耍晒庖醪诺�5月份。我真不明白：电视告诉我们，用了数额庞大的金钱来和恐怖主义作斗争，而与此同时，那些毒品贩子却自由自在地在柏林逛来逛去，在光天化日之下出售海洛因，就像卖冰激凌蛋卷一样。猛地，我听到自己在大声说：“混蛋！”
各种想法在我脑海中搅作一团，使我理不出头绪。我坐在起居室里，一件一件地看着我的家具，我真想把它们都砸烂。“看吧，”我对自己说：就是因为这些你才自找苦吃！“我开始哭了起来。
这天晚上，我打了克丽斯蒂娜，狠狠地揍了她一通。我先是等她回来，像根木头一样坐在床上，心中充满绝望和懊悔。我把一切都错过了，我的婚姻是错误的，我在职业上消耗了过多的精力。再加上由于怯懦，对于克丽斯蒂娜的情况视而不见。
这个夜晚，我最后的幻想也破灭了。
直到12点半克丽斯蒂娜才回来。我看见她从一辆奔驰牌轿车上下来，车正停在我们楼前面。天啊，我想，她已经失去了最后一点自尊，这是灾难啊！她被葬送了。我把她拽过来，揍她，打得我两手发疼，然后，我们两个面对面地站着，一起流着泪。克丽斯蒂娜完蛋了。我冲着她的脸喊她是个婊子：“别否认了，我知道。”她只是摇着头，呜咽着说：“可不像你想的那样。妈妈。”
我没有问她详情，打发她洗澡、上床。我所忍受的痛苦，任何人也想象不出来：克丽斯蒂娜卖身给男人！我觉得这一击比我知道她注射海洛因还要可怕得多。
我一夜没有闭眼。绝望之中，我甚至考虑把她送到训导学校去，但这会使事态更严重。人们可以等她好一些把她收容到荷朗斯特夫大街的心理医疗中心里。但一个老师对我说了很多这个中心的坏话——特别是女孩子们，她们在那里互相教唆卖淫。
我看只有惟一的可能：让克丽斯蒂娜彻底地离开柏林，不管她愿意不愿意。把她从这个泥潭里拉出来，送她到没有海洛因的地方去。
住在海斯的我的母亲马上就同意接待她。还有我的姐姐也愿意。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克丽斯蒂娜的时候，她样子很狼狈。我开始准备行装，这时她带着忏悔的表情宣称她愿意接受治疗，甚至为自己在戒毒所找到了一个床位。
真让人松了一口气！我本来还担心克丽斯蒂娜不经治疗忍受不了痛苦，会从我母亲或姐姐家逃出来。
对戒毒所的详细情况我并不知道，我只知道费用很高。在她14周岁的前两天，我用小汽车把她送到那里。一个年轻人接待了我们，进行人院谈话。他祝贺我们的决定并向我们保证从此之后我不必再担心了；一般地说来戒毒所的治疗是有成效的，我可以放心地走了。终于有这么一天！
于是，他递给我一些该签的文件。付款保证：每天52马克，预付四周。这已经超过我的月薪了，可这有什么要紧？再说，这个年轻人肯定地说社会保险部门会偿还给我们。
第二天，我凑齐了500马克送到戒毒所。然后，我又在银行借了1000马克，准备在下次家长会时把支票交给他们。
家长会议的发起人据说原来也是位瘾君子，他的过去似乎在他身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他解释说这多亏戒毒所，是它把他改造为一个新人。这给了我们很深的印象，他告诉我们克丽斯蒂娜进步很大。
而实际上，这是在演双簧。这些人真想得到的是我们的钱。不久之后，我通过报纸得悉，戒毒所属于美国一个可疑的会道门。它的巨额利润完全是对不幸的父母们的剥削。
但是，和以往一样，我明白得太晚了，又办了一件错事。而当时我想象着克丽斯蒂娜落入了好人之手，我希望她在那里能住多长时间就住多长时间。但我需要钱。
我走遍了各个行政部门，但好像谁也无能为力，没有哪一家能告诉我戒毒所的真相。看我在各种窗口之间奔波着，真像是盗窃了这些人的时间。
最后，有个人对我说，首先应该拿到卫生部门发出的诊断证明，证明克丽斯蒂娜确实是吸毒瘾患者。拿着这个文件，我才能请求国家承担医疗费用。我以为这是在开玩笑，克丽斯蒂娜的不幸逃不过任何一双对此稍有常识的眼睛。但是，行政管理，就是这么回事。一直经过了两个星期的努力，我终于和一位官方认可的医生定了约会；而克丽斯蒂娜早已逃出了戒毒所。这是她第三次出走。
我哭得像个泪人。我想，又来了，一切又得从零开始。我和我的男友，我们开始寻找她。早晨，我们像梳头发那样在周围寻了一遭，晚上，到市中心（公共厕所都找过了）和唱片舞厅，这中间还到了火车站和地铁车站，所有的吸毒者出役的地方都找遍了，日复一日，夜复一夜。我们向警察申报了她的失踪，警察局把她列入了寻人名册。她最终会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
我恨不得钻入地底下。只有惊恐不安缠绕着我，总担心电话里有人通知我：您的女儿死了。我变得神经质，对一切都没有欲望，对一切都不感兴趣。我强迫自己上班，我不愿意请病假。我的心脏不正常；左臂不能移动，一到夜间就感到麻木；我的胃也在折腾，腰疼，头像是要裂开。各种不幸都集中到我的身上了。
我去看医生，他给了我一个善意的打击。在检查之后，他认为这一切都是神经性的，给我开了指导女儿戒毒的药方：当我告诉他我怎么会弄成这副样子后，他说，几天前有个姑娘找他看病，自称是个吸毒者，问他应该怎么办。
“那您是怎么回答她的？”
“毫无办法，干脆去上吊。”
这就是他对她说过的话。
一周之后，克丽斯蒂娜又回到了戒毒所，我对这个消息并不高兴。我身上有些东西已经死亡了。我觉得，一切能办到的人性的方法我都办了，但这毫无效益。而一切却在向反面发展。
在戒毒所，克丽斯蒂娜变了，但不是变好。她一点也没有个姑娘的样子，她变得粗俗不堪——几乎是令人生厌。
从她进入戒毒所之后，我最初去探视她那几次开始，我的心就被刺伤了。突然之间，她变成了一个陌生人，她身上的什么东西被毁了。在这之前，无论如何，她还保留着与我之间的一条纽带。现在，完了，断了，就像经过一次洗脑一样。
这时，我要我的前夫把克丽斯蒂娜领回我家，但他更愿意把她领到他那里去。他要把她制服，必要时使用强硬手段。
我没有反对。我已经山穷水尽。我已经犯了那么多错误，如果顽固地坚持把她送到我母亲那里，我怕会在这一连串的错误上再加上一环。
克丽斯蒂娜自述
爸爸在带我去他家之前，先在乌兹库亚地铁站附近他最喜欢的一家酒店歇了一会儿。他想给我要一杯含酒精的饮料，可我只想喝一杯苹果露。他对我说：“如果你不想死的话，就必须停止吸毒。”我回答说：“正是为了停止吸毒，我才愿意留在戒毒所里。”
酒店里反复播放着一张旧的流行歌曲唱片。有几个年轻人在玩电动弹子球和台球。爸爸说像这样的年轻人才是健康的少年。他还说，我会很快找到新朋友，到时候自己就会明白吸毒是多么愚蠢的事。
我几乎听不见他在唠叨什么。我精疲力尽，内心感到非常痛苦。我只有一个愿望：让我孤独地呆着。我恨整个世界。本来我在戒毒所里似乎感觉到天堂之门又重新对我开放，没想到爸爸一来又把它关上了。我抱着我的小狗吉妮躺在床上。我问它：“吉妮，你知道人类是什么东西吗？”接着，我又替它回答：“其实我也不知道。”吉妮对什么人都摇头摆尾，因为它相信人都是好的。这是它唯一使我不愉快的缺点。我似乎更喜欢她在不信任人时所发出的那种低沉的叫吠声。
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发现吉妮并没有把屋里弄脏。于是我赶快带它出去拉屎。这时爸爸已经上班去了。
大门被锁起来了。我冲上去，使劲地摇晃门把。门被关得死死的。我尽量保持冷静。爸爸真不该把我像动物似地关在屋里，再说他也知道我得把狗带出去拉屎拉尿。
我满屋子寻找钥匙。我想爸爸一定会把它放在什么角落里。要是着火该怎么办？我寻遍床底下、窗帘后面、冰箱里面，就是找不到钥匙。这时候我没有工夫去发脾气，我只能在吉妮拉屎之前想出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我只好把它带到阳台上。它明白我的意图。
我对屋子审视了一番。自从我走以后，这里有了一些变化。卧室是空的：妈妈走的时候把床给搬走了。客厅里摆着一张我没有见过的长沙发——爸爸就在那里睡觉——还有一台崭新的彩电。那盆橡胶树不见了，还有那从前爸爸用来打我屁股的竹棍也不见了。爸爸在那块地方摆上了一盆猴面包树。
在孩子们的房间里，那个老掉牙的衣柜仍然摆在那里。这个衣柜只能打开一扇门，否则就会有倒下来的危险。那张床也和从前一样，只要一动就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爸爸把我关起来的目的是为了让我变成一个正常的姑娘，可他连自己的房间都没收拾好。
我和吉妮又回到阳台。它把前脚搭在阳台的栏杆上，看着11层楼下面的街道，还有周围一幢幢灰色的高楼。
我很想找个人说说话。于是，我给戒毒所挂了个电话。他们告诉了我一个惊人的消息：巴普西也进来了。她终于也想洗手不干了。巴普西在电话里告诉我，人们把我原来住过的床位给了她。我无法和巴普西生活在一起，心里感到非常难过。我们在电话里谈了好长时间。
当爸爸下班国家的时候，我一句话也不说。他也只三言两语地说了几句，因为他不想浪费他的时间。他为我的生活做了一个安排。一个星期的每一天他都为我安排了一个时间表：干家务，买东西，喂鸽子，打扫鸽子棚等等。然后他用电话来监督我执行的情况。至于我的娱乐，他给我派来一个小姑娘，那是我从前的同学卡特琳娜。卡特琳娜是一个只爱看电视的小懒虫。
爸爸还给我许下一个愿：他将带我去泰国旅行。去泰国是他的毒瘾。他每年至少得去一趟泰国，一方面是去那里找泰国妓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上那里购买便宜的服装。他总是把钱存起来，以便能去泰国旅行。泰国就是他的毒品。
我听着爸爸讲话，心里想：眼下还只能听他的话，因为这总比被关在房子里强。从第二天起，我的行动计划就生效了。我按计划上的规定先搞家务，然后上街买菜。卡特琳娜来找我去散步。我一见她就讨厌，我叫她回家算了。但她仍赖着不走。当我说我必须去喂鸽子时，她就不愿意陪着我而溜走了。
下午的时间归我自己支配。因为我的精神一片空虚，所以我真想找点东西刺激一下，可我不知道这个地方能弄到什么毒品。我跑到哈森海德公园呆一个小时。那里可以找到大麻。我真想弄支大麻抽抽……
但是，我身无分文。我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钱。爸爸有一个储蓄罐，里面装着100多马克的硬币。这是他准备去泰国旅行的储蓄罐。我从中取出50马克，还留一部分在里面。我心里想，将来我再把爸爸给我的零花钱攒起来，很快就可以填补这个缺数。
我在公园里刚走了几步就碰上了团伙里的老伙伴彼埃特。我的第一支大麻烟就是在他陪同下抽起来的。他现在也沾上了海洛因。我问他这里是否可以弄到海洛因。
他问我：“你有钞票吗？”
我回答说：“有。”
他说：“跟我来。”他把我带去见一帮外国人。我从他们那里买了一包海洛因，手头还剩10马克。我们一起来到公园的厕所里。他把他的注射工具递给我，我送给他一半海洛因。就这样，我们俩在那里各打了一针。
我按时回到了家里。爸爸是在6点钟下班回家。他并没有看见我刚才打过海洛因。我心里有点难过，因为今天忘了喂鸽子，让它们饿了一天。明天我一定加倍地喂它们，还决心以后不再打海洛因。在哈森海德公园，如果你不打针而抽大麻，别人也不会笑话你或瞧不起你。我想这倒是个戒毒的好地方，我一定会彻底戒掉我的毒瘾。
每天下午我总带着吉妮来这个公园散步。它也很喜欢这个地方，那里有很多特别温柔的狗。这个地方连狗都显得可爱。大家都喜欢吉妮，都过来抚摸它。
至于家里的鸽子，我每两天喂一次，有时候三天才喂一次。其实，只要在鸽子棚里撤些食物，不至于让它们饿死就行。
每当有人给我一支大麻烟时我就抽起来。公园里总有人递给我一支。
我渐渐对那个卖海洛因的外国人更加熟悉了。他叫穆斯达法，是个上耳其人。他常常把海洛因藏在草地里，警察来了什么也搜不到。他的买卖挺公平。他身边还有几个阿拉伯人，大家相处得很好。
穆斯达法有一天对我说，打海洛因针太危险了。要想不上瘾，只能局限于口服。他和那些阿拉伯朋友都是口服海洛因，所以没有一个上了瘾。他们和欧洲人的确不同，他们懂得如何使用毒品。而欧洲人一见海洛因就没命了。我想总有一天，东方人可以用毒品毒死所有的欧洲人和美国人，就像当年欧洲人用烈酒去毒害印第安人一样。
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非常快活，也不觉得自己是个吸毒者。直到那一天，我真感觉到没有毒品就无法支持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又重新落入了毒品的圈套。
晚上，我在爸爸面前尽量装成一个勤快的女孩子。我常常陪他上酒店去。有时候，为了讨他喜欢，我还特意为他叫一杯啤酒。在酒店时常常有一些顾客不怀好意地盯着我。但是我不理睬他们。我想有朝一日，当我不吸毒的时候，我也要做一个受人尊敬的堂堂正正的女人。
我尽量振作起来。我想练习打台球，玩扑克牌。我想学会所有男人擅长的各种游戏。尽管我被迫同那些下流人生活在一起，但我至少也要求得到他们的尊重。我也会有自豪的时候。我不向任何人乞怜、讨好。我从没有低人一等的感觉。
但是，由于我的毒瘾天天发作，我只好天天跑到公园去，而这就占去我很多的时间。我又不能整天呆在穆斯达法家里。还有爸爸的那些鸽子——我已经三天没给它们喂吃的了！我每天还得按时搞家务，买东西。还得准时等待爸爸电话的监督。碰上我不在家的时候，我只好编造些谎言搪塞。可又不能天天捏造同样的谎言。我的日子真是越来越不好过。
有一天下午，我来到哈森海德公园，突然有一双手捂住我的眼睛。我转过头，原来是戴特莱夫！我们立刻拥抱起来。我看见戴特莱夫脸色很好，他说他去了一趟巴黎，的确有几天没打针了。可一回到柏林，他就马上跑到动物园地铁车站弄了一针。
我们一起回到了家里。这时候离爸爸下班回家还有一段时间。因为我的床摇摇晃晃，所以我把床罩铺在地上，我们躺下做爱。此时此刻，我们真像国王一样幸福。接着，我们聊起天来。我们谈到戒毒问题。大家决定从下周就开始戒毒。戴特莱夫跟我说他是如何和贝尔恩德弄到钱去巴黎的：他们把一个嫖客关在厨房里，然后抢走他的一本欧洲银行支票。贝尔恩德终于落到警察手里，可他自己没事，因为那个被抢的人根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我们每天都在哈森海德公园见面。后来我又常常把他带到家里来。我们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