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世界块垒铲平的过程当中，伴随着的是血腥的屠杀、野蛮的战争、奴隶的贩卖、资源的掠夺。打破国界的敲门砖是*裸的武力威胁和侵略；萌芽的市场经济需要的自由劳动力通过圈地运动来保障；经济全球化带来劳动力跨国流动的要求，但其背后是总量过亿的奴隶贩卖；能源、资本、消费形成世界统一市场的同时，则是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沦为少数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在这一阶段，欧洲国家更看重实体物质资源的掠夺，但全球人才战争已经开始渐现端倪。
全球化第二个阶段是“企业全球化”时代，跨国贸易和跨国企业开始崛起。许多政府发现占领一个国家，不过是为了使用其土地，获得其矿产、人力资源，销售自己的产品，而这些完全可以通过文明而“体面”地全球化自由贸易来实现，这一征服世界的方式比充满血与火的战争无疑要“和平、合法并且文明”多了。
同时，私有经济也逐渐崛起为全球性垄断企业。自1882年由27家公司合并组成美浮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开始，到2000年全世界跨国公司已经超过6万家，在全球建有分支机构80多万家，遍布世界各个国家、地区以及所有的经济领域和产业部门，占世界总产值的40％，国际贸易的60％，国际技术贸易的70％，对外直接投资的90％，基本左右整个世界经济。
私有企业的跨国扩张也许会受到政府和政策的影响，但更多的是一种市场行为，并不一定怀有政治目的，尽管政府的决策与政策可能会为私有企业的竞争，并影响他们的命运。企业与企业之间争夺人才，企业也与政府为自身需要的人才而展开竞争，企业全球化还使全球人才战争延伸到了民间领域，并且本土企业即使不从事跨国贸易，也一样可能在本土面对来自海外政府与跨国公司的竞争。跨国企业带来了“人才环流”、“人才本土化”等新趋势，也使人才战争成为涉及全球每一个主要行业的常规战争。
“全球化”时代是“个人全球化”时代，但这个阶段对于人才战争的最大影响，在于包括信息产业在内的知识经济的确立，使人才成为第一资源，智力成为第一生产力。简单地说，知识经济就是人才经济。
知识经济不等同于虚拟经济，也包括实体经济例如制造业的高端部分。与传统经济不同，知识经济的社会生产力决定性要素不再是机器、劳动力、设备、能源等实体物质，而是人的智力、知识、创意、技能等脑力因素，产业价值和利润也大部分流入这一个环节。世界银行一份报告中也指出，当前世界工厂、土地、工具以及机械所凝聚的财富日益缩水，而人力资本对于一国的竞争力正变得日渐重要，在以知识经济为主的美国，人力资本“与实物资本相比，重要性要高出三倍多” 。
知识经济成为一个“时代”，意味着一个庞大的人才阶层创造了主要的国家生产总值，这是一个个的产业，各国需要争夺的不仅仅是顶尖科学家和领军型人才，还包括高新技术人才、基础领域的高级人才、以及自身缺乏的实用型技能人才。因此，世界各国不能只是为诺贝尔奖得主之类人才开通移民入籍的“绿灯”，诺奖得主需要的助手与研发团队、其发明专利产业化所需的经营型人才，也在同样的引进范畴。
人口结构的变化
到2050年，欧洲、美国、日本、中国，都可能出现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老人的老龄化状况。按照目前趋势，从2000年到2050 年，意大利的人口预计将减少22％，爱沙尼亚减少52％，拉脱维亚减少44％。人口老龄化、人口负增长，在发达国家非常普遍。中国虽然人均收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由于实施计划生育，未来10到20年内也将逐渐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当然，日本和欧洲的老龄化要快得多，甚至出现了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的人口负增长。
低出生率和预期寿命的延长意味着2000 年到2050 年期间，整个欧洲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将从15％上升到28％，仅仅在10年后，每100个退休者就只有87个年轻人来进行补充；而日本将从17％上升到36％。
联合国人口处2000年发表一项报告也指出：如果接纳移民是维持欧洲现有劳动力的唯一办法，那么目前欧洲接纳移民的数量还需要提高很多。该报告认为欧盟15个国家（现在为27个成员国）若在2050年还保持当时的人口规模，在此期间将需要输入大约4700万移民；若要维持15…64岁年龄组现行规模稳定不变，将需要输入7900万移民；若要维持现行的老年人赡养比稳定不变，将需要输入亿移民，就算把法定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也需要移民亿人 。
对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样的移民国家来说，地广人稀，劳动力总量不足，并不能够支撑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也同样需要补充大量移民。澳大利亚联邦移民部长伊文斯就指出：澳大利亚必须坚持大量吸纳移民的政策，是考虑到如果不增加吸纳新移民，澳大利亚人口不到五年便会老化，经济将会受到严重影响。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却存在大量劳动力过剩，并且还在以爆炸般速度继续增长。在未来40年，全球人口有望增长26亿，从目前的65亿增长至2050年的91亿，但几乎所有的增长都将集中于欠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的人口可能会从目前的53亿增长到2050年的78亿，与发达国家的人口负增长现象形成鲜明的对比。
世界人口结构的畸形变化，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人口结构和人口增长上存在的巨大反差，自然会加速全球人才的流动与竞争。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在快速增长，自身的产业和经济规模却提供不了那么多就业机会，就必然会促使遭遇经济困难的人们离开家乡寻求发展。同时，发达国家延迟退休年龄、通过分工协作提高效率、实现区域人才自由流通等措施，依然解决不了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就必须会选择获得大量移民进行补充。
自然，即使发达国家经济结构不以知识产业为主，可替代性强的低端产业也并没有太多外包，任何一个国家也只会更欢迎那些能做出更大贡献的杰出人才，以及那些能为本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投资人士。尽管当地人不愿做的家佣、清洁、建筑等工作也长期需要外国劳动者，低技能移民的进入并不造成本土劳动者的薪酬降低、就业受影响。但是从长期看，这些低技能劳动者还是容易成为政府负担，并且因为缺乏跨越语言和文化的能力，在融入当地社会往往相对困难，容易形成种族对立问题。
因此，从整体来说，发达国家包括任何一个接受移民的国家，尤其是在申请成为本国的永久居民或公民这一点上，采取“选择性”的移民政策都会成为一种必然：要么是本国公民亲属优先，同族裔血统优先；要么就是人才和投资者优先，让移民政策为人才战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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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产业转移
伴随着科技革命，世界经济的产业结构进行了多次调整。当某些高新产业能够创造越来越多的生产价值时，当产业价值链大部分利润日渐流入到智力生产环节时，发达国家就会越来越多地发展耗能低、耗材少、附加价值高的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保持对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研发、品牌、营销、产品设计等产业链高端部分的控制，而将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知识密集型产业的低端部分，逐渐转移到成本更为低廉的海外地区。
成本更为廉价，是成为国际产业转移地的首要因素。不仅仅是劳动力、土地要廉价，也还需要有更小的政治、社会、政策的成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主要出现过三次国际产业转移大潮：
第一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西德等国家转移，自己则集中力量发展半导体、通讯、电子计算机等新兴技术密集型产业。这一时代，日本的高端人才几乎将前往美国学习、培训、研究、工作，视为成材的必经途径。
第二次是在20世纪60至80年代，日本等开始将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等国家或地区，自身则开始产业升级，重点发展集成电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家用电器、汽车等附加价值较高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日本开始出现大规模的人才回流，而亚洲“四小龙”的人才大量外流，并伴随着比例相当高的人才流失。
第三次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将低端产业转移到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亚洲“四小龙”的人才开始大量回流，留学人才回归比例在产业升级之初大多超过五成，而中国、印度则成为欧美新兴主要的人才输送国。
国际产业转移会带来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当这些工业国家在承接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中，逐渐掌握一定程度的技术，从仿造中学会创新，则必然会向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升级。另外，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均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的大幅度提高，新兴工业国家从事制造业的优势会逐渐递减，跨国企业必然开始把这些低端产业转移到成本更廉价的国家和地区。这会带来国际产业的再次转移。
中国、印度等尽管制造业发展已经登峰造极，未来的经济增长点只能放在附加值更高的第三产业和知识产业上。但是，拥有超过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劳动力过剩严重，再加上严重的两极分化，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并没有跟经济增长同步进行，或者说依然相对廉价。同时，数以千万的人无业可就，也将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这些国家不可能像日本与亚洲四小龙一样迅速进入“发达”国家和地区之列，新一轮大规模国际产业转移不会那么快地发生。
未来二十年内的中国的产业升级，必然不是要放弃“制造中心”而升级成为“创造中心”。东部沿海地区可能会“腾笼换鸟”，但中西部地区会希望把那些制造业承接过来。或者用俗话说，就是“制造中心”和“创造中心”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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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外流与流失
“新加坡的成功仰赖于吸引外来人才的能力，因为最能吸引人才的国家，经济就会最成功。”
——新加坡国务资政、前总理吴作栋
2008年诺贝尔奖的表述曾让日本很受刺激，首先是南部阳一郎作为美籍日裔科学家领衔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日本文部科学省表示：“从国籍上说，南部现在不能算是日本国民。但考虑他赖以获奖的科学成果是在日本国籍时期取得，因此从心理上说，我们希望将其视为日本人进行庆祝。”
日本文部科学省后来决定，在正式记载中将南部阳一郎作为美国获奖者进行表述，同时却坚称“今年日本共有4人（包括南部阳一郎在内）荣获诺贝尔奖”。可事实上，南部阳一郎虽然49岁才加入美国籍，但31岁就来到美国，科研成果也是在美国取得，科研的经费、设备、报酬由美国提供，工作成果也服务于美国。
接着，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的公布，又把还没有放弃日本籍的下村修当作美籍日裔科学家通告全世界。诺贝尔奖官方网站一开始就把下村修的国籍写成“美国”。人们似乎没有疑议，因为下村修跟南部阳一郎一样，从31岁就移民美国，此后为美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服务，就连获奖时的例行采访也是在其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家中进行。
这两件事严重刺激了整个日本社会，这比同年华裔诺奖得主钱永健对着中国媒体否认自己是中国科学家带给中国的刺激有过之无不及。平心而论，钱永健为美国效力无伤大雅，毕竟除了血统之外，钱永健是纯粹的美国生美国长。而南部阳一郎和下村修却本是日本人，在30多岁最年富力强的时刻去美国寻求发展。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自称科技立国的日本，竟然无法留住本国最优秀的科学家，这无疑是种耻辱。
就连中国的新华社也报道说：“30多岁就赴美研究的下村修获化学奖，诺贝尔奖网站一开始把他的国籍错写成‘美国’。日本诺奖获得者中带着的那一丝美国色彩，让日本人欲说还休，并开始反思本国的人才流失现象。”
既然“硬件”没有问题，那么人才不回归祖国，自然就跟政府政策、体制文化、人文环境等“软件”有关。或者说不是政府没有钱，而是政府不愿为科学家付出高工资。《日本经济新闻》就发表评论指出：“美国不仅是科学研究的中心，其科学研究者的收入也比日本研究者多数十倍。此次获奖的结果从一个侧面显出日本人才外流的问题。”
日本领军人才“美国制造”的背后，确实是日本严重的“人才外流”。截至2008年，一共有16名具有日本血统的人获过诺贝尔奖，自然科学领域有9位，但不仅仅是南部阳一郎和下村修，汤川秀树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执教时成为日本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生理医学奖得主利根川进博士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获奖期间是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化学奖得主野依良治曾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化学奖得主白川英树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日本自然科学领域一半以上诺贝尔奖得主都曾在美国留学或工作过，只有益川敏英一个人不会说英语。
因此，尽管人才外流会带来人才流失，日本却没有选择的余地。这些通过“外流深造”培养出的领军型顶尖人才，已经是本国科学发展的主力军，对于日本发展与崛起的作用不可替代。或者说，日本需要考虑的不是阻拦的“人才外流”，而是如何在人才流动当中避免人才流失。当然，事实上人才外流虽然频繁，但日本的人才流失并不严重，并且带来的贡献远大于损失，16名日本血统的诺贝尔奖得主，只有一位不是日本籍。
这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在全球化的今天，人才跨国流动不可避免，但人才外流却是把双刃剑，一个国家该如何对人才的外流、滞留、流失加以区分？如何培养与使用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如何有效地保障人才外流后，将来会携带先进的技术与理念、充足的资金与经验回归？如何制定应对全球人才战争的人才战略？
截至2005年，全世界约有亿人在出生国以外生活与工作，占世界总人口的3％，并保持着每年约3％的增长率 。简单地说，全世界每35人当中就有1个人是移民，而每5个移民当中有1个生活在美国。出于人才战争的考虑，当今世界各国的移民、签证政策日益有利于流动性强的生产要素，比如资本与高技能人才，越来越不利于流动性低的要素，比如低技能劳工。因此，劳动力的全球跨国流动，日渐演变成人才跨国流动。
人才的跨国流动对于输出国来说是“人才外流”，对于接受国来说则是“人才流入”。尽管“人才外流”不意味着“人才流失”，“人才流入”不等于“人才归化”，但从整体趋势来看具有一致性。目前，“人才外流”与“人才流失”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趋势是：
——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向最发达国家美国大量流失人才。欧盟2003年大约有40万高级人才在美国工作，并且高级研究人才75％愿继续留在美国 。德国每7个本土毕业的博士就有1人会前往美国寻找工作，根据德国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