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知道的？”我问她。
她说：“嗨！我这两天老躲在厕所里看《我的前半生》，当然知道啦！”这位大姐看上去有那么点兴奋。
什么？末代皇帝溥仪的弟弟——溥杰？那不是封建地主阶级“总代表”的弟弟吗？不知怎么着，这还让我想起了西藏的“农奴主”什么的。我那位知识渊博的姐姐耶！您没搞错吧？这个“小老头儿”竟是溥杰，他有这么好吗？他会是那么善良吗？
我忍不住想偷眼再看看那个叫溥杰的“小老头儿”，哟！他正冲我笑呢，并挤出来半个座位招呼我过去，我没敢动弹，假装没看见把视线移向了车窗外。
毕竟我还太小，一会儿我就被南苑机场起落更迭的飞机吸引了，倒是这位没事就坐在马桶上偷看《我的前半生》的大姐，总变着法儿的往那边凑合。
谁会想到，我在无意之中认识了末代“皇弟”溥杰，也在无意之中拒绝了他那友好的“招呼”。待到再想和他谋面之时，可就费了老劲儿，而且是十几年以后的事情。
。 想看书来
“攀龙附凤”
1981年，我上大学一年级，是年我开始“独辟蹊径”，研习满文，心里盘算着什么时候冷不丁的在史学界搞它个“满文秀”。这样一来，那个坐我前边的自称有“高山族”血统的漂亮女生，定会对我刮目相看。
说实在的，学满文我还是下了一番工夫，因为这里边儿多少带点“荷尔蒙”的催化作用。
既然要下工夫学满文，就让我想起了“老相识”、那满族的代表人物——溥杰。而这时候的溥杰先生，已经是全国政协常委、人大民委的副主任，一位脸上刻着历史皱纹，内心却纯如赤子的、深受人们尊敬的平和老人。
在某兄长热情的引导下，我第一次敲开了位于护国寺大街，人民剧场旁边溥杰的家门。来开门的是溥杰家的阿姨，姓步，人们都称她“步阿姨”。溥杰仍旧是那样的步履轻盈，一溜小跑儿地迎了出来，两条黑白相间的“寿眉”，大大的鼻头，带着我记忆当中的慈祥微笑。
溥杰热情地招呼道：“您好，您来啦，欢迎欢迎……”
那位兄长大声地问他：“溥老哇！您还认识他吗？”
溥杰笑着说：“认识！认识！”
然后他拉着我的手又小声问道：“您瞧我这记性，对不起，您是谁来着？”
了解他的人都说，这是老爷子最可爱的地方，他从不让人在他的面前尴尬，却把无奈留给自己。
我想说：“我就是十多年前在政协大院里跟人打架，您帮着给解围的那个傻小子！”可我没说，因为这经历不值得去追忆，倒不如说：“我是中央民族学院的一个普通学生，我来就是想看望和认识您。”
就这样，在我的脑海里重新建立起了，对昔日的那个“小老头儿”原已埋藏了十数年的记忆。自此，这家的小院儿我便常来常往，与这位一身“稚气”，两袖清风的末代“皇弟”，演绎出了后十多年的那段“老叟嬉顽童”的忘年之交。
我随着爱新觉罗家族的人和所有熟悉他的朋友，改变了对溥杰的称呼，我称他“二爷”。他就说：“别价！这‘爷’我可是真不敢当。如果您非要称我是‘爷’的话，也千万别叫我‘二爷’。因为旧社会在我们家老醇王府里，下人们都叫我‘二爷’，那时候我可是剥削阶级呀。”于是他让我在这个“二爷”的前边加上个“杰”字，叫他“杰二爷”，也算是“新旧有别”了。嘿，这幽默的杰二爷，说出来的话真让人舒坦。这口儿称呼一改，我就觉着爷俩的“感情”已经拉得不能再近了。再近？那我可就成了“皇亲国戚”啦！
呦嗬，怎么茬儿嘿！我走道儿都有点儿飘飘悠悠的了？一见到杰二爷就想“—— ”一嗓子。还记起了那个爱凑热闹的“邻居大姐”，心想：高兴的话我可以找个机会带你一起来“觐见”，当然，如果她能再年轻些、再漂亮些……
某年有朋友在一家有名的烤鸭店设宴，非要我把杰二爷给请出来不可，其实哪里是为了“请客”，借机会索取杰二爷“墨宝”罢了。果然不出所料，酒过三巡之后，一个小老板模样的人站起来，诚惶诚恐地求溥杰给他写几个字。
杰二爷说：“没带着纸笔墨砚呀，改日您到家里来取吧？”
那主儿说：“溥老，那可就忒麻烦了，咱们这儿都给您预备着呢。”
啧啧！安排得可是真叫“周到”。
杰二爷这人特好说话儿，即刻趴在桌子上笔走龙蛇，很快就写好了。眼见着溥杰落完了款，那主儿也不知道是喝高了，还是激动得“昏”了头，“扑通”一下子就双膝跪倒在溥杰的脚下，连呼：“谢谢千岁爷！千岁爷赏给小的我这张墨宝，那是‘金不换’呀……”说着话还“哐哐”地磕头。这举动把大伙都给弄蒙了，少顷，杰二爷面色陡变，小声骂了句：“什么东西！”扔下毛笔拂袖而去，饭都不吃就走了。那边有服务员正往桌上摆烤鸭。
人是不是都有那么点儿“攀龙附凤”的心理？他妈的，这可真叫庸俗！我没权利骂别人，我整个就是在骂我自己，我也是杰二爷所骂“什么东西”里的一个，真不像八十年代的热血青年。人民政府费劲巴拉的把“鬼”改造成了人，哥几个又愣把人往“鬼”那儿起哄架秧子，您说这不是吃饱了撑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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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二爷的“瘦金体”
溥杰先生是一位不是“书法家”的书法家，他写的字与众不同，别具一格，号称“瘦金体”。
这“瘦金体”又称“瘦筋书”，原本是宋徽宗赵佶的“自创体”。据说赵佶把“唐初四大家”薛稷的字体给“篡改”了，于是运笔瘦劲而挺拔，墨锋冷峻而细长，独成一体曰“瘦金”。
溥杰打小就瞧上了这笔“亡国之体”，他跟我说过，为这事儿他父亲醇亲王载沣曾多次用扇子“梆”他的脑袋，可就是没“梆”过来。杰二爷说：“我这字儿呀，比不了我大哥溥仪，人家从小就得练‘馆阁体’，那是为了‘批奏折’，我‘批’谁去呀，我这是玩儿。只是越写越用心，于是就成了今天这么个‘四不像’。”我想起来，老爷子写字时常在右边钤一枚闲章，曰“用笔在心”，大概即典出于此吧。
溥杰先生除了偏爱“瘦金”书法之外，据说还善丹青写意，他告诉我他早年曾是“湖社”的“社员”。
这“湖社”全称“湖社画会”，前身是“中国画学研究会”，由清末著名画家金北楼先生创办，北楼先生过世之后，其子金潜庵继之，因此间画家的“别名”大都有一个“湖”字，如“梅湖”（画家陈缘督）、“明湖”（画家赵梦朱），还有个日本画家叫渡边的，也取号叫“晓湖”。这“湖社”的地点，就在原先北京东四北钱粮胡同14号，据说最多时能有三百人参加，当然都不是“劳动人民”了。
我就问杰二爷：“这么说这儿的‘社员’都是‘湖’字辈儿的了，那您叫什么‘湖’哇？”
他就说：“我这个‘湖’呀，是‘蝎子屎，毒（独）一份儿——马虎（湖）！”
说完了他哈哈大笑，笑得把烟卷都掉地上了。我不由得看了一眼他们家书房西墙上，那幅溥杰画像的“自题”：“语言无……面目可……若问‘此公’他是谁？区区不才，就是我！”
杰二爷的“水墨丹青”我一副也没看见着过，更从没见他画过，这里不光是他老人家的“马虎（湖）”问题，可能是这“湖社”曾跟日本人有关，他就不爱再提这茬儿了。倒是那“瘦金体”的书法越写越精，日后就成了他的“代表作”。
溥杰的字，就跟他的人一样，瘦削筋道，而且他是来者不拒，谁求他他都会去写，是一样的认真，一视同仁。这样一来，京城里从大酒店到小饭铺，都不乏他的“真迹”。
杰二爷曾调侃而又无奈地和我说过：“如今呀，我就差厕所没给人家写啦！”
我劝他：“您也真是的，干吗谁求都给写呀？您虽不是旧时代的王爷了，可也是新时期的政协官员呢，您得‘端’着点！”
溥杰笑道：“有什么好‘端’着的？就我这破字儿，人家喜欢就拿去呗，反正咱也不收润笔费。看着好您就挂起来，看着不好就糊窗户……”杰二爷的豁达和大度，历来是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
溥杰的毛笔字是写归写，但决不“出圈儿”，在“内容”上他从来是很有分寸的，从不越雷池一步。有人曾心血来潮地求他写些“怀旧”的词句，他便严厉回绝。因此，他写的字大多是朗朗上口的唐诗、自己的感怀诗作、格言警句，有的甚至就是“革命口号”。他给我写的第一幅中堂，就赫赫然然地写道：“毋忘团结奋斗，致力振兴中华。”这语句出自当年高呼“驱逐鞑虏”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之口，现在溥杰则当作箴言大字书写，不能不令人感叹：历史的大潮的确可以“推陈出新”！
溥杰在写字时的落款和钤印，亦甚是讲究“规矩”的。一般他的落款多为“溥杰”或“溥桀”，有时候用“爱新觉罗溥杰”。钤印除“溥杰”之外最喜“用笔在心”、“闲可挥毫”等闲章。某年我以“铁线篆”为他制了两枚满文印章，杰二爷觉得挺“好玩儿”，只是很少用上。我便以为“拙印”难配好字，其实是溥杰不大喜欢这带着点儿“复古”味道的玩意儿。
有一回在某拍卖会上，我指着一幅“溥杰”的书法说：“这是赝品！”于是语惊四座，有人就和我叫上了真儿。我说：“此瘦金体写得如何姑且不论，这章子就大错特错了。”那“闲章”居然刻着：“梦回白山黑水”，莫非杰二爷“思念”太祖努尔哈赤了？扯淡！作伪者太不了解溥杰的内心世界了，这必定是潘家园书画摊儿上的货色。人们非让我说的再“明白”些，我就说：“如果那闲章刻的是‘为人民服务’，保不齐倒是个真品！”我说的这句话，估计在场的没人能听得明白。有多少人知道？杰二爷他可是“左”着呢！
“康德诏书”
几年前有朋友从美国给我捎来一件“文物”，是一张镶在镜框里的，伪满洲国时期溥仪“登基”时的诏书。那“诏书”全文如下：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我国肇基 国号满洲 于兹二年 原夫天意之爱民 赖友邦之仗义 其始凶残肆虐 安忍阻兵 无辜吁天 末能自振 而日本帝国 冒群疑而不避 犯众咎而弗辞 事等解悬 功同援溺 朕以藐躬 乃承 天眷 假我尺柄 授我丘民 流亡渐集 兴其讴歌 兵气潜销 化为日月 夫皇天无亲 惟德是辅 而生民有欲 无主乃乱 吁请正位 询谋佥同 敢不敬承 天命其以大同三年三月一日 即皇帝位 改为康德元年 仍用满洲国号 世难未艾 何敢苟安 所以守国之远图 经邦之长策 当与日本帝国 协力同心 以期永固 凡统治纲要 成立约章 一如其旧 国中人民 种族各异 从此推心置腹 利害与共 无渝此言 有如皎日 无替朕命 咸使闻知
御名 康德御印 御玺
国务总理大臣 各部大臣
康德元年三月一日
这张烟熏火燎、面目可憎的“儿皇帝”诏书，让我想起了中国近代历史上“九。一八”事变以后，国破家亡的东北父老，还有那首唱了大半个世纪的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常以史为鉴，方知民族振兴乃国之大计，吾之己任也。于是，我把这“诏书”挂在了我的书房墙上。看着不太顺眼，就“别出心裁”地把杰二爷的一首热情诗作“配”在了旁边，让这“哥俩”在我的书房里“对阵”。那诗作是80年代中期，我陪溥杰在民族文化宫观看满族歌舞剧《珍珠湖》时，杰二爷写给我的。诗曰：
“欢仰灿辉民族策，曼殊神祇谱新篇。同趋四化朝前看，妙舞翩跹沸管弦。 癸亥腊月书襄咏初观民族歌舞剧珍珠湖，口占诗即贻白明同志留念。爱新觉罗溥杰。”
于是在我那书房陋室里，时空撞击，人性拼搏，好不“惊心动魄”。这又让我想起溥杰过去常对我说过的：“牛不喝水强按头，是共产党和新中国挽救了我们，我和我哥哥溥仪自从离开了抚顺战犯管理所之后，无时不在感念党和人民政府的恩德！”这的确是杰二爷的肺腑之言，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如今，从昔日紫禁城神坛上走出来的这对“兄弟新人”，均早已作古。这两张散发着不同墨香的字迹，权作我为后人“收藏”的、为翻阅这段历史时提供方便的两枚“书签”，只不过其中一枚已经因腐朽而发黄……
我所知道的一点儿“故事”
溥杰十七岁就订了婚，是端康太妃的侄女，叫唐怡莹，一个端庄秀美的王府闺秀。但没过多久便被日本关东军给拆散了，于是为了“满洲国的利益”，他必须得娶日本华族一位叫嵯峨实胜侯爵的女儿——嵯峨浩。杰二爷说：这原本是强迫的婚姻，不成想却“歪打正着”，撮合出了一对儿跨国籍、越民族的旷世之恋。溥杰与嵯峨浩（后改名叫“爱新觉罗浩”）的爱情，可称得上是感天动地，金石为开。至少，这对相濡以沫的老夫老妻那恩爱的晚年，让我有幸见证到了。
我认识杰二爷的时候，浩女士还健在，只是因患肾病而身体很差。浩的中文不灵，我串门的时候她只会说：“你好。”便没别的话了。可有一回我陪二老出门，汽车行至府右街一带时，望着车窗外的红墙碧瓦，“杰二奶奶”突然高声叫道：“国务院……周总理！”呀，这红墙的里面就是国务院？我头回听说，却是听一个从不出门的日本老太太说的，惭愧！杰二爷告诉我：“几十年前周总理在这里接见过我们，从此我们家才得团聚，所以她一直记着。总理逝世的时候，哎！我们俩哭了好几个月……”我着实又为浩子的“周恩来情结”所感动。
溥杰夫妇送过我两本书，都是浩写的，一本叫《流浪的王妃》，一本叫《流浪的王妃之昭和史》，书的扉页上有杰二爷题字：
“白明同志留念并指正。一九八四年甲子十一月，溥杰赠。”我能“指正”什么呀，我一个字儿都看不懂，整个是日文原版。
有一次我刚进溥老家的小院，杰二爷就说：“您来得正好，奶奶正挑食呢。”我问：“步阿姨呢？”他说：“回家探亲去了。”我说：“我可不会做饭呀！”杰二爷乐了，说：“咱买着吃吧，您等着我里边请示一声。”少顷他出来说：“烤鸭，全聚德的。”我骑上自行车就去了。回来后气儿还没喘匀，杰二爷不好意思地说：“改戏了，还得麻烦您一趟，她想吃‘仿膳’的小窝头儿……”我二话没说，蹬车就走。从北海公园回来，见老爷子正站在大门口等我，一脸无奈地说：“真没办法，又改了，又想日本生鱼片儿了！”我说：“哪儿有卖的？我这就去！”杰二爷拉住我说：“别去了，这也太折腾人啦。您歇着吧！”我们都知道，浩子病得很重，她不是存心“折腾人”，是病“拿”的。我坚持要去，杰二爷就在院子里给我鞠了个躬，我眼泪差点没掉下来。待我从建国饭店把次生鱼片买回来的时候，杰二爷无奈地说：“二奶奶的‘饭’已经吃完了。”我气喘吁吁地问：“吃什么啦？”杰二爷说：“咳！别提了，就吃了俩糖炒栗子。”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脸上带着悲哀和焦虑。溥杰再三地谢我，我抹了一把额头的汗，心里却踏实了。作为晚生后辈，这是我唯一能做的，我做了，因此日后我才敢承认，我与杰二爷之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