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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天都在哈森海德公园见面。后来我又常常把他带到家里来。我们几乎不再谈论戒毒的事了，因为我们觉得这样的日子过得很幸福。不过，我越来越难以支配我的时间。父亲也加强了对我的监督，并且交给我一大堆新任务。我还必须抽点时间去看看那些阿拉伯人，以便给戴特莱夫带回点海洛因，可我又愿意和戴特莱夫多呆一些时间。这真叫我为难。
最后，我觉得没有别的出路，只好在吃中午饭的时间到动物园地铁车站拉个客人。我一直向戴特莱夫保密。这样一来，我们俩就不愁找不到毒品了。
大概是戴特莱夫回来的一个星期之后，我在公园里没见到戴特莱夫，却见到了罗尔夫。他一直是戴特莱夫的同性嫖客。他的脸色很难看，并且只和我说了一句话：“他们把他关起来了。”戴特莱夫被捕了，警察立刻把抢劫支票的案子推在他身上。原来是买下那本支票的赃主把他出卖了。
我跑到公园的厕所里哭了一场。又一次，明天的歌声又不是对我们歌唱。现实又恢复它的法则，也就是说，我们将没有任何希望。由于心情混乱，我的毒瘾上来得更快。可是这个时候，我哪有心思去找那伙阿拉伯人聊天、嗑葵花子儿，等待着他们恩赐一点海洛因？我跑到动物园地铁车站去。我靠在一扇橱窗的跟前等客。可今天这里却格外宁静，街上没有一个行人，就连一个外国人也见不到。原来这时候电视正转播一场精彩的足球赛。
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熟人，他叫亨利，是施特拉和巴普西的老客户。这个家伙常常用实物支付，甚至还可以向你提供针具。不过他总要求接吻。无论如何，自从我知道戴特莱夫被抓去坐牢之后，对我来说，干什么都无所谓了。亨利没认出我来。可当我对他说“我叫克丽斯蒂娜，是施特拉、巴普西的好朋友”时，他就很高兴，立即叫我陪着他。他给我两份海洛因。这已经不算少，差不多合80马克。但是我还是和他讨价还价，我终于得到一点补贴，可以买些香烟和可乐。达成交易以后，我们就上路了。
在路上，亨利停下来去买他的药品。我觉得我的毒瘾已经上来，恨不得马上在车里打针。可是亨利始终不愿意先把海洛因预付给我。
到了他家里，他先打开抽屉，让我看看一大堆姑娘的裸体照片。我根本无心欣赏这些东西，我的眼睛直盯着他那口袋里的海洛因。于是，我对他说：“照片很漂亮。现在先让我打一针吧！”我们一起上楼去。他给我准备好一针海洛因，打完之后，他又让我休息一刻钟，然后才上床同他睡觉。我真急于完事好回家，可他一定要我说出有什么感觉。我只好佯装已经达到高潮。总的来说，他对我还是很慷慨的。
就这样，继施特拉和巴普西之后，我又成了亨利的私娼。我觉得这倒很省事，可以使我节省不少等客的时间，连我的家务事也不会被耽误了。
我几乎每天下午都到亨利家里去。我现在觉得他不错。他总说他喜欢我，同时也愿意听我说我喜欢他。他很害怕我再上动物园地铁车站去拉客。
除了亨利之外，我再也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戴特莱夫身在监狱，贝尔恩德也一样，巴普西进了戒毒所，施特拉似乎已经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妈妈对我不感兴趣，至少这是我的感觉。至于我的父亲，实际上我整天向他说谎。因此，我只剩下亨利一个人：我可以对他说任何问题，我没有任何可以对他隐瞒的东西。唯一我不能对他开诚布公地说出来的，那就是我对他的感情。
有些时候，当他把我抱在他的怀里时，我真觉得很幸福。我似乎觉得只有他才能尊重我。还有谁能尊重我？当我和他呆在沙发里的时候，我觉得我并不是他的情人，而是他的女儿。不过，他对我的要求越来越多。他要求我时刻陪着他，要求我帮他料理店务，同时能让他把我介绍给他那些所谓的朋友。其实他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
这一来，我又得同时间赛跑。而爸爸也越来越不相信我了。
他经常搜查我的东西。我必须十分小心，不能在家留下任何蛛丝马迹。我必须创造一种密码来记录我的朋友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例如：亨利住在森林街，我就在本上画两三棵树。我还把电话号码写成一些算术作业题。因此，3954773的电话号码就变成：3·95马克＋47分＋73分，然后仔细算出个结果。这至少也算是个算术运算的练习。
一天，亨利终于找到施特拉失踪的秘密：也被抓进去坐牢了。这对亨利来说打击不小，倒不是为了施特拉，而是害怕她会把他出卖给警察。好久以前，我就听说由于他被指控拐骗少女卖淫吸毒，此案至今仍悬而未决。如果施特拉说出他用毒品来支付那些卖身的少女，那他的罪一定轻不了。
我也同样担心，因为弄不好我也会锒铛人狱。我真不想尝坐牢的滋味。
我又给戒毒中心挂了电话，以便把这个消息告诉巴普西。我几乎天天给她打电话。直到现在，她在那里一直呆得很好。今天，她没有来接电话：人们告诉我她已经住院了，她得了黄疸病。
第二天早上，我带着吉妮乘地铁到威斯登医院看望巴普西。这是一个很漂亮的住宅区。一幢幢时髦的别墅，周围绿树成荫，环境优美极了。我原来不知道在柏林还有如此美丽的地方。其实，我还不了解柏林，我只知道我们克罗比小区及它周围的地方，还有就是妈妈所住的克勒兹堡住宅区。天正下着倾盆大雨。我和吉妮都淋成落汤鸡。但是我们都感到很快活，因为我们都能在绿地上奔跑，还有——这只是为了我——我们马上就可以见到巴普西。
医院不让吉妮进去。我真没料想到这一点。幸好有位看门人很热情：他答应在我探视病人的时候替我看管它。我跑到住院部，但是没有找到巴普西。最后，我问我所碰见的第一个大夫她在哪儿。我对这位大夫说：“我很想见见她。”大夫告诉我，巴普西已在昨天从医院逃跑了。由于她乱吃各种毒品，她的肝脏已经腐烂，无法治好了。
我只好领吉妮回家去了。在地铁里，我一直琢磨着：要是巴普西的肝已经腐烂，那我的肝也好不了。因为我们俩都是一个样。我要是能找到巴普西该多好啊！我把我们之间过去的争吵忘得一干二净。我觉得我们俩都需要互相帮助，也许此时此刻，巴普西也正需要找个知心朋友说话，然后我会劝告她回到医院去的。可我又立刻回到了现实中来：我知道，经过两天的奔跑和毒瘾的折磨之后，她是无法回到医院的，要是我，也一样做不到。我也知道该上什么地方去找她：她可能在赛马场，要不就在某个嫖客的家里。我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到处奔跑，因为爸爸一会儿就会给家里打电话。我只好用吸毒上瘾的人的道德观念来原谅自己：人人为自己。我回到家里。再说我也没必要到公园去拉客。亨利给我提供的海洛因足够我眼下用的。
第二天早上，我上街去买一份《图画报》。我每天早上都这样做。过去，每天晚上妈妈总是给我带回来一些有关“吸毒受害者”的消息的剪报。我现在对这类文章十分熟悉。
那天早上，买回来报纸以后我就准备了几片果酱面包，然后边吃边翻阅这份报纸。我发现第一版上有个大标题：《她只有14岁》。用不着看下文我就明白了：她就是巴普西。我似乎早就有预感。我突然变得麻木不仁，就像死了似的。我好像觉得我刚读到一则宣布我死亡的消息。
我跑到浴室去给自己打了一针，打完之后，我的眼泪才开始汪汪地流出来。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在为巴普西还是为自己哭泣。我又躺在床上。我点了一支香烟，以便有足够的勇气读完这篇文章。这则消息写得像似一篇动人的街头见闻：“一根乳白色的塑料一次性注射器还握在她的左手，一个名叫巴贝特的女中学生已经死去。这位姑娘——这是迄今死于毒品的最年轻的姑娘——是死在布罗特罗岱街的一间公寓里。据纳吉（30岁）对警察说，他是在‘音响舞厅’的迪斯科舞场见到这个姑娘的。因为当时姑娘不知道该上哪睡觉，他便把她带到家里。巴贝特是今年以来在柏林第46个死于毒品的受害者。”等等。报纸对这类事情的报道未免过于简单，简直就是文过饰非。许多报纸还加油添醋，报道了许多有关巴普西的情况，用的是十分醒目的题目：《德国最年轻的吸毒受害女性》。
到了中午，我才比较清醒过来。我感到无比愤怒。我敢肯定，一定是哪个没良心的毒贩子的掺假毒品卖给了巴普西，可能是一种含有马钱子碱的东西。用马钱子碱冒充的毒品正在柏林蔓延开来。我再也不能犹豫。我立即到警察局去报案。我把我所知道的有关毒贩子贩卖假毒品的情况统统对警察说了。可他对这一切似乎不感兴趣。最后警察用他那句老生常谈的话打发了我：“好吧，克丽斯蒂娜，下次再见吧！”
我心里想，街上卖毒品，这对警察来说是无所谓的。因为他们所指望只是能从他们的黑名单上把一个个吸毒者的名字勾掉完事。我发誓自己一定要把害死巴普西的凶手找出来。
那个收留巴普西的男子与她的死是无关的，这个人我非常熟悉。他有的是钱，并且脾气很古怪。他喜欢找一些特别年轻的女孩子作陪。他曾经用车子带我到城里兜风，代价是请我吃一顿午饭。他只愿意和那些有性欲的女孩子睡觉。有时他找上我的时候，他可以等待我很长时间，他是一个商人，可他永远也不明白，卖淫本身也是一种交易，而不是任何别的。
我又来到选帝侯街。我的目的是在那里赚到足够的钱，以便去找那些我认为可疑的毒贩子，把他们的毒品买下来好做鉴定。谁也不知道巴普西最后的一针海洛因是从谁手里买下来的。我总觉得我现在正在寻找害死巴普西的凶手的下落。实际上，这也只是我购买毒品的一个借口。我心里完全明白。我一直记住这样一句话：“一定要把这个坏蛋找出来，那怕丢了你的性命也在所不惜。”就这样，我再也不怕给自己注射海洛因了。
一份心理学家的分析报告
柏林精神病情报中心主任贝尔恩德·乔治—汤姆心理学家霍斯特·布罗梅尔
根据我们的估计，最近3年来，在联邦德国和西柏林，12岁到16岁的海洛因成瘾者的比例已经从零达到百分之二十。克丽斯蒂娜典型地代表了毒品贩子的新靶子。她的女友巴普西也是如此。巴普西曾在1977年就教于我们并在两个月后由于过量用毒而死亡。我们无力帮助这个只有14岁的少女。此后，施特拉和克丽斯蒂娜团伙里的其他一些麻醉品使用者，也来向我咨询，他们表现出新一代年轻吸毒者所有的特点：明显的好斗性。但此外，他们还需要一种对幼儿一样的保护、重视、爱和热情。
巴普西是在1977年5月由一些对她负有教育责任的人带到我们这里来的。她的行为很像一个还抓住妈妈裙子不放的神情忧郁的小姑娘。但实际上，两年以来，她已经经历过瘾君子各种天堂和地狱般的生活了。
一个吸毒者随时都企图从海洛因的奴役及其后果——卖淫、违法、体质衰退——中解脱出来。那些年纪最大的吸毒者——那些16、18或19岁才落人罗网中的人——在多次尝试独自戒毒无效之后——便转向专门的部门。直到目前为止，这些部门和他们拥有的手段——建议、疗养、治疗——都是为这些人，即这些近乎成年的瘾君子而设计的，其基本原则是有关的患者应出于自愿，我们的工作是帮助他们自己进行戒毒。
面对5万左右的吸毒者，我们在公众部门大约有180个治疗床位，在私人部门（诊所、团体等）有1100个床位。一些老吸毒者在这里过集体生活并被强迫接受严峻的制度。我们没有治疗成功率的可靠数字，但我们估计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重新开戒，特别是因为这些人在戒毒之后又重返同样境遇的起点：正是那些境遇使他们走上吸毒之路。
但由12到16岁的麻醉剂使用者组成的团伙越来越多。他们得不到帮助。当然，我们接待那些像巴普西那样的由于老师或社会服务部门强迫而来的人进行咨询，但他们拒绝目前这些治疗中心严峻的规定，不愿承担被收入院所必须的条件：出于自愿。
他们从再次开戒的吸毒者口中听到过治疗中心所犯下的“暴行”，所以巴普西在和我们交谈的整个过程中都对我们流露出完全的不信任。我不能消除她的恐惧而勉强地把她送到什么地方去。确实，对于随便哪一个吸毒者来说，下决心进入医疗中心都是困难的。当然，他们得忍受毒瘾及其所带来的痛苦。但这种痛苦他们已经习惯了。在一个治疗团体中，他们不但要放弃他们熟悉的环境，习惯的交往，连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也要听命于人，直到损伤他们的人身自由。例如，为了表明他们已经与毒品世界决裂，他们应该剪掉头发，更换衣着方式和放弃刺激性的“狂风式”音乐。
但是，对于一个14岁的孩子来说，发型、服饰和音乐比对一个20岁的瘾君子要重要得多。为了留长发，穿紧身牛仔裤或者为了唱片，他们可能与双亲吵上两年。在他们痛苦地猜度着在医疗中心里等待着他们的命运的时候，作为进入这个中心的人门证却是牺牲象征他们激烈斗争而取得的成果。而正是这些成果为他们赢得了朋友、伙伴和团伙的尊重。依我们之见，取消它们对于这些孩子未免太苛求了。
这些吸毒的孩子们的感情还不很稳定。他们在对一个充满安全感的世界幼稚的憧憬与梦想和大人们在竞争中的行为表现之间摇摆着。人类在青春期遇到的心理冲突，他们通过在精神和肉体上使用毒品进行了“补偿”。这些孩子没有逐渐地脱离父母家庭，慢慢地取得自主的经验。他们只学会了每当生活的关键时刻逃避现实。
尽管这些12到16岁的孩子们在弱肉强食的毒品世界中经历了很艰苦的生活，尽管有他们在那里学到的那种东西，从感情的方面上讲，他们仍然是孩子。所以当他们不得不屈服于目前的这种确实不适宜于孩子的治疗时，他们表现得倔强不驯。
像很多其他的孩子一样，巴普西不能屈从于这种长期治疗的要求，我们曾在多次长时间的谈话中力图使她思想有所准备。当她在一家神经精神病学机构中断毒之后，我们把她送往杜宾根吸毒者救济协会，那是一个少有的能破例接受她那种年龄的吸毒者的中心。在途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她显得紧张，同时又处在一种愉快的兴奋状态中。我们长时间地谈着上帝和世界。肉体上的戒毒给她带来了欢悦和自信。但是，在快到杜宾根时，她表现出不安与神经质。
我们到达之后，巴普西由一个前吸毒者领到为新来的人准备的接待室。但是，甚至在人院谈话之前，她就声称要回柏林。她已经看到了她必须接受的一切：她刚刚经过搜查（行李、衣物、甚至还要搜身），避免把毒品带到医院中，现在，又要把她的长发剪短。当她看到理发师拿着剪刀走近她时，她忍不住了。医疗中心的人又和她谈了一次，但也不能改变她的决心。在下述的状况下把她收留在杜宾根是不合乎情理的：她将被关在医疗部，而且，由于她的对抗，她可能会构成某种对其他人的危险。此外，一有机会，她�