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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双湖巫医的儿子尚未成年，也已具备了相当厉害的招数。有两位牧民打架打得难分难解，一群人去拉架都没能拉开。巫医儿子说，“让我来试一下，”用手一指，两个打架的人立即冻僵了似的一动不动。再一指，两个人就分手了，悻悻而去。
这一些，要是能拍成电影该有多妙！遗憾而奇怪的是，此后电影摄制组不仅没有能拍上神秘怪异的自然现象，如海市蜃楼和天象，连活着的双湖巫医也没找到，专程拜望而不得见。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此事颇蹊跷。
西部偏远草原上，有巫师可以从指甲上端详出一个人的前身、今生和来世。阿布一直主张将全藏北的巫医神汉集中在那曲，来一场竞技表演。西藏的中国喜玛拉雅“奇谜”考察研究会正在筹备成立，总有一天会着手解决藏北的巫术之谜——反正不是揭开谜团，就是弄得更其神秘。
当然也有明显的骗子，安多县前年就法办了一个借行医从事流氓活动的诈骗犯。他自称为活佛，让前来就医的妇女跟他睡觉，许多人居然信以为真。
正宗藏医对巫术是不屑一顾的。凡藏医经典《四部医典》中没有的，藏医概不承认。地区藏医院院长也谈到一个骗术被拆穿的故事。那曲县年已八旬的老人阿达，本是格萨尔说唱艺人，如此高龄又忽发奇想，开张起巫医业务。一位副区长得了胆结石，本拟去地区医院做胆摘除手术，听说阿达会“吸”术，心想就试试吧。便派了北京吉普去乡下把老人接了来。如此这般吸了一番，老人展示了几颗石头。不想这副区长有求实精神，便拿到地区医院作化验：只是普通的青石和红石；再作B型超声波检查，胆囊内石头安在。
“信则灵”。牧民对于听诊器的迷信已传为笑谈了。我曾随一位汉族医生下乡巡诊。牧人们像迎接佛爷似地款待着他，常规治病、发药之外，他还按照病人所求用听诊器在脑袋上按一下，治头痛；又往膝盖上按一下，治关节炎。病人便露出欣慰的笑容。这位医生平时很严肃，缺乏幽默感。此时认真地作假，不免局促，特意解释一番这种“听诊器崇拜”：没法子，他们就信这个，只好“安慰”一下。
不管是天文历算，是藏医，是民间医术巫术，都是组成藏民族独特文化的一翼。其间无论有多少科学或伪科学的成分，这种带有原始思维色彩的思维机制，至少提供了一种思想方法：认识世界有各种途径，到达彼岸可以乘坐不同的运载之舟。凡事都想以物理方法来验证，以分辨是非正误、搞个水落石出的企图，在此地注定要受到挑战。西方的实证主义似乎远不能解释一切；东方智慧虽有似是而非的含混，较之前者却要宽广深厚得多。
且让我继续介绍那曲。那曲镇上纷繁驳杂，什么都有，只是没有一棵树。我曾把这一特点写进我的诗里：“人类是草原上最高的生物。”有人便把从东部砍伐下来的松树枝“栽”在院子里，权作风景；有人则把大黄培植得高过窗棂，冒充乔木。那曲镇的冻土层厚达三米，不甘心的人们在最温暖的八月里试种白菜，结果只长成眼睛那样大小的叶片就再不肯长了。那曲连草也长不好，矮矮的，硬硬的，从不会柔曼地临风摇曳。前任地委书记为此焦虑，急中生智，说他想在《人民日报》登个招贤广告，悬以重赏：看谁能使藏北高原的牧草再长高一寸或半寸。
我在老同学赵志廉家的院里忽然发现，他种的草深可没膝，急忙问哪里引进的草种，怎样的管理方法。赵志廉笑了起来：就是普通的草籽，一点也没费心管，只不过四面墙挡住了风——没有风，草可以高高生长。
如此说来，是没辙了。总不能在藏北圈起万里高墙来。
自从五十年代以来，一批又一批汉族人来到这里，过着简陋的生活，为自然界风雪所苦，也常被政治风云所席卷。这里显然不适宜于异民族儿童发育成长，所以大多汉族干部妻子儿女天各一方；又因不适宜于老年人安度晚年，所以汉人在此度过珍贵的青壮年之后终于还要告别那曲。但那曲岁月将铭刻于心。
友人黄君，在那曲一住十年，两年前回归他的江西故里。离开那曲时，他写了一封长信告诉我，他独行在那曲的皓月之下，默默地泪流满面。在那曲工作了十年，因为难以克服的家庭危机被迫撤离。十载寒舍，一无积蓄，两袖清风。行前只带走三件藏北的纪念物：鹰的腿骨做成的鹰笛；一瓶冻土十粒青稞；以红绸包裹的状如假山的蜡烛泪。
黄君素来书呆子气十足，人到中年不改穷酸气。黄君在藏北从没得意过，所任唯一头衔为地区文工团副团长。黄君生活自理能力差，衣食住行时常显露出窘迫模样。黄君偶有神采飞扬的时刻，那是端坐在钢琴前，将额发一甩，将全部身心投入十个指尖，方显示高贵潇洒气派。
只是一曲终了，又该起身往火炉里添加牛粪了。炉火映在两只眼镜片上呈鲜亮的桔红色，又不免降尊纤贵，不免无可奈何。
西藏贫寒的生活造就了这样一类文人：注重精神生活和自我体验，缺乏竞争意识和应变能力。黄君崇尚高雅纯净的艺术，看到故里早已商品化了的艺术，“卖大腿的玩艺儿”（黄君语），遂感愕然忿忿然。拂袖而去，遂于家乡的中级法院谋了一个“刀笔小吏”的严肃差使。
我对于黄君携带的三件纪念品无话可说，而仅在三两年前，我还深情地赞美我们当年大批进藏的热血青年悲壮而可敬的理想浪漫之举。“是谁招呼了一声，人往高处走呵，”——我们一群就这么来了，“阅读风沙，阅读生生死死”，我们认为“寂寞也是美，悲怆也是美”，我们感到自己的热情已“层层叠叠地渗入了冰雪层和冻土层”
黄君给那片土地留下了些什么呢？统而言之是十年青春。青春是以岁月日时计算的，而个人的岁月是不可见的和不足道的。青春已了无踪痕。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黄君曾拟古韵谱写了这首著名的《无题》，朋友们至今还会唱的。古往今来有无尽的凄侧感伤。黄君很重感情，他对藏北一往情深。但无疑地，这种情感只作用于个人。他带走的用飞翔者的灵魂制作的鹰笛，所发出的音响与他的乡土是不相宜的；青稞也不会在他的乡野里生根扬花结籽，而面对那座状如假山的蜡烛泪，黄君，你想起了什么？
烛台上的蜡泪是藏北一个小小景观。红白相间，参差嶙峋，并非刻意为之，实在是放任自流。那曲镇是地委行署所在地，但火力发电有限，蜡烛仍是必备的照明用具。那蜡的瀑流便成了许多人家的盆景点缀。默默无言的蜡泪，凝固了黄君的藏北岁月，烛照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幽深的难以成眠的夜晚。那些夜晚，在飞沙走石搅得天昏地暗的风季里，在漫长得看不见尽头的干冷的冬天里，在雹粒敲打着铁皮房顶的时刻，在大雪忽然飘飞的六月末……你在那些夜晚里守在牛粪火炉旁沉思默想，面壁十年你差点儿成了一个哲学家。
远离喧嚣的都市，我们以超凡脱俗的精神贵族自命，安贫乐道，知夭达命，虔诚而惨淡地营造着我们的精神家园。可是当我们走出草原一。看——不对了！“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你所领悟的有关精神美学的问题，在现实世界的坚壁前作烟云流散。
藏北十年、二十年，有什么价值呢？不来，又有什么价值呢？有价值怎么样？没有价值怎么样？即便怎么样了又怎么样？
现代价值观解释不了诸多精神的情感的疑问，解释不了我们有关这片冻土的深情和迷惘。倒是“在劫难逃”、“欲罢不能”之类的词儿能似是而非地予以解答。是呵，前有古人，后有来者，我们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藏北的雪风抚平了前人的和我们的脚印，还会有更年轻的人们走来。
俄狄浦斯对于斯芬克斯谜语的解答是“人”，而人的谜底呢？生存意义价值的谜底呢？代复一代的人们寻求并努力得出答案而无一定论，我想那底蕴也许极其简单——与愚傻得可敬的黄君之于藏北同理，春蚕生来为吐丝，蜡烛生来为燃烧，你在劫难逃，欲罢不能。
我们毕竟都是这块土地上的过客。那曲任去任来。它旁若无人地打发着自己的日子。
那曲镇最隆重的节日是一年一度的赛马会。赛马场上一夜之间搭起帐篷城。那些特为赛马游乐制作的帐篷如大朵大朵白莲开放。
赛马，就是骑在马背上跑，看谁跑得快。第一名有大奖，最后一名也有奖——一串马粪挂在马脖子上，戏称为“捡马粪的”。
说来简单，但在极广阔的藏北草原牧区，赛马会是比藏历新年更热闹的民间节日，唯一的全部族集会的机会，它在牧人心目中的地位、它所引发的向往之情，自然就超越一切。
自古以来，藏北高原以地方、以部落为单位，每年至少举行一次大型赛马会。有些地方根据宗教节日或临时需要（如部落头人举行生日或婚礼庆典等）多到两、三次。通常在藏历六、七月间气候最好的几天里举行。
牧民们把参加赛马的事情看得非常重要，早早就着手准备工作。赛马不再使用，以便养精蓄锐。在冬季最寒冷月份里的三个“九”——藏历十月二十九、十一月二十九、十二月二十九这三天的上午，必须给马洗冷水澡。马冷得发抖，主人虽然心疼也还是咬紧牙关不能手软。他认为只有这样，夏季比赛时马才能跑得快，奔驰起来呼吸不困难。参赛的马一般不必喂特别的精饲料，尤其油腻食品，那样的话比赛时会影响呼吸。最佳饮料是山羊奶。奶中能放点冰糖则更好——照此地说法，奶中加冰糖能治人的气管炎和哮喘病——夏季初临时开始驯马，训练要循序渐近。起初大约每隔一周练跑一次，练习结束给马洗澡，仍要让它冷得发抖。比赛临近的最后一周，练跑更加频繁，上、下午各跑一次，完毕再沐浴一番。洗沐后每每用羊毛毡全身裹好保暖。赛马在整个比赛期间除了上场比赛，其余时间几乎全部给包在毡垫里。马主人护理自己的心肝宝贝，比照看襁褓中的婴孩还尽心。
而马分五类，训练方法各不同。五类马的说法来自一部驯马经典《达布西》。这部著作首先谈及马的起源：猴子生了五只卵，孵出五匹马。马长得既不像雄鹰父亲，也不像猴子母亲。当然比父母更英俊更潇洒。每一类马又分为互补的两种：大、小，长、短，黑、白，阴、阳以及头高头低等五类十种。驯马须首先区分类别，选择相应的训练方法。类别搞错了，训练就失败。这是一门学问。一个大部落里也未见得有那么一两个驯马好手。按民间行家说法，赛马切忌滚瓜溜圆，驯得好的马状如野狗。
好，现在赛马开始。参赛的马都披红挂彩，极尽装饰之能事。不仅马头令人眼花缭乱，簪上鹰翎雁翎孔雀翎，马尾巴也红红绿绿飘飘洒洒。参加大跑的是少年骑手，焕然一新地穿戴戏装一样的行头：色彩鲜明的绸缎单衣，从头到脚一种色调。老远看便是一个红点、绿点、黄点、紫点。参赛人马上场，骑手们王子一般高踞马背，马主人贴着马头拉紧缰绳，虔诚地环绕场中央巨大的焚香台转一遭。焚香台香烟缭绕，台前一大群席地而坐的红衣喇嘛在念经祝祷。随后参赛人马走向预定的起跑点。各地赛程三几里、十里八里不等，那曲镇的赛程是七公里。
在这段时间里，观众们耐心等待。马主人们通常在终点线旁指定席位等候。
当各色彩点从远方刚刚出现的时候，引颈翘盼的人群开始骚动起来。随即喝彩声、口哨声、奚落的笑声响成一片。接近终点的时刻最为关键：如能一举夺魁，立时誉满藏北；如果屈居第二，则大为逊色。第二名几乎不算名份。
计名次的裁判员有一大群，每人手持一块标有数字的木牌，拥挤在终点线这端，以便及时迎向自己负责的那一名次的赛马，交付木牌。
大跑决赛当场发奖。按参赛数量酌情取前十名或二十名。头马大奖奖金在五百至一千元人民币之间。旧时一般奖一匹马。随后由冠军领衔，列队绕场一周，向欢呼的人群致意，有如谢幕。往往最后一名不肯露面，于是广播喇叭里传出戏滤的召唤：“喂，捡马粪的，你辛苦啦！请到主席台领奖呀！”
其实最后一名的奖也较重，相当于所取名次的末一名（第十名或第二十名）。除此，还要在马脖子挂一串马粪或用哈达包一坨马粪递上。金巴曾主持过那曲镇的几回赛马会，他认为挂马粪带侮辱性，曾以砖茶代马粪特别奖给了最后一名。金巴还告诉我，旧社会有些人自知拿不上名次，还专门“争”最后一名哩！
参加赛马小跑的都是青壮年汉子，显得威武雄壮，器宇轩昂。那些剽悍的男子们丝毫也不掩饰得意之态——一年中唯一一次能在众人面前表现自己、炫耀自己的机会，而且并非人人都能表现，也并非年年都能炫耀的——嘹亮地吹一声口哨，或者放开喉咙吼一声，在赛场内纵横驰骋，东奔西突，转上一圈再一圈。一九八四年那曲赛马会上，赛手们不论圈数，不计名次，旋转得天昏地暗，久久不肯下场。当时全场情绪达到高潮，参赛者与观众交融一片，忘情地发出自己的所有声音：呼喊或者唿哨。在寂寥的藏北高原，这种群情鼎沸的场面一年只有一回。
赛马会其实是牧区综合项目的体育比赛。除大跑、小跑外，还有带表演性质的马上竞技：俯仰在马背上拾哈达；骑射：用藏式叉子枪打靶。田径运动有大人或儿童赛跑。从前有规定打赤脚的，但现在那曲镇不行，遍地啤酒瓶渣儿。还有拔河、跳绳、跳远、跳高——两人扯绳子，参赛者依次跳过去。举重比赛是抱石头，或者抱装满沙子的牛毛绳口袋。抱起来扛上肩就算数，不必举过头顶。一九八五年那次盛况空前的赛马会上，把索县赞丹寺保管的重达二百二十斤的“扎多”石头也运了来凑兴——重也不见得很重，主要是没角没校的使不上劲儿。这些比赛项目娱乐色彩很浓，所有项目都没纪录，只有本届优胜者。
有些牧区赛马会上有赛牦牛的项目，我没见过。想那笨拙的牦牛摇摇摆摆不守规则，一定很逗人发笑。
赛马会期间的娱乐活动，主要是歌舞和打藏牌。歌舞是藏北锅庄圈舞，男女分成两排，围成大圈，且歌且舞。有时就通宵达旦地跳。看热闹的以为就那么几个步法、几种调子，看门路的人才明白唱法和套路的个中妙处。听索县歌舞队队长勇扎讲，民间时常举行锅庄比赛，几天几夜跳得不重样，哪个村一旦唱重复了就算失败了。打藏牌的有时也下赌注，不过一般输赢都不大。
追究起赛马会的起因，有说是源自尚武精神，从前的格萨尔就是赛马夺魁而称王的。有句老话说：“印度国王是通过宗教仪式选的。岭国国王是通过赛马选的。”也有说赛马会仅有几百年历史，藏政府收税官每年夏天来征税，需召集牧民，顺便举办赛马会，庆贺完税。还有一说是起自一千三百多年前的松赞干布时代，王宫中每逢议完大事都要庆祝一番，久而久之完善成固定的赛马会。
我以为，最令人信服的理由则是：地广人稀的大草原上，有时走上一天也见不着一个人影，人们很有孤独感。同时牧场青绿，牲畜膘情好转，一年中美好而短暂的黄金季节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