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到最好，就要精打细算。
杨澜在美国编辑片子的时候，第一天编了10个小时，节目完成了约15分钟，机房费却花了2000美元。杨澜一算，吓了一跳，这样下去，一定会严重超出预算的。于是赶紧请教有关人士，才知道美国的工作方法是把所有的素材带都翻到家庭录像带上，由编导带回家反复研究之后，在纸上写出编辑顺序，其中所标的时码要精确到秒，随后拿着这份书面编辑稿进机房，以节省机房用时。知道了这点以后，杨澜做起片子来就快了很多。
虽然杨澜知道了应该这样或者那样的来节约资金，但这毕竟是杨澜的第一次，有不少问题在事先还是没有考虑周全，最大的问题就出在两地制作上。
在分工上，杨澜负责前期串联词的拍摄、粗编，后期的制作由滕导在上海负责合成。由于中、美两国采用不同的电视制式（中国为PAL制，美国为NTSC制），所有在美国拍摄的素材一经转制，色彩、清晰度都会受到不少影响（虽然杨澜选用了国际上最先进的数字式转制机，但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另外，录像带即便是完全依靠国际特快专递来运送，一去一回总要两三周的时间。这样一来，后期编辑时间就显得十分紧张，特别是全国50多家省市电视台也在播《杨澜视线》，为保证播出，还要把国内邮寄录像带的时间考虑在内。结果，杨澜失去了录旁白的可能，亏得滕导经验丰富，才勉强用各种特技和字幕把各段串联词和电影素材编在一起。但这毕竟是亡羊补牢，从专业角度来看，节目的完整性与深度都受到很大影响。这点在杨澜以后的节目制作里，都被提前考虑了进去，对于杨澜的电视生涯来说，可以用“吃一堑，长一智”来概括了。
在交过了这样的“学费”以后，《杨澜视线》第二阶段的拍摄和制作就变得顺利起来。1996年5月底，滕导率东方电视台摄制组赴美，直接用PAL制录像，省去转制的图像损耗；那时候杨澜已经毕业走出了校门，可以全副精力地投入工作；滕导亲自担任摄像（他本人是摄像师出身），对镜头的捕捉和把握更到位，而后期编辑薄古参加了前期拍摄的全过程，对素材的内容及顺序更加心中有数。
而对于杨澜来说，第二阶段的工作更有挑战性。这时的节目内容由影视评论转向社会现实题材，如治安、戒毒、减肥等等，这就要求杨澜更多的是以记者的身份出现。查阅资料、拟定节目的结构、直接用英语采访、并亲自撰稿，工作量比前一阶段增加了好几倍。不过，两年多来杨澜在纽约学的就是这些，现在有了用武之地，让杨澜感觉心里很痛快。她在电视制作里体会到了乐趣。
随后《纽约时报》和《新闻周刊》分别刊登了对杨澜的采访。由于这两份报纸和杂志在美国颇具权威性和影响力，所以《杨澜视线》在以后的拍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特权”。比如，闻名于世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历来只允许美国电视台进入，而且只许拍新闻，不许逗留。而经过事先协商，他们破例允许给《杨澜视线》剧组两个小时的拍摄时间。
第一次做制片人（2）
这两个小时，对于节目的制作来说，却是只少不多的两个小时，所以时间仍显紧迫——仅仅是在博物馆楼上楼下走上一圈，两个小时也不够啊。于是剧组决定事先作为一般参观者，先进去“踩点”。这一“踩点”就是一天。酷爱艺术的滕导和灯光师朱文琪在一幅幅世界名画前流连忘返，大呼进行了一次艺术上的“暴饮暴食”。这样“饱餐”一顿后，大家再坐下来细细“消化”，结果一致认为：两个小时的时间太紧张，只有舍“面”保“点”，重点放在大都会博物馆收藏最丰富的欧洲绘画馆及埃及馆，并确定了主要作品及艺术家。当夜，杨澜翻出所有手头的中英文资料，写下了近20段串联词。
第二天的拍摄简直就是拼抢。不等陪同剧组的馆内公关部小姐多说什么，大家就一马当先，按预定计划开始录像。从文艺复兴到巴洛克时代，从伦勃朗到米勒、梵高，每个镜头都非常明确，介绍的内容也相当准确，使馆内特别派来的中文解说员大感无用武之地，连说：“你们都知道了？我没有什么可补充的。”全组人马的高效配合也使公关经理大为感叹：“你们的每个镜头基本上拍第一遍就成功。我曾接待过美国国内的电视摄制组，他们的名牌主持人每段串联词都要录10遍左右才能说对，我在一旁都能把他们的词背下来了。”
但即使如此，两个小时也是转眼就用完了。埃及馆还没有拍呢。这时，大家只有露出最灿烂、最真诚的微笑，恳求公关经理让剧组再多拍一会儿。也许是见大家态度恳切，也许是欣赏剧组成员的工作作风，经理小姐犹豫了一下，同意了：“再给你们半个小时吧。”而且她还主动打开了当天关闭的“狮身人面像展室”，让大家在里面安安静静地拍了个够。
后来，杨澜又领剧组去了亚洲馆，博物馆的露天展台，就这样半个小时，又半个小时……
这一番紧张激烈带来的是工作的快感和全组人由衷的相互敬佩。电视是项集体创作，越是成熟的电视制作，分工就越细。现在有些人一提起“主持人要采、编、播合一”就以为是主持人一个人什么都说了算，什么都干，其实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杨澜认为：“主持人只要在节目内容上积极参与，对其他工种粗通一下就可以了，完全没有必要要求每个主持人都做“万能胶”。即使是在西方以主持人为主导的制作集体里，他的任务也只是调动各方能人的积极性，把握总的节目水准和艺术风格，而不是面面俱到，事必躬亲。”
在短短的25天时间里，杨澜和大家一起拍摄了20集节目的内容。摄制组的未文琪、薄古、吴彬都在时差还没有倒过来的情况下，就开始了无休止的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白天扛着器材抢时间，晚上还要把当天几个小时的素材带检查一遍，并做场记。在这近一个月的拍摄中，没出过任何技术上的差错。拍摄的顺利进行也离不开前期周密的联系工作，
杨澜带剧组采访了美国最大的戒毒所之一——凤凰屋戒毒所，那里有规定，每个被摄入镜头的戒毒者都需要在事先签署一份同意上电视的声明，一个戒毒所几百号人，每人签一张，的确也够管理人员麻烦的，所以有关方面迟迟没有明确回复具体的采访日期，而吴征就有本事不厌其烦地打电话，发传真去联系，终于使这次采访获得成功。
杨澜说：“如果没有全组人员的齐心协力，光凭我一个人，那一定是什么也做不成。这不是什么表面上的谦虚话，而是我内心真实的感受。”
《杨澜视线》是杨澜作为一个主持人转型的第一步，也是杨澜在策划和制作上完整介入节目的开始。观众有褒有贬，杨澜有得有失，这一切在这个过渡时期出现是完全正常的。人们还在评论是因为他们还在关心，搞电视的人最大悲哀恐怕就是没人评论、没人关心。杨澜说：“为此，我感谢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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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去感悟灵魂的静默（1）
人是不可能安静下来的，大脑的运转让睡眠里的梦活跃着好奇和欣喜，呼吸的自由让我们渴望在天空里翱翔，还有心脏的脉搏，我们不可能真正的静止，于是，我们就很难做到一种静默，于是我们就无法听到灵魂的歌唱。
总有一些方式会让我们做到安静吧。当心灵与心灵渴望沟通，当眼睛看见了眼睛深处的憧憬，当灵魂开始关注灵魂的舞蹈，我们可以知道，人性的善良其实就是一个人内心最美丽的缩影。
穿越了东、西两个半球的时空，跨越了古老与现代文化的沟壑，在东、西方文明里寻找的杨澜，会用什么方式来解读人生？杨澜会用什么样的姿势来聆听？
杨澜有次去采访纽约市外斯坦顿岛上的“安乐家”老人院。这是一家公益性质的养老院，在这里居住着很多老人，60％的是华裔老年人，杨澜在这里看到了生命垂暮之时的种种迹象，让杨澜感悟到生命的意义。
在约定的时间里，杨澜走进了养老院，那时候是当地时间上午10点。早上的太阳很明亮，透过宽大的玻璃窗照射进一楼的大厅里，这是养老院里的老人们活动的主要场所。可能是因为缺少了年轻人的朝气蓬勃？这里虽然有太阳，但杨澜还是感觉到一种阴冷在阳光的背后散发着逼人的寒气。好像这里的阳光被人间的冷漠悄然冻结了。
对于这座养老院，杨澜印象十分深刻，在这里杨澜认识到了人间冷暖、悲欢离合，对于亲情、友情、爱情杨澜都体会到了一种深入骨髓的痛感。杨澜说：“这里虽然是一座公益性质的养老院，但也不是说任何一个老年人都有资格到这里来度过余生，特别是那些非美国土生土长的居民。”
院长介绍说：“这里针对的都是有美国国籍的老人，最少也要在三年前获得绿卡，这是首要的入院标准。其次是个人存款在一千美金以下，这样才能进入养老院生活，当然在这里他们的吃住都由美国政府负担，每人每月还可以领取一百多美元的零花钱。”
听着院长的解说，杨澜慢慢地走过一个又一个沙发，看着生命悄然而逝的生命。虽然从生活上看这些老人不用发愁了，但他们心灵上的孤独还是让杨澜感觉到一种善良救助在无能为力之下的痛苦与苍白。这个世界需要关怀，这个世界需要善良，这个世界需要安慰，这个世界需要亲情。
一排排的沙发放在阳光可以照射到的地方，沙发上聚集着三三两两的老人，这些老人之间可能是太缺少交流或者是其他什么，没有人互相说话，大家都在晒着自己的太阳，好像不管跟谁聊天都会让自己阳光暗淡下去一样。有的老人嘴里念念有词，不知道是在倾诉心灵的寂寞，还是渴望着思绪回归。有的老人坐在那里呆呆地出神，任由阳光悄悄地从身上流走也不知道动一下身子，好像这一生的追逐太累了，累到此时最需要阳光的时候，都不愿意挪动一下身体。
这些老人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互不搭理，对杨澜一行人等的进入视而不见，好像这个世界只剩下了他们自己一样。在这个世界让他们遗忘之前，他们已经提前遗忘了这个世界。面对着摄像机的拍摄，他们没有人去动一下身子，或者是抬一下眼睛，好像风吹过没有一点痕迹一样。
杨澜感觉到一种压抑。
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对杨澜人解释说：“这些老人大多患有老年痴呆或轻度精神疾病，但尚未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如果没有医护人员提醒，他们可以在这里坐上一整天。”
在大厅的另一边，有几张大桌子，围坐着一些老人，正用毛线、彩布一类的材料做着手工艺品，如提袋什么的。他们偶尔彼此交谈几句，但声音很轻。杨澜感觉到，这里虽然只有几句交流，但就因为交流，生命的热情在悄悄的扩散，但终因生命中的激情太少，这种热情刚一出现就消失的没有痕迹了。杨澜觉得这里也许能找到突破，就走过去。
杨澜看到其中一位70岁左右的妇人，手工做得很巧，杨澜便上前跟她聊起来。杨澜通过了解知道这个老妇人姓蔡，来自上海虹口区，丈夫死后就来到美国，起初与儿子、儿媳、孙子同住，那时候老人还是能感觉到幸福，但时间长了，老人就感觉到不舒服了，老人不明白怎么到了美国的儿子竟然会让自己感觉到陌生呢？没有文化的老妇人想不通，儿子再怎么着也是自己身上掉下的一块肉啊，怎么就会越过越觉得儿子离自己远了。
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别说是没有文化的老人，就是杨澜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到了美国亲情就变的不堪一击了。难道真的是因为文明的进步吗，难道文明的进步竟然要以牺牲赡养父母的亲情作为代价吗？杨澜一时无话了。
老人继续着：“现在我住在养老院里，儿子有时一个月也不打一个照面。”
哀莫大于心死。杨澜不知道老人此时的心还能不能感受到人间的温暖。杨澜没有办法来安慰老人的忧伤，其实杨澜看到在老人平静的诉说里，已经没有了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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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去感悟灵魂的静默（2）
杨澜随口问：“你想他们吗？”老人沉默了半天，好像在思考，过了一会儿，头也不抬地说：“不想，想他们做什么？”
杨澜突然有种想流泪的冲动，她可能没有想到亲情应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不再有牵挂，而被冷漠替代。
杨澜的心情永远都随着不同的场景做着变化，有些变化连杨澜自己都不会预料到。
有一次，杨澜在纽约中央公园里见到一个流浪汉，这个流浪汉很年轻，但从衣服上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没有固定住所或者说还算有固定住所的流浪汉。说他没有固定住所是因为他就住在公园的长条椅子上，说有固定住所，公园的长条椅子就是他的住所。让杨澜对他感兴趣的是这个流浪汉的快乐。
杨澜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用面包喂公园里的鸽子。这些象征和平的鸽子围绕在流浪汉的身边，或洁白或灰色的羽毛与流浪汉的穷困潦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杨澜看着这个流浪汉很认真地把面包撕下一块来，先用一只手拿好了，再用另一只手的两根手指撕下来一点点，扔在自己面前，就有鸽子扑闪着翅膀飞跑过来啄了去，流浪汉的脸上是一种幸福的笑容，让杨澜看着感觉到生命里的那份从容。
杨澜跟流浪汉聊了半天，流浪汉说：“我不用上班，我不用看别人的脸色，我可以支配我所有的时间，所以我很快乐。我可以用面包来喂养鸽子，我能帮助人类的朋友，我想我很幸福。”
流浪汉的眼睛里是杨澜能够读懂的内容，一种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都存在着的自由。只是在成长的过程里，我们逐渐丢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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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海临风》的境界
文字的神圣在国人眼里因为历史的遗留因素，成为一种常人不能问津的圣地。如果有人不小心碰上了就会被扣上“帽子”，或者是被打击。而杨澜就不小心碰到了这块圣地，于是，就有人风言风语了，于是，就有人看不下去了。
文为心声。古人早就这样说了。既然古人都这样说了，那么杨澜写杨澜的，你就看你自己的，有什么不好呢？这才是君子行径吧。
其实，杨澜早在刚进中央电视台的时候就写过一个电视短片的撰稿文字。那是《我们亚洲》里的一个内容，时间是15分钟的纪录短片，当时是在每天的《新闻联播》后播出一集。杨澜写的是第一集《亚洲概述》的解说词。杨澜写的第一句话是：“苍茫乾坤，日起东方。”当时，这部系列片的解说是赵忠祥。他在读了稿子以后，很高兴的对杨澜说：“写得不错，孺子可教也。”
这样的“孺子”在1997年1月，出版了《凭海临风》的散文集。当时的销量超过了50万册。杨澜在拿到第一笔稿酬收入的时候，就把稿费全额捐献给了希望工程，并因此被选为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常务理事。
《凭海临风》的销量是喜人的，毕竟一举突破50万册是个不小的数字。但在成功的辉煌背后，却出现了一点阴影，因为销量的巨大并不能证明书的成功。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好像那句笑话，流行的并不都是好的，比如“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