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任何抗争的可能的，只有被碾成齑粉，随风飘散。
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自己揭发黄克诚实在不是故意的，也许吧，是慑于一种无形的压力？这就更让人感到恐怖。在如此的政治氛围中，我不知道像父亲这样的表态，如何能过得了关。10年后，也就是1969年“文革”中，我看到江青的讲话。是审查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电影，江青说，有很多的毒草，如《海鹰》、《怒海轻骑》等，是为彭德怀树碑立传的。八一厂的同志解释说，当时都是总参、总政审查过。江青不依不饶，追问是什么人审查的？答：张爱萍。江青大怒道，张爱萍是个什么人 ？＇…＇是个彭黄漏网分子！当时我们就是要整他的……
江青的话证实了当初确实是要株连一批人，父亲也在其中。但为什么后来没有整他，是谁替他开脱了，就不得而知了。25年后，父亲担任了军委领导工作，他和我说，现在他才知道，当初杨得志也在被整之列。在批彭时，杨说了句彭老总在海防建设上还是有贡献的，结果被他的一个副司令告发。后来不知是哪位元帅替他说了话，逃过一劫。父亲说：“像杨这样老实的人，过去又没有和彭在一起的历史渊源，都要整，那我们这些人还跑得了？”
那个副司令，我父亲平时对他印象是不错的。真是人心叵测啊！
讲起庐山会议，父亲直到晚年仍非常感慨。他说：
“大跃进，开始我是拥护的，能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谁不高兴。58年炮击金门，从连城下飞机，到上杭、龙岩、漳州，树都砍光了，到处是大大小小的炼铁炉子，乱七八糟的。回来到建瓯、建阳，杀鸡宰牛的，说是要进入共产主义了。回北京向彭老总汇报完，闲谈中说起一路的情况。我说，共产主义怎么能这么实现呢。北戴河会议后高兴的情绪慢慢消失了。我认为和彭老总可以交心，对彭老总说这些，是下级对上级的信任，他能听得进不同意见。后来上了庐山，发给每人一份彭老总的万言书，我觉得万言书写得不错，但当时也不敢说。大家都发言，我不发言也不行，逼得你表态，想来想去，只好应付那几句。但我是想不通的，对大跃进有意见，就是反毛主席吗？我对大跃进就有意见，我也反毛主席吗？没有这个道理嘛。我替彭老总难受，心里想，老总啊，你怎么对毛主席说是小资产阶级呢？有气，说说我们这些人也就算了。”
我妈妈后来回忆：“庐山会议结束后，你爸对我说，是我把彭老总给害了，我真不该对他讲在福建看到的那些事情。”
父亲晚年，我们常在一起谈论对他人生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谈得最多的就是彭老总了。
父亲比彭老总小12岁，正好一轮。他回忆，真正与彭亲密的，深受彭赏识的是彭雪枫。黄克诚的许多回忆文章也记载了他自己和彭之间生死相随、情深意重的亲密关系。相比我父亲呢？耐人寻味的是，在父亲的回忆中，几乎都是彭老总批评他的事。除了前面讲的他因为困乏而耽误了集合这件事外，父亲还说过：
“1935年11月直罗镇战斗，我写了个侦察报告给毛主席和彭老总。先送到彭老总那里，他问我，你这个报告，看过第二遍没有？我说，没有；为什么？我说，我相信我写的不会错。彭老总把报告甩给我，说，那你就拿回去再看看吧！我看了，真的错了几个字。”
中国书写的老习惯是自右向左竖行排列，但父亲书写却偏偏跟惯例相违，是从左往右竖着写，他说，这样的好处是，一只手写，一只手的拇指按住写过的部分，这样即使没有灯光，也不会错行、叠字，而且用毛笔时还不会蹭着袖子。这是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父亲说，彭并没有批评他，但从此以后，他每次写的东西，都要再看一两遍才放心。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收集了父亲1936年写的文章《彭军团长炮攻太子圩》。红11团为夺占敌堡垒，连续发射了四五发炮弹都没有命中。父亲写道：“真没有卵用呵！”这时，彭德怀亲临前线，说，为什么架这么远？移到我这里来！结果还是没有击中。彭说：“你们真是不中用！”然后亲自瞄准。父亲形容他：“半新不旧的军用皮包挂在左肩，一个半旧的牙刷，插在皮包外面，右肩下还挂着望远镜，背上背着一个半旧的斗篷。”他对我父亲下命令说：“一打中就冲！”彭老总亲自瞄准的这一炮正中堡垒的脚下。文章写道：“冲呀！冲！彭军团长高高举起他那个破了的红军帽，在空中不停地指挥着大喊起来：前进！都前进！消灭他干净！”文章结尾是：“每个人都在高唱：我们真快乐！我们真快乐！我们真快乐！”
对彭德怀，父亲说过，彭也有缺点，甚至是很明显的缺点，在有的问题处理上是错误的，“如对粟裕，虽然不全在他”。但为什么彭德怀会对父亲的人生理念和性格生成产生这样大的影响呢？
父亲说：“一个人要立言、立行、立德，关键是立行。”彭德怀和党内的有些领导人不同，他的部下对他的敬仰，不是听他的说教，不是因为他著书立说，而是为他的行为、品格、作风所感染，为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跟解放军的许多将领一样，他出身低微贫寒，但在他身上，却丝毫没有流氓无产者的匪气和发迹后贪图享乐的农民阶级的短视。他刻苦、俭朴、不好声色、与部属同甘共苦的苦行僧主义，对我父亲影响极大。他们都不是享大福的人，而是做大事的人。
彭功高盖世，是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但他没有自己的山头。长征后期，中央为了统一陕北地区红军的指挥，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他主动提出把自己一手拉起来的红3军团并入红1军团。这支由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为基础的红军队伍，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长征后，由初期17800人，仅存下了2000人。当他面对这批同生共死的弟兄，看着和他一样衣衫褴褛的红军将领时，这个岩石一样的硬汉，也落泪了。
彭手下的许多红军将领，包括我的父亲，那种刚硬作风，明显的带有彭德怀的影子，耿直正派，不屈服于邪恶势力。
虽然彭德怀在主持军委工作期间也错误地对待了像刘帅、粟裕、萧克等这样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但就其思想体系来说，他是反对树立凌驾于全党之上的个人权威的。抗战期间，我党的领导层和国际国内的一些反法西斯的民主志士有了更多的接触，彭就是在这时开始思考民主、人权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关系，坚定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新型人际关系的理念。虽然由此长期受到猜忌和冷遇，但他不惧孤立，在庐山仍秉笔直书，为民请命。
彭关心的是群众的疾苦和部队基层的生活，在他主持军队工作期间，数次调低高级干部的工资，增加了营以下干部的薪金。对比军队中一些人用心于领导人的生活，是否能睡好、吃好、玩好，喜欢什么样的文工团员等等，人品之高下，不言而喻。
父亲就是在长期的战争和工作中，贴近地目睹和感受了彭老总的“立行”后，对他的钦佩和敬仰在不知不觉中升起。
因为淡，看似白；因为清，看似无。庄子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之交不是酒肉之交，不是利益之交，是心与心的交流，是一种天地共存的默契。俞伯牙弹琴，钟子期如痴如醉，因为他们达到了相通的境界。何谓君子？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知天命之人，明道之人才是君子。
彭老总影响了我父亲的一生。
父亲从庐山回京，全家都去机场接他，我们兄弟几个都希望自己最先看到爸爸。第一架飞机落地，人们熙熙攘攘地下来，好多小孩都喊着自己的爸爸冲上去。第二架飞机落地，又没有，这时接机的家属们都陆续走完了。直到第三架飞机徐徐落地，我们才看到下来三五个领导人，我一眼就看到了父亲，再一个就是彭德怀，他还是像往常那样沉着个面孔，撅着个嘴，一个石头雕刻的人。有人回忆说，彭是和贺龙、刘伯承一架飞机，反正我和哥哥都没有看到，别人不好说，但贺龙就凭他那小胡子，我们是绝不会看走眼的。在汽车上，我听见父亲对妈妈说，出大事了……
父亲后来和我说：“王尚荣（注：当时任总参谋部作战部长）找我，说飞机不好安排，都不愿意和彭老总一架飞机。我说，这种事不好勉强，都上前两架吧，彭和工作人员安排在后一架上，我们就陪他一下吧。到济南时，天气不好，停留了一会儿。面对面地坐着，不知该说些什么，彭也不吭气。大家沉默了一路。”
庐山会议后，父亲曾见过彭老总一次，彭只说了句：“反正我不是反革命。”还是相对无言。
一直到“文革”，在一次批判彭德怀的大会上，父亲被弄去陪斗，双臂反剪，强行按下头，胸前挂个大牌子。批斗会是由三总部、海空军、各兵种、各军事院校、国防科委等联合组织的，批斗曾经创建了他们、抚育了他们成长的元帅。一起被斗的还有黄克诚、杨勇。父亲说：“我几次抬头想看看彭老总，但彭一直没有抬头。”
我想，彭老总肯定会知道的，他不再像庐山时那样孤独了，曾经和他一起爬雪山、过草地的3军团的红军将领们，此时也同他一起被地狱的烈火煎熬。这对他不知是安慰还是悲哀。
后来，父亲被关押，受尽磨难。但或许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父亲才可能在那些漫长的茫茫黑夜里重新审视他为之献身的事业，重新审视他自己的人生并推及别人的人生。在此获得顿悟。
1972年，父亲在囚禁中折断了左腿，被匿名保外就医，住进301医院。当他听说彭老总被监禁在楼上时，就一定要去看看老总。他刚动过手术，硬拄着双拐爬上去。在门口，被哨兵呵住。父亲装作找错了房间，故意大声喊：“我是张爱萍！这不就是我住的房间吗？为什么不让我进去？我是张爱萍啊！”吵闹声惊动了专案组和院方保卫部的人，硬将父亲架出去。父亲说：“也许彭老总能听见我的声音。”他是多么希望彭老总能知道，他没有被忘记，他的部下在怀念他，让他听一听他部下的声音吧，哪怕仅仅是带给他一丝的安慰呢！
彭德怀，1974年11月29日15时35分被折磨致死。在他的骨灰处理报告中写道：“彭德怀是里通外国、阴谋夺权的反党分子。我们意见，将其化名王川，尸体火化后，骨灰存放成都公墓。”
火化的费用是从彭德怀那少得可怜的狱中生活费中支付的。他的肉体连同他读过的62本书一起，在烈焰中化为灰烬。点点火花在烟雾升腾中闪烁一下就熄灭了，他把痛苦和希冀留给这个世界，他，终于可以解脱了。
对人死后究竟有没有灵魂，从来就纷说不一。但我相信是有的，只不过他是以另一种形态存在着，存在在父亲和我的心中，存在在许许多多中国军人和老百姓的心中，激励他们走完人生。
又一届新的军委成立了。林彪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罗瑞卿接替黄克诚任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
1959年10月20日，成立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办公会议的成员是：罗瑞卿（总参谋长）、谭政（总政治部主任）、杨成武（副总参谋长）、肖华（总政治部副主任）、邱会作（总后勤部长）、肖向荣（军委办公厅主任）。张宗逊、李克农、彭绍辉和我父亲，以及陈赓等几个老的副总参谋长都没有再进入。当然不全是政治上的因素。父亲是第二年，彭黄问题处理结束后，也就是1960年5月增补的。这是一个微妙的人事安排。从工作需要来说，他是主管军事行政事务和武器装备的副总长，军队大量的日常工作都在他这里。从政治上考虑，他是上一届班底的老人，处理军委日常工作也的确需要有一个红三军团的人参加，这样给人的印象要公允些，毕竟这是一段历史。何况父亲并不是彭德怀平江起义的老班底。毛泽东早在这之前就对上一届军委班子说过，总参各方面军的人都要有。这样就增加了彭绍辉，他作为四方面军的代表。黄克诚当总长后，又把杨成武调来了，他是一军团的。
早在庐山会议前，军队高层发生过两件事情，一件是反教条主义；一件是批判粟裕。父亲这个人，除了工作，其他的事情，一概不闻不问，尤其是涉及到党内人事关系问题，能不听就不听。他自己说，在总参他是个壮劳力，下去跑的事多是派给他，他也很乐意。工作日志记载，这个期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层和边防跑。这两件事，我曾问过父亲，他的表情有些木讷，没有道出更多的缘由，只是说：
“有一次，粟裕和我谈起，觉得委屈，都掉了眼泪。我说，别这么没出息，干脆，开诚布公地、直截了当地找他谈一谈嘛！”父亲这里说的“他”是指谁，我也懒得再问了。
粟裕被免去了总参谋长的职务。一年后，彭德怀、黄克诚也倒了。不久，陈赓、李克农相继谢世。
时事如棋局局新。
彭德怀的罪行之一，就是分裂党。彭德怀被打倒后，党真的团结了吗？
鸦雀无声，恰恰是最可怕的。别人怎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的父亲，他的内心蒙上了一层阴影。他说：“上有所好，下必效焉。搞小圈子，吹吹拍拍，拉关系。我知道，过去的宗派又要来了。”
父亲给罗瑞卿写了封信，说自己长期在总部机关工作，陷于事物，希望能到军区去，做一些实际工作。罗看后说，难道你就这么不欢迎我来吗？
父亲和罗瑞卿在红军大学时就很熟悉，彼此都可以讲出一些他们之间鲜为人知的，甚至是个人隐私的笑话来。后来同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我看过他们的合影，照片背面有罗的题字：“送给爱萍小弟存念”。父亲说，在这个时候写这样的请调信是不合时宜的，引起误会就更不好了。他对罗表示，愿意收回这个请求。
父亲说：“罗这个人，工作有魄力，有干劲，能决断，雷厉风行。他对我是很信任、很放手的，对我的那摊工作也是很支持的。只是副总长之间的关系很紧张，有的人把他们过去那套拉拉扯扯的作风都带进总参谋部来了。”
“粟裕同志那时的和谐气氛没有了，相互间不交心。”怎么办呢？他经常想起彭老总：“他对革命这样大的贡献，说了真话，结果就这样整。我觉得党内这些事真没有意思。我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一心扑在工作上，自己按原则办事。凡和我关系不大的、能不参加的活动和会议我都懒得参加。对党内这些事，不听，不问，不参与，管你驴打死马，还是马打死驴的……我也帮别人说过话，那是因为有人违背了原则，我才站出来。”
“我一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下面跑。我分管的那摊，都是在边远荒凉的地区，50年代是部队、边防、海岛；60年代就是发射基地、试验场、工厂和研究所。我愿意到那里去，和下面的干部、战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在一起艰苦创业，心情是舒畅的。”
在随后的这段时期里，就像他自己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大西北、大西南的各个国防工业基地度过的。”在这个时期，他写下了许多边塞风格的诗篇。
在青海柴达木，检查原子弹基地的建设，他写下这样的句子：
独立阳关上，古人西出叹凄凉。
在新疆，他写道：
长笛一声天山外，最难大漠起春风。
到铀矿基地，他模仿李白诗的句式：
朝辞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