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房子，什么都没有。几个工人正在钻东西，吵得很。老爸拿着设计图，四处指指点点。
据说新房的每一个柜子、每一盏灯，都是老爸亲自设计的。墙上有专用来挂画的槽沟、天花板有专为照画的“投光灯。”
书房特大，几乎占了房子的一半，整面墙的书柜里预设了音响。卧室只有两间，而且都小，老爸说：“工作的地方要大些，睡觉的地方要小点，才能勤于工作，少睡懒觉。”
看完新房，我没什么感动，唯一至今还记得的是——妈妈按一个钮，就轰隆一声，好多水在跑，一下子全不见了。多好啊！
这是我一生当中，第一次见到抽水马桶。
如果你站在这个山头，羡慕另一个山头更美，第一件事，就是走下这个山头飞上枝头的丑小鸭
在我最早的记忆中，总出现一个黑黑暗暗的房子，房子里高高低低，有地板也有榻榻米，榻榻米上曾经堆过老爸的画，隔一阵子拿起来，书下面的榻榻米全烂了，成百成千的小虫在扭来扭去。
黑暗屋子一角是个老冰箱，顶上有个发光的小盒子，一家人吃饭时，仰着头、盯着小盒子看。
看电视里，爸爸正在主持当时最红的益智节目——“分秒必争”。
分秒必争，一个礼拜播出六天，有一阵子甚至连播七大。老爸不但赚主持费，还负责为节目写脚本、出题目。
脚本后来结集，成为当时最畅销的励志书《萤窗小语》。
这许多收入，加上老爸教国画、开画展，卖个满堂彩，使我们能从门口没水沟的违建户，一个子搬进当时在台北非常著名的十二层大楼。
十五年前，据说那时候坐计程车，只要说出我们家大楼的名字，车子就能开到。
楼下有自动玻璃门。柜台后，坐着穿制服的管理员，每个进出的访客，都得被询问、登记。
但是他们对我好亲切，有一阵子，我不喜欢被称为“刘小弟”，他们就都叫我“刘先生”。
我是丑小鸭，飞上枝头，成了凤凰。
可是，我的老爸，居然放弃了他带我飞上枝头的翅膀——“分秒必争”节目，进入只有十分之一收入的“中视新闻部”。
大家都说他傻，说他以后一定会后悔。
只是，他这么决定，奶奶和老妈，就毫不犹豫地点头。她们都是传统的女性，“夫死从子”、“出嫁从夫”。老爸的决定，永远是对。
直到有一天。
老爸居然又要放下中视记者的工作，只身到美国去。
奶奶和老妈的脸上，泛出了愁容。“
老爸当时已经是著名的电视记者，每天晚上播七点半新闻，还被派到欧洲，制作艺术的特别节目。观众喜欢他，选他为“最受欢迎电视记者”。公司也喜欢他，总经理看到辞呈的那天，据说在开会的时候慨叹：“好不容易，培植个人才，走了！”
老爸是接受新闻局和历史博物馆的安排，去美国长期讲学。
“想想，值不值？”奶奶对老爸说。
“这房子，你刚住进来一年多，还没摸清楚开关呢！”老妈说。
“如果你站在这个山头，羡慕另一个山头更美，第一件事，就是走下这个山头！”老爸说。
老爸走的那天，我只记得他对我发了脾气：“老子走，我居然都不送到楼下来？”
我怎么知道，他一去，就是好几年？
我怎么知道，他一去，竟改变了我的一生？
“告诉你，怕痒的男生，将来会怕老婆！”
老妈赞赏地对我说：“你将来不怕老婆了！”
六岁的爱情与权力
当我上小学的时候，台湾还没流行绑架小孩。尽管如此，我总有一个保镖跟着——七十一岁的祖母。
她把我送进教室，帮我开窗子，有时看地上太脏，还帮忙扫扫，又说说这个、指指那个，再叮嘱一番，才离开。
所以同学都说：“刘奶奶是老班长。”
权力的滋味真正的班长，是我的四个死党之一，如果说我喜欢上学，不如讲：我喜欢去找我的死党。
老师没进教室之前，班上几乎是由我们四个死党来管，我是副班长，权力第二大。才六岁，我已经感觉了“权力的滋味”。
但权力更大的，是那些六年级的学长，挂着“纠察”的臂章，耀武扬威地冲进来，对我们吼，然后大模大样地，在黑板上写下“安静”两个字，再大摇大摆地走出去。
被他们抄了学号的同学，常吓得脸发白。
我们管他们叫“走狗”，自以为挂了一个臂章，就了不起。
六岁，我也看到了高年级“权力的滋味”。
每天早上，只要不下雨，全校的学生，都要在操场做体操、唱国歌、升旗，还有听校长训话。
我们最怕的是训导主任。校长在上面训，主任在下面巡，我一直到今天，都记得他的眼睛，好象探照灯，扫过来、扫过去。
据说他以前是个蛙人，蛙人出拳，一秒钟就能叫人躺下，上面把牙齿打断、中间把胳臂扭断，下面把小鸡鸡踢烂。
“时候，校长在上面讲话，主任会在队伍里吼：”站直了！像个人样！“
据说愈高年级的学生，愈怕他。看到他，好象见到神。当然，也可能是见到鬼！
六岁，我了解了大人“权力的滋味”。
拉屎的联想主任也有仁慈的一面，就是当太阳太大，小鬼们实在撑不住的时候。
他会叫我们蹲下来。
但是才蹲一下下，他又吼：“把一只膝盖放在地上，半蹲半跪！两条腿蹲着，难看死了！像在拉屎！”
直到现在，我二十岁了，每次跟同学一起玩，蹲着，我会很快地改为“半蹲半跪”而且觉得别的同学都像在拉屎。
我相信，他们绝不会有这种联想，因为他们没“蹲过坑”，他们都是“坐抽水马桶”长大的。
我也相信，当有一天，我向女友求婚，她一定会以为我在向她下跪。
而我，在心里，其实是蹲着。
不怕老婆训练小学一年级，我们最爱玩的是“哈痒”。
每个小孩都怕哈痒，于是这个哈那个，别人又来哈这个，又躲、又笑、又叫，闹成一团。
有一次，老妈到学校来，看见我们玩哈痒，她居然吓了一跳，好象那是天大的危险事。
“在走廊、楼梯上哈痒，太危险！”老妈说：“一不小心，就能从楼上滚下来。”
她没有禁止我哈，知道禁也没用。
她用了个绝招。
叫我站着、不准动，由她来哈痒，全身都哈，连脚底也不放过。
起初，我简直笑死了，一笑就挨骂。
每天锻炼下来，我居然不怕了。
“告诉你，怕痒的男生，将来会怕老婆！”老妈赞赏地对我说：“你将来不怕老婆了！”
六岁，我已经自许：“将来做个不怕老婆的男人”。而教我不怕老婆的，竞是做我老爸老婆的老妈。
六岁，我真开始喜欢女生，我发现了一个“她”——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
我管她叫“我的伊莉莎白泰勒”。
我常站在桌子上，高喊着：“我的伊莉莎自泰勒，我为你而死！”然后，从上面跳下来。
有一天，我叫“她”哈我痒：“你来哈哈看！我不怕痒！哪里都不怕！我将来不怕老婆！”
她哼了一声，掉头走开。
六岁，我开始怀疑“不怕痒的男人，是不是真能不怕老婆？”
告别了！我的死党和爱人在光复国小，我才读了一年多。老爸常说，这一年多的课程，使我奠定了后来学中文的基础。
“如果你没进过国内的小学，今天的中文不可能学得好。”老爸说：“大家一起学，那是一种感觉。觉得自己不孤立，觉得学习是一种责任。”
虽然出国的一、两个月前，奶奶和老妈已经不断对我说，要准备出国的事。
却直到最后两天，我才有真要出国的感觉，那是从老师和死党的眼睛里看。
“你要去多久？”
“你会不会写信给我们？”
我的死党问我。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降旗时，国旗缓缓下降，天边有个红红的大太阳。
我的奶奶仍然在国父纪念馆的同一棵树下，等我。
我们一起，再一次经过学校大门回家。
我觉得好遗憾——死党不能跟我一起去美国。
伊莉莎白泰勒没有哈我痒。
我没能长上六年级，尝尝另一种“权力的滋味”。
第九章 少年行
小孩的离别是这么简单！
他没有权利带任何东西，因为他自己是被带的东西。
离别，很轻也很重！
虽然家人总是对我说，要带我去美国，甚至大楼的管理员都跟我道别，但直到老妈在机场抱着外公、外婆哭，我才真正确定自己是要远行了。
我开始后悔，自己为什么走得那么匆忙。到今天，我都记得临走时，蹲在地上玩机器人，老妈从身后叫我：“走了！记着拿你的小包包！”
我便转身，提起包包，追出门去。
走，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从心里接受“离开自己生长八年的土地，去另一个国家，说外国人的话。读外国人的学校。交外国人的朋友”，却是多么困难！？
小孩子没有发言权，大人的命运就是孩子的命运，只有跟着大人走。
奶奶有发言权，但她不发言，她的儿子到哪儿，她就跟到哪儿！
在飞机上，我哭着喊：“忘了带会打转的机器人！”
“就算没忘，行李也装不下！”老妈说。
“爸爸寄来的古董玩具（老爸在美国跳蚤市场买的）也忘了带！”
“美国多得是。”老妈说。
“我的枕头忘了带（那是我每天都要摸着尖尖、闻上面熟悉的味道，才能睡着的）！”
“息死了！早该扔了。”老妈说。
“还有爸爸刚寄来的跳豆（那种因为里面有虫，而会不断自己跳动的豆予），还在跳呢！”
“马上就不跳了！”老妈说：“叫你爸爸再给你买！？
小孩的离别就是这么简单，他没有权利带任何东西，因为他自己是被带的东西。
老爸的颜色老爸站在出口等我们。
没有鲜花、没有拥抱、更没有亲吻。他是一个不在外面表达情感的人。
只是，走了几步，他突然停下来问我：“你是不是脚扭到了？为什么走路一腐一腐地？”
我惶惑地摇摇头。
他一边走，一边用奇怪的眼光看我，最后得到了结论：“这小鬼，平常一定总是被大人牵着走，所以两条腿变得轻重不一样。以后能不牵、就不牵，让他自己走路！”
我知道——日子又难过了！
车子在高速公路上奔驰，老爸一边指点大家看窗外的景色，一面说他跑了多少地方，才买来一架钢琴。
他的脸上显出十分得意的颜色。
三年前，他提了两个装满笔墨纸和画轴的箱子出门，在他二十九岁生日的前五天，抵达大雪纷飞的维吉尼亚。
他的薪水不高，但是经常开画展。展览、演讲、示范挥毫、向洋人介绍中国文化，就是他来美国的工作。
他箱子里的画少了，换成我们的“家”。
你的家、我的家！
车子在一长排红砖的房子前停下，我们是其中一户。
房前有个小院子，正开着紫色的鸢尾兰。
老爸把大家的行李抬进房间，便将我带到厨房，打开冰箱，拿出一盒牛奶给我：“多喝牛奶！喝得多，长得大！将来不被洋人欺侮！”
他又带我去看钢琴，并走到地下室。地下室有一个酒吧台和许多五彩的灯光，都是上一任屋主留下的。
“你觉得这房子怎么样？”老爸得意地问。
“你的家比我的家大！”我说。
当天夜晨，躺在新枕头上。虽然窗外比我在忠孝东路的家，不知安静了多少偌，却翻来翻去，睡不着。
妈妈进来看我。抱着她，我哭了：“我想回家！”
妈妈也掉下了眼泪……
每次，看到有褐色卷发的女孩上车，我的心都一惊，觉得那会是莉莉我的初恋
第一天从学校回来，老爸站在家门口等我。
“学校什么样子？”他问。
“绿色的！”
“我问你学校什么样子，不是问你颜色！”老爸瞪着我。
我没出声，低着头，强忍着，不让泪水滴下来。在学校一整天，我都是这样低着头，盯着地上看，我只记得绿色——学校的绿色地毯。
到美国的第二天，老爸就带我走到路口，指着不远处、一个尖顶的教堂说：“过两个礼拜，送你进那学校。”
我只看到教堂，和它前面的停车场，没见到学校，心想：“原来美国人上教堂，就是上学。”直到上学的前一天，老妈带我去注册，绕过教堂，经过一大片红砖墙，看到一扇小门，上面挂了一个白色的十字架，下面写着一行小字“圣家（Holy…Family），几个穿蓝色的宽条纹制服的小孩，主动跟老妈打招呼，我才知道原来学校躲在教堂后面。
老爸决定送我上天主教私立小学，大概因为听说去公立小学的东方孩子，常因为种族歧视而挨揍。
这里的同学果然很友善，他们排成一行，跟我握手。
“你叫什么名字？”一个同学问。
我怔了一下，不懂他说的话。四周所有同学居然一齐大声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惊慌地愈不知所措了，终于想起自己会的一句，低着头，小声说：“我不知道！”
一下子，全安静了。接着整个教室笑成一团。老师赶忙挥手，把笑声压下去。
“他叫‘轩刘（ShiuanLiu）’老师拿着资料卡，念出我的名字。她的发音很怪，读成了‘尚卢’。”
因此，我就变成了“尚卢”。
其实没来美国之前，我已经会了英文的大小写，也学了几句基本的会话。
但是那天，我为什么连最简单的一句，也没听懂呢？
我发觉，跟老爸、老妈学的英语好象不管用，因为美国孩子都不那么说。即使说，也不是那个调调。学英语，由过去最没道理的事，从上学的第一天，变成我心里最重要的事。
我知道：如果我不学，我会孤独。
如果我不学，我会被欺负。
如果我不学，就像上学的第一天，即使别人不侮辱我，我也会有被侮辱的感觉。
这就是，为什么每个半句英语不通的孩子，到美国没多久，英语都能讲得叭叭叫的原因。
把你丢进去，让你浮浮沉沉、自生自灭，你不想淹死，自然就会了。
而且，父母的教育水准愈差，他们孩子的英语可能说得愈“道地”，说得没一点中国腔，跟老美一模一样。
因为，他们的父母没有以自己不标准的英语教孩子，孩子完全是跟美国人学的！
对我的导师，一头蓬松白发、五十多岁的普兰蒂太太（Mrs。Pruntey）来说，我必定是她教学生涯中的一大挑战。
她把一个小笔记本和一枝铅笔交到我手上，看着我把黑板上，她规定的功课，一个字、一个字地照抄下来。
我只是照抄，不懂字的意思，也不知道单字与单字需要间隔。
但是普兰蒂老师，并不立刻纠正我，更从来没帮我抄过一个字。她只是不断点头：“很好！很好！”
我感谢她，她懂得教语文的道理——把我丢下去，让我自己挣扎。
挣扎中，学得最快。
我也感谢莉莉（Lily）。她是希腊人，有着一头深褐色的卷发，和像日本卡通娃娃一样大大的、湖水般的眼睛。
我不记得我们是怎么“搭上线”的。
只记得每次，我都用一个耸耸肩，加上手势和几个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