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为什么要对这些混蛋这样偏袒，有一个事实是，他不出宫，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人到底作恶到什么程度，另外，有一件事是这些混蛋被偏袒的直接原因。在张居正当国之时，明朝全年岁入是四百万两左右，皇宫的费用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已几占岁入的三分之一。但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就有矿税商税二百万两进账。万历皇帝如何不偏袒这些人？这些人简直就是理财专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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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三才的上疏（1）
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矿监税使横行天下后，有识之大臣就没有歇息过。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上疏万历皇帝，希望皇上积点德，给老百姓一条活路。但万历不给，并不是他固执，而是他觉得现实情况并不是大臣们所说的那样。这些大臣，特别是言官们喜欢把芝麻说成是西瓜，他早有领教。在矿税问题上，他也作如是想。
那么事实是什么样的呢？除了我们上面所提到的陈奉和高淮外，还有更多的混蛋在为祸人间。比如陈增在山东，严厉主张手下人要作恶。他曾称奉密旨搜金宝，诬陷大商巨室藏违禁物，山东所有商人都倒霉，命好一点的倾家荡产，命不好的就被杀掉了。
税使马堂一到天津就招集当地流氓数百人，大白天就敢在街上夺人钱财，若有人反抗，就抓起来投进监狱。他大肆鼓励富户人家的仆人告主人，并且答应，如果抄家成功，告状仆人可得到被抄家产的百分之三。试想，哪一个富人没有一点事情？
随着大户人家的连连被抄，小户人家也纳入了他的视线。整个天津破产者达到了一半，引起了民变。百姓们将马堂的办公室焚烧，并打死了他手下的流氓三十七人。他因为有后来官兵的保护得以幸免。去陕西征税的梁永对历史大概有所了解，认为陕西之地多是历朝皇帝坟墓之所，所以就挖地百尺，得数万家资。他吩咐手下人，见到比较富裕的人，就给我抢。陕西人大怒，想要活埋他。他这才请求万历皇帝将其召回。
云南税使杨荣更是混账得天下无二，惹得百姓们在倾家荡产之后只想把他捉住活剥了。杨荣的命似乎没有那几个混蛋好，百姓们焚烧了税厂，杀了他的手下后，他不但不慌，反而捉了数千人，活活给打死了。当地官员第一次和百姓站到了一条战线上，指挥使贺世勋率冤民万人烧了他的房子，捉住他，捅了他几刀，也不知道是生是死，就投进火里。万历皇帝知道后，忧郁万分，几天不思茶饭。
福建税使高寀在福建肆毒十余年，百姓们几乎想死都不能，就在准备要杀他的时候，他却逃回了京城。苏杭税使孙隆也很聪明，在激起民变后，急忙逃出了杭州。
让人奇怪的是，这些人本来是去各地当税使的，但他们却另外开拓了各种来钱的行当，比如光明正大的抢劫、敲诈勒索，挖别人的祖坟。他们这样一做，和强盗就没有什么分别了。整个社会一片混乱，人心惶惶。确切地说，由于万历皇帝的断头政治和对矿税的不断头使得整个大明局势已无法控制，也很少有人再来控制了。后来修明史的人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就在此。
这大概就是许多大臣痛心疾首的缘故，所以，请求把这群百姓的祸害罢黜就成了诸多大臣在那些年坚持不懈的一件重大事情。
他们就像是一群蝗虫，所在之地、所过之处一片荒芜。整个大明江山的凋敝使得不是瞎子的大臣们开始连连上疏请求皇帝废除矿监税使。
在大臣们请求废止矿税的上疏中，凤阳巡抚李三才的上疏颇有代表性。万历二十八年，他两次上疏万历皇帝，请求废除矿监税使。
李三才说，自从各种矿税越来越多，越来越繁杂后，百姓们便开始失去赖以生存的家业了。皇上您身为万民之主，不但不给予他们衣服穿，反而连他们的衣服一并夺走；不但不给他们食物，反而一并夺走他们的食物。官府征税之人急如星火，搜刮百姓的命令多如牛毛。今天某个官员因为阻挠矿务被官府拿去问罪，明天又有某处官员因为怠慢了税课被罢免了职务。上上下下，竞相争夺，唯一感兴趣的就是利。加上地痞无赖，亡命之徒，打着官家的旗号掠取财物。沿途盗掘坟墓，见到金银珠玉才罢休。如此下去，您的心能安还是不能安？且一人之心触犯了万人之心。您爱金银珠玉，百姓也爱温饱；您爱子孙后代，百姓也爱妻儿老小；您希望黄金多得高过北斗，却不让百姓有树皮吃；您想子孙万代千万年，却不让百姓有一朝一夕的时间能活。我从以前的历史中看到，没有一个朝廷如此施政行令，天下如此景象，要想不发生战乱，简直不可能。皇上您知道吗，在穷乡僻壤之地有想当强盗的人正排着队等呢。而今朝廷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在强迫他们作乱。我担心，天下百姓不愿意再被这样的朝廷统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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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三才的上疏（2）
李三才的这份上疏并没有让万历皇帝改变主意，已经进行了六年的金银天下大搜索在这个时候正是如火如荼，万历皇帝实在找不到任何理由允许一个巡抚的请求。况且，在这位皇帝看来，百姓还没有造反，等到造反镇压就是了。他不明白天下本来就是自己，自己现在拿自己的东西关别人什么事。
到了这个时候，如果还想为万历皇帝辩护，那真是人神共愤。因为太多的大臣上疏中都明确无误地指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皇上派出那些太监在当地可谓是无恶不作，他们征收的税款千奇百怪，五花八门。
如果说，万历皇帝信了，那么也是有事实可以证明的。李三才上疏的二十年后，也就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万历皇帝忽然病重，就要死了。
在漆黑的夜晚，他把当时的内阁大学士沈一贯召进深宫，对这位已经很多年未谋面的大学士说，矿监税使撤销吧。并亲笔写了一张谕旨交给沈一贯。沈一贯那天晚上高兴得跳起来，但他第二天早上又跳了起来，这一次是愤怒。
万历皇帝忽然又生龙活虎了，不但生龙活虎，他还对昨天晚上自己的行为表示出了深深的懊悔，他连续派出二十多人去找沈大学士，索要谕旨。
沈大学士开始还很坚持，但后来，发现皇帝的这份殷勤之举有些反常，就只好屈服，将废止矿税的谕旨交了出来。沈一贯并没有受到什么惩罚，而朝廷的其他官员的结局就不如这位大学士了。
左都御史温纯先是请求停止征开矿税，万历皇帝不理。这位聪明的御史就发动朝廷官员们拜伏在宫门下哭着请求。万历皇帝见不得这么多大老爷们哭泣，大怒，问谁是带头人。温纯立即回答，是我。万历皇帝就派人抚慰他说，还是不要集体哭了。你们所上的奏章批示马上就要下来了。
温纯在这个时候却愚蠢起来，他难道不知道万历皇帝说话从来都是不算数的吗？他一宣布撤退，万历皇帝立即下令免其职务，所说的批示也根本就没有下来。
矿税之所以被后人称为祸，大概有如下几点。
第一，各地官吏的被残害和朝中官员的被免职，有的官员因为自己的上疏得不到万历皇帝的回复，只好不辞而去，使得朝廷官员一片荒凉。
第二，辽东局势因为矿监税使的野蛮横行而大坏。
第三，激起党争。就在这个时期，东林党开创人顾宪成开始讲学，大概他的本意是好的，但他一讲学，就有人认为他是在胡说，所以，自然就有反对的声音。
而在矿税还没有完全停止的时候，顾宪成已经登上了东林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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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宪成东林讲学（1）
如果我们的记忆还算好，那么就应该记得发生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万历皇帝并封三个儿子为王的事情。在这一年，任吏部文选郎中的顾宪成上疏万历皇帝，认为这是皇上对屡屡请求立太子的臣下的侮辱。万历皇帝愤怒，但愤怒的原因却是，此人太过于嚣张，敢推己及人。顾宪成被削官为民，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回到了江苏无锡老家。
其实，这件事只不过是顾宪成被贬回老家的直接导火索，在此之前，诸多事情早就注定了他不可能在朝堂上呆下去。
但促使他在朝堂下待不下去的并不是他传说中的刚直性格，从其在被贬之前的有关于他的记录中来看，此人并非是后人所传说的那样“为民请命”的大角色。
他初入朝廷时，正值张居正改革。此人在当时和后来都对张居正进行了意淫似的批评。也正如他自己给党争下的定义一样：往往激于意气而口无遮拦。他对张居正的批评就是如此。
张居正想这样，他偏要那样；张居正那样，他偏要这样。总之，和其他当时的言官们一样，张居正反对的，他支持；张居正支持的，他坚决反对。
他之所以没有被张居正打了屁股，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的话根本还传不到张居正耳朵里，因为他官职太小，只能像一只蚊子一样在万里之外对张居正哼哼。
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位顾宪成书生渐渐地养成了对朝中事与天下事都看不顺眼的脾气。而让他这种脾气定性的是，无数反对张居正变法的那群言官。张居正改革所遇到的阻力是巨大的，所以，想要改革就必须要清除这些阻力。在张居正时代，被清除的中下级官员多如牛毛。而这些被清除的人往往会抚慰着疼痛的屁股聚集在一起，这大概也就是后来顾宪成在无锡一讲学，就有许多人鼓掌相贺的原因。在这些人看来，大家都是同道中人，屁股上都挨过不同程度的拍打，所以，聚集在一起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万历八年（1580年），顾宪成与两个人组成“三元会”，意在指斥朝廷之上的浑浊气息，事实上，他针对的还是张居正的改革。直到张居正死后还大骂张居正的新政是神奸诡计。
我们可以想一下，每天都把时间用在诅咒一个人的人定有变态的本性！顾宪成就有这方面的嫌疑。若按照常理来推论，被他一直叫骂的张居正一死，他应该高兴，并不再骂人了才对。可他并不，而是将愤怒又投向了张居正死后的内阁。
万历十二年（1584年），张居正被抄家夺谥，当时的内阁首辅王锡爵看到张居正的下场后，马上转向，坚决不支持张居正的改革了。在万历皇帝的几句话下，张居正的改革措施一并废除。这样产生的一个后果就是：内阁又恢复到了以前的悠闲状态。当然这种悠闲恐怕也并不是什么事情都没有，但与张居正当国时的忙碌操劳一比，王锡爵就成了无所事事的闲人。
顾宪成自然也看到了这种反差，他虽然不赞成张居正的改革，但他也绝对不赞成内阁只吃饭不干活。他频繁地发表议论，表示出了对内阁首辅的强烈不满。
万历十三年（1585年），曾在张居正被抄家一事上倾尽全力的言官李植、江东之等被王锡爵拿下，被张居正打过屁股的沈思孝、赵用贤替李植喊冤，大骂王锡爵是小人。两方各不相让，遂成派别，明末党争就此开始。过不久，“京察”开始。所谓“京察”就是对官员的考核，明时每六年举行一次大京察。而对京察起作用的则是一群言官，他们的职责就是说话，在每次京察时，吏部提出某些人称职，某些人不称职，然后由这些言官最后评定。这一年的“京察”就发生了党争。在对某一官员进行评定的时候，内阁的党羽说他好，和内阁作对的如顾宪成这样的人就说他不好。反之，亦然。
大家在朝堂之上之所以争得不亦乐乎，就是因为万历皇帝躲在深宫里睡觉。
接着就是争国本事件，顾宪成和其他小言官员与内阁进行了长时间的争斗。事实上，在国本之争上，两派没有根本分歧，都主张册立太子，但当权的阁臣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不想过分催逼万历皇帝，认为多言为无事生非，要长远一点来看问题；而顾宪成等言官们却不这样想，在他们看来，所谓的深谋远虑根本就是扯淡，我现在看到了皇上不立国本，那么，就必须要求他马上立国本。最后，顾宪成把天下百姓搬出来，他自己推测，这是天下百姓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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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宪成东林讲学（2）
众所周知，从古到今，任何一个人都代表不了天下人，即使圣贤如孔夫子，也还有反对者。顾宪成居然不以为耻地想代表天下老百姓，简直是荒唐之极。
王锡爵当时就冷冷地说，依你这样讲，就让人很奇怪了。为什么朝廷有什么决定，天下就必然反对呢？
顾宪成读了那么多书，反应当然敏捷如猴，立即把球打了回去：我也奇怪的是，为什么天下有什么意见，朝廷就必然反对呢。
王锡爵笑了笑，不久，顾宪成被贬回老家当无业游民。他一回到老家，就将自己在朝堂上的失败归结于政治不可玩，玩火者，必将自焚。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文化。就像一个在生意场上大败而归觉得自己不是商人材料的人准备再进修一样，顾宪成开始在无锡交天下客探讨学术，称之为讲学。
此人本身就在嘴上有独到之处，况且，在朝廷时，与他同道之人多如牛毛。这些人在朝堂之上自然和顾宪成一样，很难待久。当他们一旦被贬为无业游民后，自然就找到了顾宪成在无锡的讲学之所。
十年后，顾宪成修复了前人留下的东林书院，经过十年与各种各样人物的交流，顾宪成的学术水平已不是一般。各地来听他讲学的人也多起来，东林书院名声大振，在许多老百姓眼里，这里住了许多好人。而这种好人是与朝廷的坏人针锋相对的。
但倘若要说，此时已有东林党，那显然是对历史不负责任。首先，顾宪成在东林学院只是讲学，他并不像后人传说中的那样评议时政。略有头脑的人就会想到，顾宪成并不像其他被贬的官员一样受过身体之苦，所以他对朝廷的愤恨并不深，他回到无锡后之所以讲学无非是因为看透了官场是一是非之地。一个具有这样想法的人怎么会回过头来对是非之地大谈特谈呢？假设他总是评议朝政，朝廷难道会任凭他胡说八道而不理？
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当时诸多被贬官员总到他那里听他讲学。这就让人有一种感觉：东林书院是失败者的乐园，大凡失败者对打败他的敌人肯定不会有什么好评价。
所以，有时候，一件事情你做没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说你做了。认为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评议时政，并将其命名为“东林党”的内阁一派之所以会这样讲，无非是因为当时朝中有许多反对派都是倾向于东林书院的，即使不是很倾心于东林书院，但对顾宪成于东林讲学并无恶感，或许还去听了几次。内阁一派为了大范围地打击这些人，总要找到他们的老巢，而这个老巢就是东林书院。
有人曾将东林书院的那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对联当作是顾宪成议论时政的证据，但这副顾宪成写于年轻时代的对联就像是一个人的衣服，难道穿黑衣服的人就都是黑社会吗？
但凡一个人做事都有一定的目的，倘若顾宪成当时真的有评议朝政之事，那么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他接到圣旨去南京任职时却婉言谢绝*就成了怪事。按照常理来讲，评议朝政无非是希望自己能颠倒该时的朝政，他不去做官，就说不过去了。
那么，顾宪成在东林书院干什么呢？历史告诉我们，他的确在讲学，讲孔孟思想，他想要从当时对孔孟思想纷繁复杂的解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