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尽管开出高薪，但英美金融人才大多数还是不愿来华工作。而此次王金山在英国相约面谈的伦敦金融街人士曾高达上百人，他还“抄底”了一个英国21人的一流医药研发团队，此前这个团队要求支付高昂的转会费，如今将其招入旗下却不花一分钱。
“这不是人才打了对折吗？”王金山接受媒体采访说：“看到这种情况，我当面向总理建言，应该把海外抄底人才和技术上升为国家战略。”
事实上，缺乏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人才，正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多以失败告终的根本原因。中国企业需要“走出去”不应有任何质疑。只有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并购，而没有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发展与扩张，这肯定不是正常的“开放”。并且，中国也不应该在全球产业链当中一直扮演“工人”角色，肯定需要成为全球智力产业的主要竞争者。
中国的人才抄底（2）
但是，这些西方产业有多大的“泡沫”？中国是否能够“救活”？中国有没有能对西方的产业进行准确评估的人才？即使是优质资产，中国是否拥有在西方当地经营与竞争的人才？许多本土人才虽然熟悉国内的市场、法律、游戏规则，其国内竞争力已经得到证明，但他们是否熟悉国外情况？是否具备国际上的优秀竞争力？是否有在西方当地多年具体操作、运营的实践经验与业绩？国家和企业是否值得用上百亿美元的财富去让这些“新手”去国外“赌博”和“交学费”？
海外投资、并购、扩张的成功还取决于是否具有国际化的人才。这些问题正是被长期忽略，因此导致中国海外扩张失败居多。我们不能把国际经验照搬进中国的国情土壤之上，可是也要习惯不能把中国的经验照搬到西方以及国际上使用。如果没有熟悉西方市场、能在西方当地经营、以及能与当地西方顶尖人才展开竞争的国际化人才，自身培养不了又不愿引进，引进了又无法妥善使用，自然，“摸着石头过河”的跨海出征，结果难免是钱“打了水漂”。经济学家*就指出：“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要有充足的资本和人才。我们现在不缺资本，缺的是人才。”
并不是说中国人不善于在西方经商，或者在海外遭到歧视无用武之地。在东南亚股票市场，华人上市公司大约占到70％。在美国硅谷，2005年度根据营业额评选出的150大上市公司名单当中，有18家华裔企业。然而，这些华裔要么是当地土生土长，或从小移民过去，或是当地留学并工作多年，不但熟悉以及完全融入当地，并且从基层一路奋斗到高层，其在西方的实战能力和经验已经为事实上的业绩所证明。因此，与其使用远在中国只能“隔海观花”的本土人才去经营一切，为什么不能在海外收购资产、商品、技术的同时，也去收购这些能在当地经营的人才呢？
在2006年，百度因为在中国的成功已经难以撼动，开始进军海外。有人就揶揄说：“他们听华尔街的声音太多了，可能觉得这样能更快赚钱。”
“为什么没有人质疑美国公司说：美国市场那么大，你为什么还要做美国以外的市场？”李彦宏的回答非常干脆：“15年之后，百度的收入应该有50％以上来自中国之外。只把中国市场做好是不行的，在30年前中国企业也许没这样的机会，可是现在，中国的搜索企业如果不能在国际上拥有相应的地位，这是说不过去的。”
而百度进军日本的人才选择则正是榜样。2008年1月，百度进入日本市场，请来的是索尼前董事长出井伸之担任独立董事，以便打响在日本商界圈子里的知名度。随后，百度在日本组建人才团队，招聘要求就是“日本人，对互联网和搜索引擎有着深刻了解”。 李彦宏甚至不要求这些人会中文或英文，当被问及日本市场需要做什么样的产品时，李彦宏也表示“不知道”，他认为这需要由当地团队决定，他们只教授“方法论”。
美国人一直期待中国利用庞大“中国美元”进行“金援”、购买债券、投资收购那些危机重重的产业，就像80年代日本人所做的那样，甚至可以买下洛克菲勒中心这样具有象征意义的大楼。但是，如果中国是去抄底人才，美国人就难以表示“欢迎”了。2008年12月5日的《华尔街日报》也表达忧虑说：“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向海外输送其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而现在轮到中国从华尔街吸收专业人才了。”
中国的人才抄底（3）
美国学界和媒体界的担心，则证明了中国这次做对了事，这才是美国最核心的资产。在过去，美国也曾有过经济停滞、日本迎头赶上的处境。但是，美国只需要“留得青山在”——留住了人才，通过出售产业、发行国债等重新获得资金，然后注入到产业调整、科技创新、制度改革当中，就往往又能够获得重新繁荣的机会。但是，这次连韩国的《朝鲜日报》也意识到：“中国虽然热衷于招聘人才，但在摇摇欲坠的西方金融机构的收购和投资方面则显得‘漠不关心’。”
某种程度上，中国这次“学精”是通过头破血流的方式得到了教训。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在海外并购和投资当中所付出学费已经太多。然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国内大多数媒体和专家对于中国“人才抄底”第一反应就是：需要深思缓行。诚然，人才引进与人才使用必须结合起来，国家引进人才是为了帮助发展，人才也需要“事业留人”，“共赢效应”才是保持长期合作的根本。
但是，有许多媒体喜欢不分情况地过分夸大国情的特殊性，一提到海归以及引进海外人才，不看招聘的具体岗位和要求，不问水土不服的原因是海归自身调整出了问题还是本身制度和环境不利于人才发展，首先就是去怀疑这些海外人才要求高，熟悉西方而不适应国情。最后，这些被鉴定为“水土不服”的高级人才转而为外国企业进入中国效力时，结果却又让采信这些舆论的政府和企业“有苦难言”。
“中资银行成外资超级提款机”在2008年成为中国各大媒体热点，因为跨国企业在中国的成功与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失败形成了太鲜明的对比。也是国内的媒体称：目前中国所有的银行都被18家外资银行参股或控制，而这些外资在短时间内都获得了高额溢价，不管中国的银行是否想贱价出售股份，事实上都成为了外资机构的超级提款机，造成国民财富的大量流失。一位社科院研究员还以2006年美国高盛、德国安联、美国运通等公司用大约295亿元人民币收购工商银行10％股份为例，指出一年后这些股份市值2755亿，外国人不费吹灰之力就从中国净赚2400亿元。
但是，这些专家和媒体却没有意识到：为高盛、美林进行中国业务运作的中国区高管们，大多正是那些被他们认为“水土不服”、并由此成为质疑“人才抄底”理由的海归。当企业不问具体原因，就以“特殊国情”和“水土不服”等拒绝人才，最终付出的代价只能是自己。海外人才也并没有因此被耽误，这正是国际人才的基本特征，具备国际竞争力，因此在外国以及外国企业也能取得成功。
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审计业，即使中国对外资进入有明确限制。2005年中国评出百强事务所，普华永道、安永、毕马威、德勤等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依然占了百强所业务总收入的49．46％。“四大”基本垄断了中国高端审计业务以及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所有审计业务，因此，2007年我主持《海归推动中国》丛书采访时，当时人民币升值还没有成为热点，安永华明的董事长葛明就已经指出：中国大型企业海外上市全都由“四大”审计，许多具体数据中国的政府领导和企业高管都不清楚，而美国人（四大都是美国公司）却知根知底，因此，将来如果谈判人民币升值，必然会让中国处于被动位置。
然而，为“四大”中国公司效力的却基本都是中国人。例如在安永华明的数千名员工当中，95％都是中国人，其中大约五分之一是海归。葛明自己就是海归出身。在全球化当中，当本土企业只用懂中国的人才时，外国竞争对手却既有熟悉西方又深刻了解中国的人才。中国在全球进行这样的智力博弈，以失败告终的故事只会更多。
作为少有并购后融合成功的案例，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之后，连续几任全球总裁都找了“洋人”。第一任沃德是原IBM副总裁和个人电脑业务总经理；第二任威廉？阿梅里奥以前是美国戴尔公司的副总裁，此前也在IBM工作过，此后的总裁罗里？里德也是个美国人，在IBM工作25年后因为收购进入联想工作将近四年。实际上，联想董事会的成员一半以上也都是外国籍人士。因此，柳传志、杨元庆是船长，但充当联想“走出去”先锋却是那些在西方土生土长、并有多年当地市场实践经验的西方人，这或许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个提醒。
孙子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怠”。即使招揽的人才只了解西方，只要根据自身情况适才适用，在这个全球化背景下与西方企业展开竞争时，也总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帮助。
把爱因斯坦请回欧洲
并非只有中国和印度会去美国“人才抄底”。旨在改进欧洲国家政策的智库兰德欧洲 （Rand Europe）其理事就在《金融时报》发出进攻号角：“把爱因斯坦请回欧洲！” 这位作者指出今后10年欧洲将短缺50万名工程师和科学家。欧盟主席巴罗佐（JoséManuel Barroso）也意识到了欧洲的创新、竞争力和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危险，就提议欧洲要成为“吸引全球最优秀人才、创意和企业的磁石”，但是，他们也不得不承认，按现行运作模式恐怕——“诺贝尔科学奖仍会留在美国”。
从1901年到1950年，欧洲培养了73％诺贝尔奖自然科学领域的得主，但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这些顶级科学家大部分都流失到了美国。这些人才的离去不只是带动了科技中心的转移，他们进入大学等教育机构也让美国取代欧洲成为全球最优秀的人才培养地。如今，截至2005年，全世界学术排名前20所的顶尖大学，有17所在美国，2所在欧洲，1所在日本。在过去10年，只有20％的自然科学奖项给了欧洲科学家。美国则培养了40％以及聘用了70％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
尽管欧洲能从发展中国家补充更大量的人才，但是，这些人才未必是全球最顶尖，因为发展中国家堪称世界顶尖的人才也一样首选美国。何况，高端人才从来都是多多益善。因此，欧洲有识者都认为，欧洲需要像半个世纪前的美国一样，拿出胆识、远见、魄力，去把在美国全球最优秀的新爱因斯坦们请到欧洲来工作和居住。
从英国皇家学会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人才流失论”以来，欧洲国家的学者和媒体一直发出警告，要求政府重视“人才流失”并采取措施。欧洲也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几乎是不约而同，德国在2000年开始实施“绿卡工程”。法国在2007年开始实施“优秀人才居留证”和“外派职员临时居留证”制度，英国则在2008年10月正式实施新的“记点积分制”移民制度。但是，以色列建国之后，邀请爱因斯坦出任具有象征意义的第二任总统，都没有完成将“爱因斯坦请回欧洲”的任务。
美国的经济衰退提供了机会，但欧洲在人才战争中的实力却不得而知。不过，可以预测的是，欧洲还会进一步调整移民政策，以更好地为全球人才战争服务。例如非法移民的打击将会加大，普通人移民欧洲的困难也会加大，但他们会继续扩大接纳留学生，尽可能提高学费，握有巨大的财富或在商业、科技等领域才能非凡的人士也会更加受到欢迎。
人才战争：全球化制造
或许，你这辈子都不会出国，但从你喝的饮料、口袋里的手机到上班坐的地铁，都可能是“西洋货”或有外资股份。如果有台接上宽带的电脑，那么你能随时访问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与任何一个角落的朋友联系。
或许你会说，你是个生活在农村的农民，你是这辈子不需要跟外国人打交道的民工，你也不需要电脑、手机等任何高科技商品。但是，外国议员一个有关中国农产品残留有毒化学物的提案，可能让你田地里的产品贬值。金融危机导致沿海大批工厂倒闭，一些从韩国、台湾来的工厂主甚至可能没有付清你的工资，就一夜之间消失。
这就是当下的世界，不管是否承认，我们的生活都被全球化联系成为一个整体。而人才战争能够成为一场全球战争，也源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让人才成为第一资源。市场经济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与接轨、世界各国产业发展不平衡、国际产业的转移与分工协作、跨国公司的崛起……这些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也让全球人才战争的发生不可避免。
全球化三个阶段
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其著作《世界是平的》中，将全球化划为3个阶段：“全球化时代”发生在1492年到1800年，主要推动力量是国家与政府；“全球化时代”从1800年持续到2000年，主要推动力量为跨国公司；2000年开始进入“全球化时代”，这一阶段主要动力是互联网和个人。
尽管托马斯？弗里德曼只是诠释自己全球化的理念，但也折射出了一些人才战争新趋势：例如跨国公司带来的人才本土化；互联网使个人可全球“零距离化”工作，因此使人才战争可以绕开国籍、绿卡、签证等限制行事。但是，“国家全球化”时代的彻底结束，是以两次世界大战、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作为标志性尾声事件；现代意义上跨国公司的全面崛起则发生在二战之后；“个人全球化”时代的人才战争，最主要的推动力不是信息科技革命和互联网，而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确立，让人才成为了国家发展的第一资源。
过去，自给自足的经济决定了人才战争所争夺的对象，只能是少数领域的极少数高端人才。有识之政治家尽管会招揽“天下贤能”以及“收买”敌国的人才，但依然局限于小范围之内。中国最强盛的堪称为世界大国的汉唐时代，无一不与国家的开放有关，秦用商鞅变法始成强国，匈奴王子金日磾成为了汉武帝五位托孤辅政大臣之一，而在唐朝，政府内部仅仅高丽人就有高仙芝、王毛仲、金允夫、金忠仪、李正己等人担任过地方最高长官或高级将领。但是，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大国美国每年14万的职业移民当中，直接发放绿卡的杰出人才名额都高达4万相比，还是不可同日而语。
1492年的大航海时代开始了全球化的进程。从古至今，人类从未停止过认识世界，但海洋一直是不可逾越的天堑。而哥伦布的冒险、麦哲伦的环球航行，则使人类第一次成功地跨越海洋，把有人类居住的各自隔绝的六大洲联结成为一个整体。这是“全球化”的“国家全球化”阶段。此时的全球化为各国政府所主导，进程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认知、政策以及实力，从开辟新航路的冒险家，到那些在欧洲之外进行人力和能源掠夺的殖民公司，例如早期统治印度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背后都有着浓重的政府色彩。
这一世界块垒铲平的过程当中，伴随着的是血腥的屠杀、野蛮的战争、奴隶的贩卖、资源的掠夺。打破国界的敲门砖是*裸的武力威胁和侵略；萌芽的市场经济需要的自由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