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怎么了？杨澜到底要做什么？
杨澜什么也没有做，杨澜说：“离开凤凰的原因只有一个，在事业与家庭的选择中，我选择家庭。”
如果没有《正大综艺》红火之时的出走，如果没有纽约留学后的归来，我想一定会有人说：“你疯了？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但杨澜已经这样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地做了两次选择了，所以，这次人们虽然有疑问，但没有人这样来劝说杨澜。
因为人们知道，杨澜这样做一定有自己的道理。
有些人你一眼就能看出来她要做什么，有些人你却不知道她下一步要做什么。杨澜无疑就是后者。你永远猜不透杨澜想做什么。就像春天里的风一样，当你没有接触到风的时候，你不知道，这次的风到底带来的是春寒的严峻还是复苏万物的温情。
离开凤凰卫视中文台，杨澜下一步将何去何从！
阳光下的激情与温柔
阳光给人的感觉永远都是炽热与激情，阳光给人的梦想永远都是未来和希望。只是阳光一样在激情的背后充满着温柔与谦和，比如早晨的阳光、雨后的阳光。不同阶段的阳光构成了阳光下的激情与温柔。
也许这就是杨澜塑造阳光卫视的初衷？
1999年10月，杨澜做完最后一期节目，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她走出制作室的门，看着天上的太阳，好像太阳在落山的那一刹那会给杨澜一个暗示或者忠告，让杨澜在人生的选择中重新做一次选择。但太阳还是慢慢地沉到了地平线下面，其实是藏进了高楼大厦的背后去了，给月亮和星星留下了舞台，这个天地本来就是这样轮回的。好像太阳在落下之前跳了一下，像是要挣扎着不愿意离开，但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拽了太阳一下一样，太阳突然就消失了。
杨澜伸个腰，然后又转身看看身后熟悉的机房。红色的数字已经在BT带的停止上烙下了印记，好像在倾诉着杨澜这两年里对它们的眷顾。这里的一桌、一椅、一花、一草，杨澜都十分的熟悉，而今就要离开，杨澜感到一种轻松和惬意。虽然心里有一种留恋的忧伤，眼睛里却有一种精神释放后的快意，就像当年离开中央电视台一样。
不同的是，上次的离开是为了学习，这次的离开却是因为亲情的呼唤。在北京、上海、香港三地之间的游击战争，让杨澜觉得疲惫不堪。杨澜承认自己是一个女人，然后才是一个电视人。当亲情在繁忙的工作里占据主导地位时，杨澜知道，自己应该回归家庭。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妻子，杨澜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也许还有另外一种激情的放纵在潜意识里的张扬导致了这样一种舍弃？也许是杨澜骨子里的那种不安分借用了亲情的借口？
当一个天地宽阔的程度不再适合一个心灵的翱翔，当一个过程熟悉到再也不能激发你的创作热情与求知欲望，谁会选择在这样的框架模式里继续维持纯生理意义上的徘徊和停滞？至少杨澜不会。
因为杨澜就是杨澜。有些人骨子里总有一种不安分，那是心灵渴望更大的舞台所必须具备的动力。谁能说杨澜这样做是错误的呢？
谁的心里会没有梦呢？杨澜的梦不过做的更大一点罢了，所以，凤凰卫视还是不能留住杨澜，离开是早晚的事情。
从凤凰卫视退出之后，杨澜沉寂于媒体的视线之外，这段时间对于杨澜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多年的电视生活没有让杨澜感到疲惫，却感到了时间总是不能任由自己支配的尴尬。这次的离开既不是因为学业上的抉择，也不是因为其他地方的盛情邀请，杨澜当然就可以在家里多休息一下，陪陪孩子。
亲情永远都会让杨澜保持创作的冲动。
事实告诉我们，杨澜并没有休息。有些人注定是要在路上的。既然上路了就再也找不到可以随便停下来的理由。不是不想停下来，是走上了人生的高速路之后，你就会发现，人生路上再也没有给你停止的驿站让你在落脚的轻松里修养补给。此时，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快速的奔跑中不断地补充丰富自己。
2000年3月，杨澜在所有媒体没有意料到的时候，突然发布了收购良记集团并更名为立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控股有限公司的消息。在新闻发布会上，她胸有成竹地提出了打造阳光文化传媒的计划，对于电视市场的未来前景做了精心的描述。
我们无法来预测，杨澜到底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还是一个追逐电视之梦永远不知道疲倦和满足的蝴蝶。在与风的对话中，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却发现永远都不能实现自己关于电视梦想的时候，于是，轮回就成了杨澜在电视里的一种轨迹，总是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永远都是那么的不知道疲倦。
也许因为杨澜是主持人出身吧，杨澜选择了站在阳光卫视的前面。这与大多数商人的低调不同。在报刊网站上，经常可以看到关于杨澜的报道，杨澜谈家庭，杨澜谈女人，杨澜谈时尚，杨澜谈电视……杨澜还与陈冲、瞿颖、张天爱等人一起，被选为亚洲70位美女之一。
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也许只有这两句诗才能配得上阳光卫视前面的杨澜吧。作为阳光卫视的前沿领军人物，杨澜可以说是领电视风骚于一身。角色的转变在心路历程上做了一个精彩的标记。杨澜不再是一个主持人，杨澜也不再是一个制片人加主持人。杨澜已经成功地转型，成为一个以电视为生，以电视说话，以电视做事的女人。
这一切都只是因为杨澜选择了电视，而电视也选择了杨澜。
第一节 美丽的丑小鸭
安徒生在他的童话里就描写了这样一个生命。一只丑小鸭从小被兄弟姐妹嘲笑生得丑陋，就连鸭爸爸和鸭妈妈也感到难为情。终于，丑小鸭长大了，大家这时候才突然发现，原来丑小鸭一点也不丑，还十分美丽。因为，所谓的丑小鸭其实是一只美丽的天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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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出幽谷雅室生香
一声啼哭划破了黎明前的黑暗。一个小生命的诞生给产房带来了欣喜。也给一个家庭带了希望和憧憬。让苦涩的岁月有了一抹亮色。
助产士拎着孩子的双脚，在头朝下的孩子屁股上拍了一巴掌，这个小生命就开始了自己人生过程中的第一声宣言。
每个人都经历过这样的程序，这是我们出生的第一课。
当助产士用包袱把杨澜包好，用印泥印下杨澜最初的人生足迹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这个最初的小脚印开始走的路竟然是平坦的、快乐的。
杨澜被护士送到病房的时候，已经在棉花的馨香里进入了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梦里去了，所以，杨澜无法看到，当外婆从护士手里接过来杨澜的时候，眼睛里流露出来的那种疼爱，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喜悦。
爸爸那时候还远在阿尔巴尼亚，杨澜出生的时候，身边就只有外婆和妈妈。像那个时候许多出生的孩子一样，第一个抱杨澜的亲人就是外婆。
在外婆还没有享受完全部的快乐的同时，就问杨澜的妈妈，孩子应该起个什么样的名字。
外婆说：“给囡囡起个名字吧。”
在欣慰里感到疲惫的母亲说：“就叫她杨澜吧。希望这个孩子能有海一样开阔的胸襟，自强、自立。”
这好像是一种象征或暗示。当杨澜妈妈要到干校学习的时候，又是外婆用双手把杨澜抱起来，抱到了上海，并拉扯长大。
今天看来，1968年，是一个动荡的年代。那时候的运动刚开始两年，正是动荡不安人人自危的时候。每一个家庭里的又红又专的父母在时代的大背景里，都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去。杨澜的父母也不会例外。杨澜的出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欢乐，就像那个时代所有养儿育女的父母一样，孩子的降生让沉重的心情有了一点轻松。
杨澜也许并不知道，这个家庭会给自己的以后画上什么样的色彩，但初为人母的妈妈却知道，这个孩子的来临让这个家变得完整，让自己变得完整。
小杨澜是幸运的，因为杨澜出生在北京的一个高知家庭，这样的家庭背景注定了杨澜以后所能达到的高度，文化决定着一切。当然只有这样的家庭背景和知识遗传显然是不够的。所以，杨澜在走出学校大门之后的每一步都走得很认真、很努力、很敬业。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杨澜出生以后以及在以后的成长岁月里所具备的个性都与这个家庭的环境有深远的关系。
父母的亲情，家庭的和睦，都在杨澜成长的过程里影响着她，但这些影响都是在杨澜回到北京后，离京的杨澜那时候还对北京没有一点记忆。
邻家有女初长成（1）
上海的雍容华贵和北京的清秀典雅最后促成了杨澜的与众不同。也许是生在北京长在上海，最后又回归北京的特殊经历才有了后来我们看到的杨澜。在杨澜的眼睛里，上海是这样的：“上海的气质可能是市民气和国际化情节的一种混合”。
杨澜眼里的北京呢？杨澜说：“北京是在任何一件事情上好像如果不表现出文化的深度就感觉不太对劲”。这样两种不同的文化滋润出的杨澜就有了北京的文化气质和上海的国际化倾向，###最有魅力的城市在杨澜身上以文化的侧重点不同，表现方式也不同的双重模式，给了杨澜一个定位。
杨澜出生以后，因为母亲要到干校学习劳动，爸爸也在阿尔巴尼亚做外援专家，所以，杨澜就被外婆接到了上海。
当时杨澜妈妈跟杨澜的外婆说：“妈，我要到干校学习，以后就不能经常的回来看您了。”
“你要去干校？那小澜澜怎么办呢？”外婆不放心的追问了一句。
杨澜妈妈叹了一口气，“还能怎么办？她爸爸又不在，我带着呗。”一句话让外婆心疼了，一连声地说：“那不行，你一个人带着孩子怎么行呢，你把澜澜给我，让我带回上海去，等你回来了，再接走。”
杨澜妈妈着急地接过话来：“那怎么行，妈，您年纪也大了，把我们拉扯大就不容易了，再让您带澜澜，我……”
“好了好了，就这么定了，我来带，你一个人带我还不放心呢！”外婆接过小杨澜轻轻地抱着，用手拍着，嘴里还哼着小曲。就这样，杨澜跟外婆到了上海。
外婆做了一辈子家庭主妇，生育抚养了五个孩子。外婆的经验在邻里中被广为称道。杨澜妈妈虽然舍不得杨澜，但也没有办法，干校毕竟不适合带孩子，另外外婆来抚养外孙女也是当时经常可以见到的事情。于是还在襁褓中的杨澜，就这样含着奶瓶，躺在东摇西晃的火车里，摇啊摇，摇到了外婆桥。
可能是因为到上海的时候还不懂事吧，所以小杨澜从记事的时候起，就是外婆的唠叨和疼爱，还有外婆家里杨澜的舅舅们都对杨澜疼爱有加，让杨澜觉得特别的幸福。
外婆住在上海城隍庙附近的侯家路，那是一条窄窄的小巷，住在里面的人，每天都早早地起来，说着一种杨澜很难听懂的方言。杨澜就这样慢慢地长大了。
侯家路很多年以前已经拆迁了；那时候是条很窄的弄堂；只有百米长；五六米宽。街两边是一色旧式木结构的两层楼房。
因为街道很窄，所以人们晾晒衣被时就把长竹竿架到对街伸出的窗台上；这在当年的上海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每年梅雨季节过去以后，这样的长竹竿就有了另外的用处，家家户户都开柜翻箱，整条街的半空中，全都是招摇的被单，飘扬的衣裙，好像联合国开会时挂起的万国旗。在这样一种驱除潮湿的风景里；上海长大的孩子都会有深刻的印象。
那时候的夏天还没有空调，空调是奢侈品；所以每个夜晚没有空调的木板房里都热不可挡。所有的人们都被炎热赶到了大街上，于是；一排排竹椅被搬到了街上，从一扇扇门里走出了短衣短裤打扮的人们。晚上的乘凉活动开始上演；一条侯家路被填了个满满当当。
后院的老伯摇着蒲扇，拿着茶缸；给聚在身边的孩子讲鬼故事；稍微大了一点的杨澜也是中间的一个；于是；每个晚上杨澜听完鬼故事后都觉得背后有动静。居委会的老太太们挨家挨户地送着驱蚊药，杨澜总是很懂事地在拿到药以后说：“谢谢！”。还有那些男人们在狭窄的弄堂里凑上几桌棋牌，谁输了就在耳垂上夹上个晾衣服的木夹子，有一个胖公公让杨澜觉得最可怜，数他输得最多，每天晚上都要输的把两只耳朵夹满木夹子，脸也涨得和耳朵一样紫红紫红的。可是每天傍晚杨澜仍见他赤膊坐在那里，心无旁骛地琢磨着手中的纸牌，这让杨澜觉得这个公公真是执著倔强。
因为特殊的年代，很多家庭都是聚少离多，杨澜的家庭也一样。出生后杨澜就没有见过爸爸，妈妈又去了干校，杨澜则到了上海，就这样，一家三口，三个城市，有一个还在国外。直到杨澜4岁时，杨澜的爸爸才有机会回国，见到了让他日思夜想的女儿。
这4年，杨澜就跟外婆生活在上海，住在“侯家路112 号”。为了防止小杨澜意外走失，大人就在小杨澜的衣服上用别针别上一个小手绢，上面写了杨澜的名字和“侯家路112 号”的字样。这就是杨澜最早的名片了吧，在大家都不知道名片是什么东西的那个时候，杨澜就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名片。
在大部分中国人的印象里，关于上海的记忆，还都是电影里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印象。好像在国人的心里注定上海是个混乱的代名词，各种文化在这里交融，繁衍出了上海的特色。弄堂里的各色人等，因为左邻右舍的鸡毛蒜皮家长里短之类的事情，把上海文化发挥到了极致。杨澜在这里开始了人生旅途中的重要一步。
在外婆身边，杨澜一天天地长大。她爱外婆，也喜欢那条窄窄的小巷，可是，她很想妈妈，常常感到孤独。对于外婆来说，杨澜是外孙女，自然疼爱有加，但对于缺少父母疼爱的孩子来说，早熟是必然的，于是杨澜就在外婆家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生活。
邻家有女初长成（2）
那时候的小杨澜每天没有事情都在弄堂里做游戏，很多邻居都喜欢这个聪明漂亮的小丫头，也喜欢逗逗她。有次有个阿姨问：“澜澜？侬家住哪里啊？”
杨澜天真地说：“我家在北京！”
“阿唷！北京？那侬的手帕上怎么写着上海侯家路112号呢？”
杨澜很认真地说：“是我外婆家啊，我在外婆家住呢！”
阿姨继续着玩笑，“在外婆家住啊，那你带粮食了没有啊？”
“没有啊！干吗要带粮食啊？”杨澜疑惑不解地问，眼睛里都是疑问。
“阿唷，侬总要吃饭啊，吃饭不带粮食怎么吃饭呢？”阿姨的眼睛里满是戏谑的笑意，可是小杨澜看不明白，就很认真地说：“那我也拿不动啊！”
“噢，侬拿不动啊，可以叫妈妈拿啊！”
杨澜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不知所措地看着那开自己玩笑的阿姨，说：“我妈妈不在家啊。”阿姨穷追不舍地说：“以后要补的啊，以后澜澜大了给外婆补回来好吧。”
杨澜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就左看右看，看到了外婆，哇的一声哭起来了。外婆就知道杨澜又被邻居阿姨开玩笑了，一边哄着杨澜，一边跟街坊打招呼。
这样的事情有很多，都已经在杨澜的记忆里消失，只有童年的温馨还留在记忆里，让杨澜时常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