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你尽快加入天主教会，这对你非常非常的重要，至少你会得到联军的保护！”
“实难从命！”梦璋摆摆手说，“我永远是中国的穆斯林！”
登莱普知道梦璋的倔强，只是无比失望地看着他说道：“那好吧，我侍奉耶稣，您继续信仰真主，这倒也不影响我们的友谊……”于是登莱普从英军司令部给梦璋搞到一份“帕斯”，有点像通行证之类的玩意儿，说眼下兵荒马乱的，它可以保证你不再被当作苦力抓走。
您还别说，这张破纸片儿真就挺灵的，不仅给了梦璋不少方便，还救过他的一些朋友。
四王府那边有一位“顶戴”，官儿虽不大，但认为自己毕竟是个大清的官员，见市面上稍稍平静了一些，就坐着轿子上了街。结果半道儿上被洋鬼子逮着从轿子里给踹了出来，扒了官衣摘了顶戴不说，还逼着他抬轿子，一个洋兵穿上他的官衣耍猴似地钻进轿子里冲他喊：“Go！Go！”这位大爷受不了这份窝囊气想一头撞死，可又没有十足的勇气，结果给脑袋上撞了个大紫包，末了还是被洋人当苦力给抓走了。
这家人就托朋友找到了梦璋，哭哭啼啼地说：“老爷往日在府上连拉屎都得让人伺候，现在叫洋人给抓了去，这不是活受吗？”梦璋二话不说，凭着登莱普的这张“帕斯”，没几天就把人给捞了出来。
那天梦璋和几位朋友到联军的兵营去接他，这主儿还挺横，出门的时候一边迈着四方步一边冲着洋人喊：“我说你们这些红毛儿鬼，赶紧的嘿，给爷备轿去……”
这件事儿之后，梦璋的名声就传开了，他有个英文的绰号叫“”；就是从此时叫起来的。人们还在背地里头都议论，说梦璋手里有一块洋人给的“免死牌”。于是以前那些躲着他走的人，这会儿则唯恐巴结不上，见面就行鞠躬大礼，脑袋都快扎进卡巴裆里去了。
“庚子”之后，这洋庄的生意一度曾比较好做，有些人就趋之若鹜，做玉器行的找梦璋跑合儿，开古玩店的请梦璋拉纤儿。屁本事没有的也求上门来，说：“三爷，只要您能把咱介绍给洋人做事儿，提溜夜壶都成。”
在这年的年根儿，梦璋眼见着那个击毙德国公使克林德的清兵恩海，被德军绑到崇文门内“正法”了，当着万千中国老百姓的面被枭首示众。而朝廷却还得在东单牌楼立一座“克林德碑”，给德国人消消气儿。
看着这上上下下，再想着自己经过的风风雨雨，梦璋觉得实在是压抑得透不过气来。在登莱普的劝说下，就决然地离开了故土，随登莱普下南洋、走印度，最后去了英国。
遗憾的是，白梦璋在国外的生活，日后他几乎是只字未提。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在后人面前总回避这段儿。所以在写他的留洋生涯时，我真是无从说起。只是隐隐约约地听老人说梦璋在英国时，曾被一位漂亮的苏格兰姑娘“相中”过。那时候的梦璋是高高大大、一表人才，被个把洋妞儿看上了也不算什么奇迹。
但毫无疑问，这只能是一场镜花雪夜。
其一，梦璋出身于回族穆斯林家庭，必须操守依旧。其二，父母在，不远行。梦璋是一定要回归故土，娶妻生子。
所以不管周围的朋友们如何精心地培育，在这两个人之间绽开的那朵玫瑰，是不可能结出任何果实的。
后来回国之后，梦璋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迎娶了老北京德胜门外金家的一位性格泼辣的平民之女，她就是我的奶奶。梦璋因为留洋而耽误了结婚，三十二岁才娶了我奶奶，两人相差了十多岁。
据说我奶奶年轻的时候，一吵架就摔碟子砸碗儿，整个是一个河东狮吼。梦璋只是堵着耳朵，一声不吭。我曾暗暗地想：这东西方两位女性之间的反差可能太大了，是不是在我爷爷的内心深处一直保存着一段珍贵的记忆？所以让他不愿意再谈及国外的生活？
我这么想也许是亵渎了我所崇敬的祖父，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要是换上了我，一准儿得冲出藩篱去拥抱爱情，管他娘的是“羊（洋）妞儿”还是“马妞儿”？
其实我也不该小看我奶奶，要不是这位平民的女儿当年大胆地和梦璋唱了一出“天仙配”，我还说不定在谁的腿肚子底下转筋呢……
我爷爷留下的一只“洋表”
梦璋回国的时候可谓衣锦还乡，不论学问还是财富，都称得上是有一号的“人物”了。
据说临别之时，年老的登莱普送了梦璋一只非常精致的闹表，以此作为他们十多年友谊的纪念。这表有个名字叫“boy boy ben”（小本钟），我琢磨着可能是伦敦那个著名的“big ben”（大本钟）下的崽儿，它曾一直放在我爷爷的床头，后来又一直放在我爸爸的床头，现在，它就珍藏在我的书柜里。这是我们家众多的文玩中，劫后余生的几件宝贝之一。
这小玩意儿精巧之极，而且传世甚少，是钟表收藏领域里的上品。曾经有位玩洋表的主儿跟我说：“哥们儿，给您个好价钱，这表我拿回去修修，换换零碎儿。”这丫的第二天真给我拍了几千块钱，以为这玩意儿就是他的了。
我直勾勾地盯着他问道：“你有大爷吗？”
“有哇！” 他说。
我又说：“那我就操你个大爷！”
…………
想起来在“文革”当中，我曾偷着拿这只表当破烂儿送到“废品收购站”，想换个毛儿八分的买冰棍吃。可废品收购站的一个阿姨瞪着眼珠子说：“这东西属于封、资、修，不能收！”吓得我赶紧又偷着给放了回去。
现在要是有机会，让我再见到那位“收废品”的阿姨，向毛主席保证，我得发自肺腑地喊她一声：“亲——妈！”
我们家的“旗子”
梦璋于民国初年从英国返回京师，适值青壮之年，踌躇满志。在南池子置办了一处房产，日子过得还算殷实。
1917年，北洋军阀政府发生了黎元洪的总统府与段祺瑞的国务院的“府院之争”，张勋乘机复辟帝制，于是满大街地跑“辫子兵”。可没多久段祺瑞成立了“讨逆军”，把北京城给围个水泄不通，老百姓再一次被卷入战火之中。
梦璋在南池子居住的时候，这条街上有一位高邻，即当时的步军统领江朝宗，这时候他便差人给街坊四邻们卖旗子，旗分两种：辫子兵当道儿的时候挂黄色龙旗，讨逆军要是占了风头就挂五色彩旗。结果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把老百姓都给打蒙了。
其中最“蒙”的一位就数我奶奶，她老人家居然把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旗子给挂反啦！人家讨逆军都打过来了，我们家的“炮楼儿”上却随风飘扬着黄灿灿的大清龙旗，怪不得那炮弹专往这儿砸呢。白三奶奶拽着白三爷的裤腰带，颠着一对大脚，蹦蹦蹿蹿地撤离了“阵地”。
得！梦璋辛辛苦苦刚置办的产业，瞬息之间便被夷为平地。您说说，我爷爷他怎么就那么倒霉呢？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创业导游
然而梦璋性格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倔强，不信邪。
几年之后，经过深思熟虑及广泛的市场调查，他重打鼓另开张，又轰轰烈烈地干起了一番事业，这个“事业”让他不仅对家族，而且对社会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即梦璋开办的京师第一家私人旅行社——北平义导员事务所。
中国正统的旅游业应该说是始于上海，二十世纪初，上海银行的总经理陈光甫首创中国旅行社，旅游之风在大江南北流行开来。
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北京改称北平。国都虽然迁了，可这些名胜古迹迁不走呀，那些著名的国立学府如北大、清华，还有像燕京、辅仁等教会大学及朝阳、民国等私立学校都是原封不动，因此相当多的官员便把家眷留在了京师，所以不管是叫“北京”也好，叫“北平”也罢，这里仍旧是历史名城、繁华都市。况且北伐战争胜利之后，市面上也出现了一段少有的太平景象。于是梦璋便抓住了这个有利时机，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
义导员事务所先是设在六国饭店，后来因为有一位军阀在这里被人刺杀，商家们嫌此处“不干净”，于是梦璋把事务所又挪到了旧北京饭店，一住进去就是好几年。
说起来这个饭店还和八国联军有关，庚子之时这一带曾是洋人的兵营，出现了不少的饭铺、酒馆儿，外加妓院。1901年，一个叫傍喳的法国人和一个叫贝朗特的意大利人合资办起了这个饭店，起名“北京饭店”，后来这俩洋哥们儿因为利益分配不均翻了车，结果被中法实业银行给买下来了，成立了“北京饭店有限公司”，一直延续到1940年。据梦璋的笔记说，当时饭店为平房，属中式旧建筑，里边布置的是中不中洋不洋，点得都是煤油灯。
梦璋成立“事务所”时，曾得到过不少外国朋友的帮忙，其中最有名的一位恐怕算是乔治。莫里逊了，这位英国《时代报》的著名记者酷爱照相，和梦璋有过一些往来，据说梦璋亲自做导游，帮他成就了许多关于北京名胜古迹的精彩摄影。
我小的时候还见过一本“老照片儿”，都是莫里逊送给我爷爷的作品，像明陵的石人石马啦、颐和园的西堤啦、孔庙里的牌位啦，还有什么二闸、满井儿等等，有很多是现在已经看不到了的古迹，大约有个百十来张片子。我爸将它和我爷爷的其他遗物归置在一起，从来不许别人碰，每次我都是偷着看的，所以记忆特深刻。
可是这个莫里逊名声不太好，袁世凯搞“洪宪皇帝”的时候，他曾经拍马屁帮着筹款并在《时代报》上大做文章，把袁大头的屁股给摩挲舒服了，袁世凯就把王府井大街的名儿都给改了，一度叫“莫里逊大街”。
我爸老早就把梦璋和莫里逊的通信烧光了，那照片上凡是有“老莫”的签字通通剪掉，只留着画芯儿。“文革”的时候把它藏在了天花板里，一搁就是七八年，老房子漏雨时给泡过，加上虫吃鼠咬，再把它们请下来的时候简直就是一包“出土文物”，都快拾不起个儿啦。
然而，躲过了十年浩劫却没躲过改革开放，八十年代初，有位领导听说了这东西便托人向我爸“借”，说是“对开放了的北京旅游做贡献”。我爸立刻激动起来，连夜将这些照片修补好，用漂亮的蝇头小楷逐张做了说明，末了还写了份介绍我爷爷的“创业经历”，一并送上。结果却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后来那个中间人实在过意不去，就以“某领导”的名义送了我爸一本新出版的字帖，我清楚地记着是一本八开的《怀素草书》。说是那位领导十分欣赏白纪元同志的书法，遂送此帖，以资鼓励。我妈战战兢兢地埋怨了一句，我爸顿时就翻了脸！说：“你们懂个屁呀，这是组织上的需要！”
可是以后一提及这件事，我爸的脸色就特难看，我敢肯定地说，他准保比吃了一盘儿苍蝇还难受。
培养人才
梦璋创业导游，是有章有法、有进有退。当时外国人也看好北京的旅游市场，于是争相抢滩。先后出现了几家国外公司，像英国的“通济隆公司”、美国的“运通公司”、日本的“观光局”等，都是很有名的，竞争自然是非常激烈。
梦璋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优势，在京师创出了特色和名分。其一，培养人才，建立专业的导游队伍。其二，组合人力车行，大大方便了旅游交通。其三，广泛接触前清遗老遗少及宫中太监，搜集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掌故奇闻，再改编成英文加以解说。把个北京的古迹名胜、宫闱逸事讲得出神入化、惟妙惟肖。于是在这个领域里，一提到“”便是没有不知道的。
旅游业在旧北京刚热起来的时候，社会上曾经一度游荡着不少的“野导儿”，这些人大多是饭店里的侍者，不学无术，只是会说几句洋泾浜便带着外国人瞎转悠。把民间传奇和一些道听途说串起来，再搁自己肚子里一搅和，就编出了一大堆“着三不着四”的故事，大抵这就是当时流行的导游辞儿。这种状况极大的损害了古都的形象，也未必能让游客满意。我想，西方国家多少年来对北京名胜古迹的一些“误解”，恐怕和当时这些粗制滥造、以讹传讹的“导游”有关。
梦璋认为：导游人员的文化素质以及修养，不仅决定着是弘扬还是歪曲故都文化，而且是直接影响着游客的兴趣和心情。因此，梦璋率先提出了旅游心理学的理念。在培养人才上，不墨守成规、不偷斤短两，尤其是在英语的教授方面，更是全力以赴。有人劝梦璋：“三爷，老话儿说的好，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您可得悠着点！”老爷子只是微微一笑了事。
梦璋的邻居家住着一位姓赵的后生，此人很有些心计而且十分刻苦，常在梦璋家的门口或窗跟儿底下读“洋文”，我奶奶听着觉得挺可乐，说：“这孩子嘴里一天到晚‘嘚儿不嘚儿’的，是唱给谁听呢？”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赵嘚巴儿”。
但是梦璋却没拿这事当笑话儿，而是敞开大门把他接了进来，潜心教习、恩惠有加，日后这个“赵得巴儿”便成了梦璋最得意的门生之一。这位爷的大号叫赵颐权，梦璋还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于是我们家又多了一门儿亲戚，论辈分我应当叫他们三姑妈和三姑父。
还是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我爸带着我拜访过赵老先生，记得这位年事已高的导游界前辈，一张嘴说话就全是你从来没听过的北京历史故事，严谨之中带着幽默，听得叫人把钟点儿都忘了。
回家的路上，我爸曾捅着我的脊梁骨说：“小子，你要是有心，就应该把你爷爷他们的这些故事都记下来，将来对你会是受用无穷！”
可惜呀可惜！那时候的我不是块材料儿，把我爸的忠告和我爷爷那辈人留下这些珍贵的故事，都就着炖肉烙饼给吃啦。现在几近知天命的我，回想起这些往事，怎能用一句“后悔”了得？只好找个没人的地方自己抽自己嘴巴！
建立自己的“洋车队”
交通是开展旅游的重要工具，旧北京用于旅游的汽车少得实在是可怜，梦璋也曾尝试着用汽车来服务于他的导游业，就从某位旧军阀手里“盘”过来一辆据说是靠烧煤或木炭产生动力的破汽车。
司机是个姓张的小伙子，不仅老实能干，而且长得也帅气，特别是一身的腱子肉，很招人喜欢。于是他开着这辆破汽车，再挂上义导员事务所的牌子，每日里吱吱嘎嘎地招摇过市，曾吸引着满大街的小孩追着看热闹。
这破车抛锚是家常便饭，修巴修巴就接着走，有一回司机在修车的时候不小心把脚丫子扎伤，当晚就染上了破伤风，梦璋把他送到“德国医院”救治。怎奈当时医疗条件有限，纵然钱花扯了也是回天无力，梦璋眼瞧着一个棒小伙在床上抽搐了几日，最后一命呜呼！
人们在哭了个天昏地暗之后，开始对这个“自动化”的破玩意儿深恶痛绝。据说梦璋以后在给国外贵宾或国内大员导游时，从来拒绝汽车接送，坚持骑驴或坐人力车，可能是刺激受大了。
但是梦璋没有像他父亲白松岭那样，当年因为“雪里站”被累死就挂鞭了。
那时候市面上到处是人力车，这种车不仅租用方便，而且价位低廉，即便是跑上一整天，包金也不过两元钱。车夫都是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个个跑起来脚底生风，游人坐在上边可以左顾右盼，很是过瘾。于是梦璋就琢磨着把散落在饭店、路口、商肆甚至是妓院附近的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