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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说他聋吧，可那耳朵有的时候却出奇地好使，抽不冷的就能吓您一大跳。这边我姥姥正在烙韭菜合子，那边就听见姥爷在屋里也不知道跟谁翻扯呢，他扯着嗓门儿反复嚷嚷：“得了呗，就您对！就您成！就您圣明行了吧！”
屋门和窗户都是大敞扬开的，没看见有人过去和他说话呀，是谁招惹了他啦？
我和我姥姥赶紧跑过去一看——祖宗哎，可是要了命喽！只见这老爷子闭着个三角儿眼，晃着个脑袋，正跟话匣子里广播的“最高指示”叫板呢！我姥姥急忙把一块韭菜合子塞进了他的嘴里，指着后窗户跺着脚说：“这个作死的鬼哟，馅饼都堵不住您的嘴，你还怕人家听不见呀？”
我姥爷就说：“啊？你说什么？大点声儿！你问我这是什么馅儿的呀，这不是韭菜馅儿的吗？”
嗨，老爷子这会儿就又聋了，就又开始跟您瞎打岔儿啦。
1971年我姥爷过世了，享年八十岁。这位当年“宝昌隆”玉器行的老掌柜的，屁吗儿也没能给后人留下来，倒是在我的记忆当中，留下了这么个让人一惊一乍，想起来就啼笑皆非的故事。
我没入上红小兵
在我们家的老相册里，有一张非常“激进”的照片，上边还有我爸的题词：“文化大革命中三小将”。
照片上是我们姐弟三人，排在一起手捧“红宝书”，我的臂上别着红小兵那菱形的臂章。但是这照片我爸只能给“外人”看，从来不敢亮给熟人，因为我这个红小兵呀——是他妈冒牌儿的。
在小学的后三四年里，为这事我爸没少拿话损我，他不明白，这个别人家孩子差不多都能当上的红小兵，对他的儿子来说怎么就这么“难”？每次他把这张仨孩子的合影给人看的时候，总要抬眼扫我一下，那目光就跟“照妖镜”似的，让我不敢正视，浑身上下的不自在。
这里边有两个“天大”的秘密，是永远都不能让我爸知道的，否则他老人家不是气吐了血，就是得把我给废了。唉！这事儿叫“小孩儿没娘，说来话长”：
本来，凭我的“机灵劲儿”，头几批的红小兵就应该是“老太太擤鼻涕——手拿把儿攥”，没跑儿！但却总改不了那个爱出幺蛾子的坏毛病，而且还总在“政治”上出问题。
您比方说吧，我们小学的课本里，有一段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杨子荣“打进匪巢”时的台词，作为课文要分角色进行朗读。好不容易我争了个“英雄形象”，看语文老师不在场就大胆地篡改，好为大伙提供笑料，当时这种行为叫做“显圣儿”。
那台词原本是这样的：
座山雕：“脸红什么？”
杨子荣：“精神焕发！”
座山雕：“怎么又黄了？”
杨子荣：“防冷——涂——的——蜡！”
我狗胆包天地将其篡改成：
“脸红什么？”
“屎憋的！”
“怎么又黄了？”
“拉出去啦！”
全班的同学笑得前仰后合，拍桌子敲板凳。那个演座山雕的学生就跳上课桌喊：“不好啦，###拉屎咧！”全班又是一阵狂笑，但是没想到语文老师忽然慢慢儿地从最后一排的某个位子上站了起来，全场立时肃静。
语文老师说：这个问题太严重了！忒不像话啦！于是我们两个耷拉着脑袋，就跟“匪兵甲”、“匪兵乙”似的，被语文老师给带走了。
日后在红小兵的发展会上有人就说了，白明那样的表现还想入红小兵呢？入个屁呀！
其实另一回的问题才是真正的“严重”，很多年以后想起来仍让我旧汗流浃背，呼吸困难。
记得我们班上有位男同学，“文革”的时候不是时兴改名字吗，他的名字就被改叫个什么“向党”来着。这主儿的爸爸是个“文革”前的“八级木工”，这会儿既是“领导阶级”，又是富裕家庭，他爸有辆二八的“红旗牌”（即过去的“飞鸽牌”）自行车，他可以随便骑。于是这丫天天的拿这辆破车在我们的面前臭显摆，“噶吱——噶吱”地掏着裆骑，专爱在女生面前抖机灵。
有一回我实在是看着眼馋了，就“央告”他能不能让我也骑一圈，嗬，你瞅丫那德行嘿！就跟谁要占他多大便宜似的，甩给我几个字：“门儿都没有！”
受了这么个打击以后，我就当了回小人，一门心思地想给他使坏。把他的自行车带给扎了或把气门芯儿给拔了吧，我还真没这个胆儿，说实话当时也不时兴这么干，于是就偷着在教室外边的墙上写了四个字：“打——倒——向——党！”因为这主儿的姓氏忒繁杂，就没给它写上去，所以看起来就有问题了，坏啦！成你妈“反动标语”啦！
几个同学还挺有“政治敏锐性”，大声喝问道：“这是谁写的？！”
做了亏心事，专怕鬼叫门。我的脸吓得煞白，心里跟揣着兔子似的，那德行样儿谁看了都得怀疑是我干的。
就听有人嚷：“是你写的吧？啊！白明写反动标语啦！”
我当时是眼睛发黑，嗓子眼儿发堵直想吐：“我……不是……啊……是我……不……是……”一句完整的人话都讲不出来了。
同学把我们的班主任找了来，他们大声地告状，可真是得了便宜卖乖，玩儿了命的表现。
我们的班主任是位四十多岁的女人，满脸严肃地看着我们，那几个学生说：“老师，我们得向工宣队报告呀！”
“去吧！”老师异常严肃地说。
几个学生就飞也似的跑了，这边的我已经吓得快要“抽羊角风”了。
见四下里没人，老师迅速地掏出粉笔，模仿着我的字迹，故意歪歪扭扭地在“向——党”的前边加上了一个笔画繁杂的“×”字，这句话就变成了“打——倒——×向——党”！于是，谁都知道这就是我们班上的那位，专爱在女生面前掏裆骑车、自我感觉还特好的小二百五了。
“工宣队”的人来了，班主任就抢先指着我鼻子骂：“白明，你也太不像话了，我昨天还看见你跟×向党一块玩呢，今天你就想打倒人家，你以为你有多了不起呀？好好地给我回去写检查！”然后又对那几个学生说：“你们的革命警惕性是好的，但要分清什么是反动标语，那是阶级敌人才干的坏事儿。”
“工宣队”的人对那几个字审视了一阵后，就背着手走了，没有任何的表态。这就让我更“难受”，我觉得我怎么快跟胡同里的那个“特务嫌疑”二饼差不多了，就从骨子里觉着自己真成了个罪大恶极的“小反革命”。
其实我不知道，在我们班主任机敏的保护下，这事儿才没闹起来。
然而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饶”，从此以后，那红小兵的门，基本上就是永远地对我关上了。
永远的班主任
再说说这位，几乎是我“半个救命恩人”的班主任吧，她的名字恕我隐去，如果她能够活到今天的话，想来已该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
我敬佩她，不仅是因为她“救过我”，个中另有一段故事，说来亦是惊心动魄，让人荡气回肠。
我所在的那家学校里的校长，“文革”前就是一位特级教师，因为他忠实地执行了什么“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老早就被打成了“黑帮分子”，关在学校后院儿的一个破棚子里，在“工宣队”的监视下，由学校里的“革命师生”们轮流着日夜看守。
有一段时间，这位校长作为学校里唯一“罪大恶极”的人，哪个班“高兴”了，都可以把他拉出来批斗。上午一场，下午一场，一三五排满了，二四六也不能落空，那校长就“日理万机”，就成了“腕儿”啦，不比现在的歌星轻省多少。一来二去的就把他给斗疲沓了，批斗会后，他居然能“点评”谁的批判稿写得还凑合。
学生们呢，也把“批斗会”正经当成个大事儿，至少当成了“朗诵会”，期盼着老师对自己“口才”的点评或夸奖。我得罪过的那位叫什么“向党”的小二百五，在这天还特意从家里沏了一大壶的红糖水，专门给他待见的那几个小丫头偷着逗两口儿，可见大家的兴奋程度。因此，这事儿就跟我们当年第一次参加春游一样，被牢记在了幼稚的脑海之中。
那位校长被“工宣队”的人带进来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就高声地领着我们喊口号：“打倒×××！”“×××必须向革命小将低头认罪！”……
接下来，由我们班主任带头，对校长进行口诛笔伐，很是过了把瘾。最后“工宣队”的人说：“你们班上从老师到学生，都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这样很好嘛，希望你们像伟大领袖教导我们的那样‘不要吃老本儿，要再立新功’！”
就在我们大家准备着“再立新功”的时候，却发生了件谁都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的班主任突然地“失踪”了。
起先是有两个带课老师，后来由“工宣队”的人直接“教”我们，还时不时地“了解”一下我们原班主任的情况。没过多久，学校里就出现了大字报，标题醒目地写着：“揪出××内奸”！
哎呀呀！我们爱戴的班主任居然是个“内奸”？
原来，班主任在一次夜里“看守”校长的时候，偷着对他讲：“你有什么要说的，我替你记下来，我相信终有一天你会还你清白的。你有什么要办的事，我偷偷给你去办，你现在一定得要挺住……” 谁会想到隔墙有耳，这番话就被某人听见了，这某人却不像我们班主任那样能“救人于危难之中”，而是偷偷报告了“工宣队”。于是，一帮人“悄悄地进村，打枪地不要”。我们的班主任就这样被抓了个“现行”。
班主任被抓起来以后，学校里出现了针对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并传来消息，说要召开她的批斗大会，而这第一场批斗会就是在她教过的班级，我们的班上举行。
有那么几天，这批判稿让我是憋来憋去，死活就是“憋”不出来。就在我正为这个难心事儿犯愁的时候，又传来了一个震惊的消息，吓得我两三个晚上都没能睡好觉。天哪！我们的班主任竟跳了护城河，“畏罪自杀”啦！
据说，导致她自杀的原因，并非是“夜里串通黑帮”的“内奸”罪名，而是在她的住处翻出来了一本“日记”。那上边有一则是“极其反动”的，被人当作罪行公布了出来，她写道：“某年某月某日，阴，时有阵雨。
今天，我和很多的同志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活动。在人们的欢呼声和拥挤中，我不小心摔了一跤，于是从我的兜里掉出来四个字：魑——魅——魍——魉！”
我不认识这四个字，更弄不明白她写这话是什么意思，但大字报上说她是“恶毒之极！”如此看来，她是必须得去死的。
但是，她的“批斗大会”照例还是要召开，在学校的那个破土台子上，校长和另一个“黑帮分子”一左一右地扯着一张浅绿色的大字报纸，那上边用毛笔画了个浑身湿漉漉的女人，写着的名字是“××”，并被打着黑叉子，这肯定就是我们的“班主任”了。人们冲着两个“黑帮”之间的这张大字报纸喊口号、挥拳头，表现得“义愤填膺”。因为那大字报纸上画的这个“内奸”，甭管画得像与不像，她的“罪恶”都是在其他“阶级敌人”之上的。
我们班的学生各个张着大嘴，瞪着眼睛，大气儿都不敢喘，非常严肃。严肃得让那个叫什么“向党”的同学，赶上如此重要的活动场合，竟然没了心思再去沏一壶红糖水，竟然就放弃这么好的一个和女生逗闷子的机会……
不知经过了多少年，我始终惦记着我们班主任那“悲壮的一死”。如今，我比她死去时的年龄还要大些，但却没有心境去评判，当年班主任的死，是罪恶演绎的悲壮，还是悲壮演绎的罪恶？
我的六十年代，如烟霭，如虚幻。激昂之中埋着惶恐，热烈之间藏着焦虑。但我总的说来还是“知足”的，即便在我爸不断的吐血和我们家不断的动荡中。毕竟我们家还是完整的，毕竟亲人们都还在，较那些被毁灭了的家庭和那些被逼上绝路的人一定是强多了，譬如：我那“永远的班主任”。
第四章“卧游终日似家山”
——和胡德平在一起
梦续西山
据说在人的一生之中，接触到的某些人或某些事，往往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改变你的兴趣甚至改变你的理念。
在我风华正茂的年代里，我的确就遇到了这样一个人，因此我是幸运的。即便这种接触是很平常、很短暂，但对于我内心世界的影响之大，恐怕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可能会是终我一生的。这个人的名字叫胡德平。
在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一时的心血来潮，开始对一门本已经是毫无血色生机的语言——“满语”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这人有骨子邪劲儿，学什么不见得能“成什么”，但确实是学什么就“像什么”。于是，会干活的就不如会吆喝的，我独辟冷门，一夜之间成了个“能翻译满文的清史爱好者”。于是，就有特热心的人，将我这“邪门歪道”介绍给了胡德平老师。
一身灰色的“的卡”布中山装，一双蓝色的旅游鞋，一副白色有机玻璃框的眼镜（有一只镜腿儿是断的，用白胶布缠着），一辆“二六”的凤凰牌自行车。身材不高也不魁梧，语调缓慢，缓慢得甚至略带点口吃，却是说话深思熟虑。
这就是我初识的胡德平，地点是在香山的山间小路，时间是1982年的夏天。
自打我顺着我姥姥的手指，第一次眺望了西山之后，我就注定与这片燕山山脉的支系，结下了不解之缘，要不怎么胡德平头一天看见我，就拉着我满山遍野地跑。从这个时候起，我便愉悦的、振奋的有时候是忘我地跟在他的身后，随着他的脚印去踏遍青山，去寻访当年曹雪芹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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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曹雪芹的“足迹”
头一个晚上，胡德平带着我住进了香山樱桃沟顶头，一处僻静而又漂亮的小房子——“石桧书巢”。据说这一带曾是清初大学问家孙承泽的书屋旧址，相临的还有“鹿岩精舍”和“水流云在之居”等胜景。从入夜到黎明，山林之中那些叫不上名字的鸟儿，可以发出三种以上音节的啼叫声，真是惬意极了。惬意得都让我都找不着睡意。
胡德平也爱山，我认识他之前他已在西山一带转悠了数年，相伴的是当年旗下老屋“抗风轩”的主人舒成勋老先生。那些年舒先生和胡德平一起，两人渴饮山涧水，累歇松荫下，攀则“振策”，归而依仗，竟把这沟沟壑壑都走遍了。不久胡德平著就《曹雪芹在西山》一书，书成于八十年代初，墨绿反白的双色封面，铅字印刷，装帧虽不甚考究，但激扬文字，潇潇洒洒，无人不说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
我“介入”这宗美事儿的时候，其实已是胡德平西山考察工作的尾声，但我仍有幸陪伴他跑了不少的地方。如他曾带我反复地考察香山深处的“水源头”，那时候这里的山沟里尚能看见少许泉水，上可润喉，下可涤足，浑然是山野村夫的感觉。
而后我们考察“元宝石”，这是一块巨大无比的石头，坐落在山沟深处，因形似元宝而得名，只是这突兀的石头顶上平白无故地长出棵松树来，受日精月华，这松树的根茎竟将石头撑得齐刷刷裂开一道缝隙，此既当地传说中的“木石奇缘”。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