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和历史吻合了。
此前，应南京政府保卫平津和华北的整个战略部署的需要，中共中央做好了红军主力前往河北或平绥防线加入正面防御的准备。中共中央给其谈判代表的指示是，红军主力3个师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割，并拟担任绥远一线防卫。（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5页、18页）
但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组织的平津抗战不过3日即告瓦解，北平、天津相继失陷，毛泽东对原定的4万红军加入正面防御的实际作用和后果迅速产生了怀疑。1937年8月1日，洛甫、毛泽东为此专门致电在南京谈判的周恩来，重新向国民党方面提出红军的作战原则。要求：“（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20页）
毛泽东如此快地放弃集中作战和担任一线阵地防卫的要求，改提分散作战和独立自主进行游击战的主张，父亲的看法是，这同毛泽东此前对国共两党军事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分不开的。
为了明确这个结论，我插话说，毛泽东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时说，只有当几个帝国主义列强瓜分我国时，在反动阵营内部出现了各种势力相互割据时，中国的革命力量才能够得以生存和发展。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客观上为中国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在民族存亡的关头，高举起抗日救亡的大旗，引领时代的潮流，走向抗日的最前线，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决心和信心，就是基于他自己的这个理论吧？父亲说：“可以这样认识。”
父亲接着说：日本帝国主义虽然抢占了我大片国土，但它真正能控制的只是少数的城市和交通线。国民党的军队大多撤向大后方。由此，敌进我进，到敌人的后方去，才能获得我们生存的空间。畏缩不前，夹在日本人和国民党之间，只能是被消灭。父亲认为：“抗日战争中，我们在与国民党反摩擦时遭到的损失，从主观指导上检查，大多出于此原因。”
红大培养出了一批我军的优秀指挥员，在以后的抗日战争中、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显示出他们卓越的才能，打遍了整个中国。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说：“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而我们的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却能打胜仗。”毛泽东在为他自己的学生骄傲。
父亲回忆，他受领任务后向毛泽东提出，想带些干部去。毛说你自己挑吧。他挑了余立金、吴克华和另外几个同志。我揣测父亲当时的心态，先不说上海郊区能不能开展游击战，仅就这种准军事性质的工作而言，并非父亲的初衷。谁不愿意到战斗部队？指挥千军万马，和战友们一起驰骋战场，痛快过瘾而且军史留名。
但是，在毛泽东面前，是不能讲条件的。
毛泽东要他顺路把贺子珍带到西安治病。父亲说，她一路话很多，什么都说……“一路上，国民党的县长们听说是毛泽东的夫人，都摆了酒席。哈，我们都沾了她的光……”
父亲回忆，他在离开毛泽东窑洞时，毛泽东最后说了句话：“中国大得很哩！”是啊！面对势如破竹的强大敌人，毛泽东大概是要说，格斗才刚刚开始，小鬼子们，接招吧！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了，代之而来的是中华民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在这场伟大的民族独立战争到来之际，毛泽东为他的弟子们做好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今天深山学道，明天要下得界去，救苦济世，普度天下苍生。”我的父亲正是背负着这样的使命和思辨走向了抗日的战场。
中国共产党人要走出深山，走向抗日的最前线。他们身负使命，迎接他们的将是八年的浴血奋战。
3 战场上的游僧
国共两党再次携起手来。红一、二、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115师、120师、129师。稍后，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这点点军力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实在是太大了，日本人的胃口同样也太大了。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并组织起各个阶层的民众打击侵略者，也为了中国共产党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战争中真正确立起自己无可争辩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又一次展现出他的智慧。他把他的弟子们像棋子一样的布满了整个中国战场，在八路军、新四军没有到达的地方，在广阔的敌后战场，大批的红军指挥员和党的干部，单枪匹马地深入到一个独立的方向或地区，搞统战、拉队伍、建政权、打游击。他们身边没有队伍，甚至没有同伴。他们孤身只影，就像一个个游僧，在战火中布道，为了他们的信念，吃尽了千辛万苦。我不知道当时有多少这样的游僧，但我知道我的父亲——
在抗战最初的两年里，他，就是这样一个在战火中布道的游僧。
上海，他太熟悉了。大革命失败后他曾在这里，转眼就八年了。这里有他上过学的中华艺术大学，也就是后来的上海艺术大学，他为此和创办这所大学的中国文学泰斗夏衍成了校友。父亲说他当时叫沈端先，是教务长；还有他和同志们秘密集会的虹口公园，他还记得路边那家常给他赊账的小饭铺，1949年解放大上海后，他专程去找过，他说，我还欠他们的饭钱；南京路上最大的百货公司——先施公司，他在它的顶层撒过传单；还有苏州河上的泥城桥，他是在那里被捕后关入同孚路巡捕房的，和他一起坐监的有后来成为朝鲜人民军副总司令的武亭将军，他个子魁梧，他戏谑叫他“狗熊”；南京东路的会审公堂他也记得，和他一起受审的还有红极一时的影星王莹；提篮桥监狱，在那他被关了20多天；还有窦乐安路（多伦多路）的亭子间，他在诗中记载：“残更陋巷传叫卖，涎水画饼充饥肠”；再就是龙华警备司令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农民运动的领袖彭湃，就是在这里走向刑场的。父亲说，他年轻时心目中的英雄就是彭湃。
90高龄的父亲在回忆他青年时代的流离生涯时，旧上海的一切，他都历历在目。
父亲到达上海后不久，日军在虹桥机场挑衅，引发争端，驻扎的日海军陆战队遂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守军发起攻击，中国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由此拉开了上海“八一三”抗战的序幕。我妈妈说，当时她也在上海组织青年抗日救护队。只是他们还无缘相识，偌大个上海，命运的红丝线还来不及把他们拴在一起。
据前国务院副总理张劲夫回忆，当时从延安派来上海一批老红军干部，都担任过师长以上职务，省委负责军事工作的是张爱萍同志，我们在卡德路旅馆二楼见到他，直接归他领导。张劲夫写道：“我高兴极了，见到的不仅是红军，而且是老红军干部，可以跟他们学干军事工作了。”（注：张劲夫《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安徽的经历》3页）
经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拉队伍、搞武装，对父亲来说并不陌生。他回忆道：“第一步是培训骨干。先组建骨干培训班，然后扩编成抗日游击军。我盯住了难民群，这些人，对日寇怀有仇恨且又无后顾之忧，尤其是平津的流亡学生，吸纳其中的激进分子，经短期整训后，就可以作为骨干使用了。”
“我一直关注着战局的发展，国民党溃败之势已成定局。我通过地下党，开始联络他们中的爱国分子，国民党一旦溃散，就连人带枪编入自己的队伍，坚持沦陷区的游击作战。时不我待。”
淞沪之战是抗战初期中日两军主力的首次会战。60年过去了，史学界谈起这场会战的意义以及由此引发对国共两党在抗战中作用的讨论，至今仍喋喋不休。但父亲对我回忆起这段历史时，是从一个职业军人的角度来分析的。这场会战不管在当时对我父亲，还是今天对我们这些后人，的确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父亲说，你把地图翻来看看。
上海地区实际上是夹在杭州湾与长江口之间的一个半岛，水网密布，地势平坦，地域狭窄，属战略防御的浅近纵深。在这样一个既无战场筑垒准备，又无回旋机动余地的地幅内，面对强敌，国民党囤积精锐主力70万大军，摆开了决战架势，这在战争初期，在战略指导上，是极其轻率的，也是危险的。从战役布势和兵力运用上看，是典型的内战套路。国民党军队是在追剿农民起义军和吞并地方军阀势力中崛起的，虽人数众多，但作战指导思想远不能适应二战机械化兵团大纵深突击的特点。既未形成纵深梯次的配置，又未掌控强大的反突击预备队。一线部署绵亘狭长，紧贴水域，在日舰炮不断轰击下徒增伤亡；二线兵力既不能支援一线，也不能相互构成犄角。这就给对方分割、围堵、聚歼提供了便利。其实，日陆军战术呆板，平推硬攻，但即使这样，开打十天后，防御体系即被日军割裂。由于没有组织起强大的战役反突击，增援部队逐次添油，不疼不痒，导致各守军被敌紧紧咬住，无法脱身，待援无望，最终只能在一城一地孤立拼杀。
11月12日，日军于杭州湾金山卫登陆成功，对国民党军实施侧后迂回。以二战的水准，这并不是上档次的行动，但由于我方只顾正面，原守军调离，遂腹背受敌，导致整个防线瓦解。仓皇间蒋介石又下令全面撤退，最终形成了兵溃如山倒的狼狈局面。上海沦陷。
淞沪会战书写了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壮烈的一页。参战军民面对强敌，浴血拼杀，以25万伤亡的高昂代价，毙伤9万敌军，粉碎了日本3个月亡我中华的迷梦，可歌可泣。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初战一仗，国民党精锐主力即被打残，由此导致首府南京的轻易陷落，30万生灵涂炭，日军沿江长驱直入，直逼我中原腹地。这一仗，是否就如现代许多评论家说的，提高了中国军民抗战的士气和信心呢？还是给当时的人们对抗战的前途、对胜利的希望，蒙上了一层阴影呢？父亲回忆时说：“可以看清楚了，依靠国民党抗战，没有希望。”
中国，危在旦夕。
就在父亲按原定计划在沪杭三角洲地区组建扩充游击军时，“在武汉的中央代表团来指示了，要我立即撤出上海。什么原因没有讲。”父亲说：“太可惜了！”
日军从三面围住了南京。日军以保护国际自由航道为名，在北面长江一线虚留生路。守军长官唐生智弃城逃跑，慌不择路，下了最后一道命令，全体官兵渡江北撤。日军立即用军舰拦击……血染长江。对当时南京情形的描述，父亲的回忆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有关南京的报道视角不同。他说，到处是散兵游勇，到处是遗弃的枪支和随手可捡的军用物资，都是国民党退败时丢弃的。老百姓虽恐慌，但也有勇敢的、被激怒的。日本人只占了中心城市和交通枢纽，周边地区一片空白。人数不多的一些民众自发武装和土匪游击队开始出现，反抗的、打劫的，无政府状态出现了。父亲说他怦然心动，通过曾山同志向武汉中央代表团报告，建议吸取上海失守后仓皇撤退的教训，就地组织武装。等了十来天，中央代表团指示到了：“张爱萍，立即撤回武汉述职。”
究竟是什么原因？对这个延安派来的军委书记如此漠视。按时间推算，长江局这时还没有成立，华中党的工作由中央代表团指导。据后来接任这一地区领导职务的刘少奇同志回忆，在上海、南京、武汉相继失守时，中央代表团赋予党的各级组织的任务只是协助国民政府，组织党员和同情分子撤往大后方。（注：《刘少奇自述》111页）父亲在回忆中没有提到撤回他的具体原委，我也只能是推测了。上面那些大员们大概会想，这个爱舞棒弄枪的家伙，别再生出什么事来，干脆撤他回来吧！毛泽东委任他的“江浙省委军委书记”的使命转瞬间就这样结束了。
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许多当时显赫的人物，王明、博古、周恩来、项英、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等，还有叶挺、郭沫若都已云集在此。父亲的主要工作：一是周旋于国民党上层，二是接待抗日青年。
父亲说：“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在总理、叶帅手下工作的，当时还有李涛、聂鹤亭、边章五、张经武、童小鹏。可我不喜欢这个工作，整天和国民党高层周旋、打嘴仗，有什么意思？可一些人热心得很。当时随处可见国民党溃撤下来的军队，都是些散兵游勇，扒火车、抢东西，问起他们战事，连日本人什么样都没见过。军官是一身呢子，扎着武装带、挂着佩剑，金光闪闪的，神气得很。一支军队，衣着漂亮，但贪生怕死；高谈阔论，又没有实在的学识，有什么用？抗战打得那样艰苦，但在武汉的国民党上层圈子里，仍然是一派浮华奢靡的风气。一次蒋介石来训话，也邀请了我们八路军代表，国共合作了，我们也算是友军了。在一个大剧院里，蒋介石一进来，全体起立，只听见乒乒乓乓的椅子声，佩剑掉在地上，叮叮当当的好不热闹。主持人喊，不要再拣啦！听委员长训话。刚安静下来，蒋介石一开口，当啷一声，又掉了一支，大家偷偷地笑。蒋介石皱皱眉头，还没讲两句，当啷！又一声，全场忍不住哄堂大笑……”后来呢？“还有什么后来。蒋介石发了一顿脾气，就拉倒了。”父亲说完，一个人先哈哈大笑起来。
东北三省不战而失；平津沦陷，华北沦陷，察哈尔、绥远沦陷；太原丢失，沪杭丢失，华东、华中丢失，武汉告急；在南京发生30万同胞被屠杀的惨剧……知耻而后勇！一个把自己的人民丢给凶残的敌人的国家元首，一个偏安苟且的政府，一个丢失了大片国土而不知羞耻的军队，是没有胜利的希望的。
这个故事，我不仅听过一遍，在他的笑声里，我感到被他嘲弄的不完全是这批国民党的高官们，也包括对这些他蔑视的高官们寄以希望的中共领导人。怪不得人家不喜欢他呢！
他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所做的工作中，现在有据可查的是按周恩来的指示，到李宗仁那里游说，促使他尽早定下台儿庄会战的决心。这是国共合作的典范，李宗仁也因为这一仗而成为了抗战的英雄。直到几十年后，在欢迎李宗仁回国的宴会上，李见到他说，这位将军好面善啊？在一旁的陈老总说，大总统，你好健忘啊！台儿庄，不记得啦？追忆往事，李宗仁感慨万千。
这件事，不仅对国民党，对共产党在当时也有着重大的意义。但父亲在回忆中，似乎没有多少兴趣谈它。他在另外的场合曾说过：“我们党这时已经取得了合法与半合法的地位，不利用这个机会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反以帮助国民党抗战为满足，能有什么出息！”
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因为赞赏共产党的政治工作，希望周恩来给他派个能人去传授传授。父亲因此化名张舟，以政训协理员的身份来到金华黄绍竑的行营。黄是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带兵老到。旧军队中有个行规，来了新人，总要找个机会在训练场上比试比试，一来显显自己的威风，二来也摸摸对方的底，算是个杀威棒吧。我军有些部队也常爱干这种事，上级机关派下去检查工作的一些参谋干事，听到下部队就发怵。父亲说他一到，就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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