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住。我经常与这些大吸毒者往来，高兴时就去选帝侯街地铁站找他们，与他们随便聊天。
以上就是1977年1月至3月间我的感情与想法。至少我沉醉在吸毒后的虚幻中时是如此。总的说来，我感觉不是很好，但也不是太难受。我还能够让自己沉醉在无数的虚幻中。我重新吸毒，完全陷进去了。我无所顾忌，什么都不怕。
以前，我什么都怕，从我父亲到我母亲的朋友，从那个可咒的学校到老师，从大楼里的看门人到交通警察，以及地铁的检票员。现在我已是无所畏惧的了。我甚至对有时在地铁站台上巡逻的民警无动于衷，至今，我已躲过了所有的大逮捕。
那个时期，我也常常与一些吸毒者来往，他们给我的印象是，他们对可卡因的渴求简直令人作呕。例如阿特兹和卢浮。阿特兹是我的第一个男友，在戴特莱夫之前爱上我的第一个小伙子。1976年，在“音响舞厅”的时候，卢浮、阿特兹都是我们吸大麻团伙中的旧友。阿特兹和卢浮开始给自己注射毒品的时间比我稍微早一点儿。目前，他们住在一套铺地毯的漂亮房子里，有客厅，有双人床。卢浮甚至有了份真正的工作，他在一家化妆品公司干粗活儿。他们俩对我说他们在肉体上从未依赖过海洛因，甚至还戒过一、两个月的毒。我相信他们，虽然我每次见到他们时，俩人都完全陷在吸毒后的恍惚中。
我把阿特兹和卢浮看作榜样。我不愿意再回到我戒毒前的状况，那时身体完全垮了。我也想像阿特兹和卢浮那样做。戴特莱夫和我有一天也会有一套漂亮的房子，有大床，有带地毯的客厅。
再说，这两个小伙子也不像其他吸毒者那样好斗。阿特兹有一个情妇，叫西蒙娜，很漂亮，她不注射毒品。但是他俩依然很合得来，我觉得这很了不起。我很喜欢去他们家，跟戴特莱夫吵了架，我就去他们家沙发上睡觉。
一天夜晚，我心情比较好，回到家里，在客厅里碰上了妈妈。她一言不发递给我一张报纸。我全明白。每当报纸上报道某人死于吸毒过量的消息时，她总是这么做。这使我感到紧张，我不愿意读这类消息。
我还是接过了报纸。报上说：“装配门窗玻璃的学徒工安得烈·w（17岁）想戒毒。他的女友，一位16岁的年轻实习护士试图帮助他。然而他们的努力没有成功。在那套他父亲曾花费大笔钱为这对年轻人准备的漂亮房子里，年轻小伙子自己注射了过量的‘能致死的毒品’。”
我没有立刻反应过来，我不愿意相信此事。但是，一切都很清楚：装配玻璃的学徒工、套房，女友。安得烈·w，不可能弄错：原来说的是安得烈·维左内克，是阿特兹。
见鬼。我脑子空空的。我嗓子发干，感到不舒服。这不可能。不会是阿特兹。他为什么要那么做呢？他对吸毒向来都无顾忌。我尽力克制自己，不愿在我妈面前流露出这条消息对我的震动——她不知道我又开始吸毒了。我拿着报纸溜迸寝室。
最近我没有见到阿特兹，我只是从报纸上才知道所发生的一切。那已经是上个星期的事了，他用了过量的毒品，然后到了医院。西蒙娜在医院等他，她切断了自己的静脉。人们把他俩救活了。阿特兹临死前去过警察局，揭发了他所认识的毒品转卖商，其中包括两个被称作“孪生姐妹”的姑娘，她俩总是有极纯的可卡因。接着他又写了一封遗书。报上登了这封遗书：“我将把自己除掉，因为一个吸毒者带给父母朋友们的只是忧虑、烦恼和失望。吸毒者不仅是在自我毁灭，同时他也毁坏了其他人，谢谢，我亲爱的父母，我最可爱的西蒙娜。从肉体上讲，我仅仅是一块废物。成了吸毒者，一切都完了。然而是谁造成了年轻而又充满活力的青年人的不幸？我十分关注那些有朝一日想试一试的人：我试试怎么样？看看我吧，可怜的傻瓜们，看我变成什么样了。别了，西蒙娜，你的一切忧虑都将解除了。”
我躺在床上，自言自语说：“瞧，阿特兹曾经是你的第一个朋友。现在他已长眠地下了。”我没有哭，我已经没有眼泪了。我不可能再有丝毫真正的感情。
第二天下午，我与其他吸毒者聚在一起，没有一个人为阿特兹伤心。在吸毒圈里，那已经不时髦了。而且有些人还埋怨阿特兹。因为他揭露了贩卖上等可卡因的转卖商（他们已经坐牢了）。这样一来，他应该说欠了许多想吸毒的人的债。
最意想不到的是，可怜的阿特兹死了一个星期之后，以前从未碰过海洛因的西蒙娜居然也开始给自己注射毒品。几个星期以后，她放弃了她实习护士的工作，开始拉客。
卢浮是几个月以后死的，1978年1月，过量的吸毒。
阿特兹的死结束了我们这帮吸毒者的黄粱美梦。我不再感到自己是吸毒帮中的明星，不再庆幸自己注射毒品而不会被逮捕。恐惧与不信任感在我们吸毒帮中冒头，因为大家都认识阿特兹。以往，如果大伙儿一块注射毒品，注射器就不够用，每个人都想第一个注射。猛然间，大伙儿都互相推让想排在最后一个。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害怕。实际上每个人都怕得要死：如果那玩艺儿太强，又太纯，如果它还含有士的宁或其它什么脏东西，那可要命了。因为不仅仅过量的毒品能致死，而且高纯度或太脏的可卡因都能致死。
总之，又是无法摆脱的困境。一切都像阿特兹遗书中所描述的一样。我最终也毁了我妈。我高兴时又开始回家，我妈在等我。接着，她吃了几片安眠药以便能睡上一会儿。我看她要不是不停地服镇静剂，已经支撑不住了。
我越来越相信我的结局将会同阿特兹的一样。时常只要我发现一丝希望之光，就连忙紧紧抓住。我有一位我很喜欢的老师莫克先生。他曾让我们排过一出戏——就像舞台上的剧一样——一个年轻人在生活中的一次谈话。例如雇工人时的交谈。我们中间的一人演老板，我演求职者。我不害怕老板，交谈中我很快就把“球”又踢给他，弄得扮演老板的小伙子很尴尬。同时我对自己说：“大概你也要学会从生活的困境中脱身。”
莫克先生还领我们去职业指导中心。我们在中途停下来观看盟军队伍游行。那些男同学们对坦克、技术以及类似的东西感兴趣。可我不喜欢，那些东西会发出可怕的嘈杂声，又只能用来杀人。
但是我很喜欢职业指导中心。我仔细阅读了与动物打交道的有关职业的材料。第二天下午，我与戴特莱夫又去了一趟职业指导中心，索要有关这方面的复印件。戴特莱夫也发现好几种使他感兴趣的职业；他跟我一样，很喜欢与动物打交道，甚至包括农村中这方面的职业。我们开始较多地思考这个问题，几乎忘了我们需要钱去买下次的毒品。
不久，我又出现在地铁动物园站拉客，对职业的向往又显得很渺茫了，但我总是把职业指导中心的材料放在我的挎包里。可是我如果继续这么混下去，甚至连毕业证书都拿不到。
第二天一早，我买了一份《花花公子）杂志，坐地铁去上学。我是为戴特莱夫买的，他很喜欢这份杂志，但我也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那么喜欢（花花公子）这份杂志——说真的，现在看来真不可理解，但在当时，在我们看来，这份杂志所展示的是一幅干净世界的画面。正常的性生活，漂亮的姑娘，毫无问题。没有同性恋，没有无赖，小伙子们用烟斗抽烟，开着赛车，腰缠万贯。姑娘们与他们睡觉，因为她们高兴这样做。有一次戴特莱夫对我说，这些都是编的，是荒谬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阅读这份杂志。
那天早上，在地铁里，我从这份杂志上读到一个我很喜欢的故事。我没有全弄明白，因为我完全处在恍惚状态中——我早上刚注射了一针毒品——可是我被故事描述的气氛所吸引。故事发生在很远的某地，那里天空湛蓝，骄阳似火。当我读到那个漂亮的姑娘焦急不安地等待她的男友从办公室归来时，我泪水盈眶，并且一直哭到地铁到站。
课堂上，我不停地想入非非。我很想与戴特莱夫一道走得远远的，远远的。下午我们在地铁动物园站时，我把所想的告诉了他。他对我说他有一个叔叔和婶婶在加拿大。他们住在一个大湖旁边，四周只有树木田野，他们肯定会留我们住下的。但是他说在走以前，我最好是完成我的学业。他先走，去找工作——在加拿大，这不成问题——这样，等我去了以后，我们就可以住上漂亮的木房子。即使他买不了，也可以租一幢。
我对他说，我也很想完成学业。再说，我在班上学得也不错。今后不能再开玩笑，我要专心学习，拿一个好的毕业证书。
戴特莱夫与一个顾客先走了。我留在那儿。突然两个家伙从我身后冒出来：“你在这儿干什么？”我立刻明白了：是便衣警察。我不怕警察：因为至今他们还没有找过我的麻烦。几个月以前，我与其他年龄跟我相仿的女孩们在地铁动物园站拉客，警察天天在那儿查巡。但是他们只注意带着瓶子或香烟条的东柏林的人。这些人是警察追踪的目标。
我很沉着，回答悦：“我等朋友。”
其中一个便衣警察说：“你在拉客吧？”
我说：“不，你想到哪儿去了！你看我像那号女人吗？”
他们问我的年龄：“14岁。”接着又想查看我的身份证。我提醒他们注意，16岁才发给身份证。
看上去像个警长的便衣命令我把我的塑料包交给他。他从包里搜出的第一件东西是勺子。他问我这是干什么用的。
我回答：“吃酸奶。”
但是紧接着他发现了注射器和剩下的东西，他们把我带到警察局。我不怕。我知道他们不可能把一个14岁的少年投进监狱。
他们把我关进一间屋里，恰好在警长办公室的旁边。我甚至不打算扔掉藏在我的牛仔裤小口袋里的可卡因。我连扔掉可卡因的力气都没有。一个女警察来了，给我脱衣服——全被脱光了，包括裤权和胸罩——满身搜查，最后在牛仔裤里发现了可卡因。
一个警察用打字机打了份详细的报告，又把副本放进一个大文件柜里。这下可好，我算是被定为吸毒者了。但是，警察们待我还和气，他们对所有的吸毒者都重复着这样的话：“怎么样，小姑娘，你干吗要这样呢？你才14岁。一个年轻姑娘，又可爱，可惜已经毁了一半……”
我不得不把我妈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告诉他们。他们通知了她。
我妈下班后五点半来到了这儿，精疲力尽。她与警察交谈——警察总是那些现成话。“唉，孩子们，”她说，“我真不知道拿他们该怎么办。我曾试图帮助她戒毒，但她不愿意停下来。”
这是什么话！“她不愿意戒毒”！我妈完全站在了警察一边。她什么也不明白，也不了解我，更不知道海洛因。我当然想戒毒。但那又怎么样呢？这我倒很想让她给解释一下。
从警察局出来后，她向我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你还到哪儿游荡来着？——在地铁动物园站吗？——你很清楚，你不应该去那儿。”——“我在那儿等戴特莱夫。我这点权利大概还是有的吧？”
她命令我：“不准再见这个不想工作的无赖、怪人。”接着她又问：“你去拉客了吗？”
我把她臭骂了一顿：“你疯了？你再说一遍试试看。谁让你提这种事？你把我当成妓女啦？”
她不再吭声。但是，打那以后，我的自由受到限制。我母亲冰冷的样子给我印象极深。我害怕她撒手不管我了，的确，她不想再帮我了。可她又是怎样帮助我的呢，就会教训我：“不准再去地铁动物园站。”“不准再去见那个无赖戴特莱夫。”
她把我领回家。我第二天一早可卡因没有了。清晨，她从床上把我拖起来，盯着我：“瞧你的眼睛，孩子，一点儿神都没有。你好像一脸的焦虑和失望。”
当我母亲一去上班，我就赶快照镜子，我第一次看到自己毒瘾发作后的神情。我的眼睛只剩下瞳孔了，又黑又阴沉。实际上没有任何表情。我感到热，擦了把脸。我又感到冷，就跳进盛着滚水的澡盆里，我不敢出来，外面太冷了，我不停地往盆里添热水。我必须度过这段时间，坚持到中午。早晨，在地铁动物园站什么也找不到，一个顾客也拉不到，也没有人给你注射一针毒品。早上谁也不会有可卡因。总之，能卖给你毒品的人越来越少，阿克赛尔和贝尔恩德到处钻营想办法：他们也越来越难弄到所需的毒品了。甚至戴特莱夫也常常无能为力。至于其他人，即使有，他们情愿扔进水沟里也不愿意给你。
毒瘾折磨得我越来越难受。我挣扎着爬出澡盆，在屋子里翻腾，想搜出一点儿钱来。客厅门锁着：一声敲门声，进来的是我母亲的男朋友，他以为我在砸他的唱片。很久以来，我就学会了用一块弯板撬锁的技巧。客厅里一分钱都没有。我突然想起我妈收集的全新的5马克的票子，她放在一个啤酒盒里，搁在厨房的碗柜上。
那盒子真沉。我拿着手都发抖。因为我的毒瘾犯了，再说我想到这是偷我妈的钱。我第一次这么干，我总认为这么干太可耻了。但是，我和其他吸毒者一样，毒瘾上来忍受不了。例如戴特莱夫的朋友贝尔恩德几乎把他父母的东西都卖光了——电视、电咖啡壶、电动刀。一切可以卖的他都拿去卖了买可卡因。我至今只卖过我的手饰和唱片。
5马克的钱票在盒子里滚动。四分之一克海洛因的价钱刚刚降下来：从45马克降到35马克。我计算着：我需要七张票子，由于我接客时，每个客人一般都给我40马克，除了买海洛因，我还剩5马克，这样我每天可以放回一张票子到盒里。只需要一个星期，我就能把这些钱全部还清，我妈也不会发觉。接着，我带着7张5马克的票子溜出家门，来到柏林技术大学餐馆——早上只有在那里才能搞到海洛因。
由于我母亲每天晚上检查我的胳膊，我就在手上注射。老是在一个地方打针，那地方出现了一块硬皮，我对我妈说那是一块伤口，总也愈合不了。但她终于还是发现了一处新鲜的针眼。我承认了：“刚打了一针。我只是偶尔打一针；很少打，这对我没有什么害处。”
我妈狠狠揍了我一顿。我也不反抗。再说，我对此无所谓。总之，她把我当成坏透顶的人了，不放过任何一个教训我的机会。她本能地找到了这种好办法。由于一个吸毒者只有在堕落到底再也不行时，才准备认真地去改变这种状况。于是，他或者去自杀，或者去寻找哪怕是仅有的一点微小希望来自我解脱，来戒毒。显然在当时，我远远不能懂得这点。
我妈又找到了另一线希望。她送我去外婆和表兄家里度了一个月的假，可能以后经常会这样做。外婆住在汉森乡下。我既高兴又优虑：我怎么能与戴特莱夫和注射品分得开呢？但是我只得服从。然而我获准最后一夜与戴特莱夫呆在一起。
柏林的最后一夜使我的精神振作了一点儿。与戴特莱夫过了一夜之后，我对他说：“我们俩总是在一块儿。我想利用度假的四个星期彻底戒毒。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希望你也这么做。我返回来时，我俩都变成新人，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戴特莱夫同意了。他说他也下了同样的决心，正准备告诉我。我已经知道怎样搞到戒毒药，过两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