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久以来，生命的主体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她的存在，逃避与她的相会和对话，逃避到感情世界里：亲情，友情和爱情，那一世界以欢乐和痛苦提供着掩体，逃避到事业中去，以忘我的投入遮蔽灵魂的存在。若无其事。
但在意志的自我稍一松懈之时，那个抑制了很久的灵魂就完完全全地显露出来，显示了它的终极存在和不可抗拒的威力。意志属于今生，灵魂的秉性则是永恒。
这也许是灵魂的根本属性吧。灵魂是人类宗教感情之源。
以我的坚强，我曾断言过我不可能皈依哪一宗教，我是尼采和马斯洛的信奉者——那也许可以算作宗教，是崇尚人，意志至上，自我实现，是有关强者和超人的哲学。
问题仅仅在于，我能否永远坚强下去。
宗教不是强者文化。是柔弱灵魂的庇护所。一种宿命。我所见到的虔诚敬信三皈依的人，是一些无奈的人，一些无助的人，一些无力、无为又无望的人，孤独无依的人，痴愚且无意挣脱的人，痛彻地感受到人生全部苦难的人，被苦难、不幸所淹没、被不可抗力打翻在地的人，一些心怀恐惧的人，没有其它着落的人，善良了还要再善良的人，贫穷着还将更贫穷的人……
试图超凡脱俗的人，渴求缘此达到高境界的人，功成名就登峰造极时忽觉不过如此尔尔的顿悟的人，淡漠名利的人，淡化人生的人……
——至于那些希图假此捷径达到政治目的的人，企图做精神领袖的人，从来就没什么虔信超脱可言，不在此例。
我想我本就一无所有，现在仍是子然一身。也许暂时能够拥有的，就是眼下正在进行着的《灵魂像风》了吧。我原想，当这部书稿被打上最后一个句点时，我可能又将腹痛难忍吧，又将茫然了吧。但事实上，情况比料想的更糟。
且不去说它，它不属于本书范围之内。
而这一本《灵魂像风》，则由干几年间的经历和思想的演变——尚未定位的演变——它没有找到一个落脚之点。
因之这本书就有了一个结不住的尾。
1993年10月—12月
成稿子成都——拉萨
附录
《西行阿里》序
格勒
不知是哪位作家说过：“我们在和一位作家谈过一次后或看见过他的面目后，再去读他的著作，必会觉到更多的领略。”我与马丽华认识已久，去年七月至九月，又同行阿里考察，同去瑞士出席国际学术会……大概由于这些原因，我读了她的新作《西行阿里》，印象很深，感受很多，不妨在此借题发挥，粗谈几点体会。
《西行阿里》虽是一部文学作品，但其意义和价值显然已超出文学的范畴。这要归功于作者近年来对人类学的关注。至少从《藏北游历》起，我感到马丽华的作品已经开始向着人类文化的反思伸探。其突出特点是借助于对地域特色、风土人情、历史典故、神话传说、自然风光等的精心描写，执拗地追求一种特定文化价值的参照，从中探溯藏民族文化的内涵、价值及其对于当代人类的意义。《西行阿里》继续坚持了这个“已确定的思路和动机”，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我还格外感到了我已描述的该地的自然、历史、民族、宗教所具有的弓卜意义。作为当代世界的一个参照，可能会提供一个思索的契机；作为有关未来的终极思考的观照，也许不无意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丽华的作品在文学与人类学两座高耸的悬崖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并将她个体心灵的深入对应于西藏古老文化心理的剖露与反思，从而引起国内外一些人类学和藏学专家们的共鸣，在瑞士苏黎世的“西藏——喜马拉雅人类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一些外国专家对外文版《藏北游历》爱不释手，赞不绝口，即是一例。
文学中的散文与诗、小说等似乎有所不同，它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出作者的主观意识以及有关民俗的、历史的、宗教的、哲学的、道德的价值思考。马丽华充分利用了散文的这个特声、，以她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第一手材料，和一颗对藏民族文化深深眷恋之心，努力向人们展示出一个远离近代文明，但又绚丽多姿的古老文化世界。在这个雪山环绕、历史久远、传说弥漫、古迹遍地的世界里，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超自然等错综复杂的关系，相互叠压、渗透、交错，构成多样、多重、多层的立体文化结构，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我们一个多月的考察固然不能总揽其全貌，但《西行阿里》筚路蓝缕，功在开辟，第一次向人们较为全面地传达了“我们一代人对于这一陌生地区的发现和认识”。毫无疑问，作者这一开掘之举是成功的。
纵观古今中外，文学家关注人类社会文化者不在少数。因为文学原本就是人学。我国历史上的文学巨匠通古今之变，究一代兴亡者不乏其人。司马迁、范晔等就是典型代表。司马迁作《史记》的精神就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而使《史记》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我看来，一部关注社会历史文化的优秀文学作品，就像硕大的天幕中形成的一条闪闪烁烁的光带轨迹，引发出人们无穷的思考和多向的叩询，其意义和价值不亚于一部社会学或人类学的专著。恩格斯曾经说过，他从《人间喜剧》中学到的东西，超过了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的总和，可见该部文学作品的价值所在。《西行阿里》虽不便与《史记》、《人间喜剧》等相提并论，但作者试图从文化人类学的高度来探究阿里文化，揭示藏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代文化变迁的努力值得充分肯定。如果说中国文学史上曾有过从事“学者散文”的作家，那么称马丽华为“人类学散文作家”也许确当。如果说《追你到高原》（散文集）、《我的太阳》（诗集）是马丽华接触人类学之前的自我情感世界的抒发，那么《藏北游历》、《西行阿西》应该是她努力把个人的情感融注于西藏文化反思中的结晶。很显然这中间马丽华的感受世界出现了一个新的腾跃。文化人类学视角的确立对这一飞跃无疑产生了较大影响。
近三十年来，藏族的历史文化引起了国内外的重视和关注，国际上掀起了“藏学热”。研究藏族的论著如雨后春笋，盈千累万，可谓硕果累累。其中有关来藏探险游历之类的著作颇多，对读者影响甚广。笔者于一九八八年至一九八九年在美国讲学时选读了桑得伯克（Graham Samdberg）的《西藏的探险》和安德烈·吉包特（Andre Guibaut）的《西藏探险》等等。书中固然不乏成功者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和了解西藏提供了一些线索和资料，从中也可得到一些有益的启迪；但作为一个藏族读者，我对这些作者的民族自大心理和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的不公正态度感到难以接受。他们总是带着一副优等人的有色眼镜观察我们藏族的风土人情，在他们带有偏见的笔下藏族文化除了离奇古怪，便是野蛮落后。对比之下，《西行阿里》虽出自于一位生长于黄海之滨的汉族作者之手，却无一丝一毫的民族偏见。相反作者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当。代文化人类学界有关文化模式、思维方式并无高下优劣之分的观点“，认为”任何轻视和无视别一生存形态的思想都是愚蠢的五十步笑百步“。尤为可贵的是作者为自己”可以在故乡人面前毫不自卑地称道自己为西藏人“，而感到自豪。这正是当代人类学家必备的基本态度。
在当代人类学家看来，世上的民族无论其大小、其生活方式如何，都有自己的文化，世界上没有无文化的民族。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各自适应生存环境的行为、观念、态度和生活方式。不同民族的文化存在差异，构成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因此世界各民族对人类文化都作出过各自的贡献。文化就本质上而言，并无高下、优劣之分。文明并非哪一个或者哪几个民族的功劳，而是由许多民族共同创造。喝酥油茶与喝咖啡，吃生鱼片与吃生牛肉，吃糌把与吃大米……都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差别仅在于习俗不同。所谓文明与野蛮都是相对而言。所谓文明人有时候很野蛮，而所谓野蛮人有时候倒很文明。当今世界所谓“西方文明”社会中野蛮的行为也处处可见。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丹麦、瑞士、芬兰、瑞典和美国是自杀率和凶杀率最高的国家。美国的酒精中毒率居世界首位。酗酒、吸毒、暴力等已成为美国社会的弊病。这些文明社会中的不文明行为在边远的民族和古老的社会中往往最少听到。我们去年西行阿里一个多月，发现生活在雪山草原中的人们不知吸毒、卖淫、自杀为何物。由此可见所谓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非为某一国家、某一种族或某一民族所特有；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都存在于相对之中。在印度教徒看来美国人吃牛肉的习惯既原始、又令人作呕。因为在他们的文化中，牛是神圣的动物，不能屠宰为食。同样，其它民族的人在观察藏族的习俗和观念时，也觉得有些习俗稀奇古怪。但作为一个人类学家对这些习俗和观念的差异必须客观地加以描述，并要求设身处地地研究这些问题，公正无私地进行考察。人类学的这种态度被称为文化相对论。这种态度鼓励人类相互理解。我非常赞赏德国著名人类学家利普斯（Julius·E·Lips）说过的一段话：“在我们的时代，人类学家应在自己的领域中为促使各个民族和文化之间更好地了解而工作。我们从原始人那里得来的遗产，是所有种族和民族所共有的。由人类学材料所揭示的所有民族的共性，最终将为世界大同的实现作出贡献。人类文化的最早发明和赐予者不能用肤色、民族或宗教来区分——他们是无名的。但他们献给人类的幸福，远比许多现代政治家为多，”他说他写《事物的起源》一书是为了“努力增加民族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合作。”为了这样的目的，人类学家就必须避免或克服民族中心主义的偏见，因为有民族中心主义思想的人往往对自己民族的文化习俗不假思索地视为理所当然，把别的民族文化习俗视若“野蛮”、“残酷”、“落后”等，其结果王方碍了正确理解其它民族的文化。这种态度在人类学界被称为“阻碍文化研究的态度”。《西行阿里》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作者具有十多年接受藏族文化熏染的独特背景。十多年来，作者怀着一颗虔诚的心灵，几乎走访了西藏的所有角落，并把自己的“事业与生活、乃至友谊和爱情都附丽于”这片土地。通过十多年的目光注视、双脚触及、心灵感知，她了解了这片土地，理解了这片土地上的文化。从而“齐鲁之邦的我”变成了“西藏高原的我”，使她能够从主位文化的角度来观察和理解西藏文化。这就构成了《西行阿里》的重要特色，不但客观公正，而且通过歌颂藏民族的一些优秀文化来观照所谓“西方文明”的弊端，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近年来，国内藏学界似乎也有止个“阿里热”。据我所知，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以及记者、画家、摄影师等文化人都被“千山之巅、万水之源”的阿里高原诱惑得如痴如醉。因此，每当提起阿里的历史和文化，人们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感和神秘感。不约而同地把千里之外的阿里选作探险的目标，考察的园地。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闯入这片“未经现代文明完全染指的最后净土。”因为当今世界现代化的文化浪潮正在冲击着每一个角落，昔日让旅行家和探险家感到惊讶、困惑、陌生的古老文化正在发生变迁，正在纷纷消失。美国古印第安人的文化，现在只能在博物馆中或在电影电视中看到。当今世界，遥远的岛屿和深山老林、荒野大漠都阻挡不住现代工业文化、商业文化的冲击。同样，古老而灿烂的阿里文化在当今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再也不可能隐藏于千年冰雪和云封雾锁之中。我们的阿里之行亲眼目睹了在现代化过程中正在发生的文化变迁，虽然这种变化比内地仍显缓慢，但我们已经感到。在狮泉河镇这种感觉尤其强烈。无论是象雄文化还是古格文化在狮泉河找不到一点蛛丝马迹，相反，商店、饭店、宾馆、机关、影院、商人……等等使我们感到整个狮泉河镇仿佛是近十年才突然降临的“移入文化”。它与藏东的康定，藏北的那曲，藏南的泽当，同属于现代都市文化的产物。难怪作家扎西达娃感到“阿里存在的不现实”，“奇怪土著阿里人跑到哪里去了”。在狮镇大街上商贩争先恐后的叫卖声中我们隐约看到了文化变迁引起的竞争、不安和紧张。阿里地区公路四通八达，公路沿线的农民牧民种植农作物、饲养牲畜不再仅供自己使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致力于赚钱的商品买卖；也不再追求自给自足，而是依赖市场上的购买。为此，他们也越来越重视货币的作用和资金的积累。普兰县科加村的巴桑家就是我们考察中最熟悉又是最典型的经商发家户。当巴桑在科加寺神圣的大殿里，加入祈祷的人群时，他是一个虔诚的教徒。手拿佛珠，身着红色喇嘛衣服，口中念念有词，并相信一切的利益都有限，一切都是命中注定，贪欲是邪念。但他回到家中后又是一个无情的商人。他认为在科加这样的农村，不经商就发不了财，要发财就要懂买卖，买卖人之间讲金钱，无人情可言。于是他变成了科加村里适应文化变迁的成功者。他的家首先拥有了汽车，以车代步使巴桑的买卖越做越大，走出了普兰，走出了阿里，跨过了国界。当然，他也没有忘记传统社会中舆论的力量，为了换取在科加社区内的声誉和威望，他将所获金钱的一部分捐赠给寺院；他自己也时常以每天仅一元钱的微薄工资为寺院服务，但无论如何巴桑已不是。恰守一日一餐、整日闭门修行、不闻不问窗外事的传统苦行僧人。商业化改变了他的价值观念，实利主义思想在他心中占据了地位。他甚至把生意经念到了我们的美国教授南希头上，以每顶三十元的高价把两顶手工制品的当地帽卖给了南希教授。他要价时那种镇定自若、脸不红心不跳的样子，令我吃惊。
科加村到普兰县城通了公路并有了汽车和拖拉机。科加人进县城的次数、人数增加了。很多人早上去下午归，于是到县城挣钱也成为科加生活中的一部分。一些年轻人被县城生活所吸引，干脆去城里追寻职业和金钱，住在旅店，吃在饭馆。他们从电视、广播、中外商人渠道了解到外面的世界，方知楼外有楼，天外有天。如果有一天，这类青年都迁居城里；如果有一天，科加的土地都用拖拉机播种收割；如果有一天，阿里人都坐汽车朝圣拜佛，用汽车拉羊毛和盐，那么今天《西行阿里》中描述的那一个个引人入胜的风土人情届时还能见到吗？这并非我游谈无根。当我们在科加村调查了解短短三十多年前这里存在的欧洲中世纪式的传统社会制度时，村里仅有少数人对此犹有记忆。大多数中青年农民对此已经淡漠，不少人甚至不知封建农奴制为何物。这使我想起一百一十多年前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在撰写《古代社会》一书时曾断言：“印第安人部落民族文化生活在美国文明的影响下正在日渐衰颓，他们的技术和语言正在消失，他们的制度正在解体。今天还可能容易搜集的事实，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