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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吃花，一个女人要在一分钟内把自己变得香喷喷的并不很难，虽然主流的选美活动除了五官和三围之外，历来都不设味觉部分。但是，尽管在一些香水的广告文案中已经出现“以80多种花混合、以茉莉为基调、前味中味后味”这样的句子，尽管连内衣也被熏上了香气，归根究底，“女人味”到头来还是给女人自己来闻的，男人作为一种雄性动物，其嗅觉正在发生普遍的衰退。即使不然，女性的嗅觉也天生地发达过男性。据新泽西州拉特格斯大学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女性不仅能闻出味道，甚至还可以从汗味中“嗅出 ”心情，例如男人是否感到害怕或者开心。接受实验者共有40名女性和37名男性，他们都先看一出惊栗片，然后再看一出喜剧。结果有75％的女性嗅出了“冷汗味”的惊恐，超过四分之三的女性不但嗅出那些是男人的汗味，更嗅出那是看了惊栗片的“受惊男人”的冷汗味。相比下，只有半数男性能嗅出这个正确答案。研究同时发现，约有半数接受实验的女性能嗅出那些“喜剧性”的汗味来自哪些心情愉快的男子。相比之下，男性就没有如此灵敏的嗅觉，即使有，也大都缺乏味的解析，只是“如是我闻”罢了。
“人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散发自鼻腔及口腔的气息。至于味道如何，则与个人卫生、食物以及肠胃、内分泌功能有关。当然，与日常的交接受授相比，男女间宽衣解带肉帛相见的机会并不太多，更不可能一见面就像狗男狗女那样互相狂嗅一番。因此，不管是“女人味”还是“男人味”，本质上都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就像穿衣打扮，无非一种普通社交礼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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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态万方
关于“仪态”的定义，林语堂大师是这样说的：“女人的美不是在脸孔上，是在姿态上。姿态是活的，脸孔是死的，姿态犹不足，姿态只是心灵的表现；美是在心灵上的。有那样慧心，必有那样姿态，搽粉打扮是打不来的。 ”
很显然，仪态这个玩意儿，和女人的容貌基本无关。也就是说，即便是一个天生五官欠端正，兼且无论怎样“搽粉打扮”也收拾不出来的女人，也大有机会凭借后天的努力，最终压倒群芳，以“仪态”胜出。反过来，若一个女人天生丽质，后天却在“仪态”二字上表现得乏善可陈甚至一塌糊涂，那就是“自作孽，不可活” 了。当然，若天生丽质再加上仪态万方，便可谓如虎添翼，锦上添花，已接近完美的境界。可惜的是，越是天生丽质的，越容易在仪态方面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简直就是暴殄天物。
这正是天无绝人之路，自助者天助。一个美女的养成，实在是一个充满了辩证法精神的过程。此外我还发现，在这个问题上，男人遇到的问题其实也跟女人一样。我们知道，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要做一个深受广大妇女欢迎的男人，通常被要求应具备以下这五种特质：“潘、驴、邓、小、闲”。第一个“潘”字，指的是要有古之美男子潘安之貌；第二个 “驴”字，指的是要有一个和驴子一般粗大的性器官；那个“邓”字，说的是以铸造天下货币而著称于世的邓通，也就是说，要像邓通那样有钱；“小”字，特指年轻或者态度上的殷勤；至于“闲“字，则指终日游手好闲，有大把的时间可用来陪伴美女。然而，对于这一条早已被铁板钉钉的金科玉律，袁世凯的二少爷袁克文，在上世纪初的上海滩，曾以一个资深花花公子的身份提出了大胆的修订，他认为“潘、驴、邓、小、闲”这五个字，前两项，即容貌和性器官的尺寸，是属于先天性的；中间的那个“邓”字，即有没有钱，则半是天生，半是人为；至于后面的“小”和“闲”，则纯属事在人为。
由此可见，如果有人指责说，要求女性讲究仪态，无非就是为了迎合男性的审美需要，实际上是男权社会对于女性的压迫。那么，听过了“潘、驴、邓、小、闲”以及相关的争议之后，你可能会感到男性对自我的那种苛求，惟一的目的无非也就是为了取悦于女性。助人为乐可能言重了，不过也说不上谁“压迫”谁。一句话，古往今来，做男做女都不容易。
落实到具体的技术层面上，仪态是一门三天三夜也讲不完的大学问。简而言之，它大致包括了一个人在站立、行走、坐卧这三个方面的基本姿态。至于细节，更是无微不至，不胜枚举。各位可以对着镜子慢慢练习，或者直接请教专业的仪态专家。其实，除了少量的规定动作之外，仪态不可一成不变，墨守成规，更不可以不变应万变。正所谓“仪态万方”，“万方”者，强调的乃是一个“变”字。姨太太可以娶了一房又一房，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数量上终归有限，十位数以上的姨太，即使在小说电视剧里也属少见；仪态就不同了，它可以“万变”取胜，要做一个真正的美女，不仅要讲究仪态，而且必须深谙“变态”之道。这么说吧，除了一部分基本动作之外，仪态和穿衣一样，也必须遵循原则，即时间（ time ）、场合（ place ）、目的（ objective ）。所以民间一直会有这样一种说法，即一个理想的太太，在客厅里要像贵妇，在厨房里要像主妇，在卧室里要像荡妇——这种要求除了再次证明了男性的贪婪和幼稚之外，其实恰好也生动地说明了仪态“万变”的重要——当然，必须提醒有意在家里仿效者的是，以上三种不同的场合以及三种不同的仪态，切勿随意进行调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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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肥燕瘦
虽说是环肥燕瘦，眼花缭乱，然而各花入各眼，天底下的美女，虽然并无一定之规，不过从外观上看，无非分为两种：一种是肉感型，另一种是骨感型。
关于肉感和骨感，小资祖奶奶张爱玲的说法是：
“如果湘粤一带深目削颊的美人是糖醋排骨，上海女人就是粉蒸肉。”糖醋排骨和粉蒸肉都是我爱吃的肉，但是这种说法依然没有脱离“食色性也”以及“秀色可餐”的那一个老套路。依我之见，所谓肉感，一方面固然指的是美女身上必须长着足够多的肉，然而光有肉还不够，更为重要的是，必须使旁观者产生一种“有肉”的感觉。
这种区别好像有点微妙，打个不太确切的比方，就好像我们说某人是一个“好人”，但是一个“好人”并不一定能给别人留下“好感”。另外，“有肉”的感觉固然不一定会直接引起“肉欲”，但是，无论就单纯美学观点、正常生理冲动还是猥琐功利主义而言，它都可以带来各种不同的美好的感觉，例如珠圆玉润，例如可靠、富足、划算、能劳动、有安全感、好生养、冬暖夏凉，等等。
为了公正起见，谨按照解剖学原理，即先肉后骨的原则，首先为大家介绍历史上著名的肉感美女。几乎为全人类所共同崇拜的偶像级肉感美女，首推古希腊丰乳肥臀的爱神维纳斯。关于维纳斯，虽然古希腊人给我们留下的只是一个缺了一条胳膊的偶像，因而她的肥瘦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议，也曾一直有人认为维纳斯就是不肥不瘦身材匀称的标本，不过，按照考古专家对现存巴黎卢浮宫的维纳斯大理石雕像的量度，得出的数据是：身高米，大腿环径却达到厘米，全身上下比较靠谱的，只是两条玉臂，差不多是厘米，还是不完整的资料。总而言之，基本不符合当代的审美标准。至于“偶像”的腰围，更是惨不忍睹。即使她S形姿的体态对后世的美女造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幸的是，即使有天使一样的面孔，却也有着天使一样的身材。
中国最著名的“粉蒸肉”美女，杨贵妃认了第二，不管死人活人，大概就没有人敢认第一了。事实上，杨贵妃的因肥而得到“三千宠爱于一身”的至高待遇，并不只是因为唐玄宗个人的审美品味，以胖为美，是唐代社会的朝野共识，只要看看唐朝画家笔下的仕女图，那些女主角几乎个个都是体态肥胖的模样，就连男子亦不输巾帼。一直到明代，唐伯虎笔下的女人也是坚持以胖为美，虽然巩俐老师在有关港产片里扮演的秋香看上去并不很胖。
反观与杨玉环齐名的四大美女之一赵飞燕，虽然以瘦著称，然而，同样是作为封建社会最成功男人，也就是皇帝的女人，而且最后都是以自杀了结自己的性命，但是赵飞燕之所以能够以“糖醋排骨”得宠，其功能性似乎高于审美性。也就是说，汉成帝对赵飞燕的欣赏，主要是因她能歌善舞，而且瘦到能在人的掌上跳舞，属于“掌上型”的袖珍美女，比今天夜总会里在桌子上跳Table dance的舞女还厉害。
看起来，这种事情就像手机一样，如果我们今天只是以体积的大小来作为对于一部手机的评价，显然是有欠公允的。更为重要的是，超级袖珍型的手机，已经越来越不能跟上超级大彩屏的时代潮流了。
20世纪中后期，长期以来称雄江湖的肉感型美女终于被打入了冷宫，甚至变成“美女”的反义词，取而代之的，是一群群反其道而行之的“骨感”美女。肉感型美女的失宠，原因有很多，也很复杂，至少也要比瘦肉型猪肉的流行复杂得多。本着化繁为简的一惯原则，我始终认为这其实不过就是物极必反的另一个例子罢了，也就是说，胖人一旦过剩，人们自然以瘦为美。物以稀为贵，谁还没点性格，没点追求？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骨感”对“肉感”的反动可谓排山倒海，摧枯拉朽，到今天，“肉感”几乎变成了一个下流的词汇，而“骨感”却已经成为了“性感”的同义词，并且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流感”。
好走极端乃人类天性，最起码在美女标准一事上，不是极左，就是极右，不吃糖醋排骨，就吃粉蒸肉。所谓不肥不瘦或肥瘦相间的匀称身材是不存在的，即使有，也照样会被主流的审美标准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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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 餐（1）
男女的户外方式是野合，饮食的户外方式是野餐。以上两种勾当虽不能保证都是我们祖先的发明，然而中国古已有之。据《 墨子·非乐（ 上 ） 》，夏代的第一个君主夏后启（ 约公元前21世纪 ），就曾“野于饮食”。
“野于饮食”不是说夏后启吃得很狂野或者吃得很野路子，而是“饮食于野”之意。比较文化的野餐，有“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在这个情境中，野餐是踏青或春游活动的一部分， “成于乐”而“游于艺”，寓教于乐，寓乐于吃喝。然而春是肯定游了，东西吃了没有，则语焉不详，参照“饱唱饿念”的一般规律，既是“咏而归”，就权当是吃过了吧。
历史上最著名最有文化同时吃喝证据最为确凿的野餐，自然是“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的“流觞曲水”了。这场野外的FB活动，有《 兰亭集序 》为证，白纸黑字，跑不掉的。
很显然，野餐这种不再以果腹为第一要义的饮食活动虽然意味着人类不再靠天吃饭，不过随之也带来了“看天吃饭”的新问题。除了军事强人夏后启（ 据说是徒兵和车兵协同作战法的首创者 ）的“野于饮食”因带有浓厚的军事训练色彩而无需看天吃饭之外（ 说不定天气越恶劣越爽 ），大部分非军事化、非狩猎化的古代野餐活动，即便未必都锁定于暮春时节，大概也总得等个好天。
至于后来我们在公园里参与或见到的那种野餐，虽不可否认传统的渊源，基本上是西化的结果。其典型情境，可参见《 追忆似水年华 》：“我们坐在岸边的菖蒲花丛中休息。在假日的天空，一朵闲云久久地徘徊。不时有一条闷得发慌的鲤鱼跃出水面，惴惴不安地透一口气。这正是野餐的时间。我们要在这儿呆好久才回家；在草地上吃点水果、面包、巧克力，圣伊莱尔教堂的钟声沿着地平线悠悠传来，声音虽弱，却依然浑厚而铿锵；它们从那么远的地方，穿透一层层的空气，却没有与空气混合，一道道声波的连续的颤动给钟声四周留下一条条棱纹，掠过花朵时发出阵阵共鸣，一直到达我们的脚边。”
迹近于野合
在郊外或公园的草地上野餐，曾经是一种布尔乔亚生活的典型方式。
普鲁斯特的“读图版”，首选马内同一时代的作品“草地上的野餐”（La Colazione Sull’erba，原名“沐浴”，1863年）。草地上，确有若干普鲁斯特提到的“水果、面包”散见于画面左下角，不过最为触目惊心的并不是这些“野食”，也不是画面后方正在进行的浴足活动，而是作为主角的全裸白种女性。无论是站在卫道及卫浴的立场，与其说是野餐，却已迹近于野合，或曰野合后的野餐。
其实，饮食男女这两件事情，当初都是一种户外活动。在人类的穴居时代，连“户”都没有，“户外”和“室内”完全无从谈起。一旦从户外移至室内进行，便成了文明进步的标志。士别三日，当他们从室内搬回到户外时，已是今非昔比，则又标志着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已经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了——最起码仅就饮食这一部分而言。
然而，形式是变了，但就饮食的内容而言，野餐却大不如室内来得丰富和精彩。普鲁斯特记忆中“在斯万家那边”的野餐，不过“在草地上吃点水果、面包、巧克力”而已。冰心奶奶则这样描述她年轻时在威尔斯利大学的野餐生活：“一个星期日，我们约定在那廊上野餐，我带的是两斤大饼，半斤酱牛肉，和一瓶水……虹带着一包花生和几块糖。那时我们彼此都已知道对方是拉着一车重担的小牛，更不在这些事上客气，而且我们都吃得十分香甜。威大的风景，是全美有名的。我们常常忙中偷闲，在湖上泛舟野餐纵谈。年轻时代，总喜欢谈抱负，我们自己觉得谈得太夸大一点，好在没有第三人听见！”
与欧陆式的“水果、面包、巧克力”相比，“两斤大饼，半斤酱牛肉”以及随身携带此物的两名花季女学生虽然有失风雅，但足见醉翁和醉奶奶们之意并不在野餐，而在露天，在山水之间。而且，在野餐的名义之下，山水也有了中式和西式之分。
没有白吃的野餐
鉴于西式野餐多数都在午餐时间，与通常在室内进行的西式午餐相比，两者在内容上其实还是保持着高度一致的。如果一个人连早餐和晚餐都以野餐方式进行，他的良民身份就不能不受到严重的怀疑。
内容和形式达到高度统一的野餐，还是要看我们中国人的。正所谓“握月担风且留后日，吞花卧酒不可过时”。中式野餐虽说同样也是出于对“佳境”的追求，但是在解决了“怎么吃”的同时，“吃什么”照样不能有半点的含糊。传统的中式野餐究竟可以劲爆到何种程度？据明代高濂《 遵生八笺 》称，时有一种流行的便携式野餐套装工具，主要部件包括提盒和提炉。提盒是一个迷你型碗橱，内放杯筷酒壶之类，上面分有数格，每格或置六碟，或四碟，盛果肴酒菜，可供六人之需。提炉形式如提盒，分上下两格。上层大盛炭备用，下层放一锅炉，可烹茶暖酒，旁有一锅，可煮粥供客。郊游野餐时，相当于随身携带了一座整体厨房。如此高端的硬体配置，其承载运行的“软体”之繁复、之精彩，大致可以想象。
野 餐（2）
同样道理，当网球从室外移至室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