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就是这样做的吗？“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不同的是，一个是武装斗争；一个是和平方式：给你讲道理，不听？那就敬酒不吃吃罚酒，组织处理——滚出七机部！
陈保定说：“张爱萍一来，旗帜鲜明。他讲了两条：一是发动群众，造起舆论，批倒派性；二是组织解决，釜底抽薪。釜底抽薪，就是把靠造反起家、专搞派性的造反派头头，如舒龙山这种人，坚决解除他们的职务。230厂是舒的老巢，张爱萍就是到他那里去演讲，他在全体大会上说，我来，就是来快刀斩乱麻的！张爱萍的魄力和胆识，和他大刀阔斧的作风，真正使我开了眼界。”
陈保定接着说：“3月27日的讲话是到230厂的第一次讲话，几乎所有的人都来了，把一个大车间挤得满满的，窗口外都挤满了人，有的人还上到天车上。他边讲、边听、边回答下面群众提的问题。台下不断地鼓掌……那场面就像列宁在1918。”
“他讲话从来不用稿子，念稿子哪有煽动力？开始我们按惯例给首长准备好了稿子，他看了一眼说，你们照着念不就行了，还让我讲什么！吓得我们都不知说什么好。他从兜里拿出一张台历纸，一讲就是两个小时。”
“他说，同志们，现在我是没有好话讲的，我想讲一点坏话。你们这个地方，讲这个派，那个派。说穿了，就是在利用派性掩护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乘着化大革命’，捞取个人的名誉、地位、权力。利用派性搞他的阴谋活动，掩盖他做的坏事。我现在在这里就警告这些人，该猛醒了！我看广大群众、广大干部都是好的，只有你们这些派头头是坏蛋！”
“会场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革’这么多年了，有谁敢讲真话的？有谁敢对这些造反派说三道四的？像他这样在大会上公开骂造反派头头是坏蛋的，还是第一次。人们钦佩他的胆量。”
父亲把他的全部怒火都宣泄出来了。
他说：“你们那些人，就跟旧社会里的工头差不多了，哪还有一点共产党人的气味？哪里还有一点人味？”
“请你们睡到三更半夜想一想，扪心自问一下，还像一个中国人吗？满脑子的个人利益，满脑子的小山头，小宗派，馒头都不如，是桌子上的小水泡，很快就会干的。只要太阳一照，不用说有太阳，就是电灯一照，也就干了。有人说我骂得太凶了，难道还要我对这种人讲好话吗？办不到！这些人派性迷了心窍，我能给你说好话吗？有的人嫌我糟蹋他，骂得太厉害了，有什么办法，你不改，我还要骂，而且要骂到底。”
他骂得是够难听的：
“把我的专家、工程师都搞到哪里去了？统统找回来！那些狗屁不通的王八蛋，占着人家的位置，蹲在茅坑又不拉屎，还不都撵出去！”
“同志们，我们必须整顿，而且一定要整顿。什么你管得着，我管不着？不按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做事，我就要管！如果说你是玉皇大帝，我也要请孙悟空把你搬下来。我就不怕牛鬼蛇神、跳梁小丑。对这类东西，一句老话，何足道哉！”
在后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揭发批判他，说张爱萍在七机部两个月，共讲了52次话，去掉8个星期天，等于一天有一个新讲话，而且，他的每次讲话都以简报形式下发，流毒甚广。
他把各单位的领导干部召集起来说：
“工人同志告诉我，这些年来，领导干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问他们现在还是这样啊？你们猜猜看，他们怎么说？他们说现在两只眼睛都闭上了！我的官老爷们，面对这种无法无天的混乱状况，你们真的都是在修身养性吗？……摸摸自己的心口吧，都问问自己，我的党性到哪里去了！我的良心到哪里去了！！”
“今天我在这里叫你们一声老同志。所谓老，就是原来曾经在老五院工作过的同志们。在大是大非面前，放弃原则，放弃人民的利益，明哲保身，保位，保官。这种人，还要你们干什么？你们把老五院的思想、作风、干劲给我找回来！今天之前，我不管；从现在开始，我就要管了，而且一管到底！”
“发生了问题找谁？找领导！找你们干部！车间里没有开水喝，谁去打？车间主任去打！……拿桶打！”
怪不得红3军团的干部都这样评价彭德怀：“彭老总是爱骂人，但他不骂战士，骂干部。谁让你是领导的？”
这就是共产党的传统，红军的传统。
他对工人群众说话的口气要温和得多了：
“我要问大家一句，毛主席的指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准备打仗；这些指示，哪一条在你们这里贯彻了？毛主席说，无产阶级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在你们这里贯彻了吗？毛主席在去年听了国务院汇报生产情况后说，明年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又在你们这里贯彻执行了吗？所以，是不是革命派，不在他喊什么口号。听其言，观其行。要看一看，想一想，对的就跟，错的就要打倒！”
“工人同志们，我要求你们尽最大的力量，为我们的国家拿出杀手锏来。打谁？打对我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的敌人！我们的杀手锏要直捣它的黄龙府！叫它再也不敢像过去那样欺负我们，奴役我们。这，就是目标！是我们国家的目标！也就是我们工人阶级的目标！”
回忆当年，许多人说，开始，大家还在远远地观望，后来，一传十，十传百。他一来，大家就抢着挤进去听。他不是长篇大论，是叫台下的工人提问题，一个一个的回答。有时骂人，有时说笑话，还有时讲故事，气氛活跃。经常是笑声、掌声不断。连一些工人家属都抢着提问题。当然也有人跳出来和他对着干的，说你张爱萍讲的是“今不如昔”，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他说：“好啊！你当面讲也行，背后讲也行，到中央那里去告状也行！”
一个领导人的魅力就在于公众之中。在公众场合敢不敢、能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能不能形成感召力，影响力，使公众接受自己的观点，把选票投向自己，这是衡量西方政治家的标准。其实我们老一代的领导人在他们青年时期也都是这样的。父亲在电视上看到有些领导人在学生的质疑下张口结舌，他说：
“到人民中间去，和群众对话，面对面地宣讲自己的主张，了解他们的疾苦，解释我们的政策，影响他们，启发他们，动员他们，这是我们共产党人最大的本事，当年不都是这么干出来的吗？群众愿意听你讲话，愿意和你对话，是求之不得的机会。刁难你的人总是有的，只要正义在手，走到哪里都不怕他。我看了电视后，给中央写过两次信，建议中央领导带个头，省市各级领导干部，工青妇，人大、政协的领导同志，都走到人民中间去，不要搞什么讲话稿，可以事先准备一下，和老百姓对话，这也是衡量干部水平，认识干部的好方法。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些传统都丢掉了。”
当对陈保定的采访快结束时，他感慨地说：“那时真辛苦啊！白天开会，晚上碰头，生病住301，他就把会开到医院里。遇到问题，当即拍板。汇报时，他看卢厂长不对劲了，一问，说是胃痛。张问吃的什么药，他说没什么好药治不了。张马上说有进口的胃得乐，行不行？当时就要我坐着他的红旗车到301去拿。汇报说13所的郝复俊病了，到了肝癌晚期，他说，散了会我去看他。老郝见到张爱萍，激动地说，你还记得我们这些人，要是再给我点时间就好了，我还能为国家干很多的事。汇报到二院有六七十对长期两地分居的，小孩上学解决不了，他当即要通了北京市长吴德的电话，说一会儿我去找你。吴德问张老总有什么指示，他说，要户口。连幼儿园他都要去走走。二院一些工人没房子，许多中年知识分子的家挤得连人都进不去，他就调了两个工兵营来给大家盖房子。一切为了那发导弹。日以继夜，雷厉风行，关心群众，什么是一个真正的老共产党员，不是电影上的，230厂的干部、工人都看在眼里了。”
“他把我留在230厂整整9个月，不让我回来。他对我说，把我们的目的告诉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员们。我是个革命的幸存者，很多同志在我身边牺牲了，我是为他们活着的，还有什么不能舍弃！听得人热泪盈眶。
“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谈起这些往事，230厂好多老人仍非常激动，他们说，像他这样拼命干的人现在没有了！他们问，张主任身体怎么样？告诉他我们想他。
“在张爱萍身边的这段日子，我终身难忘。”
3 达摩克利斯剑
1975年，元旦的爆竹还没有放完，中国人民就得知了让他们都目瞪口呆的决定，任命被他们批得体无完肤的全国第二大走资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他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当不少人刚要内心窃喜时，第二条新闻更使得人们疑云重重。“文革”理论家张春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一个月后，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发到全国。要求在全国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2月25日至3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业书记会议。邓小平说：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这些大是大非问题。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提出整顿铁路秩序。
就在这期间，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讲话，指出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江青讲话：“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
真有点像今天的股票市场。
４月４日，以现行反革命罪将公开抵制、反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辽宁省委宣传部的一名普通干部共产党员张志新杀害。
七机部和230厂呢？
陈保定说：“造反派当然不会甘心，派了很多人盯我们的梢，230厂有个女秘书，走哪跟哪，讨厌透了。”
“就在这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警惕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这实际是张春桥的话。”
“大会上，台下就有人把这份报纸给递上来。张老总拍着桌子说：警惕红旗落地？笑话！我张爱萍是卫星上天，红旗也上天。卫星带着红旗上天！”
“那时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四面八方，上下左右都有。很多人都给我们打招呼，这是‘中央文革’设的圈套，七机部最乱，就是看着他犯错误，邓小平、张爱萍长不了，早晚还得被打倒。还有许多人要我们提醒张老总说话别太过了，有些是担心，也有些是恐惧，也有些是恐吓。这个期间，反对的大字报就一直没断过。我们提醒他，他说，我倒了，就让群众去判断真理在谁手里吧！”
我那时被安排在南昌陆军学校。晚饭后没事，就往校长王林德、政委董超、副政委杨祖兴家里跑，谈话的中心就是政局的走向。尤其是杨副政委的夫人田阿姨，听到点消息就叫她的孩子找我过去。他们为我父亲的行为叫好，同时也很担心。天有不测风云啊！
省军区政委郑国叫他女儿巧巧带我到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家打探消息，徐敏阿姨和他们的孩子毛毛对我父亲的讲话赞不绝口。江偶然回来见着，总要说，代我问候你爸爸，一要保重身体，二要小心暗箭。省军区大院是我的庇护所，不管到哪个首长家串门，他们和他们的夫人、孩子都对我特别亲。他们都希望有更多的党的高级干部勇敢地站出来声张正义。省军区谢忠良副司令还专门收集了很多父亲的讲话，他说，你拿去看看，真解气！你爸爸是个硬汉。
有几份传抄的父亲讲话：
“我来的头一天晚上，就贴出大标语，让我滚回去。见他妈的鬼！我要怕早就退避三舍了。这是党交给我的任务，我能够在火线上退却、逃跑、投降吗？”
“重说一遍，伸张正义，打击邪气，用不着害怕。捅你两刀子，捅就让他捅嘛，毛主席说死得其所。哪有一个革命者说我革命是为了长命百岁？捅一个洞，进医院；捅几个洞，就进八宝山。为了中华民族，光荣！”
“说我讲今不如昔，那是抬举我，我还没有这么讲咧，但今天我就告诉你，就是这个意思！比比过去的老五院，天渊之别！你们说，是不是今不如昔？！他们的导弹、卫星能上天，你们行吗？记住，我会给你唱‘虎踞龙盘今胜昔’的，但今天不行，绝对不行，管你报纸上怎么吹，就是不行！”
“说我讲今不如昔，就是否定化大革命’。告诉你，我不怕，泰山压顶也不能把我骨头压碎！”
这种话，真的离反革命不远了。
邓小平给予他有力的支持。
1975年5月18日邓访法归来。第二天上午，就同叶剑英、陈锡联一起，在三座门听取父亲的汇报。他说：
“对那些继续搞派性的人不能等了。不管是谁，不管你是915、916，不管你是四五十年的老资格，还是年轻的新干部，凡是搞派性的，老虎屁股都得摸，不然还得了！这么多年搞出来了什么嘛？还在那里闹，还说有理。把七机部闹成了这个样子，不要说社会主义，连爱国主义都没有。”
邓小平又说：“我们对铁道部说，只等一个月。现在对七机部也提出只等一个月，到6月30日为止。从7月1日起，要搞成七一派，毛主席派，党性派。过一个月以后，那就不客气了，对什么人也不等，管你是老虎屁股，还是狮子屁股，都要摸，都要斗，坚决地斗。”
据此，父亲以国防科委名义起草了一个决定，在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系统中，坚决解散所有的派别组织。最后期限为7月1日，凡继续坚持搞派性活动的人，一律调离国防系统。这个决定上报了中央后，经毛泽东批准，以中共中央［1975］14号文件的形式下发。迄今为止，在记述1975年整顿和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这段历史中，都没有提到过这件事。其实，这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史的一份相当重要的文献。
彻底搞好整顿，就必须从组织上解决帮派体系问题。后来，七机部造反派头目舒龙山就在调出之列。9年来，毛泽东这次是破例了。
父亲当年的不少讲话，之所以得以保存，是因为一年后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汇编成供批判用的《张爱萍主任部分言论摘录》。正是这个《摘录》，忠实地保留下了父亲当年的风采。我要感谢这些派性头头们。
经过了5年的炼狱，他已经不是当年在东海前线指挥三军联合作战的张爱萍了；也不是在荒凉戈壁滩上组织第一颗原子弹试爆的张爱萍了；更不是在方巷搞社教对农民大讲毛泽东思想的张爱萍了。地狱之火烧掉了他的纯真，烧掉了他的盲目，烧掉了他远离党内政治斗争的桃花源之梦。也许，他还是他。他忠于他的信仰，忠于他的人生追求，忠于他士可杀不可辱的人格特质，忠于他“到处青山埋忠骨”的誓言。他说：
“我谁也不跟，我只跟随真理！”
但是，能给他多少时间呢？
父亲曾多次大声疾呼“抢时间”，他何尝不知道头上高悬的那把达摩克利斯剑呢！1975年4月21日，七机部第一研究院召开东风5号和东风4号方案论证会。父亲意味深长地说了一段话。他说：“今天这个会议，我想给它取个名字，叫‘抢时间’。我们曾有过时间，但失掉了。现在你们要帮我把它抢回来。”
会议根据父亲提出的抢时间的要求，确定了一个“三步走”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