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没有口福了。”
玉麟说：“东坡是天才，诗文字画，自是当时之冠。不过天才也有小失，他的那篇《石钟山记》，说石钟山是因水击石窍，涵澹澎湃，类似钟声，其实不然。”
“足下何以知其不然？”
“我幼读东坡此文，便觉可疑。水击石窍，岂独彭蠡之石钟山？吾家乡多见之。那年我路过湖口，特地去看了一下，才解开这个疑点。原来此山之名，井非拟声而得，实乃以形而得。那座山，远远地看去，恰如一座石刻的大钟。”
“雪琴，你可以写一篇辨石钟山的文章，跟东坡唱一唱对台戏。”曾国藩笑道。
“平定发逆后，我是要把这件事记下来，那时再求涤丈给我修改。”二人都一齐笑起来。正说得高兴，前面走来一人，对着曾国藩深深一鞠躬，说：“侍郎大人别来无恙。”
曾国藩被弄得莫名其妙，那人抬起头来，荆七惊奇地叫道：“你不就是杨相公吗？怎么到这里来了？”
曾国藩也感到奇怪，说：“真的是杨国栋！你这几年可好？”
杨国栋答：“说来话长，寒舍离此不远。今日天赐能与侍郎大人在此幸会，真令国栋做梦都没有想到。就请侍郎大人和这位大人——”
“这位是彭统领彭玉麟。”曾国藩介绍。
“啊，久仰久仰！就请侍郎大人和彭统领及七哥一起到舍下一叙。”
荆七说：“杨相公，你那年不辞而别，后来又伪造大人家的古玩去卖，害得大人白白丢了八百两银子。”
杨国栋大惊：“有这样的事？如此，则罪孽深重，容国栋今夜慢慢向大人说清。”
杨国栋是什么人，王荆七为何说他害得曾国藩白白丢了八百两银子？事情发生在五年前。
一天上午，曾国藩正在求缺斋用功，王荆七领来一个衣着寒伧的穷书生，说：“大人，这位杨国栋先生一定要拜见您，我说了好多话都不能拦住。”
曾国藩放下手中的《韩文公集》，用他目光深邃的三角眼将来人打量一下，只见此人三十余岁，长条脸，两眼乌亮有神，从脸色和衣衫来看，是个处于困厄中的潦倒者。曾国藩对来访的读书人，一律予以谦恭热情的接待，不管是富有的，还是贫寒的。读书人只要有真才实学，还怕没有出头之日？今日鱼虾，明日蛟龙，是常见的事。何况眼前这位杨国栋那双黑亮的眼睛，分明表示他是个聪明灵秀的人。曾国藩一点不摆侍郎的架子，站起身来，客气地招呼杨国栋坐下，并要荆七泡一碗好茶来。曾国藩微笑问：“足下是哪里人？找鄙人有何事？”
杨国栋说：“晚生乃湖南桃源人。”
“足下是桃源人，为何无一点桃源口音？”曾国藩感到奇怪。
“大人，晚生生在桃源，七岁时跟随父母到了浙江金华，一直到二十岁上下才出来游学求师，故现在没有一点桃源口音了。”杨国栋在曾国藩的面前，神态自若，全无一点寻常士子忸怩胆怯的模样，使曾国藩对他颇有好感。
“足下是到京师来游学的吗？”
“晚生此番到京师，是特来谒见大人的。闻得大人乃当今理学名臣，天下士人都愿一识荆州。国栋此来，不求富贵，只求大人收留我做个学生，早晚得听大人咳唾。”
曾国藩摸着胡须，微微一笑：“足下读先贤之书，想来一定有高见。”
“晚生读圣贤书，谈不上高见，却也有点心得。”杨国栋并不谦让，放胆而谈，“某以为程朱之学，以‘不欺’二字可以尽之。不欺人，尤贵不欺己。今人不欺人者，千不得一，不欺己者，万不得一。某知之二十年，试行二十年，而终不能做到，故千里来京，求教于大人。”
曾国藩听了很高兴，说：“足下功夫犹未到家，知而不行，非真知也；若一旦真知，自然能行。朱子讲先知后行，阳明讲知行合一，二位先贤讲的都有道理。朱子说：‘义理不明，如何践履？’又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阳明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又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先贤这些至理名言都说得深刻，足下好好领会，身体力行，必然大有长进。”
杨国栋闻之大为折服，伏拜于地，说：“大人指教之言，真药石也。”
曾国藩扶起杨国栋，二人纵谈朱陆异同及阳明学派之利与害，大为畅快。曾国藩破例收下杨国栋，并在朋友之间称赞杨国栋学问根基深厚，悟性甚好。遇到曾国藩称赞时，杨国栋也并不怎么感谢。别人问他，他说自己是来求学的，并不是来求名的。有人前来拜访，杨国栋总拒而不见，国藩渐渐地对杨国栋敬重起来。
杨国栋在曾府住了三个月。一日，忽然不辞而别。四处找寻，都不见他的踪迹。曾国藩很觉奇怪。一连几天寻不到，也就算了。后来，杨国栋这个人也被曾府逐渐淡忘。
这一天，曾国藩与朋友游琉璃厂，在一个古玩摊上见到几轴字画。曾国藩拿起一看，大吃一惊，原来都是自己平日收藏的旧物。正在疑惑不解时，又瞥见一个荷叶砚台。国藩拿起荷叶砚台，心中暗暗叫苦。这个砚台，不琢不雕，其形天然作一片荷叶状，砚面青翠发亮。更稀奇的是，砚面能随四时天气变化而变化，晴则燥，雨则润，夏则荣，冬则枯，就像一片真荷叶。天下雨时，砚上自有水滴如泪珠，用来磨墨，无须另外加水，写出来的字，格外光亮。此砚本是汤鹏家的祖传之宝。汤鹏与曾国藩原是很要好的朋友。汤鹏自负才高，目中无人。一次与曾国藩为一小事争论起来，竟勃然大怒，骂曾国藩不学无术。曾国藩恼火，与他绝了往来。后来，倭仁知道此事，指责曾国藩不对，说一个研习程朱之学的人，不能有这样大的火气。曾国藩心悦诚服地接受。第二天便主动登门向汤鹏道歉，又设宴邀请汤鹏来家叙谈。汤鹏大为感动，二人和好如初。汤鹏病危时，向曾国藩托付后事，并将这个祖传古砚送给他。曾国藩十分喜爱这个砚台，通常不用，珍藏于箱底。“这砚台和字画怎么会到这里来呢？”曾国藩心中甚是诧异。问摊主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摊主说是从一个名叫杨国栋的那儿买来的。曾国藩骇然，忙问杨现住何处，答住在西河沿连升店。曾国藩立即命家人到连升店找杨国栋。店主说杨早已离开，不知去向。曾国藩无奈，只得将家中所有现银拿出，凑足八百两，将砚台和字画赎回来。为此事，曾国藩足足有半个月心里不快，自己埋怨道：真是瞎了眼，将一个窃贼留在家里，不但看不出，还视之为奇才而加以敬重。为顾全面子，他命令家中人谁都不要向外人谈起此事。
偶尔一天下雨了，曾国藩命荆七取出古砚来，磨墨写字。又怪了，古砚并不像过去那样，遇雨溢水。曾国藩叹息着，把砚台拿在手中细细把玩，却发现似乎没有过去那种沉甸甸之感。他起了疑心，遂命家人全部出动，翻箱倒柜寻找。结果汤家祖传古砚找出来了，字画也找出来了。原来，赎回的竟全是赝品，真的并没有丢！他惊呆了，马上要荆七到琉璃厂去找那个古玩摊主，但早已不见了。曾国藩大惑不解：究竟谁是骗子呢？说古玩摊主是骗子，他怎么会知道我家珍藏的东西？说杨国栋是骗子，他为什么不将真物窃走？
此时曾国藩在这里邂逅杨国栋，真个是他乡遇故知，又能解开多年的疑团，岂有不去之理？曾国藩叫荆七先回去告诉郭嵩焘、刘蓉，说今夜不回船了，明日一早再来接。
杨国栋带着二人走了一里多路，来到一个山坳口，指着前面一片竹篱茅舍说：“这就是寒舍。”
曾国藩见茅屋前一湾溪水，几株垂柳，环境清幽安静，说：“足下居此福地，强过京师百倍。”
说着进了屋。谁知这茅舍外面看似简陋，里面却大不一般。厅堂四壁刷着石灰，显得明亮雅洁。墙上悬挂着名人字画，屋里摆的尽是精致的上等家具。坐在这里，并未感到是荒山野岭，仿佛来到繁华市井中的官绅家。
刚坐下，杨国栋对里屋喊：“阿秀，端茶来敬献二位大人。”
话音刚落，从里屋出来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女子，托着一个黑漆螺钿茶盘，步履轻盈地走进客厅。那女子大大方方地把两碗茶放在几上说：“请二位大人用茶。”
说罢莞尔一笑，转身进屋了。彭玉麟看着这女子极像梅小姑，尤其是那莞尔一笑的神态和清脆的越音，简直如同小姑复生。他不由得多看了阿秀两眼。彭玉麟的瞬间表情，杨国栋没发觉，曾国藩却注意了。杨国栋说：“这是小妹国秀，老母瘫痪在床上已经几年了，恕不能起身招待。”
曾国藩说：“足下那年突然离去，使我挂牵不已。”
杨国栋说：“学生那年贸然拜访大人，蒙大人错爱，留在府中。三个月来，跟随大人，所学竟比我寒窗十年还多。大人恩德，学生没齿不忘。那年突然离去，原是出于一桩意外的事情。”
阿秀又出来，摆出各种时鲜果品。曾国藩发现彭玉麟又看了阿秀两眼，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杨国栋继续说：“那天我正在前门大街上办点事，正巧遇到从老家来的仆人。他一把抓住我，说：‘相公，我在京城里找你半个月了，今天终于碰到，快跟我回家。’我忙问：‘家里出事了？’仆人说：‘相公有所不知，老爷在家，为祖上的坟地和谢家打起官司来，被官府锁在牢中，急等你回家。’我一听慌了神，说：‘我现在礼部侍郎曾大人家，曾大人这两天在园子里当值，过两天曾大人回来后，我跟他说明，再离京回家。’仆人说：‘老爷现在狱中，天天盼你回家，再等得几天，不知回去后还能不能见到老爷。’老仆说着掉下眼泪。我心想：他是我家的仆人，都如此着急，我还能再等吗？不如先回去，两三个月后再回京跟大人道歉。我连忙回府收拾行李。我原本没有什么行李，只有几样假货。那是在大人家住的时候，闲来无事，有一天，我照大人家藏的字画临摹了一张。自己看着，觉得也还像，顿时兴起，要跟世人开个小玩笑。一连几天，我早出晚归，逛琉璃厂，与那些古董商人闲扯，从他们那里套得了不少造假古董的技艺。我用重价买了几张明代年间出的纸，又买了一支古墨，关起门来，用心临摹、炮制，将大人家藏字画，每幅都精心临摹了一份。又特别喜爱大人家的古砚，也照样仿制了一个。我于是把这几种东西带上，留下一张‘急事暂别’的字条，来到仆人所住的西河沿连升店。”
曾国藩听得极有兴趣，微笑着插话：“现在我明白了，那张黄山谷的字是你自己临摹的。”又说，“这张字条不曾听府里人谈起。”
“当时放在书案上，也可能后来被风吹走了。我来到连升店，仆人问：‘相公身上也带了钱没有？’我身上一文不名。仆人也只剩下十几两银子，这点钱，主仆二人无论如何到不了家。仆人看到包袱里的字画，说：‘相公，目前是救老爷要紧，你这几张字画就变卖了吧！我知道你舍不得，到如今也没有法子了，救得了老爷，日后还可以再买。’我心里好笑。不过，他这一说倒提醒我。看来这几幅字画临摹得还可以，至少眼前的仆人是骗过了。如果能被哪个好古董而又不识货的人买去，虽然有点缺德，事到如今，也顾不得许多了。我问：‘紧急之间，卖给谁呢？’‘有人买，隔壁就住着一个卖字画的摊主。’仆人当即叫来一个中年汉子。我心想：正好检验一下我仿古的本领如何。便煞有介事地向那个汉子吹嘘，说是祖传下来的真迹，目前要救老爷，只得忍痛卖掉。那汉子早几天便与仆人混熟了，因而对我所讲的毫不怀疑。他眯起眼睛将那几幅字画和古砚细细鉴赏一番，问我：‘你开个价吧！’我说：‘这几幅字画和古砚，论价不会低于一千五百两银子，现在急要钱用，我没工夫再找别人，你给七百五十两吧！’那汉子和我讨价还价，最后开出五百两。我心里想：好笑，这几样东西十两银子都不值，经过这样的瞎吹胡闹，居然就值几百两银子了，便一手从汉子手中接过五百两银子，一手将那几样冒牌货给了他。”
曾国藩想：这个杨国栋真是摹仿古物的奇才，贩卖古物的人被他骗了不说，连我这个古物的主人都让他给骗了。这种以假乱真的本事，天下怕难找到第二个。原先的那股疑惑，早已被冲得干干净净。彭玉麟也暗自诧异惊佩，笑着说：“杨兄，凭你这个本事，走遍天涯海角都不愁没钱花。”
“彭统领取笑了。这种小技只可偶一为之，哪可做立身之本。我带上银子，急急忙忙和仆人赶路。谁知到家后，老父已瘐死狱中。谢家因有人做大官，结果我家花了几千两银子也没打赢官司。谢家人平素口口声声讲孔孟程朱，却原来是这样的狼心狗肺。”说到这里，杨国栋望着曾国藩苦笑一下，“不怕大人见怪，我一气，从那时起，就不再读孔孟程朱的书了。程朱之书说的都是诚，不诚无物。其实，这世上哪来的诚！谢家讲诚，就不会有我老父瘐死狱中；我若讲诚，便没有主仆二人回家的盘缠。我过去二十多年，都被它误了。原来悟出的‘不欺’二字，竟是完完全全地欺骗了自己！”
曾国藩正色道：“程朱讲的都是对的，只是世人没有照着做罢了。足下不过因偶尔受挫，便愤世嫉俗以至如此，大可不必。”
“大人说得有理。”杨国栋说，“不过这几年，学生倒学了不少真本事。老父死后，我也不愿意再在老家待下去，便带着老母幼妹来到黄州府投靠母舅。母舅原是黄州知府衙门的书吏，早几个月，被长毛杀了。我们在苏仙观旁起几间草房，母亲和妹妹长年住在这里，我到处云游，见什么学什么。不瞒大人说，我早两天刚从广东回来，在广东还跟着洋人学会做火药子弹哩！”
曾国藩眼睛一亮，说：“以足下的灵慧，自然是学什么精什么，想必足下现在一定精于军火制造。”
“精于谈不上，不过造出来的火药子弹，也不比洋人的差。”
曾国藩大喜：“足下大才，目前正可施展良机。不知足下还愿像五年前那样，和我相处在一起吗？”
“大人乃当今最为有才有德之人，在广东时，我便知道大人正统率湘勇，以灭长毛为己任。国栋多时便想前去投奔，怎奈老母罹病，不忍赴兵凶战危之地。今日天使我重遇大人，国栋愿像五年前那样，为大人执鞭随镫。”
“伯母卧病在床，确不便远离，你过两年再来找我也行。”
“今日若不遇见大人，我这几年确不准备远离老母。但我听七哥所言，学生犯了不赦之罪尚不自知。我万万没想到，那些赝品居然蒙过了大人之眼，骗去了大人的八百两银子。学生负罪深矣。因此，为报大人之恩，为赎学生之罪，我决定跟大人去江宁，我可以为大人造火药子弹。”
曾国藩大喜道：“军中正缺足下这种能人，明日我们就一道登船吧！”
彭玉麟也笑道：“有杨兄参战，湘勇如虎添翼。”
杨国栋说：“大人，我前月从一农夫手中买了一匹好马，为抵学生之罪，我将此马送给大人。请大人随我到后院观看。”
自从王世全把王氏祖上宝剑送给曾国藩后，曾国藩便渴望有一匹与剑相匹配的马，自己虽不能骑着它冲锋陷阵，但作为水陆两支人马的统帅，没有一匹像样的马，总是一件憾事。曾国藩和彭玉麟来到后院，只见马厩里果然拴着一匹高头大马。杨国栋把它牵了出来。那马浑身火炭，无一根杂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