田土。汗、贝勒可以迁民分地，可以赏赐臣僚庄田，也可以籍没罪人田产，当然更可以调拨土地，设立汗、贝勒的拖克索。一切逃亡、死绝之人留下的“无主之田”，皆归汗有。新君可以让逃亡的地主回来以后，根据规定的条件，归顺金汗，手持银钱，向督堂叩首乞求，从而领回自己的府宅、庄田、粮谷，收复旧业。汗、贝勒也可以令无田之民分种无主田土，纳赋服役，听汗驱使。
再次，拉拢汉族地主，为建立以满族贵族为主的新的满汉统治，提供物质条件。要想统治以汉民为主的辽东，必须依靠和利用汉族上层人物，没有汉族地主的支持，区区数万丁的“满洲”，是不能在辽东站稳脚跟的，更不能长期统治下去。而要使汉族地主中的多数能够归顺金国，只靠汗谕的劝降，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更多的东西，特别是涉及汉族地主根本利益的田产、府宅、银钱等等，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政策，必须保障他们的所有权。“各守旧业”政策，使未逃的汉民地主，能够继续占有祖产，重收租谷，收回丢失被占的田宅财谷，当然会减少他们对新君的不满，促使他们拥护金国的统治。一度逃过河西去往广宁的人，返沈以后，只要投顺新主，也可依凭“各守旧业”政策，交纳一些银钱以后，领回祖业。这样，“各守旧业”政策第一次把满族贵族与汉族地主连接起来了，为二者的联合统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又次，打击了反金官僚地主，扶植和加强了拥金地主、官绅的势力。“各守旧业”政策，使降金的官将、豪绅和富商得以收回失地，取回遗物，确保祖业。但对反金之人，则从重惩办，没收田宅财谷，斩杀家主。这样一来，反金的地主、官僚势力大为削弱，拥金的官将、地主则实力犹存。而且，在这样的威胁利诱之下，有可能促使许多观望犹豫的地主投降新君，充当顺民，至少暂时不叛不逃，拥护金国。这就使汗、贝勒有了不少的忠顺臣民，有利于巩固和加强金国的统治。
最后，“各守旧业”政策，有利于鼓励业主认真经营自己的产业，役使佃农、雇工耕垦已荒之地，修渠开沟，施肥整地。再加上汗、贝勒实行的逼民定居，禁止叛逃等措施，强使辽民各自从事自己的行业，耕田种地，筑造房宅，这对改变当时田园普遍荒芜的局面，是有利的，也为逼令辽民纳赋服役创造了重要的条件。总的来说，“各守旧业”的政策，为后金统治者所想收到的“长远之利”提供了有利条件。
综上所述，“各守旧业”是为后金统治者和降金汉民地主利益服务的政策，是奴役劳动人民，特别是束缚贫苦佃农、雇工的政策。从这一点看，它与历代王朝初期推行的“招民复业”政策，基本上是相同的。可是，它也有其特殊之处，这就是满族贵族成为辽东的新主。因此，“各守旧业”就包含了民族歧视的因素，对反金的汉族地主严加惩处，对降金的地主、官绅则予优待。“各守旧业”的政策，还意味着辽东新主金国汗，承认了过去各行各业的旧传统、旧的产权形式和旧的经营方式，而且还使一些旧制度暂时被冲垮、被打乱的地区恢复了原状。
第二节“计丁授田”
天命六年三月金军进驻辽沈以后，实行了“计丁授田”政策。这和历代王朝招民垦荒、授民以田，有很多相同地方，与明代辽东的军屯也有一定的联系，但它又有其独特之处。
《满文老档·太祖》卷二十四、二十七载，天命六年七月十四日，努尔哈赤下令“计丁授田”说：
为分田事，先期传谕各村曰：海州地方取田十万日，辽东地方取田二十万日，共征田三十万日，给与我等驻居该处之人马，至于我等之众百姓之田，仍令在我等之地方耕之。尔等辽东地方诸贝勒、大臣及富人之田，荒芜者甚多矣，将该荒芜之田，入于我等所取之三十万日田内，亦可足矣。设若不敷，可取自松山堡以东之铁岭、懿路、蒲河、范河、浑托河、沈阳、抚顺、东州、马根丹、清河、孤山等地之地耕之。如此，若仍不足，则可出境耕地。……今年耕种之谷，准其自行收取。吾今计算田亩，一丁给与种谷之田五垧，植棉之田一垧，均行给与。尔等勿得隐丁，隐丁，则不能得田矣。嗣后，原为乞丐者，不得乞食，乞丐、僧人皆分与田，勤加耕种。三丁耕官田一垧。每二十丁，征一丁当兵，以一丁服官役。
第一节 “各守旧业”（3）
同年十月初一日，努尔哈赤又下汗谕：
降谕汉民曰：明年征收兵士之食粮、饲马之草料及耕种之田地。辽东五卫之人，令种无主之田二十万日，海州、盖州、复州、金州四卫之人，亦同样令种无主之田十万日。
从这两次汗谕，我们可以了解到实行“计丁授田”的主要内容。其一，从法例角度说，用来分授的田地，不是有主之田，不是将现存辽民耕种、占有的土田没为官地，用来分配。而是明朝“诸贝勒、大臣、富人”即逃亡、死绝的汉族官绅、地主遗弃的田地，是没有业主的田土，是“无主之田”。其二，这些无主之田，既授予满族兵丁，也分与汉民。已经进入辽沈的八旗官兵，计丁承领无主田地，辽东五卫及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四卫，亦即辽沈地区的多数汉民，也计丁领地，每丁六垧，五垧种谷，一垧植棉。其三，辽民皆须首报人丁数目，清点编制，不许隐瞒，不得遗漏，均应固定在土地上，按丁承领无主田地，开垦耕耘，不准弃地不耕，四处行走。其四，授予田地，并不是白送，而是为了征收国赋，勒派差役，佥民当兵。
“计丁授田”政策的推行，对后金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满汉各阶级各阶层的反应各不相同，有的阶级获利甚多，有的阶级则遭害极大，对于降金或不反后金的汉民地主来说，由于用来授予之田，是“无主之田”，不是没收他们的土地，因而他们的庄田，照旧归他们所有，祖业并未遭到损害。而且，地主富家丁多，努尔哈赤自己就说过，辽东贫富之间，人丁不一，悬殊很大，有的“一户有四、五十丁，或一户有百丁”，而有些户只有一两丁。富人既有自家的老爷、少爷，又有雇佣的工人、家奴和佃农，原有人丁已经不少，开战以来，许多农民、市民流离失所，投靠富翁，又增加了很多人丁。因此，如果他们的庄田，少于每丁六垧的数目，便可根据计丁领地的规定，分取无主之田，扩大自己的庄园。设若地多丁少，则可依照“各守旧业”的政策，保留全部祖产，不拿出多余的田地，让人分走。
至于贫苦农民，并不能从“计丁授田”法中得到什么好处。因为，所谓“计丁授田”的丁，并不是指一切成年的丁，不是单纯指年龄和性别而言，而是包含有特定的阶级属性的，包衣阿哈、雇工和佃农，都不能成为独立的丁，都不是“计丁授田”的丁，都必须包括在他们的家主、雇主、田主的户内。由此也可以了解，为什么在宣布实行“计丁授田”的汗谕中，虽然已经说到富家“雇人耕种”，即已经知悉并提到了雇工和佃农，但在叙述授田的具体办法时，除了列举乞丐和僧人领种田地外，并不明确提出阿哈、佃农、雇工可以分田，原因就在于此。联系到辽东土地占有和经营方式的基本现状是“富室多占土地，雇人耕种”，“贫苦之人，无有田谷”，那么原为地主佣耕、佃种的大量贫苦农民，都包括在地主户内，都不能依靠“计丁授田”法按丁领受土地了。
“计丁授田”法，对巩固金国汗、贝勒的统治，起了很大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提供了大量军粮，保证了赋役的来源。按照天命六年七月十四日的第一次“计丁授田”谕，辽阳、海州取无主之田三十万垧，进行分配。一丁授田六垧，三十万垧可授给五万丁。照汗谕规定汉民三丁合耕官田一垧的标准来计算，汉民五万丁当耕一万七千垧，折合十万亩，以亩产一石五斗算，可收谷十五万石，一兵月食三斗，可供四万五千名兵士全年的口粮。当时，八旗兵丁总共只有四至六万丁，这就是说，将“无主之田”三十万垧分授汉民五万丁以后，征足额粮，可以收到供应八旗兵丁所需的大部分军粮。每二十丁征一丁当兵，以一兵服役，又可征佥大量人夫。可见，实行“计丁授田”，对增加后金国收入，保证赋役来源，确是起了很大作用。我们这样演算，是为了说明授田的作用而简化计算的，实际情况自然更加复杂得多。比如，三丁合耕官田一日的规定，后来并未实行，而是征收赋谷赋银，一丁合共交银三两，五万丁可收银十五万两，能买谷数万石。又如，“计丁授田”，是后金基本政策之一，以后多次授地与民，用来分配之田，远远超过这三十万垧，它所起的作用，当然更大得多。但是，通过上述这样概括的简化计算，对认识“计丁授田”的问题，还是有好处的。
其次，保证了兵源，为建立和扩大八旗军队，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条件。天命六年三月数万八旗军队打下辽阳以后，满族人丁陆续从建州老营迁往辽东，分拨田土，每丁六垧，逼令诸申纳赋服役，充当甲兵。通过三丁抽一或二丁抽一当兵的制度，汗、贝勒获得了大批人手，建立了一支人数众多、开支很少（无月粮，军装、战马、兵器自备）的强大军队——八旗劲旅。汗、贝勒使用这支军队，残酷镇压反金武装，捕捉逃亡的阿哈和汉民，强迫辖区内满汉人民交赋服役，并一再进攻明朝城镇，掠夺人畜财帛。不采用“计丁授田”的办法，就不能实行这样的“出则为兵，入则为民”，“无事耕耘，有事征调”的“兵农合一”的制度，就不能确保兵士的来源，就不利于巩固汗、贝勒的统治。
再次，为汗、贝勒拉拢汉族官僚地主，扶植拥金人员，增强统治基础，准备了有利条件。满族贵族进入辽沈以后，需要利用汉官来征赋佥役，巩固金国统治。要用汉官为汗出力效劳，不仅要授予官职，给予政治特权，而且要让其有财可求，有福可享，能够在经济上得到实惠。可是，初入辽沈，国库空虚，财力不足，没有固定的大宗收入，不能沿袭明朝旧制，论官给予俸银禄米，只有依循满族故例，给予人口，“计丁授田”，让降金汉官收取租谷，佥夫服役。这一点，皇太极讲得很清楚。他在天聪八年（1634）正月训谕众汉官时，追述了入沈初期情形说：“我国家地土未广，民力维艰，若从明国之例，按官给俸，则势有不能。然蒙天眷佑，所获财物，原照官职功次，加以赏赉，所获地土，亦照官职功次，给以壮丁。”《清太宗实录》卷十七。
第一节 “各守旧业”（4）
这样一来，降金汉官（尤其是原系末弁微员的汉官）通过“计丁授田”，得到大量田地，一个个成为人丁众多田连阡陌的大地主、大财主，当然会对新君感恩戴德，为汗、贝勒江山的巩固而效尽犬马之劳。他们的庄田增加越多，财势越大，在汉族地主中的影响就越大。这批汉官的命运和汗、贝勒紧紧相连，成为拥护、支持金国统治的一股重要势力。
最后，“计丁授田”，为满族贵族、官将继续奴役阿哈，榨取财富，提供了物资条件。原在建州时，汗、贝勒和八旗将领掠夺了大批人丁，设立拖克索，迫令阿哈耕田种地，采参打猎。进驻辽沈以后，一方面掠民为奴，没民为奴，同时又将旧有阿哈大部分移往辽东。这样，人丁很多，劳动力是有了，可是，如果没有土地，也就不能使用这些劳动力，就难以坐享其成了。通过“计丁授田”，解决了这一问题。满族贵族、官将，按丁（主要是占有的阿哈）分取大批田土，役使阿哈耕种，纷纷成为广占良田沃壤，敛取租谷差银的大土地占有者和大庄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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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汗、贝勒权势的膨胀（1）
清太祖努尔哈赤及其子侄诸贝勒，掌握了后金国——金国军政财刑大权。在这个国家里，努尔哈赤一直是主宰一切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专制君汗。这从其被尊为“英明汗”一事，反映得十分清楚。
努尔哈赤起兵初期，自称“淑勒贝勒”，后改称“聪睿汗”、“恭敬聪睿汗”。据《满文老档·太祖》记载，天命元年（1616）正月，八旗贝勒、大臣及“众人”，恭上新号，敬称努尔哈赤为英明汗时说道：“我等之国，无汗则忧苦甚多。皇天为使我等之国得享安康，眷爱穷苦部众，而降生贤能善养之汗，应上尊号”，遂尊为“承奉天命养育列国英明汗”。
八旗贝勒、大臣的议论及其奉上的尊号，非常清楚地、确切地反映了努尔哈赤统治后金的真实情形。所谓“承奉天命养育列国英明汗”，包括了密切相关的两个内容。其一，努尔哈赤并非凡夫俗子，也不是辅佐帝王领兵辖民的文官武将，而是奉承天命的开国之君。他的所作所为，皆非平凡之举，而是秉承天命来平乱致治。受天所命为皇天保祐的君主，当然应该掌握一切权力，当然应是言出令行的专制君汗。其二，正因为他是承奉天命之君，因此他必然是“贤能善养”穷苦部众之汗，而且是“养育列国”之汗。既承奉天命，又贤明英武，善养部众，这样的汗自然是执掌后金大权的最高统治者。这不仅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