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教育的“以情感为出发点”的做法与人类智慧的成长毫无关系，或者说只有颠倒的关系，从而应该说是完全“倒栽”了中国人的“智慧之苗”。
前面我们曾指出，人类教育的必经之途必须且只能是经验、自主、真实的善（效、利、好）。且不说孔夫子根本无视经验、真实的善（效、利、好），例如他所谓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更有害的是，他要求人们完全放弃人格的自主。他要求受教育者“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在这“四勿三畏”的要求之下，学生的“自主”意识早就已经被湮灭了。这决不是力促中国人智慧的成长，而是完全相反，绝对是力促中国人愚昧的成型。
前面我们曾指出，人类教育的终极目标必须且只能是超验、自由、真诚的美。且不说孔夫子的“仁”道、真诚具有严重的“乡愿”之嫌，仅他为学生设定的“克己复礼”、“学而优则仕”的终极目标，就已经让中国人永远地丧失了追求终极智慧精神的“自由”。
显然，孔夫子的教育的出发点、途径和目标全都错了，他走的完全不是从自然到自主、到自由的智慧之路，而是完全相反，他走的是从复古之情到克己复礼、到入仕当官的自我禁锢的愚昧之路，然而中国人，却把他及其儒家的这种走向愚昧之路的教育“思想”整整坚持了两千多年，一直到今天还在坚持。如此的中国教育，怎么可能不终于堕落成为历史上巨大的败局呢？而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的过程也严重地证实了这种巨大的败局：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除了涌现出了大量的帝王将相，以及少数杰出的哀怨的诗人之外，究竟为全人类整体的智慧之“树”贡献出了多少真正值得今天的人们仍然不能不深深怀念并继承的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技术发明家和艺术创新家呢？
中国人为什么成了历史永远的“囚徒”
何为“历史永远的囚徒”？即被关在某种特定的历史视野之中，永远都看不到该“特定”视野之外还有其他更丰富的历史意义的人们。两千多年来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实际上是一种几乎彻彻底底“偶像”和“偶像崇拜”化的历史。他们的“言谈”几乎完全是“偶像”化的“言谈”（试想想官话、套话、恭维话、乡愿话、言不由衷的话等等）；他们的“行为”几乎完全是“偶像”化的“行为”（总是以谁谁为榜样、为楷模，甚至到了近现代还曾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的说法，等等）；他们的“思维”则更加几乎完全是“偶像”化的思维（几乎全是来自“偶像”独断的思维，子曰圣言，牢记于心，孔子的思想被无限拷贝了两千多年，现在还在继续）。这里所说的“偶像”虽然有很多，有天命的“偶像”，例如《易经》中的种种“卦名之象”；有大人的“偶像”，例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及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他们布满了中国的“正史”——《二十四史》、《二十五史》等等；有圣人的“偶像”，例如孔子、孟子、荀子，两汉、唐宋、明清历代的“大儒”等等，但真正贯穿中国历史的最核心的“偶像”，还是中国人永远都念念不忘的“孔子”的“偶像”。两千多年来，孔子才是全体生生死死的中国人古古今今、完完全全、方方面面最货真价实的“代表”，谁也没有资格能够与他争锋。正是因此，在外国人看来，中国人简直就是用孔子的“套模”一个个印制出来的人种。说话是孔子的（假模假式，道貌岸然），做事是孔子的（如履薄冰，谨小慎微），思考则是孔子的（唯古唯上，唯礼独断）。
正是上面所说的层出不穷的“偶像”、“偶像崇拜”，尤其是全体中国人对孔子“偶像”的“崇拜”，严重地堵塞了中国人全方位历史发展的“路”。中国人自己不明白，他们事实上已经完全被“堵死”在了一个极其有限的历史时空之中，变成了全人类之中十足的“井底之蛙”，即完全变成了自我传统历史之中永远的“囚徒”。这个“监禁”中国人的历史的“牢狱”，完完全全是由中国人自己造成的，是中国人长期以来，在顽固地坚守儒家的迷信“偶像”、崇拜“偶像”的思想传统的过程之中，逐渐地形成起来的，这个“过程”整整延续了两千多年。到了今天，中国的人们还又在继续叫嚷，要把这个儒家的“传统”再继续坚守下去。
要验证我上面的说法其实并不难。只要认真调查自古至今，中国人一直在说什么、做什么和想什么，即可得到“明证”。因为正是在中国人的“说”、“做”、“想”的各方面，自古至今全都显示出了儒家的“偶像”和“偶像崇拜”的严重的“影子”。最好的调查对象，即是自古以来的中国“文人”，因为正是在历代的中国文人们之中，保持着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中坚”，其中又尤其是那些所谓的“著名文人”，他们在历朝历代都有，也很好查找，因为他们在中国正史之中，多半都享有“列传”的地位。
中国文人们在说什么呢？做什么呢？想什么呢？他们都在谨守儒家传统，模仿“偶像”，紧跟“偶像”，亦步亦趋：“偶像”说什么，他们就说什么；“偶像”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偶像”想什么，他们就想什么。惟一有一点点变化的是，过去中国文人的“偶像”是“孔子”，“皇帝”（圣上），现代中国文人的“偶像”是“领袖”，今天中国文人的“偶像”是某某外国名流，也包括当代中国他们顶头的各级上司，等等。古代的中国文人全面模仿孔子，现代、今天的文人部分模仿孔子，但尽管如此，他们的思维方式，却绝对全都保持孔子的“偶像”式的“独断”。正是因此，他们最共同的一个特征即：在他们的“说”、“做”和“想”之中，全都没有他们自己心灵的“自我”；他们心灵的“自我”，早就在模仿孔子的“偶像”和“偶像崇拜”的漫长历史的习惯之中，不知不觉而自动地丧失了。
不说其他，今天居然还有那么多的文人在叫嚷要恢复“儒学”、要提倡“国学”，而且还搞得那么“轰轰烈烈”，“甚嚣尘上”，乃至要在孔孟的故乡新建“中国文化副都”，似乎“孔孟”即“中国文化”的永远的“代表”，这就是上述“结论”的最大的明证。很显然，在目前的中国，还有不少人离不开“偶像”，离不开“孔子”，更离不开某些已经“偶像”化了的“经典”，例如《易经》、《论语》之类，甚至还更离不开某些已经“偶像”化了的机构，例如坚守了两千多年的人治、专制、权力私有化等等的中国家天下（非社会化）的国家体制。这些东西原本就是长期以来中国人坚守儒家的“偶像”和“偶像崇拜”化的习俗传统的历史产物，也正是这种历史的“产物”，形成了禁锢中国人精神的坚固的“牢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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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文人最容易变成伪君子（1）
先秦孔子的儒家之学，也可以称之为辨明君子与小人之学。在孔子的《论语》之中，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君子行为的句子，如：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不己知也。”
“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
孔夫子要求人们都做君子，尤其是贵族子弟，而且他为君子设定的行为方式也不可谓不详备，有的现在还很有价值。这些关于做君子的教导，虽及不上他的经典话语，如：“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等，但都可以归为一类，即孔夫子为君子们所规定的行为方式都属于“应然性”的行为方式，而根本不涉及人在自然中、在社会中所遇到的一切“必然性”和“可能性”的事情和行为方式。
说到底，应然性的行为大致属于美好的行为，也即孔夫子经常涉及到的关于人们（君子）行为的判断，几乎均属于美丑问题的判断。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已指出，美的必须是善的，也必须是真的，否则，不是真美，而是假（伪）美。因此，问题就出来了。
比如，我们读了孔夫子的书，我们下决心要按照他老先生的教导，去做一个君子，也即做一个行为和心灵都非常美好的人，君子或“仁”人。紧接着在实践中，问题就出来了。我做这样的“君子”，能否同时，也对我在生活中带来相应的利益呢？至少至少，也该不至于给我带来祸害吧？或者说，做这样的“君子”，能否让我有尊严地、富裕地和自由自在地生活于人世间呢？再就是，如果他人都做“小人”，只有我做“君子”，最终对我是有利呢还是有害呢？这明显是个关于善恶判断的问题，是个涉及到生活中种种可能性的问题，而孔夫子似乎对这种问题不感兴趣，他只要求君子讲义，而少言利，甚至不言利。孔夫子根本不关心善恶判断的问题。可悲的是，在实际生活中，真正老老实实按照孔夫子的方式做君子的人，很可能都会像孔圣人的爱徒颜渊那样不幸过早夭折，过早地穷死、病死。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大量历史事实严酷地证明，反倒是孔夫子认定的“小人”，永远占据着胜利者的一方，成了历史的主人。这样一来，孔夫子的教导就出问题了。明显的是：“美”而不善，因此，孔夫子所言的“君子”之美，根本不是真美。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后面。天天只想做“君子”的人们，不懂得关于自然的真理（不知稼穑，不知园艺……），同样不懂得社会存在的真理和人性的真理（不知人性本恶，不知人性常态的竞争……）这样一些事情均属于必然性判断的范畴，也即关于真假判断的范畴。可见，孔夫子的行为美没有顾及到真在的问题，因此，孔夫子所言的“君子”之美，就更不可能是真美。
用现代语言来说，即孔夫子越过必然性（真）的判断问题和可能性（善）的判断问题，直接只讲应然性（美）的判断问题。缺乏真、善判断的前提和保障，能够获得真正的美的判断吗？孔夫子的教导已经为后来儒家的继承者的作伪留下了先天不足的伏笔。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为什么中国文人最容易变成伪君子（2）
我认为，秦汉之后的儒学是最大的伪学，之所以是伪学，是因为，它不仅不能开发中国人的智慧，反而更蒙蔽和阻碍中国人智慧的开发。前文是按照儒学是缺乏真正的“学”应有的三大要素来进行论证的。这三大要素即：记忆性的公理要素；理解性的方法、工具要素；创造性的开放或自由要素。
现在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记忆性的公理要素直接关联于必然性的真（假）判断的基础；理解性的方法和工具要素直接关联于可能性的善（恶）判断的基础；创造性的开放或自由要素则直接关联于应然性的美（丑）判断的基础。
既然孔夫子的论述绝大多数都只涉及应然性美（丑）判断，但他却并没有同时提供相应于创造性的开放或自由的要素，相反，他提出的是封闭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样反自由的论断，这真是个巨大的自我悖反。
命运注定儒学不可能成为一门真正对人类智慧开发有价值的“学”说。为了使之成为“学”，后来的儒家文人做了什么呢？汉儒加上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谶纬迷信；宋、明儒加上了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奉为“天理”的邪说。这一“迷”一“邪”终于使孔夫子的儒学彻底变成了惟一为极权专制服务，一味用来愚民的中国最大的伪学。两千多年来，凡由这种伪学训导出来的人们，都只能有成为伪人和伪君子的命运，这构成了历史上的文人几乎没有不是伪人和伪君子的可悲结局。文人们和伪君子们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只有色彩的浓淡之分。到了最后，中国传统文人和伪人、伪君子也几乎打上了等号。历史上关于文人的判断，其实和伪人、伪君子的界定基本上是一致的。文人即伪人，即伪君子，所以有“文人无行”，“文人相轻”，“文人无用”，“文人卑鄙”，“文人好面子”，“文人勾心斗角，互相拆台”，“文人穷酸”，“文人吃里扒外”，“文人好当面奉承，背后捣鬼”，“文人讲礼而不讲理”，“文人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秀才（文人）造反，卅年不成”，等等，更有“八娼九儒十丐”，儒家文人的人格只在娼妓和乞丐之间，即亦娼亦丐。总之，凡是接受了儒学训导的文人，其结果大致如此。再有，过去的一些伪君子文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五谷不分，四体不勤”，今天的一些伪君子文人，是科学盲，技术盲，逻辑盲，理论盲。除了风花雪月，无聊扯淡，造谣生事，说谎行骗，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特长。过去有一副对子，是专门用来讽刺这种伪君子文人的，即上联：“墙头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下联：“山中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横批：“无聊文人”。当前，在网上、在报纸上大骂科学、大骂*，以及盲目地推崇传统、鼓噪“国学”、“儒教”的人们，多数是这种人。这与我在《中国人性分析报告》一书中所界定的官场化人格，也基本上如出一辙。
正是因此，秦汉之后的儒学彻头彻尾成了制造伪人和伪君子的伪学，在两千多年伪学的笼罩下，中国就只能出现大量伪人、伪君子型的无用文人，而根本不可能出现真正的思想家、科学家，技术发明家，中国的思想天空一片黑暗。
孔夫子，宣教愚昧的“先师”
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秉承汉武帝、董仲舒等皇权主义者们的意旨，视孔夫子为“圣人”、为“大成至圣先师”、为“文（化）宣（传之）王”、为中国人伟大的教师。我今天要郑重地告诉大家，孔夫子根本就不是什么伟大的“教师”，相反，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事实上已经证明，他是在中国制造愚昧、宣教愚昧的“先师”，他是让中国人的“智慧之树”永远都不可能顺利成长的“伟大的”千古罪人。
孔夫子真正巨大的“功绩”，决不是在于促使中华民族的“智慧之树”旺盛地成长，而是完全相反，他运用致人愚昧的毒药（五毒）（复古、唯上、独断、人治、专制），严重地阻止了中华民族“智慧之树”的成长。他的教育的目的，决不是要让中国人变得聪明起来，而是相反，要让他们越来越变得愚昧下去。中华民族，中国的老百姓，日益变得愚昧的最终的结果，即是让他们永远温驯地、毫无怨言地顺从封建人治专制的统治。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实践，事实已证明，孔夫子，以及历代极力坚持孔夫子的“五毒”之“道”的封建人治专制的统治者们，他们的确是成功了，而且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巨大的成功。正是由于这种巨大的“成功”，在中国制造了世世代代、心甘情愿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