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股寒风吹过，卷起一道浮尘。
谢亭云用衣袖拭去青石墓碑上的土，问翁送元：
“支书，我贫农的丈夫也死了，您说，我算个啥？”
翁送元一怔，他没听出谢亭云话里的含意，“算啥，这是命。”
“我不是说我的苦命，我是说咱当过地主婆，这次该算什么婆？”
翁送元明白了，“你什么婆也不是，是咱的弟媳妇，是咱的大妹子。”说罢，他哽咽起来。翁送元真动情了。
翁家的男人在她翁家的男人死了之后，终于承认了她，她感到了一股刺心的悲凄。她跪在翁息元的坟前，清泪涟涟涌如潮——
“息元，我又成了寡妇了。”
七
一切都已过去，后岭很快恢复了平静。
翁送元有些心灰意冷。在后岭，他无所作为；在这个偏僻的穷地方，他也无法有所作为。这既是他的性格决定的，也是他的命运决定的。命运给了他这种时势，这种机遇，而不是另一种时势，另一种机遇，他无从选择。走火的枪，可以使他成为功臣；走火的运动，却不能使他成为有用的人。他感到了悲哀。
他不再召集开会，任村里人去干一些自己想干的营生。翁上元去组织他的生产，也无非是传统的牛耕人种；他不会种出个花样来，也没多大意思。多产点粮食，少挨点饿，也就是个肚子的问题，也真没多大意思。翁送元越想越烦躁，对自己失去了信心。他每天沉浸在酒里，每天喝几两劣质的白薯干酒；凌文静再能耐，就凭她一个小女人，也解决不了他经常喝好酒的问题。还有抽烟，他抽不起好烟，也不愿意抽烟卷。他在村里找了一块地，给自己找了个营生，便是种烟。起初他种烟是为了供自己抽，他不愿抽乡亲送的烟叶，抽人家的烟叶也是欠人家的情，便自己种。第一季的烟叶没种好，上了虫子，味道发苦，不好拍。他心里不舒坦，跟自己较劲，就盯着第二季的烟。为了种好烟，他便去找种烟种得好的人聊天，套出人家种烟的方法；他就悄悄地使用，并且自己留心长势，捉摸规律，竟种出了村里最好的烟。他种出来的烟叶大、耐抽，还产量高，很惹抽烟人羡慕。他不仅给自己种烟抽，还把种烟的法码教给别人；不长的时间村里的抽烟人就都学会了用他的方法种烟。通过种烟，他改善了与乡亲们的关系；人们开始觉得他还有几分亲切。这一点，他真是没想到。他一高兴，还把种烟的法码推广到外村去，居然也大受赞美。以至于前后邻村，一提起后岭，都知道那儿有一个很会种烟的支部书记。
生活真会跟他开玩笑。
但他不能总是种烟，闲下来的功夫，便感到很无聊。下棋太臭，玩牌耗人，他又碍着支书的身份，不能串闪门子，便多是窝在家里。窝在家里，除了胡思乱想，便只有面对一个活物，便是他的瘦老婆凌文静。凌文静比他安静些，好像女人在哪儿坐久了，屁股底下都扎根，她已经习惯了这种沉闷的生活。她居然不会怨天尤人，更居然也开始学习村里的编织；但她总是织不好。刘淑芳教她两针，她感觉学会了，但自己织起来，就又都忘了。看来，老天没有给她这个脑袋。所以，她编织，就是织着玩玩，从没织成形过。所以，守着个动织针的老婆，他穿的却是侄媳妇刘淑芳织的毛衣。在吃食上，凌文静最初吃不惯山里的腌菜，那种酸湫的味道，她认为城里的猪都不吃。但她感于周围人大口大口吞食酸菜的凌厉之风，便也小口小口地品一品，品得久了，竟也品出了一点意思：她认为，在吃别的蔬菜的同时，也吃一点腌菜，对肠胃蠕动很有好处，便把吃腌菜做为调济。所以，后来她也吃腌菜了，但是为了调济。把腌菜当饭吃的人与把腌菜当调济的人心理上总是有距离，所以，她与村里的婆娘从情感上怎么也不能融合。她也感到寂寞。
她老了，脸上的皱褶多了起来；阴冷的脸色，亦分不清是阴郁，还是冷淡。
但她的性欲没减。
翁送元对身边女人的这种强烈的嗜好，也感到理解；她在村里的快乐，也只有这一端。他同从前一样，也依然是对身体满足着，对人厌恶之，他走不出他生活的怪圈。其实，他并不十分清楚，也正是凌文静的性欲填补了他生活的空虚，使他感到了生命的存在。在频繁的性事中，使他们都感到困惑的是，不管怎样，他们居然没有个孩子。以前在城里的时候，这种困惑尚不深切，城里生活，均浮躁于个人激情的奔张，对儿女后事也不刻意追求。到了乡下，愈是贫穷的家庭，愈是寄情于儿女，好像生命的延续是他们实现自我的惟一之途。这种生命氛围，对无儿无女却也张狂的翁送元与凌文静，不啻是一种压力：你们在当下的生活中唱主角，在未来生活的舞台上，却不会有登场的资格；我们现实的委屈，可能成为后世伸张的条件，虽然卑微，却已优越；那对未来生活的深情期待，足以凌做你们在现实中的浮华与自恃。乡下女人要个孩子可真容易啊，容易得像厨屎一样；一个接一个的厨出来，母亲虽焦黄疲惫，但看着拖鼻涕的孩崽灵动如鼠，却也绽出甜蜜的笑容。翁送元曾拍着凌文静的瘦屁股说，你这块（尸求）地，薄得很，刚能埋得下种子，发什么芽？凌文静说，比我薄的地多了，不长玉米，还可以长地萝卜；那地萝卜又大又脆，足以塞满你的嘴，关键是你的种子不成。你的那块土，只冒狼烟，没一点水份，塞多少种子也白费，都得干死了。翁送元挖苦说。女人便哭了。我跟你可有什么好？除了受你那倔骡子的脾气，就看你在人前出丑；干什么都没算计，任意使性，一事无成。我们做女人的，哪一个不想沾爷们儿的仙气？爷们儿有仙气儿，娘儿们就灵光。不仅让人高看，自己的心气儿也好，心气儿好就喜兴，就招人待见。都说我凌文静脾气怪、脸子阴，那是阳光不足，照不到心坎儿上。你大字不识几个，道理懂得少少，你多咱懂过人家的心？你除了家伙大点还有什么长项，都说（尸从）人大鸡巴，我凌文静算服了。总是说人家浪劲儿大，除了这点乐子，还图你啥？女人言之凿凿。文静，瞧你都说了些啥？那人能凑到一块，就是缘份：好怎么着，赖怎么着，既然摊上了就得认着。翁息元要翁上元陪着去相对象，这刘淑芳就看上了翁上元，你能说翁上元就比翁息元好？都是个对付劲儿。这对付劲儿就是缘份，争都争不来。你说谢亭云这个人就不好？未必。从一个女人的那一头看，她要哪儿有哪儿，人也坚强，经得住事，应该有个好命吧？却嫁了个地主。那地主婆当出头了，捡了一个好主儿翁息元；好日子没过几天，好男人也死的了，你说她背兴不背兴？背兴。但她还是没办法，哭天天不应，哭地地不语，她还得认着。人死不了就得活着，横竖都得活着。古人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就是劝人想开点，较什么劲。翁送元喋喋不休地说。不是叫劲，是想活得落忍。什么叫落忍？就是甘心情愿。你瞧瞧你的乡亲，粮食没几粒，酒水没几滴，但吃着酸菜都傻傻地乐，他们心里想得少，没那么多苦恼，这也叫活得落忍。你就说咱俩吧，放着好好的工厂不呆，偏偏跑到乡下，虽然吃穿都比他们强，但心里从来没有踏实过；咱不想来这个窝囊的地方，不是被挤兑的么？就只有来。来了就不甘心，想折腾折腾。这运动正好叫咱们折腾，一折腾心里就痛快。甭管别人好受不好受，咱们先好受了算。但这老山背后的人不经折腾，他们不会还手，折腾着就没多大劲了。在工厂里折腾的那会儿，才叫来劲儿。那儿的人见多识广，鬼点子多，能力也强，你要想折腾出彩来，真得下点心思。这一动心思就有味道，取得一点胜利就觉得其乐无穷，越折腾越想折腾，咱这政工干部就当得比什么都滋润。那时候过得才叫落忍。凌文静兴奋地回味着。翁送元说，你这个落忍可不咋地，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要是遇到好汉出世，非得把你宰了不可。留着你是个祸患，你是自己活着就不让人家活。翁送元，你甭他娘地说漂亮话，你是什么好鸟儿？你一不痛快就拿锅炉生气，烧得忽冷忽热的；你这也叫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不当贼哪知贼的快乐，不跟人斗，哪知斗人的快乐；人生一世就得寻求快乐，充圣人、当君子，整天端着架子，劲劲儿的，能有什么快乐，所以鲁迅说人生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你看鲁迅骂了多少人，他越骂越痛快，把自己骂成了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翁送元乐了，肏！凌文静你真他娘的能白话，骚搅一片理。要不你损话能说得出口，斗人能下得去手，你把不是当理说，每干损事都落忍。你的心都让狗掏吃了，你只剩下一个不老实的身子，所以你浪，没心管着你，闲得陌惶，浪得只想干那事。翁送元，你千万别这么说，干那事也是一种革命，一种斗争；你是以自己的心灵跟自己的身子斗，把身子斗争得越狠，也就是折腾得越狠，你的心灵就越痛快。这叫心灵解放，这叫活得落忍。翁送元大笑不止。啊呀呀，凌文静啊凌文静，你真是一块活宝，难得的活宝，咱个大老粗能摊上你这么一块活宝，也应该落忍了是不？那咱就现身说法，让咱的心灵跟咱这身子斗争一次。斗争一次就斗争一次。凌文静也说。
凌文静的说法让翁送元大开了眼界，那鄙俗的活计居然还有这么堂皇的依据，便也怀了一点庄重认真地干。果然味道不俗。便说，咱们再斗争一次。凌文静说，你肝不好，注意点身体。你不是说对身子斗争得越狠，这心灵就越痛快么？没有关系，再斗争一次。就又斗争了一次。
循着凌文静的理论，翁送元戏滤地说，凌文静，你和我之间也是一种斗争关系，你是在与我的斗争中，得到你的快乐。凌文静一笑，也可以说是吧。所以说，你是为我的身体而来，将来还是为我的身体而去，我要对得起你，咱就再斗争一次。凌文静很庄肃起来，摆一摆手，得得，斗争是分阶段的，这阶段的斗争已达到目的，宣告结束。
空虚寂寞的翁送元给他以后的日子找到了立足点，就是他永不魇足的肉欲生活。
这样的生活他过了两年，大限便来临了。
那日，他喝多了酒。中午喝多了酒，便睡下了；待半夜醒来，便再也睡不着了。他的肝隐隐作痛，搅得他心烦意乱。他用身子碰了碰在睡梦中的凌文静。凌文静一翻身，“干什么？”
“老头配老婆，早晚那点儿活儿，你说能干啥？”翁送元说的还是他的俚俗哲学。
凌文静又把身子翻过去了，“没心情。”
“咱有心情。”翁送元低声下气地说：“咱娘的睡不着，请凌文静同志同情同情。”
凌文静躺平了身子，“要弄，你自己弄。”不耐烦地说。
“自己弄，自己弄，不劳大驾，不劳大驾。”翁送元涎笑着说。
翁送元便在瘦腿间动作，来来往往斗争不止。
突然，男人的身子一顿，凝固在一个姿式上不动了。
“快动啊，动啊！”女人催促着。
依然是不动。“不动就算了。”女人推了他一把。
男人顺势仰翻在炕上，无声无息。
女人叫了几声，不应，便感到蹊跷，把油灯点了。
移近一看，她吓坏了，“送元！”她尖叫了一声。
只见翁送元牙关紧咬，眼珠外翻；灵魂像出壳了。
……
连夜送公社卫生院，说是肝昏迷；过了不久，出现了肝腹水；两个月后，死了。
尸体运回后岭，挨着翁息元埋了。
凌文静久久地站在翁送元的墓前，没有眼泪；但脸色愈加阴冷，甚至可以说是冷峻。
还有些刚毅的色彩。她心里想：宿命地说，翁送元应该死在这里，还能全合身子葬在祖坟上，与他的弟弟翁息元在一起。不然，人在外，客死异地，做为党员的他还得火化；所以，他虽说不是荣归故里，但可以说是魂归故里。他是幸福的。而自己呢？
她的心迷茫了，眼泪便下来了，浊浊的，流得很慢。
刘淑芳和翁七妹过来搀扶她，让她回家去。节哀。
到了家里，看到黑洞洞的屋子，她泪水汹涌，但她不哭嚎。刘淑芳们去嚎阳得不可遏制，她们不忍见她们的婶母如此悲抑。死亡能软化人们的心。
凌文静整天在屋里坐着，一动不动。翁家人轮流给她做饭，给她端过来。新做的饭端过来，原来的饭菜一点不曾动过；来人便含泪端回去。到了七天后农村所谓的“圆坟”之日，她又到翁送元的坟上去了一趟，静静地站了很久。
第八天早晨起来，刘淑芳去给她送饭，见到房门挂着锁，钥匙放在窗台上；打开门一看，屋子收拾得异常干净整齐。桌上留了一个纸条，纸条上写着：我走了。
凌文静就这么悄悄地走了，没有告别，也不需送别，以她自己的方式。
一个不属于后岭的女人走了，给后岭人留下了复杂的回忆。
一年后，上边要求各大厂矿定点支农。机械厂考虑到翁送元的因素，把后岭定成支农点，为后岭扯上了电。翁送元生前动过这个念头，但没能实现；在九泉之下，不知道，他是哭，还是笑。
第八章
一
已到了上学年龄的翁大元，依然是个野孩子，在村街上跑。早晨的风刮得烈，吼吼地，如逃犬急吠；他的破麂皮帽子被风刮跑了，便去追。一追就追到村口，碰到他的爹翁上元正赶着大车朝外走。翁上元一边抹着风刺出的稀泪，一边懒懒地甩着鞭子。
“爹，你干啥去哩？”
翁上元一回头，“去公社接人。”看到翁大元的帽子拿在手里，他吼着：“还不赶紧戴上，把你的耳朵冻掉了。大清早的，你跑出来干啥，快回去！”
翁大元没有动，问：“爹，到公社接啥人？”
“接城里下放的一个什么右派，姓南。”翁上元回答说。
“啥是右派？”
“说（尸求）的你也不懂，快娘的回去，冻掉了耳朵，小心揍你！”说着，竟把鞭子伸过来，鞭梢在翁大元的耳根子上划了一下。翁大元吓得跑远了。
掌灯时分，翁上元才回来。进屋便蹴在火炉边，把那冰坨般的手，直直地朝火上烧。咝咝地冒出青烟，缕缕焦臭便随着那青烟直直地灌进鼻子里。然而他竟很惬意，舒坦得直笑。
“姓南的右派呢？”翁大元问。
“自己卸行李呢。”
翁大元跑到那大车边上，见那架车的牲口也拴进棚里了，呼噜呼噜地直咳嗽。那车被顶车杠顶着。一个穿黑色中式棉袄的汉子正弓身扛车上的一只大背包。那背包绑得滚圆，白白地结着一层霜。那人吃力地扛上肩，猛地挺身，以期扛稳了迈步。但却啪地掉下一个东西，他便紧张地低下头，那包便哧地滑下来，落到了地上。他把掉在地上的东西捡起来，是一副眼镜。他朝眼镜上哈口气，用袄袖擦了擦，就又戴到眼上。他再要搬那只包，竟搬不动了。努力半天，依然不动；他颓然地咧一咧嘴，手拼命地往袖里抄。他被冻坏了。
翁上元出来了，一把就拎起了掉到地上的背包，另一只手拍拍那人身上的霜粉，“南先生，走吧。”
这便是姓南的右派。
南先生吃惊地看了翁上元一眼，紧接着便连连哈腰，“多谢，多谢。”那个样子很是滑稽。
随翁上元走了几步，他突然低低地叫了一声，车转身子往回走。原来车上还有一个大网兜，网兜里有两只崭新的铝盆和一只雪白雪白的瓷盆。他吃力地拎着，走得趔趔趄趄，将要迈坎时，一下子蹬脱了，身子前后左右摇晃，在一番挣扎之后，竟砰地摔倒了。那网兜甩得远远，盆们亦顺势脱了那网线的羁束，在坎坡上潇洒地翻滚，且叮当奏清响；那暮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