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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你不仅是思想史家，也是一个非虚构作家和小说家。《哲学船事件》就是一本出色的非虚构作品。在中国，非虚构写作正变得越来越热。您能谈谈非虚构写作的重要性以及它与学院派历史研究的区别吗？
莱斯利·张伯伦：我受过学术训练，然后做了九年记者，但一直想写小说，所以对我来说，以畅销书的方式表达我的兴趣似乎是件很个人化的事情。我试图把把学术的诚实和讲故事的快乐结合起来。
在我写类似“哲学船事件”这样的故事时，我在个性和原则之间不断倾斜。可以说，历史学家和非虚构作家的观点汇合了，这种汇合以两种不同的方式产生了影响。如果不考虑真正的男人和女人，不考虑他们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的想法和行动，就不会有真正的思想史。如果非虚构写作越来越流行，可能是因为有一个广泛的读者群，他们对表现时代、生活、地方和国家的小说不满意，反而从“真实的故事”和“事件”中找到阅读的快乐。我想我们生活在一个偏爱“事实”多于想象的时代，这有好处，但也有缺点。我个人希望能写更多的小说。因为对一个作家来说，最伟大的事情就是能够使在其他时段内会不断重获生命的人物活起来。历史是特殊的，但是生活在不断重复它自己。
大国兴亡谁人定——读王龙《天朝向左，世界向右——近代中西交锋的十字路口》
《看历史》特约撰稿┃王树增
近代中国的沧桑岁月，缠绕着太多挥之不去的疑云和梦魇。泛黄的历史册页交织着奋争和苦难，激情与梦想，更有近百年的家国离乱与民生沉浮。
然而放眼全球范围，处于大致相同的时代中，为何康熙皇帝仁政爱民却使大清停滞不前，彼得大帝凶暴治国反而让俄罗斯一飞冲天？为何慈禧太后殚精竭虑却“越帮越忙”，维多利亚女王甘居幕后大英帝国却高速发展？为何明治维新使日本一飞冲天，光绪主导的戊戌变法却如昙花一现？……翻开青年军旅作家王龙《天朝向左，世界向右》一书，一幅幅风云画卷荡气回肠，一幕幕历史活剧令人浩叹深思。
这是国内首部通过中外人物对比解读大国兴衰命运的著作。作者试图立足中国，兼顾全球，把“天朝上国”放在近代世界的大棋局中审视分析。好的历史著作，对历史的解释不应是以观念为主体而是以事实为主体；好的历史学者，不应以激情的道德批判代替理性的制度探讨。这本书写到近代中西的帝王将相但无常见的官经匪气，写到才子佳人却无宫闱秘事。王龙笔下对比解读的每组人物，如康熙大帝和彼得大帝、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光绪皇帝和明治天皇，或英雄末路，或一飞冲天，或功败垂成，或光芒四射。他们个人际遇无不投映出国家民族的命运，折射出东西方不同政治文化选择的必然归宿。
作家搬来一面面“西洋人物镜”进行对照鉴别，为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拍了一张X光片，反思华夏数千年传统中的制度灾难和文化痼疾，为中国历史寻找普适性的世界性座标。王龙写道：“举凡治国不进则退，欲单纯以保守为目的，其势必然难以长久。这，就是一个迷途的帝国留下的最大教训。”
从小细节处看大关节，于无声处听惊雷；是本书的一大特色。王龙在具体的历史时空情境里，将近代中外名人还原为一个个*复杂的人物形像，无论写到慈禧还是维多利亚女王，都不见我们惯性思维中穷奢极欲的暴戾和“欧洲的祖母”式的慈祥。从中你会看到一个多才多艺的慈禧，也会看到一个贪婪恋权的维多利亚女王；而同为博学多才的一代明君，当康熙大帝在“红墙深锁的宫廷完全出于个人兴趣沉醉西学的神奇”时，彼得大帝已远走天涯寻师问道，“他挥动野蛮的鞭子加速把俄罗斯赶向文明”。而对于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成败得失，王龙则从他们在个人出身、知识结构、时代背景等多方面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得出其事业兴衰的必然规律……正是这抽丝剥茧层层深入的剖析，让我们看清中西英豪的风云对决，大国浮沉的拍案惊奇。
该书所作的个性化历史结论未必不可探讨，这本来就是个可以令思想肆意奔驰的宽广领域。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和全球化的进展，东西方的冲突和融合势必更加凸显，这种针对中西方比较的历史文化探讨也必将在我们的社会进步中显得更为重要。只有如此，我们才不会妄自尊大，也不会妄自菲薄。因此看来，这本书的生命力将是长久的。从一般意义上讲，生命力长久的书，定是本好书。（本刊发表时有删节）
“如果不写这个，我后来还是要当右派”（1）
“如果不写这个，我后来还是要当右派”——流沙河口述“草木篇诗案”
《看历史》文字整理┃何三畏
1957年初，26岁的流沙河先生因一组取名《草木篇》的小诗而触犯天颜，使他在反右之前即先于全国的右派成为政治祭品，从此开始了22年饱受屈辱和磨难的悲剧人生。几个月后，反右开始，全国又有不可计数的人因为与流沙河和“草木篇”的莫须有的株连而成为右派分子，上演了相似的人生悲剧。
这就是著名的“草木篇诗案”。
而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毛泽东先后四次在不同场合以不同的态度点到其诗其人，更使其成为当代史上的一桩奇案。
至今，事件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当年满怀人生梦想的青年诗人流沙河，已经成为一个“没有幻想”的平静老人。这是他第一次追忆“草木篇诗案”。其中许多情节从不为人所知。例如其父亲被新政权枪决，冉云飞说，他与沙河先生交往多年，对于父亲的死，沙河从不提及，1981年的《自传》里，甚至说，“是应该的”！可见创深痛巨，无以言表。
本文据录音整理而成，并尽量保存了沙河的口语原貌。为了方便阅读，加了小标题。另需说明的是，个别地方根据今天的语境有少许删节。
■ 到底意难平
我的父亲不是这个政权的人，我1950年参加革命工作后，是划清了“界限”的。我是真心信任这个党的，不是到共产党这儿来投机的，不是想来捞个什么的，想都没这样想。认为中国共产主义前途是光明的，我们要来，来就努力地工作。当时我才19岁，我在党报。工作是如何之卖力，如何之认真，而且还如何之愉快。觉得我们做这个工作很有意义，我们正在改变中国。
我的父亲和许多旧政权的人员一样，死于1951年。我丝毫没有为这个事情去仇视这个政权。但是呢，确有某种看法，这个有时是有的，总觉得当初用不着杀那么多人。实际上我的父亲，在旧社会不过就是普通的职员。他从来没有对抗过共产党，也没有作过恶，很多人都晓得他们是干干净净的。但是，又回头认为，好像革命就是这样，一定要经过血的洗礼，不然怎么产生新世界呢！觉得这个革命理论也站得住。但只是心中有所怀疑，绝无对这个政权有任何仇恨。而且当初我的工作的激情，表现的积极，是有目共睹，所有人都看得出来，觉得我极其信任这个党。
但是后来为啥子又产生了怀疑呢——确实产生了怀疑，但是这个怀疑跟我的家庭无关。一个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罪恶。在赫鲁晓夫的报告前一年，1955年，肃反。先是把胡风拿来批。批胡风我还是积极分子，写了两篇文章，文学理论的。后来，批胡风后来转为肃反，所有的机关内部都设了变相的关押所。旧社会有历史问题的都叫反革命了。四川省文联都集中拢来十多个，把人家弄来关起。我是积极分子，还主动要跟这些人划清界限，认为这些人党都说要把他们揪出来，把他们叫老虎，一定是他们自身有严重问题——信进去了的。但是后来觉得，咋个这个运动，机关搞肃反越搞就越凶，机关里设立了变相的法庭，把很多人弄去审，哎，我就有所怀疑。
因此在肃反的会上，我和另一个叫丘原的好友，我们都是热爱党的，心里就不安逸，就跟他递了个条子。写起打油诗，填起词，讥讽。李累（文联领导）看见了，走来一把就条子抓过去，李累大怒。条子是将就《红楼梦》中间薛宝钗那个 “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我填的是，“纵然是加薪添钱，到底意难平”。李累拍桌吼问，“啥子意难平？”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如果不写这个，我后来还是要当右派”（2）
多亏这个事情，我就没有进入积极分子行列。本来是积极分子，后来我就被刮出来了，刮出来就只有资格去守老虎——去看守关起的那些人。每天24小时轮流，一个班两个小时，坐到那里守，守完了还要做记录，观察他们的各种动态——这个就比较“低级一些”了。有一次我做记录：“墙外有人投一小石，屋瓦有声。众虎一齐抬头仰面，观望久之。”以戏谑的文字写受屈的同志，心肝之黑，至今犹愧。
就这个时候，心中就有所怀疑。觉得咋能这样子整呢。而且这些人整了，十个月以后，全部都没得事了，又把工资补发，当初把人家弄得那样惨。就觉得简直胡乱整。觉得党的这种做法——那个时候我们不晓得老同志们早在延安就这样做了，我们不晓得，我们还以为是第一次这样，虽然没有整到我，你这样整人总觉得不公道嘛。虽然心中不服，但是形不成理论。
第二年，1956年2月，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传遍全世界，揭露斯大林的罪恶。文汇报连载了安娜·露易斯·斯特朗写的《斯大林时代》第八章《大疯狂》，整党咋个杀人，看了毛骨悚然。有问题！觉得。而且这个问题一定是在理论上面出了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理论就有这个问题，一旦形成专政必然会导致这个。但是，都没有拿去跟我们家庭的各种遭遇联系起来。是出于热爱党，觉得这样弄不好。
然后毛主席提出要百花齐放，要百家争鸣，1956年夏天提出的。我心中很受鼓舞，觉得对了，我们中国一定不会像斯大林那样子搞了，我们毛主席实在了不起。提出这个口号是如何之伟大，觉得对这个党的未来如何之有信心，觉得中国如何有了前途，如何的好呢。
我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觉得要听党的话，党喊我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意见我们要讲。像我这样的人，诗歌艺术修养不高，但是宣传热情是很强烈的，理论热情是很强烈的，就觉得那么我们今后写诗歌，就不能光是歌功颂德了。那时《人民文学》还发表了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使我大受鼓舞。
1956年秋天，*开了八大，已经宣布阶级斗争运动结束，从此之后是建设。我觉得党好英明啊。觉得这下中国终于好了，不再走阶级斗争的路了，无产阶级专政不会弄得像苏联那样黑暗，不再弄得血翻翻的了。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今后面临的是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真才实学顶用了，中国面临的是美好的前景。这个时候，我就考虑写诗是不是也要干预生活。刘宾雁已经有过一些报告文学，提出要干预生活。而苏联作家把干预生活四个字早就提出了，说作家应该有这样的义务。在生活中有不好的东西，作家要表态，要与它斗争。
我就是在这个状况下，在1956年10月，写了个《草木篇》。1956年2月到8月，我是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三期学员。在回成都的火车上，写了《草木篇》。
这一组小诗内，我就考虑到，革命者的人格问题，革命者不能够光是一个螺丝钉，光是听话，革命者只要是正确的东西还要坚持。毛主席就那样说的嘛，你不要怕一切嘛，是真理就要坚持下去嘛。我又看到一些人阿谀逢迎就爬上去了，觉得这个党不应该去溺爱这样的人嘛。小人攀附到党，把这个党像藤缠树一样要把你缠死，你不能容许他们这样嘛。因此在诗中间就牵扯到了这些。
“如果不写这个，我后来还是要当右派”（3）
回头看自己，这样的一些思想，实际上这都不是诗，我的这些思想远离了诗的形象思维，都是一些宣传热情，宣传热情干预了我的诗。就这样写了《草木篇》。
那个时候就想，既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就不必创作了，不当这个专业。我就主动提出，我们来办一个诗刊，而且把名字都取好了，丘原取的，叫“星星”。领导人李累他们也支持。就办起来了。1957年1月1日就出创刊号了，是新中国第一个官办诗刊，北京《诗刊》比这个晚了25天。
《星星》创刊号上面就发了《草木篇》。
■ 因诗贾祸
闹了半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斯大林的报告中国从未公开发表，但我们都知道。1956年10月还发生了匈牙利事件，首都布达佩斯工人农民起来抗议，波兰也发生了工人农民起来抗议。在党内特别是在高干内，把赫鲁晓夫批斯大林的这个报告当作大敌一般的防备，我们年轻人不晓得这个，他们内部就传达了。1956年底，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因此这些领导们特别敏感，到处闻，看底下有没得什么气味，响应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气味。闻到了马上就要报告上去。
我不晓得，这样严重，如果晓得，《草木篇》我就不要发出来。但是不晓得，我仍然欢欣鼓舞，相信双百方针一定会给中国带来新面貌。
后来闻到了，是当时省委那边闻到的。
元旦过了13天以后，川报上就出现了批评。就说这些东西有严重问题。指到《星星》上有一首诗是*（《吻》）。还有一首诗是有思想问题（《草木篇》）。
省委宣传部有领导同志说，你这个《草木篇》就是“野百合花”嘛。（王实味就是在延安为这个事情被杀了的。）
然后，《草木篇》的事情汇报上去，毛主席就知道了。本省几十篇文章，到外省，到北京上海都在批。但是，那是1957年春天，你批得那么早，毛泽东都还没有开始反右，毛泽东就不以为然。
毛主席在2月份跟3月就两次讲话。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还有一次是讲人民内部矛盾。两次讲话都提到，一个提到王蒙，一个提到《草木篇》。毛泽东讲的是，王蒙是思想问题，王蒙的小说叫《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是小资产阶级思想，《草木篇》是“政治思想问题”。中间用了什么样的句子呢？“我们在*革命的运动中，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那些有杀父之仇，杀母之仇，杀兄之仇，杀弟之仇，杀子之仇的人，时候一到就会来一个草木篇。”——如何的严重！我的家底毛主席都知道了。
但是，毛主席又说了，你们现在这种批判，太粗暴了，你们没有好生给人家讲理。你们这种简单粗暴的批判方式是要不得的。然后，毛主席说，我们今后是要团结五百万知识分子——括弧，包括那个写《草木篇》的人。最后说，我们要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把广大知识分子，包括那个写《草木篇》的，都要团结起来。
他这样一讲，所有批《草木篇》的突然就停了下来。1957年3月的时候，毛泽东这个讲话，通过各级机关传达下来，传达下来，而且传达很详细，是用讲话稿子念的，要念整整半天。
现在还没有开始反右。
不但没有反右，连“阳谋”，喊大家出来大鸣大放都还没有开始。后来好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