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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戏剧性地变更着一切，人的命运，人际关系可以在不长的时期里发生难以逆料的变化，无论有着怎样严肃的历史背景，进行过怎样严酷的政治斗争，一旦落实到民间，始料不及的后果常使人啼笑皆非。
一九五九年春夏间，拉萨平息叛乱的硝烟还没散尽，索县一带已经战云密布。赞丹寺成了短兵相接的战场。我在索县正巧采访了当年敌对的双方——昂巴和洛布丹增。他们现在都是索县干部。离开索县不几天，我去安多县又找到当年参战的明加，补充核实了情况。将采访笔记如实摘录如下：明加说：当时我在索县和巴青之间的荣布道班当小工。道班上的十三名工人都是从朝鲜战场下来的汉族同志。那一天就像和平年代里的每一天一样，早晨起来没发现一点儿异常预兆。大家出去修路，我和一位汉族孕妇把开水装在桶里，拿车子推往工地。一出门，埋伏的叛匪就向我们开枪了。一时枪声四起。我们赶紧逃命。孕妇的丈夫就在前面不远的工地上，听见枪响就直奔他的妻子。我亲眼看见那对夫妇被双双打死。我躲在大石头后面被活捉。他们见我是十二、三岁的藏族小孩，就叫当地老乡临时看管我，夜间老乡把我放了，我一口气跑了几十里路到了索县军管会。各道班工人没死的都集中在雅拉乡的养护段里，共有百多号人。此后我们的军管会就在养护段院子里坚守了四十一天。
昂巴说：我当时二十岁，正在（陕西咸阳）西藏公学上学，听说拉萨叛乱了，我们提前毕业赶回平叛。回索县不久，叛匪就打着“白色圣军”旗号，纠集了丁青、巴青、索县一带土匪和部分群众、喇嘛，共三千八百多人，占领了四面山头，把索县军管会远远地围困起来。叛匪司令部就设在北面日崩山上的尼姑寺里。我们从望远镜里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那群乌合之众的活动：南山上的在捉虱子，西山上的在掷骰子。
洛布丹增说：我七岁就在赞丹寺注册当了小喇嘛。那年我十七岁，寺庙里的翁则、铁棒喇嘛和三百多喇嘛都参叛了，我也跟着上了山。把刚修好的通往那曲的路都给堵起来，防止他们的人来增援。
明加说：北面来的增援部分是青海的骑兵团。听说已到巴青，军管会派我随一位作战参谋前去联络。好不容易找到骑兵团驻地，那些人竟然不相信我们的证明，不问情由说我们是叛匪的探子，毒打一顿后关了起来，一天一夜一口饭也没给我们吃。直到第二天派人去索县证实了我们身份，才放了我们，连句道歉的话都没说。那位作战参谋本来很帅的，给折腾得灰溜溜的。就这样，那一年我当了一回敌人的俘虏，又当了一回自己人的俘虏。
昂巴说：赞丹寺的地位很重要，养护段院子正好在它的射程之内。军管会首长明智地决定派一个小分队抢先控制这个制高点。这个小分队有二十一人，只有我和彭措两个藏族，彭措比我大一岁。我们负责向敌方喊话，发动政治攻势。我们在寺顶坚持了二十多天后，大约在八月十九日夜间，叛匪纠集了四十人的“敢死队”冲进寺庙底层，打死了我们的队长，我们退守最高一层楼顶。敌众我寡，又是短兵相接，我们处于劣势。对方高声叫骂，说我和彭措是“叛徒”，我们就回答：“有本事你上来呀，给一粒花生米儿你尝尝。”
洛布丹增说：那四十个人的敢死队的组成，是在自愿报名的基础上，由喇嘛跳神决定的。给每一个敢死队员发一个泥巴做的人脑袋护身符，挂在胸前可以刀枪不入，保证能活着回来。万一死了的话，保证能上天堂。我没参加敢死队，是随后进去的。看到被打死的那个汉子，还镶着金牙呢。
明加说：情况已经很危急了，我们在下边用电台和那曲联系，请求空军支援，轰炸叛匪司令部，没想到飞机虽然来了，但扔了颗炸弹在赞丹寺背后，差点儿炸了我们自己人。
昂巴说：赞丹寺六十多岁的老堪布（住持）是进步人士，他和我们一直坚守在寺庙里。眼看飞机还要继续轰炸，老堪布急中生智，把他珍存的一面红旗插上寺顶——五十年代初解放军路过此地时赠送给他的——飞机发现误会了就飞走了。到了下午，叛匪在下面采取了行动：要锯断大经堂的柱子。不用很久，我们二十个人就会全部陷落在敌人手中。我们明白最后的时刻到了，就想硬拼了吧。但也有人哭起来了，说再也见不到家乡父母了。富有经验的副队长很有办法，让我们把所有的被子和床单都撕开，拧成一股粗绳，黄昏时用汉话向养护段喊话，要他们机枪掩护我们突围。天刚要黑的时候，我们从寺庙背后缘绳而下。五个共产党员分别打头阵和押后阵。老堪布死活不突围，他说话到六十多岁，已经活够了，死了也无牵无挂。山上的叛匪已发现我们行踪，不断地打冷枪。还好，只有一个人的耳朵被枪子打穿了孔，一个人的袖子给打穿了。总之安全撤回养护段的指挥部里。
明加说：我们的人刚撤离，叛匪的狮子旗马上飘扬在寺庙楼顶。制高点被占领后，我们指挥部的人再也不敢走出房门。
洛布丹增说：我们占领了寺庙后的第二天上午，来了两架飞机轰炸，扔了两颗炸弹后，大家都吓坏了。我跑出寺庙，顺着山沟转到山后藏了起来，到第三天，飞机转了转就走了；第四天，解放军大部队来了，我们早已溃不成军，大家没抵抗就跑到边坝一带，后来自行解散，各奔前程；第五天我就投降了。
昂巴说：打扫战场时，我看见了老堪布的尸首，头上被砍了两刀，一只鞋挂在脚上，另一只不见了。后来，我随解放军当翻译离开索县，去边坝一带剿匪，直到平叛结束。
洛布丹增说：第二年人民政府送我去拉萨中学，学习藏文和算术，没学汉文吃了亏，再也没机会深造了，当干部整天下乡跟牦牛打交道。到了一九六四年，我和那曲另外三个人组成四人代表队，参加西藏第一届文艺会演。我们四个人，没有乐器伴奏，整整演了一台节目，把拉萨轰动了——现在那曲根本没人会跳那些舞了——大家说，昌都来了二十几个人，谁看他们！看谁的？黑河（即“那曲”意译）四个人的！后来各地区共选留了三十三人，组成西藏代表团参加全国第一次文艺会演。我主演了一个舞蹈，拍成电影《朵朵葵花向太阳》。西藏代表团在人大会堂演了一场，周总理和我握了手（洛伸出右手），夸奖我——多幸福啊！——毛主席多次接见我们，会演期间江青每天都和我们在一起——你看我当时的照片，不像男的，也不像女的，嘿嘿……文化革命那阵子我参加了造反派，组织了宣传队，到一九七一年给我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开除了公职，交雅拉乡监督改造。群众专政很厉害，把我捆着打了几次，现在右手不行了，就是那时给捆的。当时昂巴也被双开（开除公职、党籍），也在雅拉乡劳改。当年你死我活的敌人，也有这一天成为难兄难弟。嘿。
昂巴说：“文革”时我担任区长。县上有人搞冤案，捏造了一个反革命组织“中华民国救国军”，说我是救国军八大金刚之一。在雅拉乡劳改一年半，后来是自治区来人宣布平反的。我被“解放”后，洛布丹增还在劳改，他经常偷偷摸摸找我打听：“你解放了，我有什么消息吗？”
明加说：“文革”中揪斗我，说我是叛徒——叫叛匪捉去又跑了出来，不明不白，肯定叛变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不说它啦……
——真是的，那些思恩怨怨的往事已经过去了很久，人们都很少提起了。洛布丹增给眼下的事情搅得心烦意乱：“我搞了几十年歌舞队，那曲地区谁不知道索县文工队！可是现在是年轻人的天下啦，你看那个勇扎，年轻轻的，从来不把我放在眼里。我承认他行，科班出身，大学毕业，吹拉弹唱编导演都行，可也别太傲气了嘛！一支新黑管，他吹上没三天，就吹坏了。我批评他，他还强词夺理：乐器买来就要用，用了就会坏；人也是用完了就老了就死了嘛！我就和勇扎打了起来，勇扎打了我，我也抓了他几下。县委不管，公安局来过问，在讲道理的时候我赢啦！”
那个勇扎我们见过，非常精干的一个小伙子，西藏大学艺术系毕业，现在索县文工队的队长。他和洛布丹增闹矛盾的实质，是因为两人各有所长，都太能干了，各有招数，互不服气。结果是洛布丹增退回文教局当干部去了。
我们端详着洛布丹增幸运顶峰时在北京拍的照片——粗大的辫子盘在头顶，红艳艳的丝穗潇洒地从耳侧垂挂下来，恬静地微笑着，美好前程在握——一个少见的美男子！
可是眼前的洛布丹增，黝黑的脸颊上早已皱纹密布，激动地说些不顺心的事情，谈话间已将一瓶才启盖的白酒喝掉了大半。
当年的少年驮运者、班戈县小牧民加央到了索县当县委副书记。与我同行去文部的未来的经济学家多托被任命为管经济的副县长。这一茬年轻的领导充满了雄心壮志，想要以索县为基地改一番革。多托思考了一系列发展牧业和副业的计划，但没来得及实施。原因是不久后，县上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新县政府，多托的价值未能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落选了。后来那曲地委只好把多托调回地区经济研究室工作。
计算了一番票数，昂巴当选为索县县长，昂巴在掌声中站起来，频频向代表们点头挥手致意。但是过了两个小时，方才发觉计算有误，会议赶紧宣布未超过半数，昂巴未能当选——这与多托是同一次落选吗，或许是上一届选举的事情，时间无关重要。
确实是同一次落选的是和我们一道进藏的小毛。他十多年前一进藏就到了索县，在索县当副县长主管公安和商业也已多年。据说落选的主要原因是他下乡时经常顺便打猎，主要打马鸡。群众对打猎杀生的人有看法。
政治作为文化的一种组织形式，在当今世界表现出它的千姿百态的繁复性。但各种模样的组织形式难于在同一时代放之四海而皆准。即如当代最高文明、谈论起来美如甘饴的民主，由于它并非本土生长之物，而引入和推行的结果也往往事与愿违。
赞丹寺所在的雅拉山下的雅拉乡，是英雄格萨尔的爱妃珠牡的故乡。有关格萨尔和珠牡的遗迹传说不胜其多。珠牡出生时虽在冬天，但雷声隆隆，布谷鸣啭。所以名以“珠牡”，意为天龙之女。民歌里唱道：“珠牡的美名到处传扬，是她出生时天龙高唱；珠牡的嗓音动听悠扬，是她落地时布谷鸟歌唱。”时至今日，人们还在津津有味地指点遍及索县的珠壮的牧场、锅灶、灰堆及晒牛粪的地方。
其中最著名的一则传说是，珠牡诞生在雅拉乡，所以雅拉乡多出美女。县翻译局的洛桑加央笑着说，当他把文人们写的这一段文章念给雅拉乡群众听时，大家都笑了起来，说没这回事儿，现在雅拉乡的姑娘们哪有那么漂亮。
后来听人解释说，珠壮有一次被一个魔王掳了去，因不从命，备受折磨，每天都在盼望所向无敌的格萨尔来搭救她。可是当时格萨尔似乎正为别的女色所惑，一时昏聩，没能及时赶来。珠牡有感于美貌女人命运多舛，下了咒语：“让后来的女子长得连我的脚后跟也不如吧！”所以后来的女人相貌一代不如一代了。
但索县这地方宜农宜牧，气候较好，姑娘们的肤色都还不错。她们没同西部草原的人作比较，漂亮而不自知罢了。
特意打听了珠牡有没有后代，大家说没有，不仅珠牡，格萨尔成群的王妃中，也没听说过有哪一位生过一男半女。好生纳闷，是故事创作者忽略了呢，还是这个民族原本就不重视家族观念，所谓传宗接代等等——藏民族没有姓氏，贵族家只有房名。只得暂且存疑。
就是在当时尚未落选的索县副县长小毛家里，我翻阅了一本西藏党史资料，看到一章对于这地方很有意思的回忆录，说的是五十年代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巴青——索县一带平息匪患的事迹。作者是当时的巴青县军事代表，现在成都度晚年，名叫崔善才。依着这一线索，不久后我就去成都访到了他，巴青那一段历史就昭昭然了。
旧时代的藏北，盗匪猖獗，偷盗抢劫成为一种风气。那些大盗往往与部落头人素有瓜葛，有权有势，有社会地位，他们是些传奇人物，牧人们对他们充满敬畏，并对本部落的大盗引以为荣，于是藏北长期处于强盗英雄崇拜时代。至今人们仍津津乐道那些著名匪首的事迹，还在传唱《强盗歌》，流露出钦羡神情。班戈的占扎念来一段歌词，表达旧时一般年轻人对于强盗生涯的向往：
母亲姨母告诉我，
不要去那高山上；
要是不到高山上，
哪能明白世界的模样。
父亲叔叔告诉我，
不能和强盗交往，
要是不同强盗交往，
怎能得到世间宝藏。
至于那首《强盗歌》，有一天，我的同事、五十多岁的德庆卓嘎兴冲冲地告诉我。她在当雄草原搜集到一首歌，“太傲慢啦！太豪放啦！太浪漫啦！”老太婆的眼睛大放光彩。
等我一过目，立即被感染了：好一群绿林好汉！歌中简述强盗生涯：漂泊浪迹，但蓝天之下的整个大地都是家，山洞是帐篷，野牛是家畜，喝大碗酒，吃大块肉，从不会使用敬语，也不屑于用指甲扯骨缝里的肉丝——
我虽不是喇嘛和头人，
谁的宝座都想去坐坐；
我虽不是高飞大鹏鸟，
四方高山都想落落脚。
我强盗从不去找靠山，
双角长枪为我壮了胆；
我强盗是没有帮手的，
快马快刀是我好伙伴。
我强盗从不愿拜头人，
高高蓝天是我的主宰；
我强盗从不去点香火，
太阳月亮是我的神佛……
当年我强盗远走他乡，
只有单骑单枪独一人；
今天我强盗返回故乡，
赶回牛羊千千万万只。
当年我强盗远走他乡，
单骑单枪一人往北行；
今天我强盗返回故乡，
我主仆总共十八个人……
——《强盗歌》
有人对《强盗歌》这歌名有异议，说在藏语中是褒扬之词，大约译成《好汉歌》较恰切。
至今健在的几位当年的强盗首领现在地区政协。旧社会的藏北，强盗已形成一个特殊阶层，有的甚至有能力组织起一个部落。有人曾在拉萨色拉寺丹木真像前发誓不抢穷人，有些杀富济贫者很得百姓拥戴。人们痛恨的似乎只是“哈萨克土匪”。关于这个哈萨克，有多种说法。有说是新疆的，有说是青海的，还有的说是青海解放时，马步芳残余部下流窜藏北的，一位外国人则说是“哥萨克土匪”：苏联革命时期，成群结队的哥萨克人带着家眷，赶着牛羊逃到西藏。这些人打家劫舍，百姓恨之入骨。但此事不见其它记载。
看来“哈萨克”只是统称，泛指一切外来土匪。晚近到四十年代的事情也被搅进历史迷津。真实成为传说，传说倒更真实，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也是藏北民间一个特点。
和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游牧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