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和法印战争。再往前数，就会有点儿含混不清了，但是希尔家族第一位当过战士的祖先，曾在1400年前后参加过爆发在苏格兰的一起小规模的战争，甚至在《切维？切斯之歌》中露了一小脸。希尔兴致高昂地引述其中的字句：“好侍从威德灵顿，就算双腿被砍断，就算心情悲痛，也要用残肢行走。”
在驾车外出的途中，只要看到了赞颂落难英雄的碑记或者铭文，希尔肯定会急刹车，停下来大声诵读碑记上的文字，他还时常会在战士公墓里满怀哀伤地做一次巡游。他反对越南战争，但是他渴望冒险，不惧危险。况且在他看来，只要战事一开，把当兵打仗的责任都交给穷苦人是不公平的。在“一知半解的理想主义思想”的挑动下，希尔放弃了已经上了两年的学业，跑去参战。“不管怎么说，我当时确实是个一知半解的学生。”希尔欢快地说。
希尔是他所在战斗小组当中唯一的大学生，其他人要么是穷苦的黑人，要么是来自乡下的白种人。在这个战斗小组全部十五人当中，有十二人战死或者负伤。希尔则在这次丛林冒险中全身而退，并且体会到了在战火之下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同时也学会了如何猎杀融入了夜色中的敌人。
更重要的是，希尔懂得了一些关于自己的道理，而那也是他非常渴望了解的。报道伊拉克战争时阵亡的美国《大西洋月报》记者迈克尔？凯利曾经说过，许多男人“一生当中竭尽全力想要求得一个答案：自己究竟有多么勇敢？战争给了这些人获取这个答案的特别机会……这个问题是你自己提出来的，只能你自己来解答，它摆在你面前，也摆在其他每个人面前。这很有趣，因为你知道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怀有这样的疑问，正如你自己怀有疑问那样。而一旦你了解了答案，你就能够终生牢记”。
凯利说的话或许是对的，并不是绝大多数男人都想要知道自己有多么勇敢，但希尔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却充满了渴望。尽管他经受了这次自我考验，可还是没能在成功之后感觉安逸。事实证明身体上的勇猛只不过是个简单的事实，就像身高六英尺或者长着褐色的头发一样，而精神上的勇气——在面对反对意见时候遵从自己的良心——才是更珍贵的，也是更让人仰慕的。很显然，凯利的问题是个错误的命题。
在越南，希尔多次面临道义上的抉择。在突袭了敌人的一座营地之后，希尔和他的两位同伴发现这座营地是已经废弃的，里面只有一个受伤的老头儿，估计是为北越部队充当向导，带领他们穿越山区的山地居民。希尔的两名同伴想要开枪打死那个老头儿，但希尔插手阻止，救下了老头儿的命，最终一位上尉调来了直升机，把老头儿疏散。那两位士兵当中的一位恶狠狠地警告了希尔，下次再有战斗的时候，当心看好自己的身后。
服役期满以后，希尔离开了部队，回到了他在华盛顿特区的家。这个时期的他感到无所适从，他的头脑很冷静，却为自己在战争中看到的一切感到沮丧。对于未来，他没有任何计划。如果说是艺术救了希尔的命，应该也不算太过分吧。
“那时在国家艺术画廊，每个周日的早上都会放映肯尼思？克拉克①制作的系列专题片《文明》，”希尔回忆道，“晚上我在那里当安全警卫，但我醒得很早，我会紧紧地盯着大屏幕看，就像被催眠了一样。我喜欢那部片子，它打开了我的眼界。以前我就已经看到过很多艺术品，我的母亲曾带着我和我的姐妹们去过佛罗伦萨，去过华盛顿的国家艺术画廊，也去过伦敦的国家艺术画廊，我还去上过艺术课程，但我从来没有就艺术问题接受过系统完整的教育。
“那时的我刚刚从一年的丛林战争中摆脱出来，是艺术，让我重新融入了文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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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编剧（1）
过了好些年之后，希尔才终于想到要把他对于艺术的热爱转化为一项职业。在这一过程中，希尔几乎尝试遍了各种可能的工种。离开越南以后，他先是做安全警卫，然后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历史，随后他赢得了富布莱特奖学金，到都柏林的圣三一学院进修，接着是在贝尔法斯特做高中教师，到伦敦研究神学，后来又加入了伦敦警队。这份警察的工作最终给他提供了成为便衣警察的机会，并且是以侦破艺术品罪案为主要工作职责。
希尔是个非常不符合传统的警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英国警察看上去都还酷似从吉尔伯特和沙利文①舞台剧里走出来的人物。头上顶着高高的头盔，胸前挂着一只大约一英寸长的铜哨子。一位来自诺福克郡的须发斑白的老警察——脾气、秉性就跟佛蒙特州的农夫差不多——到现在还无法释怀最初与希尔共事的糟糕情形。“试想一下，一个大块头，戴着足有乌龟壳那么厚的眼镜片，卷曲的长头发一直留到了这儿，还随着他的步伐晃来晃去，”他冲着自己的肩膀比划了一下，扑地吐出一口气，模仿希尔左右摇摆着走了两步，“他还老是谈论中世纪的历史，用他那带着不知道是美国，还是加拿大或者英国腔调的英语，满头的乱发就像在脑袋上扣了个煤斗。查理？希尔就是这副德行。”
希尔有一大堆忠实的朋友，散布在大西洋的两岸，他们同样注意到了希尔身上的这些怪癖，但并不认为这是什么要紧的缺点。在这些朋友中间，一直争论个不休的话题是，查理？希尔究竟有没有可能找到一种办法，把他身上的自相矛盾之处转化成优势，他们甚至担心，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会不会最终造成希尔人格分裂。“我们一直都很担心他，怕他无法控制住内心的矛盾，”一位打十六岁起就与他交情甚笃的朋友说，“他想要做一名牧师，但同时他又时刻准备着冲上去打人、冲人开枪甚至杀人。他的问题已经不是双重人格，而是多重人格。”
*
现在，如何想个计策把《呐喊》成功地找回来已经变成了希尔的分内之事。但是在采取实际行动之前，艺术小分队的探员们还必须说服他们的上司，并让上司们相信苏格兰场介入这起案子是非常值得的。不言而喻，这次的案子对希尔来说是一次挑战，他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还有什么样的案子能够比把《呐喊》这样一件崇高的人类艺术品拯救出罪犯们愚蠢而粗鲁的魔掌更有价值呢？那些厚脸皮的官僚们肯定会抱怨说缺乏经费，但那并非问题的实质；真正的问题是，那些身居高位的笨蛋们自己花钱如流水。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希尔与苏格兰场里的长官们互相不对眼，而这种情况越发让希尔觉得自己是正确的。在希尔的身上有一股子本应属于青春期孩子们的冲动，这使得他敢于顶撞任何一位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完全不管自己的职业生涯是否因此会受到影响。
爱伦？坡曾经写过一篇小故事，叫做《乘张的小淘气》 （另一种译名为《心理障碍》），讲的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强迫性的冲动，明知道什么做法是最符合我们自身利益的，但偏偏就是要对着干。当领导表示友好时，我们却翻白眼；应该发表赞扬的时候，我们却在窃笑；而撒个并无恶意的小谎就可以简单地把事情应付过去，让所有人皆大欢喜的时候，我们会不假思索地说出真相。“在某种情形之下，”爱伦？坡写道，“这种想###变得完全不可克制。”这种乘张的淘气举措在查理？希尔的身上持续发作，就如同有个淘气的小鬼一直寄宿在希尔的肩膀上。
7 编剧（2）
在所有的问题当中，官僚主义作风是最让希尔出离愤怒的。用希尔的话说，很多领导都是“怨天尤人、办事拖拉的蠢才”，他们唯一的乐趣就是到处添乱，碍手碍脚。他们打心眼儿里希望撇开《呐喊》的案子，让别人为这事儿忙活去吧。
重任落在了约翰？巴特勒的肩上，作为艺术小分队的主管，由他来向上级兜售这项任务。他会真诚地跟上级争辩说，艺术犯罪越来越具备国际化的特征，因此更加需要跨国合作加以打击，但即便如此，想要说服上级领导同意介入此案还是有很大难度的。如果与罪案相关的一系列国家中牵扯到了英国，说服领导的工作就会变得容易许多。“巴特勒必须要做的，”艺术小分队探员迪克？埃利斯说，“就是说服伦敦大都会警方的高层官员，让他们同意花费人财物力去调查某件案子，目的是帮助别人寻回财物，”说到这里，埃利斯提高了嗓音，他的语气里既有几分赞许，也带有几分怀疑，仿佛一位体育评论员正在描述花样滑冰选手刚刚完成的三周跳，“即使这件事过去、现在、将来跟伦敦都没有任何关系。”
经过过去这些年的实践，艺术小分队的主管们——这个职位绝大部分时间里都由男性担任——已经深刻地认识到，没必要向他们的上司透露太多的案件细节，免得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我们习惯于告诉他们某些既成事实。”埃利斯说，在1989年到1999年间，他曾经主持艺术小分队的工作。“通常情况下，在我们已经下定决心要进行调查，并且已经为追查案犯开过几次会之后，我们才会向领导请示。基本上我们都是按照这样的流程着手处理案子的。然后呢，既然我们已经动手操办，领导们也就没有什么选择余地了。”
埃利斯仔细描述了他最喜欢的向领导们做请示的方法。一开始，先要说到大人物的心坎里，这很容易。“如果这项工作进展得力，我们能够把《呐喊》找回来，艺术小分队当然风光无限，您老也会脸上有光啊。”这时候对话的双方都会是满脸的笑意。随后就该话锋一转。“我们已经开始着手办理此案了。要是现在抽身出来，我们肯定会被人当成傻瓜看待。或许不是我们，而是身为主管的您，被人家当成傻瓜一样笑话。”现在领导就算想要提出反对意见，也已经太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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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巧不巧，一个英国罪犯适时出现，事情顿时变得容易了很多。此人的名字叫做比利？哈伍德，他在挪威被判处七年监禁，罪名是偷运海洛因。哈伍德被挪威警方送回英国，服完后面的五年刑期，而英国警方已经让他保释出狱了。
现在，就是这个哈伍德向挪威驻伦敦大使馆通风报信，讲述了一个让后者兴味盎然的故事。哈伍德说，通过在挪威蹲监狱时结交的朋友们，他已经知道是谁拿走了《呐喊》。他认识那些窃贼，而窃贼们也信任他。那可都是些强硬而又机警的家伙。局外人根本不可能把他们诱骗出来，但凡有什么风吹草动让他们感觉不对劲，为求自保，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把《呐喊》毁掉。
但是，那些坏蛋们会愿意和他们的老朋友哈伍德进行交易的，哈伍德承诺说，他会负责把《呐喊》归还给挪威国家美术馆，作为回报，哈伍德要求得到五百万英镑。
挪威方面迅速向苏格兰场通报了哈伍德的所谓建议。英国警察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表示了百分之百的怀疑，他们认定哈伍德只是个想要抓住这次特殊机会捞一票的机会主义分子，企图依靠夸夸其谈和编织谎话来骗取钱财。之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英国警方的判断。但无论如何，这终究是个好消息。哈伍德无意之中为英国警方和挪威警方架设了一座互通信息进行合作的桥梁，这下子，苏格兰场可以名正言顺地介入这起案子了。
7 编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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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尔以及艺术小分队的其他探员看来，制订诱敌出洞的计划是整个工作当中最有趣味的部分之一。寻找失窃的艺术品在诸多基本原则上与警方的其他工作截然不同。其首要的目标是寻获失窃的艺术品，并把它重新摆放回它应该待的地方，抓住案犯并把他们关进监狱反倒是次要的目的了。（通常情况下，等到警方找到线索，最初下手行窃的贼人早就跑得踪影不见了。）成功破案的希望在于，必须找出合理的方式，成功地打动罪犯，让他愿意把早已藏匿于废弃仓库或者火车站储物柜里的艺术品取出来，这样警察才能人赃并获。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需要广泛布下眼线，去搜集各种传闻和密报。直接与疑犯硬碰硬基本上是行不通的，要知道一脚把门踹开并大喊“警察”亮明身份确实威猛得紧，但要是这么干，到哪儿能找到失窃的艺术品呢？
对艺术小分队的探员来说，编造故事所占的分量和所花的精力大体上可以与逮捕罪犯等量齐观。譬如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期，神秘的日本买家花费创纪录的天价求购大师的名画——五千四百万美元买进梵高的《彩虹》（Irises），七千八百万买进雷诺的《煎饼磨坊的舞会》（Ball at the Moulin de La Galette），八千二百五十万美元买进梵高的《加歇医生的画像》（Portrait of ），当时艺术小分队的探员们极力想从这些轰动的新闻中获得些有利信息。要不然找一位会说日语的探员，让他扮演一名黑帮分子，或者一位想要在自己家的壁炉上方挂上一幅大师名作的企业界大亨？
“你得试着像编剧一样思考问题，”迪克？埃利斯说，“要把某些事情编织得活灵活现，那可是一件相当有挑战性的事情。你必须仔细审视，并且问自己：‘这样说真的站得住脚吗？人们会相信吗？这么说不会太怪异了吧？’”
一个好的引诱计划需要把很难调和的多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好的封面故事都很简单，因为它必须一上来就打动人心。没有彩排，首次登场就已经是公演了。由于在各个环节上难免出现错误，关键就是找到一位便衣，他能够即兴发挥。（探员们面对的困难不仅仅是缺乏彩排时间，他们还必须面对最天才的编剧都不曾面对的难题：他们只能为自己编写台词，而参与演出的另一半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就不是他们能够控制的了。）
与此同时，引诱计划还得编制得足够复杂，不要让人生疑。歹徒们都很神经质，他们总是在狐疑，总是在设法识破警察。如果某个诱捕计划异常诱人，反倒可能打草惊蛇，那可就没得玩儿了。
“最重要的是，”埃利斯说，“你需要坐下来看着窃贼，努力去揣摩你所面对的这些家伙是哪种类型的罪犯。你必须让自己合他们的胃口，并且营造出一种让他们感觉舒服自在的氛围。那也就是说，你必须让他们觉得自己掌控着局面，而事实上是你营造出了这种假象，真正的主动权已经被进行侦破活动的警方所掌握了。”
这就像那种“他知道我知道他知道”的游戏，但凡脑筋不够灵光，你就会输掉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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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盖蒂博物馆来的人（1）
1994年2月14日
查理？希尔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那些偷走了《呐喊》的窃贼心里很清楚，他们是不可能公开兜售这幅世界顶级名画的，如果他们偷走这幅艺术珍品不是为了捣毁它的话，那么他们肯定是另有图谋。那么他们究竟有什么目的呢？勒索赎金，是最有可能的一种情况。
挪威政府会为了赎回这件国宝而付给窃贼钱吗？不可能，那只会助长窃贼们的气焰。在这个问题上是否还有变通的可能呢？也许可以让别的什么人替政府出头露面。“难度当然是很大的，”希尔心想，“但这是个很好的入手角度。”
那么现在问题就出现了，到底谁肯这么干呢？
要把窃贼引到明处来，希尔相信唯一的办法就是用钞票做诱饵。有谁能够从腰包里掏出数以百万计的金钱，去赎回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