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不用了，问题不在下面。”
在我国，国防部长是个政府职务。军队领导人的职权是按军委分工确定的，父亲只负责武器装备和国防科技工业。全局性的工作由杨尚昆负责，军事工作由杨得志负责。在这样全军性的会议上，他讲点什么呢？讲国防工业，不如回你自己那摊去讲，讲捧场的话，又多余，想想，还是沉默的为好。
但和我预料的一样，与会者一致要求父亲“讲一讲”，其他军委领导人都讲了，国防部长怎么不讲话？杨尚昆也说还是讲一下好。盛情之下，他还是那个习惯，掏出一张在日历上扯下的纸片。他这次讲话收集在《张爱萍军事文选》中，题目是“和平时期的国防建设”。
我记得他开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民富国富，并不等于国强！”
“不错，国防建设有赖于国家经济的发展，但在集中力量进行国民经济建设的同时，应以适度的财力、人力加强国防建设。”
他停了一下又说：“我们绝不能说，待有了钱，即可向外国买武器，这是绝对靠不住的。它即使卖给你，也要受政治上特别是经济上的限制。”
“国防建设要有一个过程，特别是高技术的发展，更是如此。没有一定的财力，没有较多的时间，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要求国富民富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逐步加强国防力量的建设。”
然后他就国防建设的主要任务为题，分别阐述了关于武装力量的建设；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国家战争动员体制；全民国防教育；以及军事学术思想的研究与发展。
同时专门就研究未来战争对战争准备的意义以及研究方法做了阐述。
他终于开口了。他的讲话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我想起早在1982年，他在12次党代表大会上陈述的意见。用他自己的话说：
“当时听到一些言论，引起了我的警觉，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搞不好，会犯历史的错误。”
7 老革命面前的新问题
中国这条大船在改革的大潮中搏击，舵手邓小平驾驭着它，迎着滔天的巨浪向前猛冲。他义无反顾。
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思想是“两放”，即“放权让利、放开搞活”，也就是向企业和地方政府，甚至个人，下放财权和管理权。“两放”政策为中国经济增添了活力，百分之八到十的高速增长让全世界刮目相看。但反映到国家财政收入上，却出现了“两个比重”急剧下降的局面。一方面，政府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31．24％下降到1993年的15．33％，跌幅超过一半；另一方面，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78年的60％以上下降到1992年的38．6％。中央财政收入的萎缩对中国政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其一便是中央财政无力负担维持人民解放军正常运转的经费。邓小平在讨论军费时说，你们不是推荐我当军委主席吗？我的第一道命令，就是砍军费削减军费！国民经济不上去，军队建设也不行。军队的同志要忍耐，要服从大局，你们有意见没有？没有意见，散会！（注：摘编自洪学智《深切缅怀小平同志对军队后勤建设的伟大功绩》）这是实情。从我后来了解到的数字看，军费支出由1980年的15％跌至1992年的7％以下。这个比重在当今世界各国中是最低的。发达国家国防支出一般在25％以上，发展中国家也在15％至25％之间。人口超过5000万的大国中，没有一个低于10％的，多数超过15％。
经费紧张成了当时国家机关和各级政府面临的突出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第一批暴富起来的人们在沿海特区灯红酒绿的生活，对钱的渴望，就像瘟疫一样的传播开了。但谁能料到呢，一夜之间，党政军大办公司之风竟然一下子席卷了全国。随着军队要走“自我发展、自我补充、自我完善”的思路的提出，经商之风愈演愈烈。
客观地说，导致军队经商的直接原因，是国家财政拨付的军费严重不足。当时究竟是怎么搞起来的，现在很难说得清了。张震的回忆录中说：“8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集中财力发展经济。军队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贯彻要‘忍耐’的方针，军费有所减少，各项经费的缺口较大，不足部分需要军队自筹解决。这种形势下，以盈利挣钱、弥补经费不足为目的的经营性生产逐步发展起来。1988年前后，当时的一位中央领导提出，要给军队一个政策，叫做‘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从此，部队便办工厂、建矿山、搞公司，搞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更为高涨，干了一些按社会分工不该由军队干的事。”
对军队经商，据我知道，一开始大家热情都还是很高的。我曾和父亲有过一场辩论。我说，人不光有一张嘴；还有两只手嘛！军队有的是有利条件，不信干不过地方。这也是发扬南泥湾精神嘛！再说，国防工业可以搞民品，搞军贸，军队为什么就不行？
“胡搅蛮缠！国防工业和军队不同，它本身就是国家经济建设的部门，军品订货吃不饱，理所当然应该拿出些力量搞民用项目。原子弹要那么多干什么？为什么就不能搞核电站？从性质上说，军工企业发展民品、以民养军，不属于党政军经商的范畴，这和党政军机关做生意完全是两回事嘛！至于国防科工委机关要做生意，那就是不允许的！我要查他们，有没有这种事。”
辩论到最后，没想到父亲竟勃然大怒，脸一沉，喝道：“混账话！”
其实我讲的是实情。有甜头的事，谁不想上，既然国防工业可以武器出口，军队凭什么就不能搞？军队做武器生意，各个机部不干了，你从我们这压价买了去，又高价卖出去，抢了我们的市场，那我们就不给你了，看你卖什么。父亲说，军队就不要搞了，国防工业赚的钱是上交国家的，国家再返给它搞技术改造，是用于发展武器装备的。但现在这年头，谁还听这些。拱来拱去，最终还是被他们给拱成了。军工企业可以，为什么我们军办企业就不行？军工企业你卖你的，我们军办企业卖我们的，井水不犯河水。
我的朋友们都说，你爸也太不识时务了！
说到这里，要澄清一个概念。军工企业和军办企业，虽只一字之差，但不属同一范畴。我们通常所指的国防经费、国防支出，或者说军费、军费支出，是指专供人民解放军使用的专项经费，不包括国防工业的支出费用。国防工业和科研的费用在国家财政上归入经济建设支出。按照国家的财政制度，军工企业的税金和利润要上缴国家财政，和军费没有任何必然关系。而军办企业受军队控制，收入归军队所有。
我从来没有被父亲劈头盖脸地如此骂过。他当着家里人和秘书、工作人员很多人的面，痛斥了我一番。我解释说，百家争鸣，这也是一家之言嘛。他根本不听，怒火难消：
“木必先朽而虫始蛀之！我看要垮台就垮在这上面。”
在他眼里，我好像已经是个腐败分子了。我很尴尬，但我能理解他。他有气，而且非常的生气。
他不是个守旧之人，1977年复出后，他一向力主改革开放。在改革中，难免会有各式各样的意见和办法提出，他还是老原则，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他也不反对中央提出的“大胆地试，对的就坚持，错了的，改过来就是了”。但这次，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了。
他说：“不错，军队经商的目的是为了以军养军，我不否定这些同志的出发点。但要害不在这里。不是个养不养得起军队的问题，而是用这种方式养出来的，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
“是人民可以信赖的军队吗？是在外敌入侵时能够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军队吗？”
“军队一旦向钱看了，军队的光荣就完全玷污了，解放军就再也不是人民军队了，党也不称其为共产党了。这根本不是个方法问题，而是个立场问题。”
我知道，对他来说，在立场问题上，是不能求同存异的！
但真正使他如此愤怒的还不仅在于此。
在这样一个浅显简单的道理面前，怎么就得不到认同呢？是什么人有这样大的能量能影响到中央最高决策层呢。他，作为一个军委和国务院的领导人，作为一个主管我军武器装备和国防科技工业领域的最高领导者，怎么就制止不了呢？何况小平同志自己也早在1978年就说过，“军以下部队坚决不办工厂，为盈利的一律停办，要断这条路。……四处派人拉关系，这样有的坏分子也混进来了。”（注：《张震回忆录》399页）
像父亲这样的一辈子都在治军带兵的老军人，他们并不主张军队绝对地排斥一切经济活动。早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就为军队规定了“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三大任务。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后，军队仍然保留了这个传统。军队办的企业化工厂，是为了生产军需产品、军训器材或修理武器装备。也有些下面部队办了小厂矿和农副产品加工作坊，那是为了地处边远部队的随军家属和他们的孩子们，能够安置他们就业并多少给些生活上的贴补。还有军队农场，为艰苦生活中的部队，做那么一点点“标准加补助”、“斤半加四两”的贡献。再就是军人服务社了，经营点日用百货、理发、洗澡、照相、修理什么的。但这一切和军队经商有什么关系？和军队卖掉自己的武器装备有什么关系？
1985年3月14日，父亲给国防科工委党委写了一封信。他用词激愤：
“有些人要去搞企业、公司经商，就让他们离开军队或政府去搞好了！这种官商或军商，实不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干的，只有军阀国民党可以。热衷于经商，必然导致腐败。尤其是国防科工委机关，不去向科学技术高峰攀登，而热衷于赚钱，实在可悲！
“不要把自己的人格也变成商品！我自己长期以来，有一句警告自己的话：‘勿逐名利自蒙耻’，不知以为然否？请恕直言！其目的，不外望国防科技战线的同志发扬国防科技战线的优良传统而已。”
有一次，来人闲聊，说到国防科工委还在经商，父亲愤然斥道：
“什么公司、公司的，就是借公肥私。什么中心！我看就是以钱为中心！”
人家对他说：现在社会上都这样。他回答：
“我们是干什么的？是搞原子弹的！能和人家一样吗？”
人家又说：首长没听说吗？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父亲大怒：“是谁说的这个话，就让谁去卖茶叶蛋好了！”他忿忿地用手杖戳着地板，说：“现在就把他从我这里撵出去！”
我们赶快打圆场，人家是说社会上的一种现象，你怎么就骂人家。
人家都走了好久，他还在那里生气。
父亲在军委常务会议上说：“军队和政府经商，势必导致官倒，官倒必然导致腐败。穿着军装倒买倒卖，是军队的耻辱，国家的悲哀。提倡部队做买卖赚钱，无异于自毁长城。”
说着说着，又忿忿起来：“我们在军委工作的人，如果连这些都制止不了，这样搞下去，将来发生了战争，该杀谁的头？首先该杀我们的。杀了我们的头，还要落下骂名、丑名、恶名！连尸首都要遗臭万年！”
想了想，他又补上一句：“到时候，怪不得别人要打倒你！”
满座皆惊。张爱萍，你这话也太出格了！
但他已无力回天。党政军经商的大潮铺天盖地而来。有人是这样记述的：
三大总部带头，各军种设立了联合航空公司、海洋航运公司。各大军区紧紧跟上，纷纷组建了自己的经贸集团，南方工贸、北方实业……各集团军也不甘落后，大张旗鼓进入商界。当时最为人称道和羡慕的是两个集团军，北方的采矿开煤窑，南方的在特区经营房地产。客观地说，经营所得，确实改善了他们的训练场地和营区条件。省军区、军分区也干得热火朝天，沿海、沿边地区更是全力以赴，有声有色。
整个解放军都已浸泡在商海之中了。
到过海南的人，不会不对公路两侧标有“八一”军徽的加油站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很多城市里，通信兵经营传呼服务的广告，军办旅店、餐馆、酒吧、卡拉OK屋，随处可见。军队也迅速进入了资本运作的领域，房地产业、证券业和期货业。军队不仅参与正常的商业活动，还参与一些非法牟利活动。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一下冒出了许多挂军用机动车牌的汽车。车牌一转手就能换来成捆的钞票，对部队而言，除去申请需要时间外，无需成本。当这一情况引起交通警察的注意后，干脆将自己的士兵连同军车一起出租，这就正应了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这句话。走私汽车、香烟、燃油，倒卖军火、煤炭、批文，擅用部队装备，出租银行账号，搞国防费搬家，甚至经营色情场所，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对军队这样的特殊社会组织，如何约束它的经商行为，大概是一个无解的方程式，不要说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历代王朝，就是在全世界，也没有哪家能做到的。
随着军队下海的深入，军办企业的产权关系也越发复杂了。不同部队单位合股的企业、军事单位与非军事单位合股的企业，军队单位与港资、台资和外资合股的企业。一旦合股，便有了利益上的一致，军队成为惟利是图的商业性组织，在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上，军队必然会冲锋陷阵的。工商、税务、海关、森林部门的检查，奈何于我？
市场的神奇就在于使人疯狂，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真是“什么钱都敢赚，什么事都敢办”。
军队经商，大有失控之势。
但问题还不仅止于此。父亲常会说的那句话：“木必先朽而虫始蛀之！”真正要命的是内部的腐烂，机制上的变化。市场和战争能融合吗？公司的机制正在替代军队的机制。战争要求军队的是绝对的服从，而市场要求的是等价交换。国家安全是军人的使命；经商使各部队都变成了独立的利益主体。一旦有了切身的经济利益，各单位都希望保守自己的“商业秘密”，谁也不可能掌握全局的真实情况，谁也不知道全国有多少军办的经济实体，有多少官兵、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又在从事什么样的活动，它们的盈亏情况如何，经商所得如何分配……
军营的平静打破了。摸爬滚打与经商盈利，同为士兵，但待遇是天壤之别。创收，就要提拔重用“商业能人”，甚至将老板拉入部队，授以军衔，因为他们能帮部队发财致富，军官们可以进高级餐馆，住豪华饭店，乘进口轿车。
沿海驻军和大城市驻军创收的机会多，所得外快大；但西南、西北和北部边疆的官兵则没有那么幸运，有些地方完全无商可经，无钱可赚。
军队的腐败再也无法避免了。它全部恶果，也许只有等到国家出现危机时才会显露出来。
即使在当时，这一现象已引起了许多高级将领的警觉，军委、总部和各级领率机关也多次召集会议研究。据迟浩田回忆，1986年6月，在军委召开的一次谈党风的座谈会上，当时还是济南军区政治委员的他，发言后，爱萍同志当场递过来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两句话：“勿逐名利自蒙耻，要辨伪真羞奴颜”；“破世俗一尘不染，立高洁两袖清风。”
后来我和父亲回忆到这件事，他说：“这也是我自己的座右铭。”
迟浩田还说，我到总参工作后，爱萍同志那时已经退离了工作岗位，他专门把我约到家里，对我说，要以史为鉴啊！
以史为鉴，历史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父亲说：“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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