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和柏林——实现这两个目标。在第一个和第二个行动之间，他还必须花两三小时，乘飞机回首都，而他在飞机上的这段时间里，什么也不能做，只能指望他在柏林的同伙已经放手执行他的预定计划。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这是困难之一。
还有其他的困难。其中之一是一种几乎是完全不必要的考虑，但是在那些现在已决心豁出去的密谋分子心里却产生了这种考虑。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仅仅把阿道夫·希特勒杀掉是不够的。他们必须同时杀掉戈林和希姆莱，以保证这两个人所掌握的兵力，不会用来反对他们。他们还认为，如果把希特勒这两个主要的助手搞掉，在前线的那些还没有争取过来的高级将领会更快地响应他们。由于戈林和希姆莱常常在元首大本营参加每日军事会议，密谋分子觉得用一颗炸弹同时干掉这3个人，也许并不是大困难的。这一愚蠢的决定，使施道芬堡丧失了两个宝贵的机会。
7 月11日，他奉召到上萨尔斯堡去向元首报告关于急需的补充兵员的供应的问题。他在到伯希特斯加登的飞机上，带了一颗谍报局的英制炸弹。密谋分子前一天晚上在柏林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决定趁这个机会杀掉希特勒——还有戈林和希姆莱。但希姆莱那天没有出席会议。施道芬堡抽出一会儿功夫，从会场出来，打电话给柏林的奥尔布里希特，告诉他这个情况，并强调说，他还是能把希特勒和戈林干掉的。但是这位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却力劝他还是改日连希姆莱一起干掉。那天晚上，施道芬堡回到柏林，碰到贝克和奥尔布里希特，坚决主张下一次他一定要下手搞掉希特勒，不管戈林和希姆莱在场与否。贝克和奥尔布里希特都同意了。
下一次的机会很快就来了。7 月14日，施道芬堡奉命在第二天向希特勒报告补充兵员的情况，因为俄国战线上的中央集团军在丧失了27个师之后，已经不成其为一支作战力量了，所以必须征调每一个能够征调的新兵去填充俄国战线上的缺口。那一天——14日——希特勒已经把他的大本营迁回腊斯登堡的“狼穴”，亲自负责恢复中路战线的阵地。在中路战线，红军已经到达离东普鲁士只有60英里的地方了。
7 月15日早晨，施道芬堡上校再度乘飞机到元首总部去，皮包里装着一颗炸弹。这一次，密谋分子认为成功已有十分把握，所以一致同意第一个“伐尔克里”信号——通知军队开始向柏林进军，坦克部队开始从克拉姆普尼茨装甲学校驰向首都——应在希特勒会议开始（预定下午1 时）之前两小时发出。接管工作不得有丝毫延误。
7 月15日星期六上午11时，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对柏林发出“伐尔克里”
一号指示。中午以前，军队就向首都中心移动，奉命占领威廉街。下午1 时，施道芬堡挟着皮包，来到元首的会议室，作了关于兵员补充的报告，然后离开会议室，去同柏林的奥尔布里希特将军通电话，用事先准备好的密语告诉后者说希特勒在场，他打算回到会场，让炸弹爆炸。奥尔布里希特通知他，柏林的军队已在移动。这件伟大事业的成功终于似乎就要到手了。但是，当施道芬堡回到会议室的时候，希特勒已经走了，而且没有再回来。
闷闷不乐的施道芬堡赶快再打电话，告诉奥尔布里希特这一新的情况。
这位将军马上撤销了“伐尔克里”信号，命令军队尽快地、尽可能不引人注意地回到军营。
还有一个失败的消息也沉重地打击了密谋分子。施道芬堡回到柏林之后，他们集会商讨下一步怎么办。戈台勒主张采取所谓“西方解决办法”。
他向贝克建议，他们两人飞到巴黎去，同冯·克鲁格陆军元帅计议在西线停战，由西方盟国同意不再推进到德法边界线以东，这样就可以把西线的德军腾出来而开到东线去，使＇1047＇德国免于沦入俄国人和他们的布尔什维主义之手。贝克的脑筋比较清醒。他知道，现在还认为能同西方单独媾和的想法完全是白昼作梦。贝克的意见是，即使从挽救德国的荣誉考虑，杀害希特勒和推翻纳粹主义的计划，也必须不计一切代价地实行。施道芬堡表示同意。
他发誓说，下一次他决不会失败。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因为把军队调进柏林，受到了凯待尔的责备，所以表示他不能再干这样冒险的事情，这样做会使整个密谋暴露。他说，他用“这是一次实际演习”的话好不容易在凯特尔和弗洛姆面前才把上次的事情勉强搪塞过去。在确切知道希特勒已死的消息之前，再也不敢下令调动军队，这种心理，将在下一个关键性的星期四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7 月16日星期天晚上，施道芬堡邀请了一些知友和亲戚到他在汪西的家里去。其中有他的弟弟伯特霍尔特，一个不大说话的、内向的、有学者风度的年轻人，在海军总司令部任国际法顾问。有凯撒·冯·霍法克中校，他是施道芬堡的表兄弟，密谋集团同西线将领的联系人。有弗里茨·冯·德·舒伦堡伯爵，他是一个前纳粹分子，现在仍任柏林警察局副局长。还有特罗特·佐·索尔兹。霍法克刚从西线回来，他曾在那里同福肯豪森、施图尔纳格尔、斯派达尔、隆美尔和克鲁格等许多将领进行过商谈。他报告说，德国在西线马上就要完全崩溃，但更重要的是，隆美尔虽然仍旧反对杀害希特勒，但是不管克鲁格跳向哪一边，他将支持密谋集团。经过了长时间讨论之后，这些青年密谋分子一致同意，结束希特勒的生命现在是唯一的出路。他们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幻想，即认为他们的孤注一掷的行动会使德国免于无条件投降。他们甚至于一致认为，德国不但要向西方民主国家也要向俄国人无条件投降。他们表示，重要的是，让德国人自己而不是他们的外国征服者把德国从希特勒的暴政下解放出来。
但是他们已经太晚了。纳粹暴政已经存在了11年，到了德国在一次自己发动的战争中败局已定的形势下，他们才开始采取行动。而在这以前，他们并没有用实际行动来反对过这次战争的发动，在许多情况下，也根本没有表示反对。不过，晚行动总比不行动好。无论如何，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前线的将领告诉他们，在东线和西线的崩溃可能只是几星期里的事情。
对密谋分子来说，行动时间看来只有很少几天了。7 月15日那次过早地往柏林调兵已经引起了最高统帅部的怀疑。在这一天，传来了密谋集团在西线的领袖之一冯·福肯豪森将军突然被免去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地区军事总督的职务的消息。他们担心，一定有人出卖了他们。7 月17日，他们听说隆美尔受伤甚重，他们得无限期地不能把他考虑在计划内了。第二天，戈台勒在警察总部的朋友传消息给他，希姆莱已经下了逮捕他的命令。虽然戈台勒不同意躲藏，由于施道芬堡的坚持，也只得躲藏起来。同一天，施道芬堡的一个在海军中工作的朋友、也是极少几个参加密谋集团的海军军官之一阿尔弗雷德·克朗兹菲尔德上校告诉他，柏林流传着谣言，说是元首的大本营将在以后几天内被炸毁。这再一次使人感到，密谋集团中一定有人泄露了风声。一切都显示出，秘密警察正在向密谋集团的核心进逼。
7 月19日下午，施道芬堡再度奉召去腊斯登堡，向希特勒报告关于编组新的“人民步兵师”的进展情况。补充军正在匆忙地训练这些师，以便投入正在瓦解的东线。他要在第二天即7 月20日的下午1 时，在元首大本营举行的第一次每日会议上提出报告。施道芬堡通知住在柏林远郊的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和霍普纳将军，必须及时进城。贝克将军作了最后的准备工作，以便在施道芬堡进行暗杀工作后飞回柏林前负责指挥政变。柏林城内和四周驻军的重要军官都接到了通知，7 月20日是那个日子。
施道芬堡在班德勒街起草给希特勒的报告，直到黄昏时分。8 时稍过，他离开办公室回到在汪西的家中。在回家途中，他在达伦姆的一个天主教堂作了祷告。他平静地在家中同他的弟弟伯特霍尔特一起度过了这个晚上，很早就休息了。每个在那天下午和晚上见过他的人都回忆道，他的态度和蔼可亲，心情平静镇定，看不出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就要发生。
1944年7月20日
1944年7 月20日早晨，阳光灿烂，天气很热。6 点刚过，施道芬堡上校由他的副官瓦尔纳·冯·哈夫登中尉陪同，驱车经过柏林城里一排排被炸毁了的房屋，到伦格斯道夫机场去。在他那鼓鼓的皮包里，装着有关新的“人民步兵师”的文件。他将根据这些文件于下午1 时在东普鲁士腊斯登堡的“狼穴”向希特勒作＇1049＇报告。在这些文件中间，用一件衬衣裹着的是一颗定时炸弹。
这颗炸弹，同去年特莱斯科夫和施拉勃伦道夫放在元首飞机里、后来没有爆炸的那一颗是完全一样的。如前所述，这种英国制造的炸弹的爆发装置是这样的：先打破一个玻璃管，让里面的药水流出来，把一根细的金属线腐蚀掉，于是撞针就弹出来，击发雷管。金属线的粗细决定从发动到爆炸所需时间的长短。这天早上，炸弹里装的是最细的线，腐蚀掉它最多只要10分钟。
在机场上，施道芬堡碰到了昨天晚上给他炸弹的斯蒂夫将军。他们在机场上找到一架等候他们的飞机。这是陆军军需总监、密谋集团首脑分子之一爱德华·瓦格纳将军的私人座机。他特意安排好让他们使用这架飞机来担任这次极端重要的飞行。7点钟，飞机起飞，10 点刚过就到了腊斯登堡。哈夫登嘱咐驾驶员在过了中午12点钟之后，准备好随时起飞回去。
一辆军官轿车把他们从机场载往“狼穴”大本营。它位于东普鲁士一处阴暗、潮湿、林木茂密的地方。这地方要进去颇不容易，而且正如施道芬堡无疑曾经注意到的那样，要出来也是不容易的。它的建筑分成内外三层，每层都围以布雷的阵地、地堡群和通电的带刺铁丝网，日夜不停地由忠心的党卫队士兵巡逻。要进入防卫森严的希特勒起居和工作的内院，即使是最高级的将领也必须持有只能一次有效的特别通行证，并且要由党卫队大队长腊登休伯（希姆莱的负责保安的头子兼党卫队队长）或他的副手之一亲自查验。
但是由于施道芬堡是希特勒本人召见的，他和哈夫登虽然被挡住查验通行怔，没有什么困难就通过了3 道检查哨。施道芬堡同大本营营地司令的副官冯·莫仑道夫上尉共进早餐之后，就找到了最高统帅部通讯处长弗里茨·菲尔基贝尔将军。
菲尔基贝尔是密谋集团中的关键人物之一。施道芬堡同他约妥，他随时准备好把爆炸的消息很快传给柏林的密谋分子，以便他们立即开始行动。菲尔基贝尔然后就切断所有电话、电报和无线电交通，使元首大本营同外界隔绝。要做这些工作，再没有人比最高统帅部通讯网主管人处在更有利的地位了，所以密谋分子都觉得把他争取了过来是十分幸运的。整个密谋计划的成功，没有他是不行的。
访晤了陆军驻最高统帅部代表布尔将军、讨论了补充军的事情之后，施道芬堡走到凯特尔的办公处，把他的帽子和皮带放在会客室，就走进这位最高统帅部长官的办公室。他在那里发现他必须比原定计划更急速地行动才行。现在是中午12点刚过。凯特尔告诉他，因为墨索里尼要在下午两点半坐火车到达，元首的第一次每日汇报会从下午1 点提前到12点半举行。凯特尔叮嘱他，必须报告得简短一些。希特勒要求会议尽快结束。＇1050＇在炸弹爆炸之前就结束吗？施道芬堡心里一定感到纳闷：命运是不是在他作可能是最后一次的尝试时，又一次把成功从他手上夺去。他原来显然还希望，这次会议会在元首的地下避弹室举行，在那里炸弹的爆炸力将会比在地面建筑中增加几倍效力。但是凯特尔告诉他，会议将在会议室举行。* 这个会议室远不是像一般所说的那样是一间简陋的木头结构的小屋。在上一年冬天，希特勒已下令在这座原来的木头结构房屋四周，筑起了18英寸厚的钢骨水泥墙，以防止起火和防御可能落在近处的炸弹碎片。这些厚实的墙壁将会增加施道芬堡的炸弹的威力。
他必须马上就发动炸弹内的装置。他把准备向希特勒报告的内容先对凯特尔简述了一下。快说完的时候，他注意到这位最高统帅部长官在不耐烦地看表。离12点半还有几分钟，凯特尔说，他们必须马上去开会了，否则就会迟到。他们走出屋子没有几步，施道芬堡说他把帽子和皮带忘在会客室了，乘凯特尔还来不及要他的副官（一个名叫冯·约翰的中尉，这时正和他们在一起走着）替他去取，就马上转身跑回去。
在会客室里，施道芬堡很快地打开皮包，用他仅有的3 个指头拿住镊子，打破玻璃管。除非再发生机械故障，这类炸弹只在10分钟之内就要爆炸。
惯于媚上欺下的凯特尔为这一耽误很生气。他转身回到房子外面，叫施道芬堡快一点。他喊道，我们要迟到了。施道芬堡为这一耽误表示歉意。凯特尔无疑是知道像上校这样肢体伤残的人束起皮带来会比别人要慢一点的。
当他们走向希特勒的小屋的时候，施道芬堡看来情绪很好，凯特尔那点小小的不快也消散了。他还没有丝毫起疑心的迹象。
但是，正如凯特尔所担心的，他们迟到了。会议已经开始，当凯特尔和施道芬堡进屋的时候，施道芬堡在前厅停了一下，对管电话总机的上士说，他在等候他在柏林的办公室打来的紧急电话，＇1051＇电话里要告诉他最新的材料，补充他的报告（这是说给凯特尔听的），电话一来立刻去叫他。这也是很不寻常的，因为凡是希特勒在场的时候，即使是一个陆军元帅，除非是叫他离开或在会议结束那位最高统帅已经退席之后，一般是不敢随便走开的。但这也没有引起凯特尔的怀疑。
他们两人走进了会议室。从施道芬堡把手伸进皮包、拿镊子夹破玻璃管之后，已经过去4 分钟了。还有6 分钟。房间很小，大约30英尺长、15英尺宽，有10扇窗户，都敞开着，因为天气闷热，这样可以有点风吹进来。这么多的窗户开着，当然会减少任何炸弹爆炸的效力。房间正中，有一只长方形桌子，18英尺长，5 英尺宽，是用很厚的橡木板做的。这个桌子的构造很特别，它不是用几条腿支起来，而是在桌子的两头，用差不多和桌面同样宽的两块很大、很厚的底座支起来的。这个有趣的构造对往后的历史将起它的作用。
当施道芬堡进去的时候，希特勒正坐在桌子的一边中央，背对着门。他的右首是陆军副参谋总长兼作战处长豪辛格将军、空军参谋总长科尔登将军和豪辛格的参谋长海因兹·勃兰特上校。凯特尔马上站到元首的左边，他的旁边是约德尔将军。还有三军和党卫队的其他18个军官站在桌子四周，但戈林和希姆莱没有在场。只有希特勒和两个速记员坐着。希特勒在弄着他的放大镜。他现在需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楚摊开在他面前的地图上印的细线条。
豪辛格正在作一个黯淡的报告。他谈到俄国中路战线被突破的最新情况，以及由此产生的在中路以及北路和南路战线上德军的危险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