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的兄弟舒尔哈齐等人的儿子，大多数是台吉，只有阿敏、济尔哈朗、斋桑古三人进入贝勒的行列。
尽管宗室贵族之中，爵位权势有所差异，但总的来说，他们都是后金国汗努尔哈赤的亲族，是所谓的“天潢贵胄”，辖有牛录或固山，占有大批包衣和拖克索，统军治民，领兵出征，是执掌军政大权的最高统治集团成员，构成了满族贵族的主体。
二、 四大贝勒与和硕贝勒
和硕贝勒，为清朝特有的专用名词。和硕贝勒，乃满文hoo i beile的音译。hoo（和硕），意为“四方之方，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角之角”。i意为之。beile音译为贝勒。hoo i beile按字直译，应译为“一方之贝勒”，即一方之主。《满文老档》有时又将hoo i beile（和硕贝勒）称为gūsai beile或gūsai ejen beile，前者译为“固山贝勒”，后者为“旗主贝勒”。和硕贝勒就是固山贝勒，就是旗主贝勒。
和硕贝勒、旗主贝勒的人数，随着时间的推移，旗主的年岁增长、死亡，以及功过升贬，而略有变化。天命四年（1619）萨尔浒之战被俘进入建州的朝鲜从事李民，对八旗作了如下的叙述：
胡语呼八将为八高沙。奴酋领二高沙，阿斗、于斗总其兵，如中军之制。贵盈哥亦领二高沙，奢夫羊古总其兵。余四高沙，曰红歹是，曰亡古歹，曰豆斗罗古（红破都里之子也），曰阿未罗古（奴酋之弟小乙可赤之子也。小乙可赤有战功，得众心，五、六年前，为奴酋所杀）。一高沙所属柳累三十五，或云四十五，或云多寡不均。一柳累所属三百名，或云多寡不均，共通三百六十柳累云。……旗帜（有五色之大小不同者，奴酋黄旗，贵盈哥黑旗，红歹是白旗云）。李民：《建州闻见录》。
根据李民的记述，八旗（八高沙，即八固山）之中，努尔哈赤亲领二黄旗，代善（贵盈哥）也有二旗，阿敏（阿未罗古）、皇太极（红歹是）、莽古尔泰（亡古歹）、杜度（豆斗罗古）各有一旗。
稍晚一点，朝鲜满浦佥使郑忠信，于天命六年（1621）八月入使后金，记述八旗人员兵数如下：
一部兵凡一万二千人，八部大约九万六千骑也。老酋自领二部，一部阿斗尝将之，黄旗无画，一部大舍将之，黄旗画黄龙。贵盈哥领二部，一部甫乙之舍将之，赤旗无画，一部汤古台将之，赤旗画青龙。洪太主领一部，洞口渔夫将之，白旗无画。亡可退领一部，毛汉那里将之，青旗无画。酋侄阿民太主领一部，其弟者哈将之，青旗画黑龙。酋孙斗斗阿古领一部，羊古有将之，白旗画黄龙。吴晗：《李朝实录史料》第3146页。
将这两段材料对比分析，我们可以断定，进入辽沈前夕，后金国中八旗的旗主贝勒、和硕贝勒，有代善（两个红旗）、阿敏（镶蓝旗）、莽古尔泰（正蓝旗）、皇太极（正白旗）、杜度（镶白旗），努尔哈赤既是八旗之“共主”，又亲领正黄、镶黄二旗。
和硕贝勒、旗主贝勒权力很大，是本旗之主，与旗下人员之间，是君臣关系，君民关系。《满文老档》在记述和硕贝勒与旗下官兵的关系时，用了一个很特别、很有趣也很准确的词语： salibumbi。 salibumbi是动词salimbi的强制态和被动态。salimbi意为“承受家产之承受，擅，专”。salibumbi意为“使承受，使专主”。这就是说，八旗人员包括各级官将，都是后金国汗“专主”之人，由努尔哈赤赐给各旗主贝勒，使旗主贝勒承受，使其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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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贝勒和台吉（3）
《满文老档》有时也用salibumbi一词，来表述家主与阿哈的关系。比如，大贝勒代善怀疑次子硕托有叛逃之心，而向汗父奏请说：如我听信后妻谗言，“不将我之僚友、部众给与吾子（硕托），不将包衣阿哈、马牛牧群使其承受专主”，则杀后妻。可见，和硕贝勒有权将为其专主的旗下大臣、诸申，像阿哈、马牛一样，赐予子孙，连用的词语都相同，都用salibumbi一词。
这种政治上和硕贝勒与旗下人员的君民隶属关系，在经济方面也有体现。努尔哈赤曾谕告众人说：“若无阿哈，主何能生！若无诸申，贝勒何能生！”这在前面已经讲到，诸申必须自带耕牛农具，屯垦闲地，当兵服役，遭受贝勒欺凌盘剥。
我们还可以引用一个具体事例，来看看和硕贝勒与旗下官将的君臣关系。八旗设有牛录额真、甲喇额真、梅勒额真、固山额真等官。额真乃满文ejen的音译，意为“主”。如照字直译，牛录额真（niru i ejen）应译为牛录之主，固山额真（gūsai ejen）应译为“固山之主”或“旗主”。牛录额真、固山额真等官衔的出现，固然表明担任牛录额真、固山额真的官将，对本牛录、本旗的诸申，有权管辖，有权盘剥，但他们毕竟还不是本牛录、本旗的真正之主，他们和诸申一样，皆须尊奉本旗和硕贝勒为主，受其统辖，为其效劳，否则将被严惩。比如，天命五年（1620）八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率兵攻明时，令“左翼之一固山之主莽古尔泰贝勒”，领精兵一百，追逐沈阳城外明兵。“以莽古尔泰贝勒亲身远逐，该固山大营之兵主总兵官额亦都率领众兵，不速追贝勒，由后缓缓而行。”回兵时，“莽古尔泰贝勒对彼之大兵之主额亦都曰：尔何故不从吾行？额亦都曰：怎知如此远逐，尔如此追杀，我等众兵焉能追及”。努尔哈赤因额亦都不护卫莽古尔泰而大发雷霆，下令尽捕其随从的十余大臣，额亦都也“自缚待审”。法司拟处额亦都死刑，努尔哈赤虽念其长期征战，军功卓著，又系妹夫，其子亦娶己女，宽免不杀，但仍严办，夺其诸申三百丁，革其功。这样一个开国元勋、皇亲国戚，因未紧密护卫和硕贝勒，险被斩首示众，可见和硕贝勒确是本旗之主，旗下人员皆系其臣仆，君臣之义甚严。
和硕贝勒还是本旗其他贝勒之主。当时的贝勒，都是努尔哈赤的子、侄、孙子，都是皇子皇孙，拥有汗父（汗伯父、汗祖父）给予的牛录诸申、阿哈，与议国政，带兵出征，有些还是“十部执政贝勒”，常以“执政贝勒”名义代表后金国，与蒙古各部贝勒盟誓议和，权势很大。但是，贝勒并不都是和硕贝勒，进入辽沈以前，八旗只有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杜度是和硕贝勒，其他如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第十子德格类，舒尔哈齐之子斋桑古、济尔哈朗，代善之子岳托、硕托，都已成年，都是有权有势的贝勒，但都不是旗主贝勒。他们不能独立成旗，必须附入父兄旗下，服从本旗和硕贝勒辖治，仰其供给，对旗主十分敬畏。阿敏及其弟斋桑古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镶蓝旗和硕贝勒阿敏，怀疑其弟斋桑古贝勒行为不轨，因而“对其诸弟之衣食生计，供给便不充裕，不公平。斋桑古向大贝勒、四贝勒再三陈诉，大贝勒、四贝勒以若将弟诉之言告于父汗，则似诬谤并肩而行之阿敏台吉，将招外人之言，因而不告。斋桑古欲将苦情告于汗伯父，则惧兄阿敏台吉，若不告，生计无着，困苦忧愁”。后斋桑古与硕托分别前往自己的拖克索和牧群地，诸贝勒、大臣听说后，疑其欲逃往明朝，发兵堵截。阿敏奏告汗伯父，建议：“将吾等弟兄置于众人之前审之，若吾为非，则辱吾，若弟斋桑古为非，将弟付吾，吾将杀之。”努尔哈赤拒绝此议，决定从轻了结此事，下令说：“若斋桑古愿与其兄阿敏台吉合居，听之。若不愿与阿敏台吉合居，欲与他兄合居，则归入于他兄之固山下。”
这件事表明了五个问题。其一，斋桑古虽是拥有牧群、诸申、阿哈，领兵辖民有权有势的贝勒，但并不能独立为旗，而是依附于兄长阿敏，归属旗主贝勒阿敏的镶蓝旗下。后虽因弟兄之间关系恶化，难以合居，亦不能独立于八旗之外，必须“归入”另一和硕贝勒的固山之下。其二，斋桑古等贝勒，衣食方面，仰赖于兄长和硕贝勒阿敏供给，阿敏刻薄寡恩，则其弟便“生计无着，困苦忧愁”。其三，本旗的其他贝勒，对自己固山的和硕贝勒阿敏十分畏惧，虽受其虐待，亦不敢直接反抗，甚至还不敢越过阿敏向一国之汗努尔哈赤诉苦。其四，和硕贝勒对本旗人员有权支配，除汗父（汗伯父）可以干预外，其他旗的和硕贝勒无权过问该旗的内部事务。像上述辅父执政的大贝勒代善，为汗父宠爱的四贝勒皇太极，也不敢、不愿干涉与己“并肩同行”的固山贝勒阿敏旗内之事。其五，身为和硕贝勒的阿敏，竟要奏请斩杀本旗的弟贝勒斋桑古。这一切，充分表明了和硕贝勒对本旗属下人员统治之严及其支配权力之大，二者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君臣、君民隶属关系。
和硕贝勒之外，还有“四大贝勒”。《清史列传》卷一《代善传》载称：
丙辰（1616），太祖建元天命，封代善及舒尔哈齐长子阿敏、太祖第五子莽古尔泰与太宗文皇帝，并为和硕贝勒。国中称代善为大贝勒、阿敏为二贝勒，莽古尔泰为三贝勒，太宗文皇帝为四贝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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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贝勒和台吉（4）
《清史稿》卷二百一十五《阿敏传》载：“天命元年，与代善、莽古尔泰及太宗，并授和硕贝勒，号四大贝勒，执国政。阿敏以序称：贝勒。”
《清史列传》与《清史稿》，都把和硕贝勒与大贝勒等同起来，都断定是天命元年（1616）封授的。查看《满文老档》，并无这样的记载。老档中第一次出现“大贝勒”，是在天命三年（1618）三月。第二年三月萨尔浒会战时，老档多次叙述大贝勒（代善）率兵大败明兵的具体情况。五月初五，为庆贺胜利，设大宴。《满文老档》对此载述说：
五月初五辰刻，汗出坐于衙门，衙门左右，设凉棚八座，八固山之诸贝勒、诸大臣坐于八处，大贝勒、阿敏贝勒、莽古尔泰贝勒、四贝勒、朝鲜二元帅等六人，皆赐矮几，设大宴。前此筵宴，诸贝勒皆不坐于棹，席地而坐。
第二月，“和硕贝勒”一词，正式出现于《满文老档》之中。此后，大、二、三、四贝勒，便屡见不鲜了。
从这些情况来看，天命元年前夕八旗定制时，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和皇太极，已是各主一旗（或二旗）的旗主贝勒或和硕贝勒，按年岁为序，分别称为大、二、三、四贝勒。这时，除庶妃所生阿拜等人以外，爱妃乌拉纳喇氏之子阿济格才十岁，多尔衮、多铎仅是四岁、两岁的乳臭未干的幼童，没有其他旗主贝勒。到了天命四年（1619），情况就有了变化，努尔哈赤之孙杜度也成了独主一旗的固山贝勒，岳托、硕托、济尔哈朗、斋桑古、德格类、阿济格等台吉，皆已年长，披甲上阵，领兵厮杀，成为有权有势的贝勒和台吉，因而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等四大贝勒，地位更为突出，高于其他贝勒之上，设宴之时，单独成列，其他贝勒则各归本旗之下就坐，四大贝勒成为高于普通贝勒、高于和硕贝勒的尊贵称呼了。天命六年（1621）二月，努尔哈赤又规定：“四大贝勒按月分值，国中一切机务，俱令直月贝勒掌理。”四大贝勒具体主管军国大政，成为英明汗一人之下的最高统治成员。
第二节 元勋与功臣（1）
一、 五大臣
五大臣是清初特有的专词。设立五大臣的时间，各书记载不一。《皇朝文献通考》载，万历四十二年（1614）置理政听讼大臣五人，《武皇帝实录》记为四十三年（1615），《清史稿》则将它定在天命元年（1616）。《清史列传》比较含混，在四十一年（1613）正月以后，写道，“寻命”费英东等五人为五大臣，佐理国事。
根据《满文老档》等文献，看来五大臣设立的时间，比上述诸书的记述，还要早一些。五大臣是额亦都、费英东、何和礼、扈尔汉和安费扬古。额亦都与安费扬古最早投于努尔哈赤麾下，参加了万历十一年（1583）的报仇起兵。费英东三人于十六年（1588）率众来投，被太祖“授以大臣之职”。直到天命四年（1619）败明军于萨尔浒时，这五人都是后金国中官阶最高、军功最卓著的大将。《满文老档》载称，因为代父执政的褚英贝勒心胸狭窄，折磨“汗所任用同甘共苦的五大臣”，“使之困苦”，努尔哈赤十分生气，在万历四十年（1612）秋天出征乌拉时，将褚英留在国内。可见，五大臣设立的时间，至迟也不会晚于万历四十年秋。
额亦都等五大臣，是清朝的开国元勋。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以遗甲十三副起兵，攻图伦城主尼堪外兰，从征诸申才数十人，额亦都就在其中，而且奋勇冲杀，首先登城，立下了第一功。努尔哈赤起兵初期，六祖中的长祖德石库、二祖留阐、三祖索长阿、六祖宝实的子孙，“同誓于庙，欲谋杀太祖”。万历十一年六月、九月，十二年（1584）四月、五月，刺客四次夜至，额亦都皆护卫努尔哈赤，拼死反击。《清史稿》卷二百二十五《额亦都传》载述此时情形说：“太祖为族人所惎，数见侵侮，矢及于户，额亦都护左右，卒弭其难。”额亦都骁勇善战，能挽强弓十石，以少败众，所向无敌。十五年（1587）秋，奉命取巴尔达城，至浑河，河水方涨难涉，他以绳索联系军士，强行渡河，夜薄其城，率骁卒先登，守兵力战，发箭射中额亦都股上，透股钉于城堞，欲下不能，额亦都挥刀砍断身上的箭，更加勇猛冲杀，夺取了城寨，受伤达五十余处，全身竟无一处完好。二十一年（1593），叶赫等九部联军三万来攻，敌众我寡，军心动摇，在这紧急关头，额亦都奉命，以百骑挑战，“敌悉众来犯”，额亦都“奋击”，毙九人，“敌却”，乘机冲杀，大败九部兵，为努尔哈赤建树了又一特大功勋。此后征东海，灭辉发，取乌拉，并叶赫，下抚顺，败十万明军于萨尔浒。夺辽阳、沈阳，额亦都皆领军从征，《清史列传·额亦都传》称其“辄为军前锋，用兵垂四十年，未尝挫衄”。
安费扬古，姓觉尔察氏，很早就随侍努尔哈赤，参与了起兵初期一系列战斗，屡败敌兵，攻取城堡。万历十二年（1584）六月，努尔哈赤为报妹夫噶哈善被杀之仇，率兵四百，攻马尔墩城主纳木章、沙木章、内申，城寨倚山负险，守兵力拒，矢石杂下，连攻三日不克。第四日，安费扬古奉命，乘夜率兵，自间道，跣足攀崖而上，拔其寨，立下大功。万历二十一年（1593）六月，努尔哈赤带领少数士卒，往掠哈达富尔佳齐寨，师还，追兵赶来，努尔哈赤令兵前行，己身一人殿后，哈达贝勒孟格布禄率骑追来，一骑在前，三骑在努尔哈赤之后，前后夹攻，努尔哈赤坐骑受惊，几乎坠倒，势甚危急，安费扬古赶来救援，尽杀四人，努尔哈赤亦射中孟格布禄坐骑，敌众败走。努尔哈赤盛嘉安费扬古勇敢善战，赐号“硕翁科罗巴图鲁”。以后征服女真各部，取抚顺、辽阳、沈阳，安费扬古皆立军功，《清史稿》赞称“当时猛士如云，而二人（安费扬古、劳萨）尤杰出云”。
费英东，姓瓜尔佳氏，万历十六年（1585），随父苏完部长索尔果率所部五百户来投。栋鄂部长何和礼，兵马精壮，亦率部来投。努尔哈赤自万历十一年五月起兵，虽连续攻取兆嘉、图伦、萨尔浒、王甲、玛尔墩、翁鄂洛、安图瓜尔佳、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