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会转变过来？我自己也觉得奇怪。虽然表面上别的同志没有看出来，但我的确是想通了，我详细地分析了我的处境，我唯一地就是想到了党，我明白目前是对我的最大考验，不仅在劳动中要向自然界斗争，向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我还要向病魔作斗争。我真正从思想上搞通了，于是我对吐血就一点也不怕了，我在入党申请书上曾写过：“为党的事业我要流尽最后一滴血！”现在我在农村劳动中因劳累而吐了一点点血，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如果真是个共产主义战士，就应该想得开，就应该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我现在虽不是一名正式的布尔什维克，但我要求做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我在组织上虽然还不是党员，但在思想上要有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现在就是考验，要克服困难！我愿做一个无名英雄。我想，现在农业正在大跃进，我们在这里挖垄沟（水利化），虽然每天一个人铲不了多少土方，但是多一铲土就是向共产主义又近了一步，我不是天天地一点一滴地和全体同志在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的吗？我不能因病而气馁，我要坚持下来，即便每天吐10CC的血，那也得一年以后才能吐尽最后一滴。那时候我的家里人可能会很痛苦和不幸，但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为了旧宫公社农民的子子代代的幸福，在建设农村水利化时我牺牲了，我想这是心安理得的。因为我明白了这些道理，所以我的心情就开朗了，医生叫我全天休息，我偏工作半天，医生叫我做一点轻微工作，我偏要参加抗旱工作。血现在到底吐了多少，我已不放在心上了。总之我现在不看它，也不怕它了，我觉得累时就稍微休息一下，我想这样奋斗就一定能战胜自己。一个月以来，我觉得情况很好，精神也很饱满，这一关又过来了，我想这是党给我的力量，我应该时刻警惕，继续改造，继续和病魔作斗争，因为只有这样，才不愧为党的好儿女！
“8。25”事件
我从童年到青年时期的成长过程，实际上是在父亲的病程中度过的，是在他一次次吐血的恐慌之中度过的。
人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认为此老话儿实在是失之偏颇，我不仅自始至终是一个地道的孝子，而且“久病成医”，我知道他什么是“咯血”，什么是“吐血”，什么时候只需自我调养，什么时候必须去医院，甚至我还学会了一些简单的救护方法。
如怎样服用云南白药，怎样用凉毛巾给他敷胸口，或冲一杯浓盐水等等，至于紧急时该去哪家医院，该找哪位大夫，我更是烂熟在心，这也是后来我父亲不曾离开我半步的原因之一。
自打我懂事起，我就知道父亲有“吐血”的毛病，他这一吐就哩哩啦啦地吐了三十多年，吐了就“补”，情况好的时候炖只老母鸡，差的时候只有一个鸡蛋。
一位长年给父亲看病的大夫，后来成了我们家的好朋友，他曾跟我说：“你爸爸真是挺神的，这么多年来，他吐的血是他自身血液的好几倍！”
这个经过了三十二年方才印证了的事实，我一点也没有夸大的成分，可以说在父亲的身上，我看到了生命的顽强。
由于在这种特殊的生活环境里，我对血是极其敏感的，几十年来父亲的“小病儿小灾儿”从未间断过，因此不胜枚举，而危及生命的大出血亦不是什么稀罕事。
但凡父亲出现吐血的时候，总是和他或我们家发生的“重大事件”相关连，现在想起来仍旧历历在目，令人心急如焚，毛骨悚然！
在我人生的记忆中，永远有着这么几页沉重不堪的片段：
大约是1967年，如火如荼的“文革”之初，在当时的北京市文化局曾发生过一次所谓“”事件，父亲被惨烈地推到了“主角”的位置。
那天他和几位“靠边站”的人一起布置文化局小礼堂的某次会场，突然一群由各戏校组成的红卫兵小将冲了进来，指着台上的钢琴问纪元：“这是什么？”
“这是一架钢琴。” 父亲回答道。
小将们说：“你放屁！这是棺材，你们是在诅咒伟大领袖。”
说着话就“命令”父亲他们都得靠右边站好，交代自己“形左实右”的罪行。一位曾屡挨批斗的老者可能是吓坏了，央求红卫兵说：“我要去厕所。”
“不成！有屎拉裤子里，有尿撒裤子里，谁也不许出去！” 红卫兵手持“红宝书”封锁了所有的出口。
当时的父亲别看身体弱，可脾气不弱，跟小将们辩论说：“请你们上去仔细看看，是钢琴还是棺材？如果是棺材我立刻就撞死在你们的面前！”
人们的注意力一下子就全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了，有红卫兵叫道：“你是哪一派的？是什么阶级成分？”
父亲知道要坏事了，忙喊：“我受过资本家剥削，是革命……”他想说“我是革命左派”，然而革命的“命”字还未喊出来，就听见人群中不知道是谁嚷嚷道：“他不是左派，他私藏枪支，对组织上阳奉阴违！”
这块最痛的心病，居然让人在众目睽睽之下给抖搂出来，那还能有好？红卫兵连推带搡将这几个“反动分子”统统拉到了台上。
有人就逼问：“白纪元，你买枪干什么？说！枪藏在哪儿啦！”
父亲咬紧牙关一字不发，浑身大汗淋漓，衣服都湿透了。质问他的人不想放过他，越逼越紧，父亲被逼得实在是走投无路，突然他就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
红卫兵说：“这小子真是反动透顶！”
话音未落，有人就用“武生”唱戏时耍的大片刀，抡圆了拍打到父亲的后背上，父亲两眼一黑，胸口发热，张开嘴“哇”的一口鲜血就喷在了台前，人就像被大风刮倒的一棵小树，一头就栽了下去……
谁会相信？这令人发指的一幕就发生在我的面前。
文化局的小礼堂，曾经是父亲带着我们看电影的地方，我小的时候有多少好看的影片，都是他带着我在这里“近水楼台先得月”，那时对这里太熟悉太向往了。
而“”的这一天，我姐鬼使神差地又把我带到了这里，本来是闲得无聊想找点热闹看，结果万万没想到，在这里竟目睹了眼前这出自己父亲“血溅小礼堂”的惨剧！
这是第一次看到父亲的大出血，曾有好几个夜晚我一闭上眼睛就做噩梦，幼小的心里像灌满了铅一样的沉重，那时我比同龄的孩子话少多了。俟长大之后，有人说白明有点“话痨”之嫌，那是我得把小时候的“憋闷”给找补回来……
父女之间
六十年代初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成批的城市青年学生打起背包奔赴祖国遥远的乡村或边疆，到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去了，这在当时被称做是一条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金光大道。
我们家住的宿舍楼旁边有一所学校，叫“铁三中”，我天天就扒着窗台探着个小脑袋往下看，看这所学校里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一批批地开拔。既看到了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那令人荡气回肠的激动场面，也偷窥到了母女、父子、兄弟姐妹间抱头痛哭的凄凄惨相。
趴在窗台上掰着手指头算计着，我姐我哥都还没有到“被派上用场”的年龄，心里边稍许轻松并感到庆幸。可回过头来一看，父亲却满脸阴云密布，愁眉不展，一个人不是低头喝闷酒就是躲在里屋抽闷烟。为什么？我不明白，也不敢多问。
“少年不知愁滋味”，只能搬个小板凳凑到父亲的身边，陪着他长吁短叹，跟着他一块发呆。
我这个人从小算术就不好，直到现在连身边最要好朋友的电话号码都记不住。那时候即便是掰着手指头都没有算计出来，六八届接下来就是六九届了，那么我们家的宝贝女儿，父亲的掌上明珠，我那个特别爱拔尖儿的姐姐，恰好就是六九届的。难怪父亲他一天到晚托着个腮帮子发愁，满脸旧社会呢。
或许父亲他从年轻时候起就走南闯北，他知道个中的艰辛，绝不是我姐这个先天不足，体弱多病，比同龄女孩矮一大截的小丫头片子所能承受得了的。
而我姐则不这么想，她为自己能赶上六九届的上山下乡，而且还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而兴高采烈，以至于一提起这事儿，她就激动得眉飞色舞，不能自已。于是父女之间产生了摩擦，而且是不能公开，不能让外人来调和的“政治摩擦”。
父亲曾多次和她进行彻夜的长谈，一个苦口婆心，一个却嗤之以鼻，结果是不欢而散。
最后我姐斩钉截铁地撂给我爸几句话：“这是阶级立场问题！这是世界观问题！这是我的前途问题！因此，没有商量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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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姐：一个无畏的军垦战士
我姐叫白静，所在的学校是北京三十五中学。
父亲拗不过女儿，便偷偷来到了学校，找“军代表”谈话，力求能照顾则个。
恰好“军宣队”里的一位领导也是四野出身，和父亲还真挺谈得来，对纪元所陈述的“家庭困难”表示理解，他把大腿一拍爽快地说：“老战友哇，你看这样好不好？想办法到医院去给她开一张证明，只要这批榜上没有她的名字，白静就可以留城了。”
父亲千恩万谢，两人除了紧紧握手之外，临别时彼此还行了个让纪元久违了的“军礼”。
他高高兴兴地回家，不动声色，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然而到了“张榜”的时候，我姐一看居然没有自己的名字，于是便上蹿下跳，四处打听。同学们用轻蔑的口吻对她说：“白静呀，留下来伺候你的病爹吧……”
“咱们‘军代表’可说啦，白静跟别人不一样，她是先天不足。人还没有枪高呢，可别让革命的重担给压趴下……”
这还了得吗？我姐“泪飞顿作倾盆雨”，红着眼睛疯子似的跟家里闹开了。那动静，大有要“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小嘴儿厉害得像一挺搂不住火的机关枪，吧嗒吧嗒，将自己的父亲“批得体无完肤”！
这还不算完，又向“军宣队”递交上血书一封，表示军垦她是非去不可，不惜与自己的家庭决裂！
我那未满十五周岁，乳臭未干的姐姐呀，终于用鲜血将自己的名字写进了军垦大军，“建设钢铁边疆”的“边”字六师五十五团的“光荣榜”上。
嘿，您瞧瞧这两下子，甭用人教，跟她爸爸当年在战场上的冲动好有一比。
我姐姐胜利了，坚持走“上山下乡革命道路”的小将们胜利了，父亲沉默了，许多孩子的家长都沉默了，沉默到了一句话都不敢多说的地步，也许是因为寒了心，也许是被自己的孩子给“镇压”了。
我姐临走的前几天，我们家都快成了这些“准知青”的活动据点，几个嘴上没毛儿的愣小子，踪着几个梳着歪辫儿的黄毛丫头，一天到晚地嘻嘻哈哈，唧唧喳喳，整个是一群“乌鸦与麻雀”。
张三说：“这几天我们家在给我打行李，嘿，我奶奶那个老不死的，偷偷塞给我一块旧怀表。啥资产阶级的破玩意呀，我啪的一下子就当着她的面给摔烂了……”
李四说：“你们听说了吗？上一批×××临走的时候，躲到女厕所里偷偷地扎在她妈怀里哭，臭德行样吧！——我可有话在先啊，咱们出发的时候谁都不准哭！”
“对，谁都不准哭！谁哭就把谁批倒批臭，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其他的人就迎合着。
“哈哈哈……哈哈哈……”
我就像个“跟屁虫”似的追着这群哥哥姐姐们，上上下下的为他们端茶倒水，被当个三孙子似的使唤，可心里边还特乐意，那一刻我简直羡慕死他们啦！
唯有父亲悄悄一个人坐在里屋的床头，默默地叹息：哎！这群小兔崽子，怎么就这么生分呢！真的就没爹没妈？没兄弟姐妹？难道都是从石头子儿里蹦出来的？
工夫不大，“乌鸦”和“麻雀”就一哄而散了，看着他们的背影，父亲咬着牙小声骂了一句：“不见棺材不落泪！”
要远行的孩子真的没哭，但是他们的家长哭了，我的父亲纪元哭了。
夜深人静的时候，父亲在灯下用他那比女人还要纤细的手，一针一线地为女儿缝补棉大衣。再没有类似蒜条金之类的宝贝可以往里边藏了，父亲就把当年梦璋曾逼着自己穿走的那件皮坎肩找了出来，一点一点地拆开，将柔软的皮毛悄悄垫进了我姐的棉大衣里，祈望它能在北大荒的冰天雪地里，为女儿聊挡风寒。
父亲一边缝纫一边默默地掉眼泪，那是男人的眼泪，苦涩而又复杂。伴着眼泪的，是他大口大口咯出来的鲜血。
。。
来自北大荒的“呼救”
1969年的10月24日，我姐终于盼到了出发的哨音。
那一天偏偏是瑟瑟秋风，冷冷苦雨，父亲带着我；来到学校为女儿送行。
其实我姐是个挺矫情的女孩，从小就总跟我打架，而且永远是她“战无不胜”，我曾经恨得她牙根痒痒。于是暗地里想：她走就走吧，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至少以后没人再欺负我了。
可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而且不知道是从哪儿冒出来那么多的眼泪，尤其是在最后分手的那一刻，我姐快速地、偷偷地把一块钱塞到我手里，然后又使劲把我的手攥了两下，那意思是：“别声张！”
我觉得我姐是那样的慈爱，那样的疼人，于是就拽着她的衣角哭着嘟囔：“不要你的钱，你能不能别走？我再不跟你打架了……”
父亲一把将我拉开，把那一块钱重新放进我姐的衣袋里，然后又掏出来少许零钱，让她看着将这把零钱都放在了我的手中，我姐就朝我们微微一笑，然后紧紧地咬住嘴唇。
队伍集合了，我姐因为个子矮就排在第一行的第一位，她手里举着红旗，小辫儿甩来甩去，胸脯腆得老高，标准的一个“红色娘子军”的造型，不禁让人想起那个时代任何人都能背得滚瓜烂熟的一首毛主席诗词：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只是那本该出现的灿灿曙光，不巧被眼前的冷冷秋雨所掩，因此给这激动人心、蔚为壮观的场景大打了折扣，以至于不少人的脸上罩着一层淡淡的灰色。
踩着欢送的锣鼓点，人们努力地露出近似呆板的笑容。
指挥员一声口令：“报数！”知青们用碎步把各自的位置找准，向前边的人看齐，然后高声喊道：“一——二——三——四……”报完数，他们就列队出发，爬上一辆辆敞着篷的解放牌大卡车。
我姐排列的那只队伍从我们身边走过的时候，父亲举起手臂，最后一次向女儿招了招，并把身体尽量向前倾过去，想凑得再近一些。他朝着我姐喊道：“白静同志，好好干！争取早日入团！入党！”
一阵劲风掠过，呼啦啦的红旗漫卷。
那旗子呀，就像一块轻柔的红色纱巾，抚摩着我姐稚嫩的面庞，我惊愕地发现，贴在她脸上的那一角红旗，刹那间竟被沁湿了。
两个星期过去，我姐寄来她赴北大荒之后的第一封家信。信的开头，就十三不靠地甩出来两句豪言壮语：
“我愿做大兴安岭上的青松，不当城市温室中的花朵！”
并随信寄来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她身穿棉制的军大衣，头戴军棉帽，只是没有领章帽徽罢了，要不然还真以为她是个女兵呢。
这张照片简直就像一针“兴奋剂”，一下子又把父亲的革命激情给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