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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日子对于先遣连来说却就暗淡下来：道路为风雪所阻，后续部队及给养断绝。扎麻芒保艰苦卓绝的一个冬春里，马匹倒毙，粮、盐俱绝，只靠清水煮野马肉为生。尤其糟糕的是纷纷患上一种无药可治的病症：全身浮肿流黄水直至死亡。很可能是当地水质有害所致。李狄三未能幸免。但他长期隐忍着病痛，顽强地支撑起全连的精神。直到他昏倒在地时，战士们才发现他的绑腿早已深深勒进浮肿溃烂的肉里。硬是凭了那种精神，李狄三屡屡挣脱了死亡的纠缠，直坚持到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大部队开赴扎麻芒保之际，他亲眼看到了后来者时，才欣慰地闭上了眼睛。第二天，部队为李狄三和他的五十五位战友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六十年代，他们的遗骨迁葬于狮泉河镇的烈士陵园中。
寻找李狄三遗属的工作颇费周折。他只在离开于田时给家乡亲人们发过最后一封信；牺牲前既未留下家址，也未向父母妻儿留下遗言遗物。直到十一年后的一九六二年，组织上才设法找到他的家乡、他的家属。
先遣连以其壮烈的气概、非凡的功勋，被新疆军区授予“进军阿里先遣英雄连”称号，每人荣立一等功，每人获得“人民功臣”、“解放西北纪念章”各一枚。
先遣连的故事应当到此结束。但我禁不住要关心那些曾在风雪扎麻芒保的死亡门坎上踱过步的人，那些幸存者的命运。结果很不幸，那些了解情况的人，无不以低沉的声音述说同样惊心动魄的那些人的经历：作为特级战斗英雄的先遣连副连长早在“文革”之前即被某次运动打翻在地，那时他已任副师职，先遣连指导员，于“文革”初期被造反的红卫兵们装进麻袋，扔在大卡车上，不见三千公里云和月，由狮泉河，颠到乌鲁木齐。而那位尤其可怜的先遣连连长，从五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二十二年间，被投入监狱，所谓政治问题。待到平反出狱，从精神到肉体都成为废人。
对于那些穿过枪林弹雨并与严酷自然、与死亡对峙过而大难不死的至勇者来说，虽然和平但丧失理智的荒唐年代更可怕。
死者长已矣，生者为之长吟嘘。我已铭记。历史已铭记。无论时代发生怎样的变化，李狄三所标举的那种纯粹精神仍然是一面旗帜。
那被掀开的阿里的新的一页也已成为历史。狮泉河埋下英灵，又若无其事地笑迎八方来客。阿里仍然年复一年地经历漫长的风季，短暂的雨季，有限的下雪日和无休止的骄阳。
近十几年来显然又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直接的大气候因素在于全国范围内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狮镇风景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集市的扩大繁华。位于镇南狮泉河北岸的贸易市场，带着仓促潦草的痕迹，几条纵横斜向的狭道旁，挤满了高高低低的半临时性建筑的铺面。与西藏其它地区大不同的一项景观是经商的新疆人的大量出现。此外，决心把川味推广到天涯海角的开餐馆的四川人，走遍全国从事裁缝修鞋业的浙江人、遍布藏区经销民族日用品的青海、甘肃人，出卖劳力的汉人以及无所不在的康巴人，等等，倒是同其它地区类似。
人口也往往是繁荣与否的晴雨表。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按八百人设计的镇规模，仅占现镇中心一隅。一九八○年前除在职干部职工外，仅有城镇居民一人——他本是游牧至此，后在某单位做临时工——但到一九八○年，狮镇常住人口已达三千人暂住人口二千人；近些年来，夏季流动人口超过常住人口，到一九九○年流动人口五千人，当年全年达四万人次，居然接近全阿里总人口数目。当年，流动人口大多为“候鸟”型，到冬季便急剧减少。现在，常住一年以上者达一百多户，而狮镇居民则不足三百户。这些数字都是去年进行人口普查时，行署下决心，拉开人网，每一角落都搜索遍了，方才得到的。连普查人员都感到奇怪的是，有十多户竟连续居住达十年以上，并且还有外来妇女在狮泉河的医院生小孩的事情发现（由于缺氧，一般认为对于汉族孕产妇来说是危险的）；另有改则县一位建筑包工队成员居然与当地一牧女结婚定居了。阿里干部感叹说，要说阿里艰苦可真艰苦，可就是有不怕苦的人争着抢着来；新藏公路上年年都有人因缺氧而死亡，但更多的人却拥了进来。一是建筑施工，二是经商。都想赚钱，而国家集体个人果然都赚了钱。改革开放、商品流通就是令人不可思议：究竟是谁赚了谁的钱？
藏民族传统观念中缺乏商品观念。农牧民不信任、不情愿借助商品流通媒介，而宁可世世代代赶着牦牛驮羊进行农牧盐粮交换。整个西藏直至近代才出现了四大商人。虽然其中的一家居然还买到了贵族爵位，但经商者普遍地位不高。在拉萨等地，最活跃的商人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内外的人们：久居拉萨的来自西部克什米尔等地的穆斯林，来自青海、甘肃的回民等。在阿里，则是新疆维族人。穆斯林充当了当代西藏商品流通媒介的一支活跃而重要的商旅。
伊斯兰教本就有着深厚的商业背景和经商传统。《古兰经》所规定的正是社会、经商和个人行为的准则。重商主义的伊斯兰信徒渗入西藏高原由来已久，从事国内外、地区内外的商贸活动已久。拉萨八角街的铸铜佛像甚至大都为回民的制作——而伊斯兰教义不仅格外强调唯一神，不仅极端反对偶像崇拜，对制造和销售偶像者尤为痛恶——提供藏民族宗教生活及世俗生活中的一应物品，体现了回民经商的灵活性。
去年在北京大学，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年轻的社会学家周星。周星正做着费孝通先生的博士后，按照费老的要求从事“回民怎样上高原”的专题。他去临夏做了这项调查。在临夏的作坊里，加工的是地道藏货，它们不久便会在拉萨八角街出现：仅临夏一州，就有上千辆个体车往返于青藏高原。重商轻死的回民带上氧气瓶就开赴青藏公路。既不怕死，也不怕被同化：他们有坚实的伊斯兰教为抵御。周星极赞赏回民在农牧之间、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积极致力于沟通的努力。他甚至转述了费孝通先生的一个观点：高原牧区必须走现代牧业的道路；每一文化模式的发展都须借助启动因素，而回族的这种努力有可能构成这种启动机制。
在狮泉河镇，我重又看到在拉萨所见情形，从青海、甘肃回民到新疆维吾尔人，代表了一种以商品经济为突出特征的异型文化，从拉萨直到狮泉河，对于藏民族的传统经济观念进行了全面冲击。
我从未去过新疆，因之对新疆的“吃”文化（除羊肉串外）当是首次接触。他们的以肥羊、黄胡萝卜制作的抓饭具有异乎寻常的浓烈的膻香。还有那招揽客人低沉的嗓音、浓重的鼻音、短促的音节同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新疆人的烤羊肉串已延伸到拉萨。新近见到一位，生意极好，拉萨人认准了新疆人的羊肉串，说比汉人的地道。因此这位制作羊肉串者大获收益，每月收入高达数千元，足够一位普通的国家干部职工全年工资收入。
四十年来，阿里的北大门始终敞向新疆，由于新疆的方便和富有。不仅阿里的边境由新疆部队驻防，地方干部的衣食住行也差不多端赖新疆，连干部本身也多为新疆所派遣。干部休假，也总是沿新藏线北上，走喀什，飞乌鲁木齐市，再乘火车去往各省。阿里干部们说话，不由自主地带有新疆人的鼻音；阿里的市场也沿用起新疆所习惯的“公斤”制。例如，目前狮镇市场上（从新疆运来的）猪肉、羊肉已卖到二十几元钱一公斤了。而新疆人所卖羊肉，往往曾取材于本地：每年九月前后，草场将要黄萎、羊子正是最肥的时节（阿里羊子最肥不过四、五十斤重），新疆人便以较低价格大批收购活羊，边放牧边赶路，走上月余回到家乡。经过一冬的收圈料养，春季里羊子体重可较前增长三倍，重达百四、五十斤。待把其中的一部分返销阿里，当然就有钱可赚。
以往阿里干部吃肉多靠去本地牧区收购，约十元钱一只羊，只在年节采办年货时从新疆成批运来肉类副食。但八十年代以来，全藏范围内取消了农牧区税收派购任务，牲畜私有私养，加之商品经济来势迅猛，有关管理部门措手不及，吃肉率先就成了问题——这是当今狮镇一个小插曲。
新疆维族商人们依据天时地利的优势，生意做得好；能干的康巴人当然不甘示弱，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优势：语言相通，了解农牧民需求，不怕吃苦，不嫌麻烦，生意做得活：开着装满货物的东风大车，在阿里高原上一个帐篷一个帐篷地流动推销兜售。农牧民们向无讨价还价习惯，加之送货上门，购买能力仍然可观。
阿里虽有边境贸易传统，但多为以物易物小额贸易。当地百姓中少有职业商人，只在普兰有坐地商户，狮镇商人接领取营业执照者为六百余人，基本为外来经商者。
文化应当是在故乡风景中生长的。现代类型的狮镇格局、建设风格及生活方式则是引入的。我对于熟悉的藏北那曲镇的评论尚且是“大草原的异己风格”：大自然的异己分子，违心之作，存在得没有道理。狮泉河镇除上述诸种唐突荒诞感外，还远不及海拔四千五百米的那曲镇尚有一些历史，有寺庙，有居民，有牧场。狮镇则既无历史，也无寺庙，因为干燥的砂碛土地难以生长牧草，农牧民皆无。该镇的存在及其一应风光均属人造。
所以有些西藏之外的旅游者不能够喜欢狮镇也在情理之中，他们感到它像是从别处撕下来硬贴在此处的粘贴画，一切都不合谐，别扭，无根基……诸如此类。
人生之缘各有分定，不能强求他人爱你所爱。这个荒原上突兀而起的小城镇，确实难以让人一见钟情。但我不去说不喜欢它，这基于一个理解：狮镇的出现，正是阿里身处急剧变革时代，一切都还“来不及”的现身说法：来不及深思熟虑，来不及过渡植根，来不及协调融合，来不及从容不迫，以至来不及取悦于人。
阿里三围之所以在漫长历史中不时成为独立王国，原因在于这一范围内农牧兼有，可自成生存体系。历来的阿里生长了植物般的农民，羊群般的牧民，由于它的位置所在及生存必需，它还季节性地生长着帐篷贸易集市。但它不会自发生长很多东西，例如现代化。在它的历史上也多多引入并非本土生长之物：佛教及其艺术，天主教堂，噶尔本政府，羊肉抓饭……阿里自会鉴别选用，择其善者而从之。
狮泉河镇存在着已就是既成事实，作为某种象征已显现出作用和影响。它逐渐地就化入这片荒原，汲取并散发，为荒原增添了新的信息和因素。近些年来，狮镇的国营企业中无经营性亏损，企业资金已翻了两番。阿里的人均财政收入是全西藏最高的地区。狮泉河镇正逐步走向向全地区辐射现代文明的中心地位，强化作为地区中心的行政、服务、生产等各项功能，以补足各县功能不足的问题。为一劳永逸地解决能源问题，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大投资、高成本，在象泉河上建一座万千瓦级的水电站。阿里在本世纪末的可能是：财政自给，大型电站，飞机通航，口岸全面开放，杀向内地联合办厂……
社会生活呈现着生机，而大自然，也以某些信息给狮泉河人提供着安慰：十多年前被“斩尽杀绝”的红柳，以其顽强坚韧、不屈不挠的生命力，从残存于大地深处的根须中再次萌发，拱出地面——这种耐高寒干旱的植物植根之深、蔓延之广是自然界的奇迹：非如此它不能吸取到地下水——它们被消灭掉茎枝和根部主体之后的五至十年之后，仍能抽枝条、吐叶瓣，但它们能否再生成红柳的莽莽丛林呢？抑或是苟延残喘地招摇？还是仅仅长成大逊于前的次生林？
不知道这个陌生的小镇对我抱有怎样的态度，是不欢迎，还是由于太欢迎而格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继第一次强迫我步行进入该镇之后，八月二十六日凌晨当我们从普兰再返狮镇，在距它约十多公里远处，它再次让我当了“团长”。
早在前往普兰的路上，老孙的车就出了问题：没有刹车。离开科加村后，在险峭的山道上，当两次冲不上高坡，车自然沿着坡道下滑又停它不住，被迫将车屁股抵向峭壁以强迫停车时，方才意识到潜在的巨大危险。为确保外宾安全，格勒当即决定陪南希转移到杨成的车上，那车虽无加力档，上山须步行还须推车，安全系数却大。同时换下韩兴刚和扎呷到我们车上，他们身手麻利，一当发现危险，会立即跳车，捡石头，垫住车。甚至有几次，当还未确定是否能上得去时，韩就纵身跳下车，在一两秒钟之内已将石头塞在轮下，很英勇的样子。
从塔尔钦到狮泉河的路是较为平坦的。我们想抄近道涉水过噶尔藏布。河边有两台朝佛的东风车。那些人中有的说小车可过，有的说难。老孙决定冒点儿险，就加足马力横渡噶尔藏布。小“北京”犹如水陆两栖坦克，轰隆隆勇往直前，水从脚下冒出，在河心差一点儿熄火。车内的人、岸边的人都在高声胡乱呼喊，终于水淋淋爬将上岸来。没有加力档的杨成自知无此能耐，掉转车头沿着比我们绕远四十公里的旧道前行。我们两车的对讲机一直好用，在关键时刻它却不响了，自此两车失去联系。
鉴于离开普兰并转完神山即算完成了阿里的全部任务，又鉴于韩、孙提供的具决定意义的帮助——对于我来说，格勒他们也是帮忙者；恰好在第二天的八月二十六日是我八岁儿子的生日，我便趁机公布了将于此日在狮泉河镇请大家的客，吃一餐新疆风味的饭菜以示答谢。现时就盼着早到狮镇，洗理内务，准备生日宴会。
涉过噶尔藏布时天已黄昏，前程是荒野沙原，道路难辨。曾有几回车陷沙窝中，只得以手除沙，合力推车，四周无水可汲用，水箱不时沸腾，又要调头迎风降温。就这样走走停停，到清晨五时，彻底休息：瓦缸烧掉了。据判断，此山头距离狮泉河约有十公里之遥。习惯了挫折的人们任谁也没多说一句话，一副副听天由命的面孔。耿师傅和扎呷两人步行前往狮镇求援。小韩从后座起身去驾驶座，我也毫无谦让之意地打开鸭绒被，占据了长长的后座。这一切都在沉默中进行，我们三个：韩、孙和我，就在阒无人迹的荒原入睡，山风使车身微微摆动。
上午十点钟后，杨成的车，马师傅的车，两台车风风火火赶了来，人们大叫大嚷地说一些废话。他们留下修车，我们三个则乘坐“杨成丰田”回家——喜笑颜开、充满朝气的杨成说，昨晚他们有一番得意经历。他们夜间在一个区公所负责人的家里，用了丰盛的夜餐并看了电视，一个外国故事片。在平坦大道上车开得又快又稳，格勒他们极为满意地称这辆破“北京”赛过丰田——嘿，“杨成丰田”！
杨成车技娴熟，并一副老练驾驶员架式，坦然自信地边开边唱歌，真是又快又稳，一溜烟儿开进了他们的地区群艺馆。此时，格勒在杨成的房间里已酣睡过一大觉。
地区群艺馆正热闹非凡。西藏电视台从拉萨开来一辆大轿车两辆丰田车。车内坐满了人足有三几十个。他们来拍名为《历史的丰碑》电视片中的某些片段，携带了大批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