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胜。勇，有其基础，有决心，有信心，才能奋勇冲杀，如果未战先怯，相战必败。在众心畏敌惊慌不安之时，必须使兵将树立起必胜的决心和信心，去掉怕字，首先要统帅以身作则，才能身教言教，换怯为勇。当武理堪驰报“敌国大兵将至”时，已近五更，努尔哈赤镇静自若，下令说：“我兵夜出，恐城中人惊，待天明出兵”，“言毕复寝”，而且睡“甚酣”。其妻衮代皇后推醒他说：“今九国兵马来攻，何故盹睡，是昏昧耶？抑畏惧耶？”努尔哈赤平静地说：“畏敌者，必不安枕，我不畏彼，故熟睡耳！……我承天命，各守国土，彼不乐我安分，反无故纠合九部之兵，欺害无辜之人，天岂祐之！”《武皇帝实录》卷一；《高皇帝实录》卷一。言讫复睡，以息精神。这种胸有成竹蔑视强敌的大无畏精神，对安定军兵之心，起了很大作用。
第四节 削平各部（5）
当然，敌兵来攻，声势浩大，首领的泰然自若，固能暂时宽解众心，但仅此亦难持久，还要进一步激励士卒誓死杀敌。天明，努尔哈赤率军出发，到了拖素寨，谕告全军说：“尔等可尽解臂手顿项，留于此，若伤肱伤颈，唯命是听，不然，身受拘束，难以胜敌，我兵轻便，必获全胜矣。”《武皇帝实录》卷一。臂手，即“蔽手”，顿项系“护项”，乃保护项臂的穿戴。两军相战，刀矢交加，手臂受伤则难以续战，颈项被刺，容易丧生，一般情况下是不能解脱蔽手护项的，但是，戴上它，又太重，行动不便。努尔哈赤之所以下达这样的命令，实际上意味着破釜沉舟，决一死战，从绝境找出路，于死地求生存，有此拼死厮杀的决心，就能击败“身受拘束”动作不灵的敌兵。这个命令，很有说服力，军心顿时安定，“众遵令，尽解之”。
但是，一旦听闻“敌兵甚多”、“共兵三万”，全军又大为惊慌，“众皆失色”、“又皆失色”。这也难怪，此时的努尔哈赤还没有完全统一建州女真，朱舍哩、纳殷二部尚独立于外，能够调动的兵力，不过数千，努尔哈赤自己也承认“我兵虽少”。兵数悬殊，确难抵挡。在这关键时刻，努尔哈赤告诉士卒说：
尔众无忧，我不使汝等至于苦战。吾立险要之处，诱彼来战，彼若来时，吾迎而敌之，诱而不来，吾等步行，四面分列，徐徐进攻。来兵部长甚多，杂乱不一，谅此乌合之众，退缩不前，领兵前进者，必头目也，吾等即接战之，但伤其一二头目，彼兵自走，我兵虽少，并力一战，可必胜矣。《武皇帝实录》卷一。
这段话讲得很好，精辟地分析了战守形势，指出了制敌之术。敌之长，在于兵多，己之长，在于地利人和，据险设伏，以逸待劳，出其不意，齐心进攻，定能击败人生路不熟的乌合之众。正是由于努尔哈赤能够根据不同情况，及时谕劝兵将，才能不断克服畏敌怯战情绪，树立必战必胜的决心和信心，从而为大败九部联军奠定了思想基础。
其二，发挥所长，克敌所短。建州处于守势，古勒山一带，地形复杂，崎岖陡峭，草木丛生，江路狭隘，易守难攻，兼之敌军深入异乡，道途不熟。因此，努尔哈赤充分利用了地利条件，“先使精兵埋伏道旁，又于岭崖多设机械以待”，“而沿江峡路阻隘，故敌兵不得成列，首尾如长蛇而至”，守兵“所在放石，兵马填江而死者不知其数，后军惊溃”。努尔哈赤又令百战百胜的著名骁将额亦都巴图鲁领兵一百挑战，“敌悉众来犯”。以一百对数万，众寡太悬殊了，可是，额亦都毫无惧色，英勇“奋击，殪九人”，狠狠地煞了敌军威风，长了自己的志气。
其三，抓住战机，猛攻敌军。叶赫九部之兵，沿途被守军投石打死不少，“后军惊溃”，额亦都的“奋击”，又挫了联军士气。为振作军心，叶赫国主布斋、纳林布禄和蒙古科尔沁翁阿岱、莽古、明安贝勒，领兵冲上前来，“合攻一处”。布斋贝勒先入，不知是骑术生疏，还是心中惊慌，或者是过于匆忙，所骑之马，竟“被木撞倒”。此时，建州兵士武谈，立即“向前骑而杀之”，叶赫诸贝勒大惊，“皆痛哭”，同来贝勒“大惧”，“皆丧胆”，“各不顾其兵，四散而走”。努尔哈赤乘机挥军猛扑，纵兵掩杀，尸满沟渠，大败九部联军，斩四千，生擒布占泰，获马三千匹，盔甲千副。这就是以少胜多的古勒山之战，从此努尔哈赤“威名大震”。
又次，努尔哈赤逢战当先勇猛冲杀的作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努尔哈赤自幼喜爱兵猎，勤学苦练，武艺超群，史称他刀法高强，箭术精湛，是射箭能手，能百步穿杨。万历十六年（1588）四月，栋鄂部人纽翁金，素以善射著称，部中无人可及，努尔哈赤指定百步之外一柳树，令其发射。纽翁金发五矢，仅中三矢，上下不一。努尔哈赤也射五箭，箭箭俱中，而且五箭集中于一处，相去不过五寸，众皆叹为神技。他一贯强调，遇逢交战，贝勒、大将必须亲自冲杀在前。《满文老档·太祖》记载了他曾明确地谕告诸子及官将说：“两支大军会战之时，让兵士在前进攻，是不行的。我本身，我生之诸子，任用之五大臣，我等要亲在前面冲杀。”尤其是在起兵初期，兵少将寡，努尔哈赤更是每战必亲自出战，率先冲击，拼死厮杀，从而战必胜，攻必克，以少败多，所向无敌，浑河之战，即系明证。
万历十三年（1585）四月，努尔哈赤领兵八十，进掠哲陈部，托漠河、章甲、巴尔达、萨尔湖、界凡五城集兵相抗，八百余人，布列界凡浑河畔，严阵以待。因敌兵突至，众寡悬殊，士卒大恐。五祖宝朗阿之孙扎亲、桑古里，平日在乡邻族人中间，以英勇“称雄”，现在却“见敌众大惧”，解甲与人，欲图潜逃，努尔哈赤怒斥其怯，亲自执纛先进。首领既然斥责堂弟怯战，率先执旗，俗尚武勇的女真士兵，照说应该跟随酋长前冲了。可是，兵力相差太远，以八十，对八百，敌人十倍于己，交锋必将失败，无异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因而从行之人皆胆怯不动。在这军心动摇即将灭亡的紧急关头，努尔哈赤毫不害怕，下马步行，与弟穆尔哈齐率包衣颜布禄、兀凌噶“直入重围”，“直前冲击，奋勇射之”，连杀二十余人，敌兵八百不能抵挡，涉河而逃，努尔哈赤率兵追杀六十余人，全胜回师。后来努尔哈赤回顾数十年戎马生涯时总结说：“吾自幼于千百军中，孤身突入，弓矢相交，兵刃相接，不知几经鏖战。”正是这种英勇盖世的气概和拼死厮杀的作风，才赢得了兵将的拥戴，建立起崇高的威信，因而能够做到令必行，引必从，全军上下，一往无前，同为统一女真事业南征北战，争建奇勋。
第四节 削平各部（6）
有了这些决定性的因素，努尔哈赤领导的统一女真各部的进军，十分顺利，非常迅速。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以遗甲十三副起兵，取图伦，下兆嘉，斩尼康，十年之内统一了建州女真部落，接着又灭哈达（1599），并辉发（1607），亡乌拉（1613），取东海女真，到后金天命四年（1619，明万历四十七年）灭叶赫，三十六年内，统一了建州、海西女真及大部分“野人女真”部落，努尔哈赤从一个小部酋长上升为强大的后金国“英明汗”。《武皇帝实录》描述此境说：“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音语者，俱征服，是年诸部始合为一。”这对女真——满族的发展，对东北民族的发展，对明朝的关系，都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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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贝勒和台吉（1）
一、 六祖子孙
满族贵族，包括宗室贵族和异姓贵族两大类。宗室贵族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弟兄的后裔，异姓贵族则是八旗功臣和皇亲国戚，封授了公侯伯子男爵职。
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祖父“景祖翼皇帝”觉昌安，一共六弟兄，通称为六祖或六贝勒、六王，亦称宁古塔贝勒。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尊称为“显祖宣皇帝”，排行第四，共弟兄五人。清兴之后定制，“显祖”本支为宗室，系金黄带，“兴祖直皇帝”福满（觉昌安之父）和景祖的子孙（亦总称六祖子孙，但此简义的六祖子孙，不包括显祖塔克世之子），为觉罗，系红带子。封爵定制以前，显祖子孙尊称为贝勒和台吉，崇德元年（1636）始定王公爵位十等，封授宗室。
宗室虽然都是显祖之后，同为一祖所生，但嫡庶有别，亲疏有分，功勋不一，忠奸相异，智愚难齐，因而封爵高低不等，贵贱悬殊，待遇迥然不同。
显祖塔克世有五子，长子努尔哈赤，次子穆尔哈齐，三子舒尔哈齐，四子雅尔哈齐，幼子巴雅喇。努尔哈赤起兵以后，四个弟弟都被尊称为贝勒，有人有财有权有势，可是，各人的地位、处境及其身后的待遇，却又极不相同。以穆尔哈齐来说，生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小长兄努尔哈赤两岁。当父、祖被杀，家境险恶的危难时刻，他支持大哥起兵报仇，重振祖业，《清史稿》赞其“骁勇善战，每先登陷阵”。尤须大书特书的是，穆尔哈齐在对抗五部联军中的英勇战功。万历十二年（1584）四月，努尔哈赤率马步兵五百，往攻哲陈部，时遇大水，遣众兵返家，只带绵甲五十人铁甲三十人，继续进掠。这时，加哈酋长苏枯来虎，秘密遣人飞速奔跑，往告扎漠河、章佳、巴尔达、萨尔浒、界凡五城，五城即联合出兵追赶。努尔哈赤的后哨章京能古特，发现敌军，立即飞报，不料，找不到部队，未能告知。努尔哈赤仗恃有后哨侦探敌情，故未注意防备。突然，敌兵追来，阵于界凡浑河，直至南山，约八百余人，十倍于努尔哈赤之军。众寡悬殊，出人不意，从天而降，一下子就震动了军心。五祖宝郎哈之孙夹陈、桑古里两人，看见敌兵众多，“大恐”，“解其甲与人”，意欲逃窜。努尔哈赤十分生气，怒斥说：“汝等平素在家，每自称雄于族中，今见敌兵，何故心怯，解甲与人。”说完，亲自执旗先进。
努尔哈赤对堂兄弟的这样怒斥，既是真的动了大气，又包含了很深的用心。他气的是，这两个人，平日在族中，以勇自命，飞扬跋扈，耀武扬威，目中无人，不可一世。可是，一到两军对阵，敌众我寡，处于劣势，就变成另一种人，胆小如鼠，贪生怕死，解盔卸甲，竟想逃之夭夭。这样一来，军心更加不稳，士气更加低下，全军覆没，在所难免。他怒斥族弟的目的之一，就是惩一儆百，连亲为弟兄、贵为台吉的家族成员，都因畏敌而遭严斥，那么，其他怯战之人，也要受到惩罚了。用这样的方式，来稳定军心，克服畏敌情绪，阻止临阵逃遁行为的发生和扩展，也许是有用的。可是，努尔哈赤没有想到，不仅斥责族弟，未能起到作用，就是自己亲自执旗前进，也不能产生良好的影响，敌兵固然是岿然不动，己军也是置若罔闻，无动于衷。怎么办？这种局面稍微延续一下，就会大难临头。正是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穆尔哈齐挺身而出，随兄长并肩前进，二人携带两名包衣，“奋勇步射，直入重围，混杀敌兵二十七人，遂败其兵。八百人不能抵挡，皆涉浑河而走”。敌兵遁退，努尔哈赤的部下兵将才赶来，看见大局已定，便建议“乘此势，可追杀之”，真能见机行事，遇功不让。努尔哈赤对此非常生气，“怒而不应”，待敌渡过浑河，略微休息，便率兵追杀四十五人。他与穆尔哈齐追至界凡，见败兵十五人，便弯弓发箭，各射死一人，余十三人坠崖而死，大获全胜。努尔哈赤收兵时无不感叹地说：“今以四人败八百众，实天助也。”
如果此战失败，努尔哈赤不死便擒，整个家族就完了，那时历史进程怎样行驶，结局如何，实难预料。至少可以想像，爱新觉罗王朝恐怕很难建立起来了，努尔哈赤也难戴上“太祖武皇帝”的皇冠，皇太极的太宗、福临的世祖宝座也坐不成了，就此而论，穆尔哈齐是立下了丰功伟绩的，应该算是清王朝的特大功臣。
可是，努尔哈赤及其子孙，对于曾经风雨同舟屡次从征立有殊勋的穆尔哈齐，在封赐爵位上，似乎过于吝啬，其在世时，仅赐号“青巴图鲁”，译称“诚毅”，为习惯尊称的普通贝勒，未能挤入“执政贝勒”行列，顺治十年（1653）才追封多罗贝勒。他的十一个儿子，只第四子务达海于崇德四年（1639）封三等辅国将军，屈居十等爵位中第九等，其他儿子在太宗朝均未授爵。而穆尔哈齐的三兄弟舒尔哈齐，却是权势赫赫的“三都督”，顺治十年（1653）追封和硕庄亲王。他的四兄弟雅尔哈齐，史称其“无嗣”，“卒年及事迹”皆不著，很可能是年幼早死，可是顺治十年却追封多罗郡王，谥“通达”，并配享太庙，入祀盛京贤王祠。三人待遇显然有异，为何差别如此显著，看看其亲生之母，便可明了。原来，舒尔哈齐、雅尔哈齐与努尔哈赤皆系一母所生，均为景祖塔克世嫡妃宣皇后之子，而穆尔哈齐之母，却系“庶妃”李佳氏，生母地位低下，又非太祖努尔哈赤一母之弟，嫡庶有别，亲疏有分，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不平等的结局。
第一节 贝勒和台吉（2）
与此相似，又另有差别的是巴雅喇的爵位。巴雅喇是塔克世最小的儿子，十七岁时（1588），即偕侄褚英、大臣噶盖、费英东领兵一千，攻安楚拉库部，“星夜驰至”，夜取屯寨二十处，其余尽行招服，获人畜万余。二十六岁时，巴雅喇又与大臣额亦都、费英东率兵一千，攻东海窝集部，取赫席赫、鄂谟和苏鲁、佛纳赫拖克索三路，获人畜两千。这样一个年幼出征骁勇善战连立军功的台吉，生时亦仅赐号“卓礼克图”（译称“笃义”），为普通贝勒，不是“执政贝勒”，顺治十年追封多罗贝勒，谥“刚果”，其子在“太宗”朝亦未封王公爵位。出现这种局面，并不是因其亲母贫寒低下。巴雅喇的生母纳喇氏，是塔克世的继妃，也是嫡妃，地位并不低，是真正的“大福金”。但是纳喇氏对前妃之子努尔哈赤，十分刻薄，常在丈夫面前进谗言，十九岁时即将子赶出，另行分居，“家私只给些须”。努尔哈赤十岁丧母，遭受继母虐待，处境艰难，幼小的心灵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因此，兴起以后，自然不会厚待巴雅喇，这个嫡妃的爱子，便只能与庶妃之子穆尔哈齐同为闲贝勒，死后才略予封赠。
不仅是努尔哈赤弟兄之间高下不一，就是他的亲生儿子，也是荣显相异，贵贱有别。努尔哈赤共有十六个儿子，属于先后三个大福金生的有褚英、代善、莽古尔泰、德格类、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七人，庶妃生的有阿拜、汤古岱、塔拜、巴布泰、巴布海、赖慕布、费扬果，另有侧福金之子阿巴泰，以及爱妃之子皇太极。努尔哈赤之子，年幼时俱称“台吉”，后定制皆称“阿哥”，都是后金国中有权有势的贵族。但是这些阿哥中，依其嫡庶亲疏，情况很不一样，褚英等七个大福金所生之子，及皇太极、阿巴泰，成年之后都尊称贝勒，而巴布泰、巴布海等七个庶妃之子，却始终为台吉，升不上贝勒。
努尔哈赤的兄弟舒尔哈齐等人的儿子，大多数是台吉，只有阿敏、济尔哈朗、斋桑古三人进入贝勒的行列。
尽管宗室贵族之中，爵位权势有所差异，但总的来说，他们都是后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