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9时，日军占领了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太阳旗插上城内奉天财政厅。9月19日午前6时50分，占领了奉天城内中国银行的日军。
日军进攻北大营的同时，按照坂垣征四郎的部署，步兵第二十九联队兵分三路向商埠地南市场、北市场、小西边门进攻，直逼沈阳古城。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 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
“在满洲，日支兵力武装冲突，进行激战。
从三方发起总攻击，占领了奉天城内。全部###人已逃避，无人影。”
（联合大连19日发）
我军从奉天城大西边门，小西边门及黄庙府的三方面，开始总攻击，19日上午3时，攻下城门进入城内。城内的###人，全部避难，未见人影。
（奉天特电18日发）
虽然号外接续报道“日支兵力武装冲突，进行激战”，同时，消息中又不打自招地写道“无人影”、“未见人影”。
侵略者的喉舌就是这样，欲盖弥彰。
沈阳城里，有一支武装力量与日军进行了交火。
柳条湖的爆炸声响起后，省警务处处长黄显声掷地有声地表示：“公安局各分局队，将尽力支持，非到不能抵御时，决不放弃驻地！”“市区不能打，我拉出去打，打到底！”话语间充满着豪气。
有人目睹了这样的场景：9月18日夜间11时左右，沈阳城内的警察们横卧在马路两侧，做准备射击姿势。
9月19日凌晨，在日军进攻沈阳城内的商埠地和大、小西关时，三经路警察署、商埠地第三公安分局等处的警察向来犯之敌射出了愤怒的子弹。
但是，在全副武装、来势汹汹的日军面前，警察们的反抗显得是那么的脆弱。
当时，沈阳全城约有万名警察，分布在城区各个公安分局和警察分所。他们事前也接到了上级“不准抵抗”指示。
当第一路日军攻入商埠第一、第二公安分局时，他们处于毫无戒备状态。日军“突施包围，先行割断电线，次则强迫缴械，将所有公安局内警员杂役，悉皆软禁一室”。然后占领一切官厅衙署，日军很快占领了南市场。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 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
“在我总领事馆附近处，也在战斗”
（奉天特电18日发）
与上述同时，在奉天商埠地和日本总领事馆附近，也有了战斗。因此，我奉天警察署采取了紧急警戒状态，在满铁附属地境界线，商埠地区间的各马路上，配置了武装宪兵，城内的日本人，撤回了满铁公所。
第二路日军进攻商埠地北市场时，十间房公安分局警察上前制止日军爬上电杆，割断电线时，日军便开枪射杀。双方发生冲突，互有死伤。但日军逐渐增多，大部分警察被当场缴械，北市场很快也被日军占领。
第三路日军向沈阳城内挺进。大约有700名日军在大西边门外分成两股，一股奔大西边门，一股奔小西边门。
19日凌晨3时后，大小西关枪声四起，火力甚猛，攻击小西门及西南城角的日军爬上城墙向城内射击。此时，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再次打电话催问日本领事，得到的答复是“军人行动，领事无权限制，只好请其军事当局，设法制止”。并谎称“日军决不进城”。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 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
“清除###巡警”
（联合奉天19日发急报）
占领奉天城内的某部联队，19日午前零时50分，出发驻扎地，联队本部1时到达了小西边门。在商埠地的###巡警，全部被扫荡。完全占领了该地。
进攻沈阳商埠地南市场时，日军荷枪实弹地强迫警察们缴械，将分局内的警员全部软禁，“略与抗辩，非毒打即枪毙”；进攻北市场时也发生了类似的惨剧；而日军为了从大小西关进入沈阳城内，残忍地将守卫城门的中国警察枪杀。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 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
“我方警察队与公安队交战”
（奉天特电19日发）
19日午前1时半，与奉天郊外西塔的###方公安队和日方警察署员冲突，开始交火，到2时半，还在交战中。
最惨烈的要数位于铁西工业区的公安局六分局。这是个只有30多名警察的分局，警察们与日军死力抵抗，双方肉搏达3个小时之久，后因弹尽援绝而被日军攻入。日军将这个分局的警察斩尽杀绝，“数十健儿，悉被日军杀害。挖胸洞腹，肝脑涂地，尸体横陈于局门外者，多日无人掩埋，状极惨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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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经受血与火的浩劫（2）
日军在沈阳城内四处鸣枪扫射，攻击各个公安局所，迫使警察向宪兵缴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避免做无畏牺牲，黄显声组织一部分警察进行了有序撤退，经新民向锦州集结待命。
4时许，日军由城墙西南角登墙入城。他们一面包围警务第一分局及宪兵司令部，一面割断电线，占领电话局、有线电台，内外消息，全部断绝。随后，小西城门被打开，大股日军蜂拥而入，擎枪架炮的装甲车也冲入城内。
日军从小西门冲进沈阳城后，迅速占领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他们以满铁奉天公所作为城内临时指挥所。
至9月19日6时30分，日军占领了沈阳城。
紧接着，日军接收了省城内的各个党政司法机关。省政府门前的木牌，被日军砸毁，所有的职员逃离一空，文卷印信都被日军掠去。省政府主席臧式毅遭到拘禁，后来在威逼利诱下，成为伪满洲国的奉天省长。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 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占领各银行”
（奉天特电19日发）
日本军全部占领城内，满铁附属地的东北省官银号，及交通银行等，###方面的金融机构。
沈阳的各处金融机构同样遭难。东北地区最大的金融机构——东三省官银号被日军占领，日本人如获至宝，在门口贴上“擅入者枪毙”的字样。9月19日晚间，日军用载重汽车将官银号内的现大洋运走。
正如号外所言，东北边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皆被日军占领，钱款损失惨重。
张氏帅府被占领。张作霖的五夫人张寿懿带家人出走小南关天主教堂避难。
后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把从帅府洗劫的张学良家产装了两火车，运到北平试图交还给张学良，张学良怒不可遏地说：“这样待我，等于羞辱我，你把我的东西拿回去！不拿，我全在火车站烧了，羞辱你。你要还，还给我东北三省，我东北三省比你日本四岛还大呢！”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 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
“奉天城内是大混乱，响彻隆隆炮声”
（联合奉天19日发急报）
奉天城内，已进入了交战状态。城内大混乱，我官宪对城内及商埠地的日本人，下达了撤回命令。目前炮声隆隆的奉天站，我兵乘坐货车，出动北大营。
沈阳市内的军事机关、通讯机关、学校、社会团体都沦于敌手。
日军进入沈阳城后，暴行令人发指。
清晨时分，街头高悬日本旗，巷口张贴着宪兵队的布告。上午9时，日军在沈阳全城贴出以本庄繁名义发布的大布告，编造谎言，把挑起战争的责任推给了中国。荷枪实弹的士兵，把守在城门和机关等要地。日军的兵车、炮队，在街道横冲直撞，日本浪人，耀武扬威地肆意抢掠，道路旁横卧着淌血的尸体。
沈阳，一片恐怖，一片混乱，经受了一场血与火的浩劫。
国难降临时的不抵抗命令（1）
九一八事变之前，东北的局势危如累卵，张学良忧心忡忡。这时他接到蒋介石的电报，约他去石家庄密谈。
9月12日，张学良抱病来到石家庄车站，听了张学良关于东北局势的汇报后，蒋介石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了，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临别时蒋介石又一再叮嘱：“汉卿，我们就是不抵抗主义！这是我说的，但是你不许对别人说这话是我蒋某人说的。”
东北易帜后，东北的一切外交事宜必须听命于南京政府，听命中央的思想，使张学良只能把蒋介石的这些不准抵抗的指示如实地传达下去。不准抵抗的命令如同紧箍咒，捆住了张学良，也麻痹了东北军。
9月18日张学良抱病邀请英国驻华公使兰普逊等友人，观看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宇宙锋》，60多年后，张学良却记得那晚观看的剧目叫《风筝误》。
看戏的原因，有材料说是为了赈济辽西水灾答谢有关人士募捐的义演，张学良还在演出前号召大家踊跃捐款。但时任张学良侍卫副官的刘余庆回忆：“为纪念东北军出兵关内、和平结束中原大战一周年。”
看戏的地点，也有中和剧院、新明戏院等不同说法，皆源自张学良身边人的回忆，然而这些细节已经不重要。
不论如何，张学良身在北平，远离东北的政治、经济中心。
晚10点半左右，副官向他报告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来电话，日军已占领北大营，张学良匆匆离开包厢，返回协和医院的病房。
9月19日凌晨1时，张学良在北平协和医院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应变对策。
但是，会后张学良向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请示，蒋介石的回电竟说：“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置可也。”
张学良又派万福麟和鲍文樾赴南京请示对策，蒋介石亲口对他们说：“你们回去告诉汉卿，现在他一切要听我的决定，万不可自作主张，千万要忍辱负重，顾全大局。”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 昭和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奉天旅长连恳请出阵，张学良给予激励。”
（北平特电27日发）
锦州危机的说法是###对国际联盟的宣传，但实际上也非常紧张，张学良连日命令在当地的荣臻等做好警备，关内的奉天军是极度紧张，26日有10余人的旅长连（同于一般师长），访问张学良请求出阵，对此学良用感激的口气演说“一切已派万福麟到南京，向蒋总司令作了请示，很快能知回答。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行动应当服从于中央的指挥，我的立场同各位旅长是一致的，只有了上官的命令，我本率先士兵，一马当先。”
万福麟可能是在27日晚6时坐飞机返回北平。
万福麟一行返回北平后，张学良又召集心腹商量时局，于学忠建议：在锦州奔丧的张作相和滞留北平的万福麟两位东北军副司令，应该各自返回吉林、黑龙江的防地，掌握部队。张学良说：“我现在正命荣臻担任这项任务。”
张学良想得太天真了。沈阳沦陷后，东北军第七旅在十几天之内撤退到锦州。
9月23日，张学良下令将东北军政中心西迁锦州，并指示军政两署：“一切问题由地方政府出面解决。”两署的实际工作，由辽宁省警务处处长黄显声主持。
尔后，吉、黑两省也建立了抗日政权，与日本建立的伪政权相对抗。
10月中旬，第七旅撤退到北平郊区。与此同时，在辽宁的其他东北军部队除了降日外，也纷纷奉“不抵抗命令”，辗转入关。
张学良在给上海抗日救国会的电报中痛心疾首地说：“学良守土无方，罪行山积，许身为国，勿计其他，一息尚存，誓与日寇周旋，大敌当前，愿与共勉。”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 昭和七年一月四日
“催促三国干涉的张学良政权之阴谋活动”
（电通北平3日发）
张学良一方面让出了锦州，另一方面促动英、美、法三国，企图靠其干涉收回失地，秘密促动它。东北军首脑部相信实现的日子不远，没着慌。
但是，事态没有按照预想的那样发展，张学良寄希望的外交努力最终落空。不抵抗断送了整个东北，张学良也由此替蒋介石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罪名，受到各界舆论的奚落和谴责。
60年后张学良在对日本NHK记者谈话中坦然承认当初判断失误。
张学良说：“对九一八事变我判断错误了。之所以我后人骂我，国人骂我。我说你骂我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我是一点不服，不认这个账的，我没有错。可是你要骂我是封疆大吏，没把日本的情形看明白，那我承认。我为什么判断日本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么做对他不利。我这个人是胆大妄为的，假如我真知道日本人要这么办，我当时可能，我跟日本人要拼的。”
但是，张学良1990年在台北却又对美籍学者唐德刚说：“九一八”，“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不能诿过于他人。我的过，就是我的过”。
事过60年后，张学良还替蒋介石背着这个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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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难降临时的不抵抗命令（2）
不管有多少条理由，张学良作为一个封疆大吏在敌人进家的时候，强盗入门的时候，拱手相让，怎么说都是难辞其咎，尽管张学良在此后幡然醒悟了，但九一八事变与他之间的瓜葛，永远如影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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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满蒙的生命线
还在日本相当闭塞、落后的时候，中国就已经创造了秦汉雄风、大唐盛世，即使到了明代，还曾有三保太监下西洋的举世壮举。
中国的强盛，曾经令日本仰视。日本海盗袭扰中国海疆的年月，中国的文臣武将们以鄙夷的目光讥笑他们为“倭寇”。
然而，历史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
斗转星移。日本通过变法维新，奇迹般地在东亚一隅勃然而起。
中国清王朝国力的日渐衰弱，无心留意日本的跃跃欲试，但中国这块“肥肉”，已经令其垂涎欲滴。
1868年4月6日，明治天皇在《御笔信》中郑重宣布：“经营天下，安抚汝等亿兆，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此后，日本与中国反目成仇。
这是一部以黩武扩张为根本出发点的侵略史，每一页稿纸上，都滴淌着中国人的鲜血。
武装侵略台湾、抢占琉球群岛、挑起甲午战争、逼华割地赔款……日本张开血盆大口，吞噬着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
强弱，在时间斗转中发生了惊人的易位。
19世纪末，日本军国主义的气焰日趋嚣张。
在这种背景下，“大陆政策”的出台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是一条吞并朝鲜、侵占中国东北进而征服中国、称霸亚洲乃至世界的“国策”，字里行间充满着血腥的味道。
中日甲午战争，日本人犯下了滔天罪行。单是在攻占旅顺后，进行了四天三夜惨绝人寰的杀戮。一丘黄土，埋葬了18000名冤魂。洗劫过后，全城仅幸存36名抬尸队员。
这就是天皇所标榜的“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人巨大的胃口引起了其他帝国主义强盗的恐慌。
慑于实力所限，日本政府接受了俄、德、法三国的“劝告”，但却宣称“三国完全让步，对于中国一步不让”，清政府只得用白花花的3000万两白银赎回了辽东半岛。
剜却心头肉，来补身上疮，沙俄自恃赎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