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看开个会，里面学问大了。由谁来吹风？定个什么调子？话讲到什么程度？都是有一套潜规则的。真正的大佬是不会轻易出场的，上台前吹风的这个人，一定要是个亲信的铁杆打手，现在商圈里习惯叫操盘手。暗示众人，该跟谁，不跟谁，以谁划线，怎么划线，别站错队了。能争得吹风的角色，对其本人今后的仕途是至关重要的。
也许就因为对这种官场政治的深恶痛绝吧，在吹风会上他竟口无遮拦。我们看到这封告状信的全文，是在3个月后，1966年9月军队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开始，信以大字报的形式公布出来。原信写于1966年5月23日，由总后、科委、总参作战部三个高级干部署名。信中说：“在向高级干部传达彭罗陆杨的会上。张爱萍在下面散布说，‘说好就好得很，说坏就坏得很，现在说坏，就那么坏？他（彭真）又不管军队工作，为什么军队的事情老向他汇报？还不是看见人家势力大了，自己去挤！去靠！去年国庆节还请人家吃狗肉呢，现在讲起来倒这样轻松。我看，党内投机分子就是多，各种各样的投机分子！’张爱萍第一句和最后一句为最恶毒，要害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
父亲继续回忆：“这时总理进来了。陈老总说，他已经不打自招了，看来他是搞阳谋的，不是搞阴谋的。”
“总理听完说，弄清楚就行了。”
“总理有事要走，临出门时又转回来，又叮嘱了我一遍，并指着陈老总说，还有你！你们两个都要管住自己的那张嘴！现在是什么时候啊，可不要乱讲话哟！切记！切记！”
在《五一六通知》中，引用了毛泽东一段著名的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段话，后来被解释为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15年后，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把这一天确定为“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日子。
两天后，也就是5月18日，林彪进一步演绎了这段话的意思，他说：“这里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历代开国后，10年、20年、30年、50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
毛泽东和林彪的讲话传达到全国后，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中，立即形成了一种令人骇然的气氛，加上主流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现在叫炒作了），一种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正在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巨大错觉被全党和舆论所认同。我不知道中央委员一级的高级干部中，有多少人心里真正会相信这些话，要搞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
父亲说：“在当时，对中央开展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把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社会主义时期要继续革命的理论，我并没有反对，也不可能去反对。”可以想见，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要求他自觉地去认同并努力去理解。
但他又说：“唯独使我不能接受的，是这种没有事实依据，或事实不清，也不允许本人澄清事实，就上纲上线，口诛笔伐，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现实问题和历史恩怨一起算总账的做法。”
对彭真，父亲并不熟悉，只知道是个重权在握的人物。罗瑞卿、杨尚昆他在红军时期就熟悉，但也就是工作关系。和陆定一，在中央苏区时，陆是团中央的宣传部长，我父亲是秘书长。解放后接触不多，但他的知识和文采是我父亲所能认同的。可现在呢？父亲说：“有错误就批评，有罪行就法办，先把事情搞清楚嘛！罗瑞卿是什么问题？杨尚昆是什么问题？陆定一、彭真？我不是在为他们说好话，我也没有必要为他们说好话。说是反党集团，总要有组织活动的事实嘛！还有要防止反革命政变，说的那样吓人，摆出事实来嘛！”
尤其令他怒从中来的是，那些上台揭发最凶的、调门最高的、标榜自己最正确的人，偏偏就是过去吹捧得最肉麻的、跟得最紧的，用他的话说，是“把人家门槛都踏破”的人。而对这样政治品质恶劣的、一副谄媚相的奴才，上面偏偏还就欣赏，破格提拔重用，官位节节高升。这叫什么风气？这是党的会议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不是把封建王朝最腐朽的那一套搬到共产党内来了吗？父亲说：“过去历史上就是这样，但那是王明时期。党内过去有过，已经被纠正过的嘛，怎么轮到自己也是这样呢？”
他由旁观到抵触，由愤然到怀疑。他有点管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后来批判我父亲，指责他居然说自己不知道，不知道这就是在包庇！在干扰！在抵制！父亲反唇相讥道：既然你早就知道了，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揭发？说你政治上投机，脚踩两只船都是轻的！
总理离去后，陈老总又把父亲留下，两个人做了长时间的谈话。父亲回忆说：“谈了他对党内、军内许多不正常现象的看法，联系到历史，很中肯，推心置腹。”
但总理和陈老总苦口婆心的告诫，对父亲起作用了吗？
我妈妈说：“你爸爸回来我问他，他这种口无遮拦的毛病，真让我担心。但他只是说了句，无耻小人！看来他满不在乎。”
其实，在乎，也晚了。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出人意外地身穿绿军装，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无产阶级司令部和革命阵营亮相的大会。毛泽东发表了他那篇讨刘檄文《炮打司令部》，虽然当时只是在党内高层传达，但毛泽东的意志不胫而走，全国人民还是得到了这样一个信息：在共产党中央内部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们是一群反革命分子，妄图夺取国家的最高权力，我们和他们的斗争是过去革命斗争的延续，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
人们不禁要问，那他们究竟是谁呢？在党中央内部，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谁又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呢？今天，在这个“文化大革命”的动员大会上，就可以看个究竟了。
天安门上站在伟大领袖左右的军人们的镜头尤为引人注目，这无疑是在告诉全国人民，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基石是枪杆子。但对军方上层来说，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看见了吗？军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雏形已经搭建起来了。虽然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各总部、军兵种、国防科委、各大军区，为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入场券一直在拼杀，此起彼伏，领袖身边的人中也有中箭落马的，困兽犹斗嘛！争斗一直延续到“九大”才算基本稳定下来。毛泽东曾有话，树欲静而风不止。原想1年，没料到搞了3年，真是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啊！一时生出许多感慨来。
就在这前一天晚上，8月17日深夜11点，父亲接到了第二天上天安门的通知。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了，毛泽东要登上天安门，检阅红卫兵。但父亲的工作日程已经安排好了，和工程兵、铁道兵的两位副司令第二天一早飞济南，组织这两个兵种抢搭黄河浮桥的演习。
天安门广场上人潮涌动，黄河边激流奔涌。这是周恩来总理亲自交代给他的任务。在黄河上架设浮桥，不完全是军事上的需要，也关系到国计民生，每年黄河泛滥，解决好这个问题，将会减少国家和人民的损失。现在，参加演习的部队已经到位，一切工作准备就绪。父亲后来回忆说：“我只认为上天安门这种活动，和过去的五一、十一没什么两样，我又不是什么领导人，多我一个少我一个有什么要紧。那边部队都在黄河边等着……”
果然，一夜之间，大字报就铺天盖地而来了。在国防部大院，从总参到科委，从一楼到六楼，到处贴满了批判父亲的大字报，共5万张。这样大的势头，在三总部也是空前的。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司令部的决战面前，每个人都面临着选择、站队。不上天安门而去黄河边，他再次表现出了在严酷的政治斗争面前的天真与弱智。
“三反分子”、“疯狂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张爱萍”的大名，被用红笔打上大叉。“炮轰张爱萍！”“火烧张爱萍！”“把张爱萍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张爱萍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有一张上写得很生动：“毛主席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让张爱萍在大字报的海洋中灭亡吧！”
还有一张写得更活灵活现：“张爱萍来看大字报，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革命群众质问他，他用鼻子说：‘哼！’”
群众发动起来力量是巨大的，找你点问题并非什么难事。罪行分现实的、历史的、工作中的、平时生活的。年代久远，当时揭发批判了些什么，只是些模糊的印象了，好在找到一份当年“文革”小组整理汇总的、供批判用的材料，让我摘录一些有趣的内容：
“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中央印发了陈伯达就派工作组写给毛主席的信，陈述了自己反对派工作组，以及被刘、邓反对的经过。张爱萍在简报上批道：‘从文字上看，态度不分明。’事后他竟说，既然是中央全会，我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不能表达我自己的意志？”
但父亲最后还是被迫做了个被称作是“极不像样”的检查：“在十一中全会上的发言，我现在能够想起来的，一、派工作队的问题。我认为这些同志自己做错了，有了自我批评，是应该欢迎的。我还说，如果我去搞这项工作，也可能会犯同样的错误。后来，总理召集我们，讲了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大家才说，原来刘少奇有一条资产阶级路线啊……”（注：《1967年3月8日总参谋部第一次批斗大会上张爱萍的发言》）
父亲真是天真得可爱。后来我问起他，十一中全会上，风向已经一边倒了，你还不赶快地转？他说：“我最鄙视的就是这种两面的风派式人物！控制不住，就有感而发了。”事实上，陈伯达当时是赞同刘邓向学校派出工作组的，父亲从他给毛泽东闪烁其词的揭发刘邓的信中就看出来了。这一点在《陈伯达其人》一书“在毛、刘对峙的日子里”252页上有详细的引证。
继续引证揭发材料：
“张爱萍根本就没有服气，他在西北组发言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党里流行一种给主要领导人提意见就认为是反主席、反领导、反党，又不调查，偏听偏信自己亲近的人。”
列举的罪证主要来自父亲在文件上的眉批。他工作上抓得很细，但在言谈举止上有时却大大咧咧。现在，这些文件都一一被挑拣出来，成为了证据。
军委办公厅揭发：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文件的附件“《人民日报》6月2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上，在该文引用毛泽东的话：“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的空白处，张爱萍写道：“不要把反对自己意见的人，都看成是反自己，反党的。”
在彭罗陆杨罪行材料上批：“从材料上看，问题并不是那么严重。”
在中央文革小组第61期简报上，张爱萍批写赞扬王光美在清华大学下食堂。
再就是周围同事们的揭发了。
总政某副主任揭发：“张说彭罗的材料就那么多，错误不那么严重。”
科委某副政委揭发：“张住院时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
身边工作人员揭发：“张给邓小平写信说，有的地方饿死了人……”
数军务部揭发的最有意思。这是关于军马退役处理工作总结报告，有一句：“老实马使役时间太多，调皮马不用。”张爱萍在这句话下画了两条粗杠，写道：“我军对人也是如此！！”让人禁不住捧腹大笑。
父亲是什么态度呢？我看到当年总参“文革”小组的材料：“张爱萍用讥讽的口气朝我们说：就这些吗？他这是在向党、向革命群众挑衅！”
与此同时，国防科委也掀起了批判父亲的浪潮。和总参一样，到处贴满了打着红叉的大字报。不同的是，科委的大字报集中在部院合并问题上。部院合并是指国防科委所属的研究院和国防工办归口的各个工业部，在管理体制上，是合还是分。这本是个纯粹又纯粹的工作问题，到了“文革”，全都成了政治问题，成了立场问题，成了是站在哪个司令部的一边，谁夺谁的权的问题。
大字报虽然数量多，帽子大，但仔细分析起来，它的基本内容就是一个，围绕打招呼会上的那封检举信展开的，并由此引申。张爱萍之所以攻击林副主席信任的人，就是攻击在林副主席和他直接领导下的军队无产阶级司令部；因此，这就是站在了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由此导出，张爱萍，你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就是刘、邓的人，就是和彭罗陆杨一样的反党分子。
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个路线的理论，导出了党内的两个司令部，又顺藤摸瓜地连带出从中央到各部门到各级地方组织的众多的成员、死党。终于导致了党内长达10年的一场混战。
毛泽东怎么也制止不住了。
一江山的胜利，原子弹的成功，方巷社教的轰动效应，这个当初被人们称作是张爱萍三张王牌的业绩，渐渐地把他推向事业的巅峰。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从来不依附谁，我凭自己的实干！”他不信，共产党会打倒像他这样的人。他也不信，党内就不能讲真话了。
但他错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说了，是一场政治大革命；林彪也说了，就是要革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
当一个人处在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下时，噩梦就离他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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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暗箱操作
不是因为仇恨，而是为了负责，对自己的良心、对历史，也对未来负责。下面恕我不厌其烦地引用档案的原文，以证实历史上确有的罪恶。
查到的文件登记表明，早在1966年9月就在暗中布置收集我父亲的所谓反党言行了，打印了“关于张爱萍问题”的报告初稿。但奇怪的是在所有有关的档案卷宗中，都未找到该报告的正文。遗失了？或是销毁了？但报告的附件还在，罗织的主要罪名有：包庇罗瑞卿；同情刘少奇、邓小平；为彭罗陆杨鸣冤叫屈；诬蔑“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杨代总长……共18项。于是，几天后，就有了前面所说的一夜之间那铺天盖地而来的5万张大字报。
这是谁策划谁布置的？作为还在正常工作的总参党委副书记、党委常委的他，居然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
1967年1月，总参测绘学院造反组织抄了我们家，并将父亲扣押。周恩来总理知道后，强令马上放人。这又是谁指使的？
我查到了1967年1月25日“文革”办公室传达上面精神的电话记录稿：“把张爱萍问题写个报告，把他的错误讲一讲，他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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