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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民族主义还部分地是对这样一种意识的回应：世界是被民族国家所主宰的，是围绕民族国家形成的，而且国际外交和政治攻势的规则也是在谨记民族国家的条件下架构的。生存在这样的世界里，要求掌握这些规则和应对规则的技巧，以及能够轻松自如地面对民族国家的文化。于是，一定程度的国家主义就成了民族主义不可避免的附属品。16
爱国主义则没有这样的假定或要求。作为一种感情，它不需要围绕民族国家的概念成立。即使当国家在某些情境下成为中心，比如当一个国家面临攻击，爱国情感被激发，即便如此，国家的中心地位也会转瞬即逝，而且具有明确的工具性作用。
第12节；
还有，与要求对国家有统一的拥护和忠诚的民族主义不同，爱国主义可以接受对国家在不同层面上的忠诚、附属和拥护。国家和爱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是有商讨余地的。有些人可能通过上交实质性的或名义上的贡品来表示拥护，其他人通过投身国家军队，还有些人通过为统治这个国家的人提供某种单方面的特权。17这还意味着爱国主义很可能只能通过创造社会共识才能为了某个特别的理由把人们凝聚起来。而这种共识通常针对的是具体问题。例如，爱国主义孕育出的反帝主义并不是自动受到同质化的民族国家之梦驱使的，而这种国家往往是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模仿，除了它们的统治者们来自于原来被殖民的对象以外。
总之，民族主义的关键前提是，国家即便不是生活的中心，也是公共生活的中心。在后殖民社会中，民族主义通常与从全球文化常识中拾取的黑格尔国家观念的通俗低级版本形影不离。爱国主义可以是中央集权的，也可以不是，但它通常不会对公民社会感觉不适。在日常生活中，国家扮演的是一个疏离的角色。
第三，民族主义坚持民族身份比建立在亚民族忠诚之上的认同——如宗教、种姓、派别、语言联系和种族——更重要。它推崇断章取义的公式和口号，如“我们首先是印度人，其次才是印度教徒、泰米尔人或达利特（贱民）”。因为民族主义认为所有身份都从属于民族国家的利益。作为一般规则，民族主义把其他认同当做潜在竞争对手和颠覆性的存在而甚为恐惧。爱国主义则不会自动地要求这种首要地位，总体而言，人们期待着国家服务于社会和文化的需要，而不是相反。
第四，紧接着前三点，民族主义预设了一定程度的现代性。爱国主义则不是。而且众所周知，爱国主义在现代化之前以及在非现代社会就已蓬勃涌现。在这个意义上，它对后民族主义和后现代的世界也更为开放。有人怀疑，社群的生存和少许对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的广泛质疑，是非民族主义形式的爱国主义制胜的重要因素。作为领地观念的一种形式，爱国主义中“家”的概念可以是一个国家，也可以是一块地区，一座城市，或一个村庄。
第13节；
然而，要勾勒出全部的图景就必须加入如下元素：当中产阶级开始在理论上热爱民族主义，同时开始将其视为追求个人自身利益和追求社会认可的享乐主义——这可能是新近的发展——的不必要的限制时，一旦超过一定限度，现代性和个人化就会开始钝化民族主义的刀锋。中国和印度今天成了世界上两个最为民族主义的国家，这并不奇怪，虽然它们的统治者还常常哀叹他们的公民不够民族主义。现代化和个人主义化在这些社会里都不是“彻底”的。
第五，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有着民族主义者必须遵守的正面内容。这种内容有时可能是松散的规定，有时也可能还有灵活处置的余地，但它总在那里。因此，民族主义内部有充裕的空间可以指认异己和叛徒，实施政治迫害。爱国主义则没有既定内容；它并不能清晰地校准一个爱国者的特征。它是一种不固定形式的领地观念，只能说这种观念更愿意自己的领地成为坏人最不可能聚集的地方。18
这还意味着在南亚，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大多数公民中只有很稀薄的存在。不仅宗教在这一地区富于活力，而且在传统宇宙哲学中与宗教一致或有关联的许多方面，也是如此。你可以从这些宇宙哲学中描绘出你自己的神祇和圣人、魔鬼和女巫，而不必按照民族主义的命令——或者就这件事而论，任何意识形态的命令——去崇拜或是追捕他们。民族主义在这个层面上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意识形态实体，主要对在城市里受教育的现代公民这一小部分人群产生作用。对这些人来说，旧有生活方式的准则已经摇摇欲坠。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这一地区的公共生活会在短期热烈癫狂的民族主义和同样热烈的对民族主义核心教义的违抗或无视之间波澜壮阔地来回摇摆。
第六，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必须不只具有一种明确的内容，也须具备一个理论框架，不管这个框架有多粗糙和重复。它包括一套目的和手段；关于民族文化和民族社群的一系列议题，其起源和差异；以及一个取代一切大于或小于民族范略的利益集合的民族利益观。这些被视为现存或潜在民族国家的基石。在南半球，尤其是在现代精英中，某些神奇品质被注入这个框架中，并将其看作西方力量和成功的重要线索。全球中产阶级的文化常识尚未走得那么远，但它确实视民族主义为现代民族国家无可逃遁的一部分。甚至那些民族主义的批评者，包括许多视之为绝对恶魔的人，通常相信它是国家政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
这一民族主义的理论框架将民族主义转变为一种单质力量，成为现代国家中同爱国主义分离出来的一个版本。在这个方面，我们时代的民族主义事世同世俗主义意识形态并驾齐驱。世俗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也是制造成驯服可控版本的字教，以便现代国家可以轻易与之建立交换条件。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正如从马克思主义到发展主义，从女权主义到印度特性主义（Hindutva），民族主义遵循了与所有意识形态相联的铁律——民族主义就其核心而言，对待它的目标收益人最好是不适和模棱两可，而最差的情况则是蔑视。从左翼黑格尔对不够革命的大众的不满，到印度特性主义对看来不够阳刚、善战和有组织的印度人的蔑视，都是同样的道理。民族主义者总是担心一个民族不够民族主义，担心它在自己的利益和安全需要方面太轻信，对耻辱太不敏感，总是不愿意实现它的全部潜能。因此，民族主义者越是热爱叫做民族的抽象实体，就越不喜欢构成这个民族的真实的人和社群。19极端民族主义者最常用的迫害正是此种矛盾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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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故事的结尾，让我重申，那两位20世纪印度最伟大人物期待的后殖民印度，同时也应当是后民族主义的印度。他们可能没有用这样的字眼来描述他们的意见，但那是因为他们其时所能使用的政治词汇较为有限。确实他们有些文章会让草率的读者把他们归类为民族主义者——印度官方已经这么做，并侥幸成功——至少他们两位都是不完美的或糟糕的民族主义者。把他们称为民族主义者是为了提出一种在地的白话形式的领地观念，一种明显仿造的民族主义。
还有一件事没有解决。如果爱国主义是一种前意识形态（preideological）的心理状态，更接近我们生物学的自身，而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那么民族主义应该更受到空间和时间的制约。然而，民族主义的内容中鲜有跨越文化和地理边界的变化。这可能和欧洲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民族主义如日中天的时候在南半球的胜利姿态有关。因为正如我们所知，欧洲以外的民族主义可能会采取另一种不同的样式，如果它当初在南方没有被视为普世的现代技术的话——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种欧洲的魔力，必须要掌握它才能用欧洲的游戏规则来击败欧洲。民族主义在它的早期，成为社会进化论者信仰的一部分，出口给被打败的文明并被那里的人们内化。
对印度世俗的或信教的民族主义者而言，所幸的是，我在这里讨论的这两位标新立异的思想家带来的邪恶影响正日渐式微。我们现在正骄傲地迈向真正的教科书版本的民族主义——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Gellner（1925年12月9日1995年11月5日），哲学家、社会人类学家；英国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伦敦大学政治学教授，20世纪晚期现代性研究的著名理论家。所说的那种你不需要到世界各地检查它的内容，因为它们永远是一样的20那种民族主义。也就是说，吊诡的是，民族主义思想从来不具民族特色；它生来就是全球化的——早在全球化成为热门词汇之前的几十年。最近在44个国家做的一个调查显示世界上民族主义程度最高的是印度人。让印度的民族主义者高兴的是，现在印度已经比巴基斯坦、美国和英国还要民族主义。21泰戈尔和甘地两位，如果他们还活着，可能都会认为这是带来灾难的一剂毒药，不过好在他们死了。的确，为了发泄对他们的怨恨，卡迪尔汗A。Q。Khan（1936年4月27日），巴基斯坦核科学家。教授和拉贾拉曼拉RajaRamanna（1925年1月28日2004年9月23日），印度核科学家。教授的克隆版本现在遍布整个南亚。谁还在乎两个精疲力竭、软弱无力、头脑不清的梦想家对旧文化的留恋，在乎他们认为印度的过去是它未来的资源，这种毫无鉴别力的、浪漫化了的愚蠢看法？
（翻译：卢隽婷校订：陈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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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注释
注释：
1这篇论文是2005年9月9日在孟买尼赫鲁中心召开的第三届乌沙梅塔（UshaMehta）纪念讲座的修订版，发表于2006年8月12日的《经济和政治周刊》（EconomicandPoliticalWeekly），其之后的一个修订版收录于《阿希斯南迪读本》，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年。我很感谢主持这场讲座的海库帕瑞（BhikhuParekh）给我的详尽而极有帮助的意见，也感谢来自许多听众的批评和建议。当前这个版本要尤其感谢桑迪班东帕德海（SandipBandopadhyay），不仅将此文翻译成孟加拉语，还指出了较早版本中的一些错误。
2维奈拉尔，《板球，吉尼斯和甘地：印度的历史和文化论文集》，加尔各答，海鸥出版社，2003年，第122页；见第2页，45行。
3同上。
4罗宾德拉纳德泰戈尔，《论民族主义》，1917年，马德拉斯，麦克米伦出版社，1930年。
5同上，第7778页。
6关于泰戈尔在日本、中国、印度受到的批评，如要获得详细有用的介绍，可见史蒂芬海，《亚洲观念中的东方与西方：泰戈尔和他在日本，中国和印度的批评者》，麻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年；西斯古马尔达斯，“受争议的客人：泰戈尔在中国”，谭中编辑，《跨越喜马拉雅鸿沟——印度试图了解中国》，英迪拉甘地国立艺术中心，新德里，1998年，http：//igncanicin/ks_41037htm。
7小说家萨拉昌德拉查托帕迪亚与作家、音乐家迪利普库马罗伊之间的私人书信显示许多孟加拉年轻的革命者，他们因参与自由斗争而被长期监禁，急切盼望着民族诗人的《四章》，却为泰戈尔对待民族主义，尤其是其暴力版本的立场所伤害并感到被背叛。
8汉娜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纽约，维京出版社，1963年；罗伯特里夫顿；《纳粹医生：医学迫害和种族屠杀心理学》，纽约，贝西克出版社，1986年；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9年。
9关于泰戈尔和布拉马班达之间作为民族主义理论家以及作为私交的复杂关系，见阿希斯南迪，《民族主义的非法性：泰戈尔及自我的政治》；新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
10泰戈尔，《论民族主义》，第64页。
11同上，第65页。
12查特吉（印度后殖民批评家）对这种表述感到很不舒服。他认为，泰戈尔并不反对国家的观念。见“泰戈尔的民族是什么”，苏尼尔库马尔森纪念讲座，《十二月》，普迦年刊No。2003年，第725页。或许泰戈尔并不反对国家的观念，但如果我们不把国家和单一民族国家的观念混在一起，就会发现泰戈尔显然不会特别喜欢单一民族国家这个观念，因为这样的国家不可能与民族主义分开，民族主义被认为是凝聚单一民族国家的粘合剂。
13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圣雄甘地全集》，新德里，出版物部，印度政府。
14同上，第25卷，第369页。
15我知道，在美国和法国这样的国家，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界限在传统上非常模糊，这两个术语经常被互换着使用。在某种程度上，在南亚许多地方也是这样。过去这并不要紧。我正尝试着在这两者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因为随着现代化和全球体系一体化步伐的加快，我们正拥有越来越纯正的民族主义的样板案例，并开始为之付出代价。政治理论要求我们在现在这一时刻做出这样分析性的区分。
第15节；注释
16当当代印度最有名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理论家V。D。萨瓦尔（VinayakDamodarSavarkar；18831966，学者、诗人、革命者及刺杀甘地的真正灵感来源）指责甘地“不科学”和“不学术”时，这不只是出于在萨瓦卡看来是业余式政治思考的婆罗门式轻视，也是出于印度现代化精英中普遍具有的恐惧，他们担心甘地对现代政治理论和国家术的嘲笑。见阿希斯南迪“宗教民族主义中的恶魔与诱惑：V。D。萨瓦卡和世俗化南亚的驱魔仪式”，《海德堡南亚与比较政治论文集》（虚拟雅斯贝斯中心，海德堡大学，2009）；及“常规政治的诱惑：甘地和印度政治的流行文化斗争”，《南亚流行文化》，2007年10月，第5期（2），第167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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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莫卧儿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是我心目当中相当好的两个例子。正是遵循了莫卧儿帝国的传统，英属印度帝国同样也允许了与帝国结盟时一定程度的分化。可以说，内阁任务计划设想了一个相似的印度独立的安排。许多人现在开始怀疑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ohammedAliJinnah，1876年12月25日1948年9月11日，英属印度和后来巴基斯坦的政治家，一开始为印度独立而奋斗，后来则领导要求在南亚建立一个独立穆斯林国家的运动，是巴基斯坦的第一位总督。——译注）与印度国会中较“开明的”中央集权论者相反，寻求的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