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儿童医院回来后，我的脖子上系着绷带，将受伤的右手吊起来。父亲没再责备我，只是问：“疼吗？”
我说：“不疼！”有点轻伤不下火线的劲头。
这时我姥姥来了，嚷嚷着：“手破了就得去医院缝针？非落疤瘌不可！老年间的土法子不是挺好吗？”说着话她就钻进了我们家那黑糊糊的西厢房，不知道是从哪个青花罐子里抓来了一把“鸡毛灰”，据说还是日本时期留下的，非要往我的伤口上撒，幸好被我妈给挡住了。
派性
接下来好像社会上就开始“分派”了，小派多如牛毛，大派有两个，说起来能吓死人：“天派”和“地派”。不少的家庭一时间被派性给分了“天”、“地”，经常有两口子不是一派的，于是就举家站在当院儿“大辩论”。辩来论去结果是分崩离析，各自归队，“誓死捍卫革命真理”去了。
但凡这个时候，最倒霉的是孩子，不仅忍受着家庭破裂带来的恐惧，还得是爹妈“两派”争夺的对象。我们那条胡同就有这么一家人，分了派以后，爹带着女儿奔了“东方红战斗队”，妈拉着儿子归了“井冈山造反团”，临别的时候两边人还相互指着鼻子骂：“甭他妈臭美，咱们大字报上见！”
忽然有这么一天，我爸我妈的谈话中也带出股“火药味儿”，于是俩人就不再捉迷藏了，干脆亮出“底牌”。哎哟喂！可了不得喽，敢情这公母俩压根儿就不是一派的耶！
听着他们一句紧似一句，一声高过一声地争吵，吓得我不敢再听他们的谈话，竟破天荒地一个人钻进西厢房，并把两只耳朵都给堵了起来。在这幽暗的小屋里，看着那一排深色的家具和凝重的瓷器文玩，我没有害怕，只是一个劲儿地寻思：这回可完了！我们家也是非散不可了。到时候我能跟哪派呢？跟“天派”还是跟“地派”？
去你妈的吧！哪派都不跟，我就跟我们家这“派”！想到这里我咧开嘴哇哇大哭，哭得左邻右舍都能听见，以为我们家要出人命呢。
大人们赶紧来到西厢房，见我蜷曲在一张八仙桌的底下，鼻涕、眼泪、哈喇子滴沥耷拉地流了一身，我爸我妈就暂时的“偃旗息鼓”了。
要不怎么说天无绝人之路。
就在我们家那座“政治火山”的岩浆眼看要喷发的时候，一块茅坑里又臭又硬的“花岗石”把这火山口给堵住啦。
您猜怎么着嘿，幸亏我们家的户主是“封建家长制的一言堂”；幸亏不管你有理没理，从来都是我爸他一个人说了算；幸亏我妈当年因为喝豆汁儿在我爸这栽过面儿；幸亏她甘愿一辈子夫唱妇随。在这个“大是大非”的关键时刻，我妈居然就让步了。
前边说过的“八。二五事件”中，我爸被打吐了血，事实上他便以养病为由，暗地里作了“逍遥派”。于是这两口子就不再辩论各自的立场、观点了，我们家的“天地”总算是没被“派性”给分成两边。从里屋到外屋，依旧是我爸的趾高气扬和我妈的唯唯诺诺。
这场景在当时让我看来，就像是有一首歌里唱到的：“哎——真是乐死人儿呀，真是乐死人儿！”
我爱毛主席像章
那个时候人们走在大街，很难简单地从衣着或体态上分辨出一个人的“身份”来。只要放眼望去，衣服统统或蓝或灰，体态也大多中等偏瘦。
可不知是谁率先给大家支了这么个“高招”，几乎所有人的胸前都挂着象征着身份的“搂勾”（Logo）——金光灿灿的、五花八门的毛主席像章。
其中“单边儿”的不如“双边儿”的“横”，个儿小的没有个儿大的“狂”，圆的没有方的“范儿”。要是能戴上个有机玻璃做成的“荧光像章”，那一准儿得是个单位里的头头儿才有的殊荣。
“文革”伊始，我还是个三天两头“辍学”的小儿郎，对像章的企盼和追求是不能够言喻的，那邪劲儿不亚于这两年我对清三代官窑瓷器的贪婪。
记得“文革”前，民族文化宫里有一个长年举办的“西藏农奴展”，里边人皮人骨的甚是吓人。“文革”一开始，这展览就自然而然地演变成了阶级斗争展览，被加进去不少令人“炫目”的内容。如把整套的《三国演义》和《红日》等连环画被当成“毒草”批判展出，在玻璃展柜里画着“黑叉子”。另一个展柜里，还有更让人眼儿热的，是那用金黄色的毛主席像章组成了一个大大的“忠”字。
流连在这些展柜前，我和伙伴们的内心里有着同样的冲动：半夜三更摸进来，把展柜砸了，将这些“小人书”和纪念章都给它偷走！
窃取展览会里的毛主席像章，这事儿也只能是在被窝儿里偷着想想罢了，而真正天上掉馅饼，让我第一次得到毛主席像章，是我妈带着我参加了一次“时髦”的婚礼。
那婚礼是在单位的礼堂里举行，来了不少的宾客，没有人送床单被罩、暖壶茶碗之类的礼物，倒是送了几十枚五光十色的毛主席像章，真是“照到哪里哪里亮”！
在欢快的《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中婚礼开始了，“军代表”大声地讲话：“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而后郑重地将最精致、最耀眼的像章分别给两位新人戴满了胸前，新郎新娘向墙上的毛主席像三鞠躬，然后转过身来，向同志们三鞠躬。鞠完了躬，就把胸脯子挺得老高，那意思是让站在最后一排的人，都能够“感受”到我胸前的像章所发出的“万丈光芒”！
现在回忆起来，他们当时的那份尊容，真有点像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的二战老兵，把一生的信念和炫耀都溶汇到了胸前的“纪念章”里。
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婚礼结束了。我们这些幸运的小孩儿，除了每个人的嘴里含着一块硬邦邦、希望它永远都不要化掉的水果糖之外，还意外地得到了一枚小小的纪念章。别看它是个“单边儿”的，在当时来讲是最“够不上档次”的，但是属于我自己的，因此对我来说，它称得上是弥足珍贵！
欲壑难平——这大概是一些人的本性，我即如此。有了这枚小纪念章，我就想着要有大号的纪念章，有了一个就想着有五个、十个……我认为受这种欲望“折磨”的人一定是不在少数，要不然在当时的西单路口儿，怎么就形成了个人们偷偷交换纪念章的“Corner”了呢？
这里人头攒动，比肩接踵。不管天儿有多热，大家都是穿两件褂子，内衣上别满了像章，外衣起保护作用，以防被抢。有点像现在的邮市或者潘家园的某一个角落。在当时的绝对计划经济中，偏在领袖的形象上，少许露出了一点“市场”的端倪。
后来像章的制作规模越来越庞大，品种不厌其繁，制作不厌其精，个头不厌其大，数量不厌其丰。我就曾见到过跟盘子大小差不多的毛主席像章，想必那不是为了别在人身上的。
几十年后，某湘籍大贾在京城一新开张的湖南餐馆设宴，邀我“品尝”一下这“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新生事物。席间有漂亮的女服务生为我们隆重介绍一道“佳肴”，展开瞧来，竟是一碟子黄灿灿、金闪闪的毛主席像章，然后每人的酒杯前都被摆上了一枚。同桌有人为此勃然大怒，色厉内荏地嚷嚷道：“太不像话啦！太不严肃啦！把你们的老板给我叫过来。——哎，哥们儿您这是K金的吗？”
在这个时候，不知怎么着我的脑海里忽然闪过一段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并回忆起在当年老宅的西厢房里，曾保存过一小皮箱子的像章，只是搬家的时候连同那些搬不走的旧家具一起，都留给“继往开来”的新住户了。
二饼成了“特嫌”
在像章那些光怪陆离的记忆之外，我好像还曾经参与过另一次关于领袖像的“虚幻体验”。
突然的有一天，胡同里家家户户都争先恐后地跑出去买毛主席像，新华书店的门前就又排起了“长龙”。其实家里边该挂的地方都挂上了，干吗还要半夜起来排队抢购呢？这里边可就有了说辞。也不知道是谁先“发现”了个“秘密”，说把这种最新印刷的毛主席像卷起来，贴在耳朵上，您就能够听到“山呼海啸”般的“毛主席万岁”声，于是一传十，十传百，瞬间掀起了抢购的风潮。
您就瞧吧，满大街的人都把新买到的主席像卷起来当“听筒儿”，一个个歪着脑袋，聚精会神。突然就一蹦老高地、激动万分地大叫：“我听见啦！我听见啦！——毛主席万岁！”
这事儿可不是天方夜谭，可不是瞎讲故事耶！那是我亲身经历的，我就“听见”过，而且“听”得是热泪盈眶。当我把那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印刷品卷起来，小心翼翼地贴在耳畔，顺着耳鼓里一阵阵“嗡嗡”的似天籁之声，使劲儿地、再使劲儿地听下去，真就听见了好像人们在天安门广场上发出的欢呼声，于是就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了。
几天之后，忘记是在个什么场合，看见二饼正给一群人讲解“声学原理”，他认真地告诉大家：您听到的“毛主席万岁”声，这不过是“声音”在我们脑海里产生的“虚幻”，不信您拿任何的东西卷起来听，都能听见您想要听到的“声音”。说着话他就用报纸、杂志卷起来让人听，嘿！还真就像他所讲的那样，连骂人的话儿只要您想听都能听得出来，心里头“想”什么听筒里就给您“说”什么呗！于是大家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人暗自就说了：嗨！咱们整个不就是一群二百五吗？
不久之后，“会喊万岁”的画像风潮就过去了，但却给二饼招来了塌天之祸，这个华侨出身的“四眼儿大花猫”，一定是脑子里进水了，本来您的成分就不好，吃饱了撑的没事儿给人瞎讲哪门子“声学”呀，这回踏实了吧？造反派说你“别有用心”。于是，他就顺理成章地背上了一个极端腻歪人的罪名：“特嫌”（特务嫌疑）！
“特甜”的事儿一般人肯定是够不着的，摊上那“特酸”或“特辣”的事儿也还能凑合撑着，最怕的就是“特咸（嫌）”。每次二饼挨完了批斗以后，就唉声叹气、嘀嘀咕咕：“唉！特嫌呀特嫌！还不如他妈直接给我打成特务呢！抓起来也好，枪毙了也罢，它好歹是一锤子买卖。现在你们给我来了个‘小孩儿花钱——零揪儿’。”
二饼被看管起来了，除了参加大小批斗会之外，还每天都要在我们这条胡同里扫街。到了钟点，他先得到各家各户给人家扫“门道”，这事发生在建平死后的第二年，所以一看见二饼我就想起了他侄子建平。因此，凡是二饼敲我们家的门要给我们扫门道的时候，我就大声地喊：“扫过啦！”二饼也大声说：“得嘞，明儿个你们可得留着让我扫！”然后朝我憨憨地微笑。在他身后的不远处，溜达着一位提着条“武装带”的红卫兵。
我说过的，在我们这条胡同里，也有一些坏小子，我挺相信有这么一句老话儿，叫“胎里坏”。这伙人偏偏要在太阳落山以后的黄昏时分，把二饼叫出来，逼着他给他们扫门道。这时候胡同里的路灯尚未点亮，那门道里便是漆黑一片，二饼被人驱赶着，手里拿着个破扫帚疙瘩，一下一下地在地上划拉，为了能看清楚点儿，他的脸都快贴着地了。有人在他刚扫干净的地上又扔了个烟头，就骂道：“嘿——嘿！你他妈糊弄事儿是不是？”照例就又有个红卫兵走过来了，二饼赶紧嗫嚅地说：“您瞧，我怎么就没看见呢，我给您再扫一遍。”然后就又扫了一遍，末了，还得用手把那烟头捡起来。
我看着二饼那虾米似的身材，在影影绰绰的灯影里前后晃动，心里边好不是滋味，他那嗫嚅的声音和笨拙的身影，牢牢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晚上回来一闭上眼睛就是“这出儿”，于是就又想起了建平，就不住地要哭，就怎么着也睡不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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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愧疚
“二饼事件”把这条胡同里的人吓坏了，我父亲出来进去表面上平静，但内心里却翻江倒海，战战兢兢，生怕哪天二饼会突然站出来“揭发”他点什么，譬如我们家那西厢房里“曾经的秘密”。
于是，凡是能表现自己是“革命左派”的地方他全都“表现”出来了，比如带大号的主席像章、能大段大段地背诵《老三篇》，连排队买烟的时候都掏出“红宝书”，一个劲儿的如饥似渴，对二饼其人更是“退避三舍”……
接下来有那么几天，我爸就眉头紧皱，跟我妈嘀嘀咕咕。那结论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别等着让二饼给咱们家揭发个底儿掉，赶紧“表态”吧！于是，他就笔走龙蛇地写了一张大字报，大概意思是“陈××必须老老实实低头认罪，彻底交代自己的‘特务’罪行”。
那大字报写好之后，就贴在了我们家门口的墙上，为了能粘得尽量牢固些，我爸还用了一斤“富强粉”熬糨糊，因此这大字报就跟膏药似的，真在墙上挂了好几天。
后来，二饼被红卫兵押着，来到我们家的门前看大字报，他始终是沉默不语。我爸则跟作贼似的，从街门塞报纸、信件的“邮孔”向外边偷窥，那脸上是红一阵白一阵的。想来个中滋味恐怕很是不好受！
再后来，就是这对“肺痨”各自经过了近三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在北京一家不起眼儿的医院里竟不期而遇。记不清我爸是第几次因为“吐血”住院，而二饼则已经是肺癌晚期，以医院为“家”了。我爸当时肯定是想“躲”来着，但却躲不过去，两位面色跟纸一样惨白的“难兄难弟”，终于坐到了一起。
二饼自始至终只字没提当年我爸的那张大字报的事儿，倒是饶有兴致地没完没了地追问我们家西厢房里那些鼻烟壶的下落。苍凉憔悴的脸上，依旧浮现着“灿烂”的笑容。
几天以后，二饼在这家医院里孤独地咽气了。
那天我爸被我搀扶着，大口地咳着鲜血，踉跄地来到二饼的病房，为他深深地鞠了一躬，并喃喃自语：“好人……好人……”然后就哭了，大滴大滴地掉眼泪。回到自己的病床上，我爸极度虚弱并抑郁地对我说：“老陈的今日，就是我的明天……”
果不其然，仅一年多一点儿的光景，我爸便步二饼的后尘而去了，走的时候那遗容和二饼出奇的相似。
我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天国”里，父亲一定会对自己的这位“特嫌”朋友解释，解释当年为什么会写出了那张昧良心的大字报，并且一定会真诚地、发自内心地向他做出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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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爷的耳朵
1968年底，我母亲去了“五七干校”，这一年我刚刚十岁，怎么能不想妈呢？想妈实在是想的急了，就“投奔”了姥姥家。
我姥姥是最疼我的，瞅着我这个缺温少暖的小瘦干儿狼，老太太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起来了，然后说：“今儿个姥姥给你做好吃的，咱们烙韭菜合子，敞开儿吃，管够！”
韭菜合子烙好了以后，先得给我姥爷端过去一盘，我姥爷这时候已经快八十岁了，是耳聋眼瞎的，整天坐在一张被改造过的破太师椅上，没事儿就打盹儿玩。
姥姥家住的是个大杂院里的头一家儿，街坊四邻们出来进去的没事都爱跟我姥爷逗闷子，知道他耳聋就故意大声冲他喊：“刘大爷，吃了吗您哪？”我姥爷就回答：“啊？几点啦？快八点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