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天，我感觉好多了，可以起床。我的牛仔裤兜里还有20马克，它使我心烦。20马克40马克的二分之一，如果我再有20马克，就够买一针毒品——进“那科隆”前的最后一针。
我与小猫“谈话”。我对它说，它要单独呆上一、二个小时，没关系的，我又用针管给它灌了一点葡萄糖和洋甘菊剂——它吃不进别的食物——安慰它：“你也不会死的。”
我很想在库丹姆大喊大叫并且逛个够。因为我一进了戒毒所就不可能再随便出来，尤其不可单独出来。我想最后注射一次毒品，如果在库丹姆没有海洛因，那就名不符实了。剩下的问题是那另外20马克。我必须拉一个客。但是我又不想去地铁动物园站。我不知道该怎样对戴特莱夫说：“你知道，我戒毒成功了。可是我还得去找一个顾客，因为我想买一针毒品还差20马克。”戴特莱夫肯定不明白，他又会挖苦我：“怎么样，你还是个吸毒者。”
我坐在地铁里忽然想到一个主意：我可以去勾引一个汽车司机。我这么想完全是为了那20马克，那样做是合算的。施特拉和巴普西经常这么干，但是我一向讨厌那么做。因为你不可能仔细观察朝你开过来的驾车人，只能随便上一辆车。
最糟糕的是，有时落到拉皮条的人手里。他们常常装扮成顾客。一旦上了车，你就毫无办法。并非他们愿意拉女吸毒者，他们对此不感兴趣，女吸毒者花在毒品上的钱太多了。他们是想把她们驱逐出选帝候街，因为她们把整个毒品市场的价格抬得太高了。
巴普西有一次就上了一个靠卖淫为生的人的汽车，那人把她关了三天。他玩弄够了以后，又把她转给其他男人，外国佬、醉汉，什么人都有。在这期间，巴普西当然毒瘾发作了。她那三天简直就跟在地狱里一样。但是她最终还是回到了选帝侯街。因为她是那儿的皇后，她有漂亮的脸蛋，平线条，没有胸，也没有臀部。
职业妓女几乎与靠卖淫业为生的老板一样危险。波茨坦街，一般是下层妓女的聚集区，距离吸毒女子拉客的选帝侯街只有200米。她们时常驱赶吸毒的女子。如果抓住一个吸毒女子，她们就打她耳光，甚至用开水毁容。
我走出选帝侯街地铁站。我怕得要命。我想起巴普西和施特拉的建议：“避开那些开赛车或庞大美国车的年轻人——这号人说不定就是靠妓女为生的人”那些上了年纪的人，打着领带稍有点发福的，就可以，尤其是如果他们戴着一顶帽子就更好。然而最理想的，是那些车后座上带着儿童坐椅的人：家庭里的模范父亲，出来正是寻找一点新鲜玩意儿，只是他们比我们更害怕。
我走在通向“音响舞厅”方向的路上，没有沿人行道走，而是贴着墙边走，避免显出拉客的样子。但是，有个家伙立刻向我招手。我发觉他很奇怪，一副挑衅的样子。这大概是由于他的胡子的缘故。我不理睬他，继续往前走。
他看不见别的女子。因为还不到中午。我知道——巴普西和施特拉曾告诉过我——这会使他们急得发疯，这些家伙只有半小时的空闲，可又找不到女人。有时候，在选帝侯街上，顾客比妓女还多。已经有好几辆车在我身边停下，我装着没看见。
我盯着家俱店的橱窗看。我又幻想了：我梦想有自己的房子。但是我对自己说：“克丽斯蒂娜，你一定要镇定。20马克，必须赶快弄到手。快，全力以赴。”这个时候，我必须要精力集中，不能胡思乱想。
一辆白色轿车停在我身旁。后座上没有儿童坐椅，但是那家伙看上去不像邪门歪道的人。我没有多考虑，就上了车。我们讲好价，35马克。
我们去阿斯尼广场，那儿有一个改作它用的老车站。很快就到了。那家伙很客气，我甚至忘了这是一个顾客。他说他很想再见到我，但是他三天后就要与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去挪威度假，我问他是否能把我捎到科技大学——在那儿，早上可以找到可卡因。他欣然同意。
1975年5月18日，天气晴朗。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我15岁生日的前两天。我一边闲逛，与两、三个小伙子聊天，一边逗一只狗。真不错，我居然不着急注射毒品，我可以等到真想打针时再打。因为我还未达到身体上必须依赖毒品的程度。
不一会儿，走过来一个家伙问我们要不要毒品。我说要，我用40马克向他购买。我在东路透大街的女厕所里打针——那里比较干净。我只把一半的毒品倒进针管里，因为开始戒毒后，量就不应该用的太大。我带着庄严的神情注射毒品，心里默默地说，这是最后一针了。
我两小时后才醒来，后半身还坐在马桶上，针头插在膀子上。我的东西撒了一地。但是我感到还可以保持住平衡。如此看来，我选择戒毒正是时候，还来得及。我在库丹姆游荡的日子结束了。我在餐厅花二块五马克吃了些土豆泥和大葱，但是几分钟后我全吐了。我拖着身子走到地铁动物园站去向戴特莱夫告别，但没有找到他。我必须回家了，我的小猫需要我。
可怜的小东西没有动弹，依然睡在我枕头边上。我清洗针管，又给它灌了一点儿葡萄糖和洋甘菊剂。这并不是我想象中的我的吸毒史的最后一天。假如我又去吸一天毒呢？
正在这时，我妈回来了，问我下午在哪儿呆着。我说：“在库丹姆大街。”她不高兴：“你说过你要去戒毒所接受治疗。
我勃然大怒，吼叫道：“让我安静会儿！我没有时间了。你懂吗？”她也大叫道：“捆上你的东西，立刻滚到戒毒所去！你自由了，没人管你了。”
我刚做好了一盘排骨和土豆泥。我端着盘子到卫生间，把门关上在里面吃。这就是我与我妈呆在一起的最后一夜。我与她吵架，因为我烦。于是她明白我又注射毒品了。
我往我的大皮箱里塞了些衣服。我把注射器。勺子和剩下的可卡因藏在我的三角裤里。我们到了戒毒所。那里的人什么也没有问我。果真他们什么人都接收。他们那儿甚至有掮客——在吸毒圈里溜达的人。
但是，他们问了我妈一些问题。接收我之前，他们想把付钱的事先讲清楚：第一个月先付1500马克。我妈自然拿不出这笔钱。她答应第二天早上凑足了这笔钱交来，她只有向银行借——肯定能借到。她请求他们先收下我。
我要求上厕所。他们答应了，这里他们不搜查你。不像别的地方，假如从你身上搜出吸毒的工具，就不要你了。我很快给自己注射了一针毒品。我回来时。他们看出我神情恍惚，但是没有说什么。我把注射器和剩下的一点毒品交给他们。那人先是一愣，立刻向我表示鼓励。
他们把我领到一间隔离室。里面有三个人。其中一人第二天一早就走了。
他们发给我关于教堂的科学治疗法的理论书。这是个怪诞的教派。关于它的理论，你可信可不信。可我此时此刻的确需要信点什么。
两天之后，我被允许离开隔离室。我与克里斯塔同住一屋。她挨了一顿痛打，他们不再给她治疗，因为她不停地讽刺治疗法和负责治疗的人。她不住地翻地板缝，说是可能有人把可卡因藏在里面。她领我到了顶楼：“只要在这儿放几块垫子，就可以变成安乐窝，再有点儿酒。大麻，等等。”这个女人让我感到厌倦。我到戒毒所来是为了摆脱困境，是为了戒毒，可是她却不停地谈论吸毒，毁坏戒毒所的名声。
第二天，我妈打来电话。她告诉我小猫死了。说完这个，她紧接着向我祝贺我的生日。这些对她来说很平常。我却趴在床上哭了一上午。
那些家伙见我这个样子，说我需要来一场治疗。他们把我与一个家伙关在一个房间里——一个曾经吸过毒的人——他命令我做各种离奇古怪的动作。我不得不照着去做。
他对我说：“看这面墙。靠近墙，摸这面墙。”然后又重复这个动作，一连好几个钟头。我触摸四周的墙。不一会儿，我就烦了：“瞧，这该有多么蠢。你疯了怎么的？让我安静一会儿，够了，受够了。”他不停地笑，劝我继续坚持。后来他又让我摸其它的东西。直到我精疲力尽，我扑在地上大哭。
他笑了。当我稍稍平静一点几时，他又让我从头开始。我变得麻木了。甚至在下达口令之前，我就机械地去摸墙。我惟一的念头就是：“这一切赶快结束吧。”
五小时之后，他说：“行了，今天就到这为止。”我感觉很好。他把我带进另一间屋子，里面有一个奇怪的仪器，是手工做的。一个用白铁做的吊在两个盒子之间的挂钟。那家伙命令我把手放在那儿，又问我：“你感到好受吗？”
“是的。现在我能感觉到我周围的一切。”
那家伙看了看挂钟：“它没有动。这么说你没有说谎，一切正常。”
原来那个奇怪的东西是测谎器。它是这个教派最崇拜的一件物品。总之，我很高兴挂钟没有晃动。对于我来说，这表明我感觉很好。为了摆脱海洛因，我准备好了什么都做，什么都信。
那里尽是些意想不到的事。例如，同一天晚上，克里斯塔发烧了：他们让她摸蜡烛，问她那是热的还是凉的。一小时之后，她的烧就退了。
这一切使我非常震惊，以至第二天早上，我跑到办公室要求再次进行训练。整整一个星期，我完全陷入了该教派的幻觉中。我确实相信了这种治疗法。全天都安排满了：练习、做杂事。做饭。这些事使我们一直忙到夜晚十点钟。没有一分钟思考的时间。
惟一使我紧张的事，就是饮食。我并不太挑剔，但是我很难咽下那里的饭莱。按我们付给的钱，伙食是能够搞好一点儿的。因为他们没有别的支出。指挥训练的人几乎都是从前的吸毒者，对于他们来说，这项工作也是他们治疗的一部分；他们可以得到一点零用钱。戒毒所的老板们在另一处吃饭。一大，我看见他们正在吃饭：他们正在“消灭”一桌丰盛的酒宴！
终于，一个星期日，我有空闲认真思考一下。我首先想到戴特莱夫，这使我很难过。我问自己：“治疗后该怎么办呢？那些训练真对我有帮助吗？”我有许许多多的问题，但得不到解答。我很想与某人多谈一下，但却没有对话者：这里，禁止相互间关系密切，这是该机构的主要规定之一。假如你想与戒毒所的同伴谈谈自己的问题，他们马上让你接受训练。自从我进了这里，我就没有真正与人交谈过。
星期一，我冲着办公室啐了一口唾沫。首先抗议饭不好。再有就是他们几乎把我的三角裤偷光了。我无法钻进水房去，因为管钥匙的那个女人还在城里消磨时间，以便注射毒品。再说并不是她一人这样。这类家伙我很讨厌。我被强迫训练和干杂活儿弄得精疲力尽，我的觉也睡不够。我对他们说：“你们的治疗法倒不错，但是它们不解决我的问题。这一切，说穿了，只是训练。你们试图训练我们。但是我需要一个能向他诉说我的问题的人。我需要时间来同我的问题作斗争。”
他们听我说，什么话也没有回答，总是一副笑嘻嘻的样子。在这之后，我得到了补充训练的机会。训练持续一天，一直到晚上六点。训练结束之后，我又变得麻木不仁。管他呢，反正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就行了。我妈有一次来看我时说，社会保险公司把我进戒毒所的那笔费用偿付了。有国家负担这类费用，这就行了。
戒毒所里的其他寄住者比我的问题还多。例如，嘉比，她爱上了这里的一个家伙，非常想与他睡觉。她傻乎乎地去告诉老板们。结果呢：加上了补充训练。她与那人接过吻，这事被发觉后，两人被当众奚落了一顿。嘉比当晚就逃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她的恋人是一个指挥训练的人，据说戒毒已经好多年了，他几天后也走了。他又重新成了一个吸毒者。
实际上，戒毒所的老板们并不担心吸毒者们接吻，而主要是想阻止我们互相结交。但是嘉比的情人在他们中间工作已经一年多了——他怎么能忍受与情人长期分离呢？
晚上很晚时，我们有片刻的娱乐时间。我总是利用这点时间与最年轻的寄宿者在一起。我是其中最年轻的，但是在我们所形成的这个圈子里，没有谁到17岁。这是年轻的吸毒者们的第一次浪潮的产物：我们开始吸毒时，都还是孩子。可是两、三年后，我们成了一副鬼样子，因为在发育阶段，毒品对身体的损害比成年期还厉害。我们之所以聚集到这里来了，因为大家的理由都一样：别的治疗机构没有床位。
大多数人与我一样很快得出结论，训练不起多大作用。然而这里把两个年轻人安排在一起住，彼此变得很爱开玩笑，打趣：两人可以吵闹。可以互相对望时，怎么可能在2个小时中保持严肃呢。他们不再让我们接受测谎器的检查。何必呢，因为我们都说训练不起作用。大伙儿捧腹大笑一阵儿，就结束训练。指挥我们训练的人越来越不知所措。
不久，我们谈话的主题就只剩下了一个：海洛因。有时候，人少时，我就讲逃跑的办法。
在戒毒所呆了15天以后，我有了一个计划。两个小伙子和我，我们化装成“大扫除小队”，多亏了我们的工具。印章、扫帚。刷子和拖把，我们顺利地穿过了所有的大门。我们三人高兴坏了。我们急不可耐地想注射毒品，以至如果不大“醉”一番，太不划算了。我们在地铁人口处分了手。我朝动物园方向坐地铁。我去找戴特莱夫。
他不在那儿，施特拉在那儿。她朝我点点头。她对我说，近来没有看见戴特莱夫。我担心他进监狱了。顾客也不多，稀稀拉拉几个散在角落里。我们去选帝侯大街。那里同样什么也没有。后来一辆卧车停下来。我们认识这辆车和开车的人，一个已经跟踪了我们多次的家伙。我们一直把他当成便衣警察。原来只是一个业余的小吸毒者。
他只对我感兴趣，但是也让施特拉上了车。
我对他说：“一次35马克。其它的我什么都不干。”
“我给你100马克。”
我不知所措。类似的事我还从未碰到过。那些在梅斯代斯大街溜达的家伙总是为了5马克斤斤计较。这个家伙开着辆旧车，却出口给我100。他告诉我他是情报员。好嘛，一个狂妄的家伙。但是这些往往是最理想的顾客；他们不计较钱：这也是一个自吹自擂的机会。
他最后真给了我100马克。施特拉立刻去买可卡因，我们就在汽车里注射。接着我们到旅馆去了。我与那个家伙呆在一起（施特拉在大厅里等我），他很宽宏大量，因为我完全处于迷醉状态——两个星期来我没有沾过毒品。我甚至不愿离开旅馆普通房间的这张窄床。
我与那家伙聊了一会儿。他有点怪。他不停地给我讲他家有半克海洛因，如果三小时后我们到选帝侯大街找他，他就把海洛因给我们。我又向他要了30马克，告诉他我们得好好地吃一顿。这点钱对他们这样有钱的人算不了什么，我知道他之所以乘坐这么辆破车，是为了蒙蔽敌人，不让人看出他是间谍，等等。但他还是被逮住了，他给了我钱。
施特拉和我又来到地铁动物园站。我并没有放弃找到戴特莱夫的希望。突然，一只黑白相间、绒毛散乱的小狗朝我猛跑过来，一下子跳进我的怀抱，它大概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这只狗真棒，真像一只雪撬狗。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家伙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