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似乎连他的轮廓也想不起来。我觉得他好像属于另一个世界，而我却不懂那个世界的信息。
后来晚上躺在床上时，我焦虑不安。我眼前老是晃动着“音响舞厅”里那些家伙们的幽灵般的面孔，我想不久我就应该回柏林。我对柏林害怕极了。我心想应该请求外婆把我留下，但是用什么理由呢？又怎么向我母亲说呢？必须把一切坦白出来。但是这样做我下不了决心。假如我告诉外婆，她的外孙女注射海洛因，她立刻就会气死。
因此，我应该回柏林，柏林的嘈杂声，灯光，喧哗，我以前喜欢的这一切，现在却让我很恼火。晚上，嘈杂声使我不能入睡。我去选帝侯街时，来往的车辆和人群使我惊恐万分。
开始，我甚至不试图使自己重新适应柏林的一切。我知道返校一个星期后，我们全班要去黑森林呆几天。我时刻想着买海洛因；因为我有了钱，我外婆给了我50马克作为礼物。我也没有去找戴特莱夫。听说他已经不去“音响舞厅”了。
我对这次旅行很高兴，但是两、三天以后，我感觉不舒服，我每次饭后肚子都疼，出外游玩我累得精疲力尽。我们坐公共汽车去参观苏查尔的巧克力工厂，凯茜坐在我旁边，她突然对我说：“哟，你脸色蜡黄，你有黄疸。”这下可好，我很清楚，所有的吸毒者都会得这个病。由于吸毒者们经常轮着用注射器，针头和针管不干净。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想到海洛因，我也立刻回想起我第一次注射毒品时的那个肮脏的针头。但后来我发现凯茜并不是很严肃地说上述那番话的，于是我心想，我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注射毒品了——肯定不会有什么事。
在苏查尔工厂的大门口，巧克力夫人大殿的前面，我买了一把塑料勺子。我把它伸进每一个稍微能引起食欲的溶化缸里。当我认为实在很好时，我就向导游提很多问题，接着我又把勺子伸进缸里。这样，我把衣服角都弄成褡裢了，走出工厂，我的衣服边糊满了巧克力。
车刚一开动，我就发誓再也不碰一点儿巧克力了。回到我们住的招待所，我简直累瘫了。我不得不狼吞虎咽地吃这成堆的巧克力。我的肝脏也似乎没事了。
老师也发现我的面色蜡黄。他叫来一位医生，又来了一辆救护车——不停地响铃——把我送进医院。儿科医院的隔离室很小，墙壁雪白。墙上一幅画一张图都没有。一些女护士给我送来药和饭，什么话都不说。一位医生时常来问我感觉怎么样。三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我不能离开寝室，甚至不能出去小便。没有一个人来看我，也没有人来跟我说话。我既没有有趣的书看，又没有半导体收音机。我不止一次地认为我快变成疯子了。
惟一给我以安慰的事情，就是我母亲的来信，我也给她写信。但我主要是给我的小猫写，我仅有的小动物。我把信折得很小，装进我自己做的小信封里。
我时常想念外婆，想念村里的孩子们，以及小溪和马群。有时我也想柏林“音响舞厅”，戴特莱夫，以及海洛因。我不知道我是谁。当我感到自己情况很糟时，我自言自语：“你是一个吸毒者，第一次得了肝炎，以后算完了。”当我想象着同我的两只小猫在一起玩时，我决心回学校去上学，每个假期都到我外婆家去度过。这一切在我脑子里翻来覆去。可我有时候也长时间地盯着天花板，什么也不去想，好像我情愿死去一样。
另外，我总是害怕医生们发现我脸色发黄的原因。幸好注射毒品的痕迹已经消失，我的胳膊上还没有留下瘢痕和血栓形成的印迹。谁会到弗里堡的儿科医院找一个女吸毒者？
三个星期后，我重新开始走动。医生准许我乘飞机回柏林。路费由社会保险机构付。我一回到家就去睡觉。我很高兴又见到了我母亲和我那两只小猫，其他什么我都不去想。
过了一会儿，我母亲告诉我，戴特莱夫来过好几次打听我的消息。她告诉我，戴特莱夫看样子对于很久没看见我很懊丧。于是我又想起了戴特莱夫，仿佛又看见了他那一头卷曲的头发，温柔而漂亮的面孔。我感到十分幸福。有一个人在思念我，一个真正爱我的人。他就是戴特莱夫。我感到内疚，好几个星期以来，我几乎把他和我们的爱情忘掉了。
我回来几天之后，戴特莱夫来看我。我一见他走到我床边，我不禁一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瘦得皮包骨，他的胳膊细得几乎连我的手都能攥得过来，他的脸苍白，轮廓塌陷。可他还是那么英俊。他的眼睛显得更大，也显得更忧郁。忽然，爱情又在我心中复活。即使他变得骨瘦如柴也没有什么关系。我甚至不想知道为什么。
好一阵子，我们俩不知道说什么。他想知道我的情况，可我没有什么好讲的。我甚至忘了跟他讲我假期在我外婆家的情景。我只是问他为什么不去“音响舞厅”了，他说“音响舞厅”真讨厌。那么，他现在去哪儿呢？他终于说了出来：“地铁动物园站。”干什么？“我卖淫”。
这时，我并不感到吃惊。我知道一些吸毒者有时就这么干。我没有怎么明白这里的含义。再说我也不太想知道。我只知道那主要是满足同性恋者，而不是自己，这个活儿能赚许多钱。我没有让戴特莱夫解释别的。我只是很幸福地望着他，我爱他，他也爱我。
紧接着的那个星期天，戴特莱夫来邀我出去。我们走到一家咖啡馆。里面坐满了同性恋者。他们几乎都认识戴特莱夫。他们对我也很热情，一个劲儿地恭维我。祝贺戴特莱夫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女朋友。我发觉戴特莱夫为我感到骄傲，正因为这个原因，他把我带到这个咖啡馆来，这里人人都认识他。
我很喜欢这些同性恋者。他们对我很客气，恭维我可又不像他们对其他男人那样勾引我。他们觉得我很可爱，非常喜欢我，但不向我提什么要求。所有这些恭维都使我心花怒放。我去梳洗时照了照镜子，觉得他们说得有道理。我两个月没有吸毒，对我的身体大有好处。我的脸色变好了，我发现我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戴特莱夫说他要去地铁动物园站转一圈。他与贝尔恩德，他的最好的朋友有一个约会，今天，贝尔恩德已经安排好了去给他俩弄钱。戴特莱夫去地铁动物园站，这可不是我的错。因而，这不必争论。我陪他去。再说，我也很高兴能又见到贝尔恩德。
贝尔恩德刚刚跟一个马路嫖客走了。我们只好等他。那天晚天，地铁动物园站并不是像我日后回忆中的那么阴森可怕。尤其是我看见戴特莱夫。他把我扔下而去跟另一个伙伴说话时，一些外国佬就过来与我搭汕。我只听见“60马克”或诸如此类的话。我紧紧拉住戴特莱夫的胳膊，这样我就有了安全感。我劝他跟我回“音响舞厅”去。后来，我让他给我一点儿钱去吸一吸毒。他当然拒绝了。但我一再坚持：“只是今天一晚上。只是为了庆祝我回来。我想稍微舒服一下，就跟你一样。要不然你也什么毒品都不准碰。”
他让步了，说这是最后一次。我回答他：“那是当然。”两个半月以来，我刚刚证实自己能够摆脱海洛因。我甚至也注意到戒毒对我确实有好处。
这是一个很有影响的理由。戴特莱夫对我说：“听着，小家伙，我也要戒毒。你瞧着吧。”这样，他注射毒品，我吸毒。我们感到幸福，我们谈论着我们幸福的未来，永远在一起，没有海洛因。
第二天下午，我又在地铁动物园站见到了戴特莱夫。我又有权利吸一次毒。过了些天，我又重新开始注射毒品。就像我从未离开过柏林似的，就像我两个半月没有吸海洛因这事从未存在过。我们几乎天天都谈论我们戒毒的决心，戴特莱夫说，这很容易。
我从学校出来后，经常是直接去地铁动物园站。我的书包里装着吸毒的器皿和一大包三明治。我母亲如果看见我突然消瘦会吃惊的，于是我每天早上就带上一些三明治。我知道戴特莱夫和他的朋友们等着我给他们送午饭。
开始，戴特莱夫看见我来就生气。他不愿意让我看见他在卖淫。他说：“你可以在随便什么地方跟我约会，但就是不要到这里来。”
我不听他的。我想跟他在一起。逐渐地，我习惯了那儿的一切。我不再觉出尿的味道和消毒水的味道。顾客们、妓女们、外国佬们、警察们。流浪汉们、醉汉们，都构成了我每日所处的环境。这里就是我的位置，因为戴特莱夫在这里。
开始，其他的女人们盯着我，上下打量我，弄得我很紧张。而在我看来，最咄咄逼人的还是那些嫖客们的眼光。后来我意识到，来这里卖淫的这些女人害怕我，怕我把他们的好顾客抢走了。难道我是一个能引起人胃口的新鲜商品？这是真的，我的风度比她们的好，我的举止高雅，我几乎每天都洗头。一看见我，没有任何人会怀疑我是一个吸毒者。我知道我优于其他的女孩子，我感到很愉快。所有的马路嫖客也确实围在我身边。但是我不需要去卖淫，戴特莱夫已经为我这样做了。其他观察我的人大概会想：这个小姐，她有可卡因，却无须为它疲于奔命！
开始，那些马路嫖客使我害怕。尤其是外国佬们没完没了地说着这类话：“你接吻吗？你去旅馆吗？”一些人出20马克。很快，我就以撵走他们来取乐。我对他们说：“喂，老东西，你瞎了眼啦？我？谁要是没有至少500马克就别想接近我。”或者我就面对面盯着他们，一副无所顾忌的样子，向他们甩出一句话：“你找错对象了，老朋友。走开。”我说完这番话后，很开心地看着这帮坏蛋垂头丧气地走开。我对那些马路嫖客也这样，我比他们高一等。假如偶尔他们中的一个人向我表示傲慢或无礼的挑衅，戴特莱夫会立刻挺身而出。每当戴特莱夫跟一个嫖客走时，他总是关照他的伙伴们照顾我。他们像兄弟一样对待我，时刻提防着想对我施无礼的家伙。
现在，我也不再去“音响舞厅”了。我除了地铁动物园站的我们小团伙里的朋友以外，没有别的朋友了。小团伙由戴特莱夫和我、贝尔恩德和阿克赛尔组成，后两人都是16岁。这三个小伙子都住在阿克赛尔家。
阿克赛尔与其他两人正相反，他长得很丑。他的脸部没有一处协调的地方，他的四肢仿佛应该接在另外一个身躯而不是他的身体上。的确，他没有什么可吸引同性恋者的。但是他有嫖客，甚至是回头客。戴特莱夫厌烦时，就骂嫖客们并同他们吵架。阿克赛尔碍于他的长相，不得不时刻压住自己的火气，装出一副可亲的样子。另外，在床上，阿克赛尔大概有特殊的东西，特别能讨同性恋者的欢心。没有这一手，他就不可能继续吃这碗饭，因为在地铁动物园站，有许多竞争者。
他也尽可能地进行报复。只要他碰上一个比较笨的嫖客，就要诈骗他。阿克赛尔是一个有个性的小伙子：谁冒犯他和污辱他都没用，他能自我控制，从不流露自己的感情。而且他简直是出奇地客气和乐于助人，这在吸毒帮中是极少见的。说真的，像他这样的还真找不出第二个。他的为人就好像他不是生活在这个腐败堕落的世界里似的。不幸的是，他一年之后就死了。
阿克赛尔的经历与我们相似。他的父母离了婚，他一直同他的母亲住在一起。后来他的母亲搬到另一个朋友家住，可是她很慷慨：把两间一套的房子和几件家具以及一台电视机留给了他。她每个星期来看他一次并给他一点儿钱。她知道他在吸毒，还多次劝他戒毒。她自认为她为儿子做了许多事，比其他的父母为子女做的事多得多。她给了儿子一套住房和一台电视机，难道不是吗？
周末我在阿克赛尔家度过。我对妈妈说我在一个女朋友家里。
阿克赛尔的套房真是一个吸毒者的陋室。我一跨进门槛，臭气就熏得我喘不过气来，空的沙丁鱼罐头盒扔得四处都是，满处是油和番茄汁，上面又沾满了烟头，还有许多脏的无脚酒杯和茶杯，里面残留着一点点的水、烟灰。香烟。香烟纸。我想把酸奶放在桌上——惟一的一张桌子——两个沙丁鱼罐头盒就滚滚落下来，里面的汁撒在地毯上。谁也不在意。
总之，地毯发出一种可怕的臭味。阿克赛尔注射毒品时，我明白了地毯为什么会这么臭。他从胳膊上拔出针头，把一点暗玫瑰色的液体——针管里还有几滴血——滴在地毯上。这就是他清洗针管的方法。原来地毯发出的可怕臭气，是血液干后的味道与沙丁鱼汁味的混合。甚至窗帘也全都发黄了，发出臭味。
在这一切乱七八糟中间，放了一张床，上面铺着雪白的床单。我立刻逃到床上，我把脸埋在枕头里，枕头散发着洗涤液的味道。我相信我从未睡过如此干净的床铺。
阿克赛尔对我说：“这些床单被褥都是我为你准备的。”每个星期六我都发现床铺是干净的。我的被单总是盖一次就换一次，而那几个小伙子却从来不换他们的被褥。
他们尽力让我高兴。我总是有足够使我满意的吃喝。尤其是他们为我买上等的可卡因。我的肝脏一直不好，如果我注射掺了假的可卡因，我就会病倒。我身体不舒服时，他们总是尽心费力。他们给我买最好的海洛因，当然这很贵，没办法。我需要他们时，这三个小伙子总是在我身边。实际上，他们只有我。我呢，我有戴特莱夫——戴特莱夫排第一——其次是阿克赛尔和贝尔思德，再无其他的人。
我真是幸福。我似乎很少这样幸福过。我感到自己受到了保护。我在家里是孤独的，所以下午到地铁动物园站，周未到阿克赛尔臭烘烘的房间。
戴特莱夫是小团伙中最强的人，我是最弱的。我感到自己不如小伙子们，不论在体力上还是意志上。特别由于我是一个女孩子。然而，我第一次感到我情愿这样软弱。我享受着戴特莱夫对我的保护。我需要人帮助时，戴特莱夫，阿克赛尔，贝尔恩德总是挺身而出，我品味着所受到的这种宠爱。
我的男朋友是我的，他会做其他吸毒者不会做的事；他只要有海洛因就与我分享。他为我挣钱，去干最肮脏的活儿。为了给我买毒品，他一天要多接一、两个嫖客。我们俩跟别人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男人为了女人而卖淫。大概我俩是世界上惟一一对这么做的情侣。
1976年的秋天，我从未想过我自己去卖淫。至少从未认真想过。我的脑子里大概闪过这种念头。尤其是我看见戴特莱夫跟一个恶心的家伙走了，我感到内疚的时候。可是我知道假如我提出这事，戴特莱夫会狠狠地责备我。
再说当时，我始终不知道这里面的细节，或者至少是我不愿意去想它，不可能想象我会去干。戴特莱夫从来不谈此事。从这三个小伙子的谈话中，我听出好像是替鸡奸者手淫。
对于我来说，这与戴特莱夫和克丽斯蒂娜无关。戴特莱夫是被迫去干这种事的，于是我不认为这事多么恶心。他乱摸那些鸡奸者，这倒不怎么害怕，这是他的任务——令人作呕的活儿，但却能使我们有可卡因。只是我不愿意那些家伙乱摸戴特莱夫。他是属于我的，属于我一个人。
开始，我还觉得有几个同性恋者比较热情。小伙子们有时说杜尔柯或马善是个不错的家伙，不要怠慢他。我记住了这些。我同戴特莱夫在地铁动物园站时，有几个人对我特别热情，好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