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当外国一棵草，不做祖国一个宝”只是极少数的极端例子，多发生在极端贫穷落后的国家。对于滞留海外的人才来说，最终是选择“归化”还是回归或是两地间“环流”，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他们会把各类因素考虑在内，根据自身对这些因素的侧重以及对两个国家进行综合比较来做出权衡。经济因素和事业发展空间当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是，一个高端人才如果回归祖国之后再流失，过去接受来自政府或企业的邀请也已经表明他们大多其实能够接受经济不够繁荣、收入相对下降、硬件支持不足等客观现实，愿意共同努力去改变。这时，这些海归的再次离开祖国，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就不是收入不高、基础设施不完善等硬件原因，而是来自政府*、人才机制不公平、体制文化不开放、签证手续僵硬等软件原因。
马来西亚政府曾经规定，对自愿回国投资创业的留学生，免除两年所得税及所有固定资产税，对其配偶及子女发放永久居留证，并且凡申请回国服务的留学生均可在半年内获得永久居留证。从2001年开始，马来西亚共吸纳了200名高端海归进入政府部门。但是，大马南洋网在2006年5月的调查当中却发现：目前在职者竟然只剩下1人。马来西亚高教部长拿督慕斯达法因此含沙射影地指责留英学生，称切匆只看重金钱，应学成后回国贡献，有爱国和国家意识。
英国大马学生理事会立刻回应说：“促请大马政府切匆把拒绝回国的英国学生和专业人士看成贪图钱财者”，并指出不回国的重要因素还包括文化、环境、政府制度与政策等。这一事件也引发了马来西亚各大媒体的全面关注，有媒体就发表社论称：“政府在处理人才外流时，不应继续以爱国意识挂帅，草率认为这些人才不爱国和贪婪；而是应该具备务实态度，提倡公平和自由，提高我国生活素质和发展机会。”
马华署理总会长也批评政府说：人力资源部和科艺部所推行的吸引大马专业人才回流计划是一大败笔，非但无法吸引人才回流，反而使更多海外大马人惧怕回乡贡献。原因除了大马无法提供与国外相媲美的薪金之外，“更重要的是本地的研究设备不符国际水平、行政程度繁文缛节、政府选拔人才机制不够公平透明等，都必须检讨。”
回归者的国籍与绿卡（1）
2008年，在中国的两岸三地，台湾、香港、大陆先后都上演了一场“国籍（绿卡）风波”。
作为归台留学生的马英九因为曾经拥有“美国绿卡”，而在竞选时饱受攻击。马英九上台后，刘兆玄内阁又被民进党踢爆，因为“外交部长”欧鸿炼等多人拥有外国绿卡。国民党则反击，绿营过去“入阁”官员持有“绿卡”或外国国籍者多达22位，驻瑞士代表刘宽平甚至就还同时拥有瑞士的国籍。
2008年5月，香港特区政府公布了从民间团体和外国企业选拔的8名副局长和9名政治助理的名单。结果，担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的苏锦梁律师首先被发现持有加拿大护照而引发风波。此后，媒体调查国籍发现：8名副局长中有5人、9名政治助理中有4人拥有双重国籍。香港特首曾荫权表示：“这些人都是提高香港竞争力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人才，请不要追究双重国籍问题。”
“国籍风波”也波及到了内地。著名影视明星巩俐的先生黄和祥是新加坡人，但她入籍新加坡还是引发了争议。新加坡海外收入免税，国内个人收入的最高税率远低于中国，大学前的教育免费，是世界上免签证入境最多的国家（超过180个）。巩俐个人如果要去好莱坞发展，无疑会因此更加“方便”。所以，许多人指责她是“见利忘义”、“不爱国”。随后，中国网络开始流行一份“明星换籍”的名单，爆出大批中国明星其实已经是外国明星。
当然，严格来说，台湾和香港的“国籍（绿卡）风波”与内地的“明星换籍”有本质的区别：“明星换籍”是私事，政府高官有外国护照问题是公事。但是，另外还有个区别：许多明星纯粹在中国学习、工作，收入也来自中国，入外国籍后依然在中国发展，外国护照并不是必需品，某些贪官甚至是把外国护照当作“逃跑后路”来办。而马英九这类拥有外国护照的情况，并不是有了钱或当了官后就想“狡兔三窟”， 不是因为“赶时髦”、“逃税”、“不爱国”、“退路”等任何原因，而是当官或有钱之前在海外留学与工作的遗留问题，是过去在海外生活的一种现实需要而已。
因此，从法理上看，“明星换籍”可能不该指责，马英九们则需要接受公众的监督。但从情理来看，马英九们则也是不应该指责。某些明星、官员、企业主国内发展事业，身份却换上了外国籍，确实可能是因为海外交往和旅行的方便；而马英九们本来在国外发展得很好，并且拥有外国绿卡可以永久居留国外，来回方便，但他们却选择了回归祖国效力，甚至放弃了外国护照，这反而只能说明他们更热爱祖国。
一位台湾朋友曾向我抨击说：“同样的绿卡风波，我们是谈公事，大陆有人却把私事牵扯到“不爱国”等公共行为，无疑说明一部分人缺乏法制观念和开放心态。”
同样的绿卡风波，我们把钱学森这样放弃国外身份而回来报效祖国的海归当成英雄，台湾却把因为爱国而放弃外国护照回来的海归当作不爱国的例子，这说明台湾社会也有是非不分，以意识形态为纲的现象。
不过，台湾的问题也在大陆存在。有一位曾经遭到舆论炮轰的海归就抱怨说：“有些人在国内做事，有了钱就办移民，甚至把妻子儿女都送出去，孤身一人在国内当“裸官”，但没有人去指责；而我全家都在海外生活得很好，为了回国发展主动放弃海外的事业，却还被抓住外国护照问题而斤斤计较。一个有能力就想出国，一个有能力就想回来，却这样被区别对待，真是令人难以理解。”还有一位华侨在网上表示：在中国社会，非华裔外国籍人是上等人，华裔的外国籍人则里外不是人。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回归者的国籍与绿卡（2）
当然，包括明星在内，只要没有伤害到国家正当利益，申请外国籍以及移民都是个人自由，跟“叛徒”、“不爱国”挂上钩是不合适的。衡量一个人是否爱国，标准不在于其国籍，而在于内心以及行为上对国家利益的态度。否则，抗战时期许多海外华人华侨捐钱捐物，国内也有上百万没有放弃中国籍的人当了汉奸，就无法正确判断谁是爱国者。何况许多人甚至只是申请外国籍，并没有要求也不希望放弃中国籍，是目前宪法规定他们必须放弃中国籍。
台湾某家媒体就曾评论“国籍风波”说：“如果要说有外国的国籍和绿卡就一定没有忠诚度，那么最爱国的国父孙中山会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中国最著名的爱国者之一、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就职*总统时，就同时拥有美国籍。孙中山出生于广东香山，因为反清活动而遭受通缉，不得不流落海外筹备革命行动。当时，美国又通过了“排华法案”禁止华工入境，孙中山按正常渠道是很难进入美国。因此，1904年3月14日，孙中山就通过朋友、亲戚的帮助，伪称出生于夏威夷而申请到了美国籍。国民党党史馆主任邵铭煌表示：“你不能质疑孙中山对中国的忠诚度，如果他要当美国人，他当年可以留在国外，他可以生活得很好，他当医生可以做得很好，不是嘛？但他却为了中国的未来而甘冒生命危险。”
值得关注的是，建立*之后，孙中山已不需要美国身份作为掩护，但他一直到逝世的时刻都还一直保留着美国籍。许多研究者都认为孙中山在国共两党都地位崇高，因此两岸都有默契地掩盖这一事件——即“一个外国籍人士担任总统”。然而，这又是属于“纸包不住火”的事件，国共两党根本也掩盖不了，1904年4月7日，孙中山从夏威夷前往旧金山，美国移民局官员因为对其国籍产生怀疑，一度扣留过孙中山，并记录在档案当中。
真正的情况其实是：首先，孙中山不是外籍人，美国和当时的中国都默认双重国籍，所以孙中山加入美国籍不意味着没有中国籍。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当时，无论是共产党、国民党，还是北洋军阀，以及孙中山本人，都不认为如果拥有外国护照就是不爱国的表现。因此，即使担任*总统，孙中山也没有宣布放弃美国籍。
海归、留学生以及人才环流群体拥有外国护照的比例相当高，至于海外出生的族裔人才以及来自全球各地的世界顶尖人才，则基本都是外国籍。国家必须开放性地看待这一问题。与台湾、香港舆论的质疑相反，海外媒体就反而是“一边倒”地声援香港政府“不拘一格选人才”的做法。韩国《朝鲜日报》就以“人才莫问国籍”作为标题称：“（中国）1200年前（唐朝）就不问国籍选用天下人才来谋求国家发展，到了21世纪为什么反要追究国籍呢？”最后还认为韩国需要学习：“竞争国都开始放眼海外选拔人才，而我们还在追究是谁的人、属于哪个阵营。想到这里，不禁让人感到心灰意冷。”
人才环流与共享
海鸥一族
美林证券中国区主席刘二飞我认识多年。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是最早一批从北美到香港工作的大陆留学生。作为投资银行家的刘二飞家在香港，公司业务大多在内地，受雇公司总部在华尔街。他经常的行程单可能就是一次环球旅行路演：从香港出发，到达新加坡，东京，然后英国伦敦，接下来跨越诺曼底海峡登陆欧洲大陆，法兰克福、日内瓦、苏伊士、米兰、阿姆斯特丹，一路马不停蹄，然后飞越大西洋去美国，洛杉矶、旧金山、丹佛、圣路易斯、纽约、波士顿、费城、华盛顿。
然而，刘二飞并没有多少时间真正去“环游世界”，这是工作需要。工作让他一年当中三分之一时间在香港，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还有三分之一是在世界各地“漫游”。刘二飞正是时下时髦的“太空人”或海鸥一族。我在2007年出版的《当代中国海归》一书中曾首次定义这批人为来回飞的“海鸥”。。
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也是一个典型的海鸥，与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前相比，他最大的工作变化是要经常出差。杨元庆每个月至少有两次越洋飞行，本人也很快成为各大航空公司的顶级会员。联想在印度、北京、纽约和罗利都有“总部”，杨元庆也不得不辗转于几个地区总部之间。尽管他还是中国国籍，但却已经把家搬到了美国罗利市。过去，杨元庆一说英语就磕磕碰碰，如今，他已经能用英语跟公司的外籍总裁交流，甚至用英语演讲。
海鸥一族正是“人才环流”群体的典型代表，随着国际产业分工协作和跨国企业的崛起，当跨国企业为了使业务接近重要消费市场，或转移生产基地到海外廉价地区，或为了“走出去”进行海外扩张，就会让人才流向工作所在地，“人才环流”便成为了大规模的趋势。同时，不仅仅是投资银行家、企业家，还包括许多外交官、学者、科学家等，海鸥或者说“空中飞人”已经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群体。
在留学生、移民当中，相当大的比例都在进行这种“循环流动”。多伦多大学2007年发布的华裔移民跨国创业与经营的研究报告，指出在加拿大的华裔移民企业家当中，绝大多数人都在加拿大与他们的原居地之间循环流动。以开展跨国经营为主的企业家有42％。他们的平均企业年收入30％来自于国际贸易，其中有接近75％的华裔企业家曾协助过加拿大企业到中国拓展市场，或者协助过中国企业来到加拿大发展。
国际化的背景和视野，精通外语，熟悉国际游戏规则，持有多国护照，具有跨国界和文化操作处理能力，这些通常被看作海鸥或“人才环流”群体的显著特征。《福布斯》亚洲版将杨元庆评为“2008年年度商业人物”时就评价说，杨元庆和联想的成功就在于建立了跨越东西方的国际化商业模式，“他们独创了一种跨越文化藩篱的全球商业模式，并由此产生一种不寻常的、非东方或非西方的东西。这对许多正在施行全球化扩张的公司来说，是个难得而永恒的借鉴。”
杨元庆成为海鸥的过程，是联想国际化的缩影。2004年，联想董事会经过4个月的研究，最终决定批准以12亿5千万美元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正式向海外大规模进军。当时，联想的年营业收入不到30亿美元，几乎全部来自大中华地区。2007年，联想年营业收入已经超过160亿美元，60％来自大中华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已经被当作中国民族企业走出去和国际化的榜样。
同时，即使没有现实的需要，日渐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也导致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国际化素质当作雇员素质的重要指标，并越来越重视全球招聘人才。即使在相对保守的东方，外籍CEO越来越多。日本日产汽车公司的CEO卡洛斯？戈恩就是法国人；黎巴嫩后裔；出生于巴西。日本的索尼公司还于2005年3月7日任命了具有英、美双重国籍的霍华德？斯金格出任董事长，使索尼“掌门人”交椅上59年来第一次出现一个金发碧眼的西方人。在过去五年，标准普尔500指数企业（S&P 500）中拥有国际经验人数的比例，也从26％增加到34％。同时，企业的人才培养也开始习惯将一些骨干雇员派往海外拓展经验，甚至将跨国外派当作晋升高级管理层的必要程序。
世界著名猎头公司海德思哲国际咨询公司的中国区董事长郭皓就称：“如果一个人没有经历过跨地域的文化，没有在不同的非商业文化里生活和工作过，就不能算真正的国际经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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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决策对于企业吸引人才至关重要
有一种比较常见的看法，认为跨国企业的人才竞争以及由此引发的“人才环流”，与政府无关，是企业或市场自己的事情。这是个明显错误的观点，例如“人才环流”跨越国界所需的签证或护照，批准权并不在企业手上；各国政府个税的起点、比例、最高税率等不同，也会影响企业在不同地区招聘以及使用人才所付出的成本。因此，无论是国外企业“请进来”还是本土企业“走出去”，政府的税务优惠、放宽对入境签证的限制都能发挥积极甚至关键的作用。
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毕马威2008年在审计各国税务时就发现，全球人才战争以及人才流动性的增强，正迫使各国政府进行税务竞争。在过去六年，世界最高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平均下降了。在接受他们调查的87个国家当中，33个在过去6个月调低了个人所得税税率，只有7个国家出现税率上调。他们还因此认为，中国日渐成为各公司拓展新业务的首选地点，如果能够推出税务优惠以及调整移民签证制度，将更有利于相关人才流向中国。
目前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为45％，远高于新加坡20％和香港的17％，极不利用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来中国工作。我在和UT斯达康公司前CEO吴鹰聊天的时候，他就表示UT斯达康公司在高峰期曾经聘用了数百位海归，但高税率一直是该公司聘用高层次人才的障碍。
我认识的另一位海归——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主席张红力，也是全国政协委员，就在两会上提交议案，希望降低个人所得税，以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